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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韜學貫中西、思想超前，是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的先進代表，在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外交等方面提出許多改革主張，其中得以親身實踐的唯有教育領域。王韜在教育目的、目標、對象、內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諸多創見，形成獨特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期間付諸實踐，在社會上起到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培養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對中國教育近代化具有先驅意義。

關鍵詞:王韜;教育改革;思想啟蒙

王韜(1828—1897年)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和新聞工作者，面對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困局，他針砭時弊，推崇西學，倡導改革，其改革主張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領域，但真正付諸實踐的只有教育領域。王韜在教育目的、教育目標、教育對象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還在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期間開展一系列教育改革，為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進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探討王韜學校教育改革思想，不僅對學校教育史研究有較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深化當前中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也有現實意義。

一、教育目的:富國強兵

近代中國處于“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落后挨打、割地賠款的殘酷現實驚醒了一批先知先覺的中國人，他們倡導變法革新，探索中國富強之策，王韜便是這批先進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王韜從小胸懷經世報國的遠大抱負，多次參加科舉謀求功名，但均名落孫山。盡管如此，王韜仍懷著強烈的經世熱情，積極向清政府官員建言獻策，希望能夠受到重視和采納。在遭到清政府通緝流亡香港期間，王韜飽受饑寒之苦，但依然關心國家前途命運。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此豈肉食者所能遠謀，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竊慮者也。”［1］難能可貴的是，王韜在歐洲游歷期間，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氣，在英國公開場合上舌戰英國商人，痛斥英國向中國輸出鴉片的嚴重危害，體現了一名中國人的拳拳愛國之心。王韜敏銳地認識到人才在國家興衰中的重要作用，反復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治，賢才在下則國亂。”［2］“天下之患，不患在賊而患在無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設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無人。”［3］王韜認為，中國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故今日我國之急務，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4］。學校教育是人才培養的重要渠道，王韜從國家富強角度論述人才問題，其學校教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然也在國家富強。王韜的教育實踐反映了其教育目的。王韜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后，著眼中國富國強兵，突破原先局限“格致”的辦學范疇，引導學生不僅要學習西方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而且要關心國內外大事，討論時事政治，關注西方政治制度等。王韜主持的考課活動，將時務特別是中國富強治術作為考課命題的重要方向，促使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探討中國富強之道。王韜晚年看到上海格致書院蓬勃發展、人才輩出的盛況時，十分欣慰地說:“余老矣，行將拭目而觀中土人才蒸蒸日上，通知時事，為國家立富強之基也，豈不幸哉!豈不快哉!”［5］再次驗證了王韜把富國強兵作為教育的目的。王韜還認為，“君與民近而世治”，學校教育在國家治理中具有“上下相通”的聯絡功能。“古者里有塾，黨有庠，鄉有校，讀法懸書，月必一舉。茍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無私政，則下無私議。以是親民之官，其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6］王韜希望通過學校教育，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為國家富強創造良好政治環境，“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富強之效亦無不基于此矣”［7］。可見，王韜強調學校教育聯絡上下的功能，其目的依然是國家富強。

二、教育目標:新式人才

傳統教育依附于政治，其目標是為封建政權培養人才。受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的影響，傳統人才觀帶有倫理至上的道德主義色彩，認為人才是指具有良好品德和掌握儒家經典原理的人。王韜審視了古代以來的人才狀況，發現官方所倡導的人才往往“有名無實”，舉人、進士、翰林等，屬于封建社會的主流“人才”，但嚴重脫離實際，對國外政治、民情、地理等情況都不了解，甚至對國內事務治理也茫然無策，“及問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則茫然莫對也”［8］。為此，王韜提出人才有“真才”和“偽才”之分，“世有真才，亦有偽才。偽才之與真才，猶碔砆之于寶玉，魚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試之而后見，而不能空說也”［9］。王韜從“尚實”的角度，把實用作為甄別人才的重要標準。“所以甄別人才者，直言極諫，輿圖象緯，一切專求乎實用。”［10］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多樣化、多規格的專門人才。傳統人才觀追求“全才”，視技能技術為“奇技淫巧”。王韜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桎梏，認為人才可分為多種，“才有數等:有吏才，有將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沖御侮之才，有明體達用之才、有應急濟變之才”［11］。以上各類人才雖然不是傳統所倡導的“全才”或“君子”，但他們術業有專攻，擁有一技之長，都是富國強兵所需要的實用人才。王韜認為，傳統學校教育為封建政權培植大量無真才實學的官吏，無益于國家富強事業，必須改革傳統學校教育，培養社會發展需要的實用“真才”。王韜欲求“真才”的教育觀與上海格致書院的辦學宗旨不謀而合，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表明出任山長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新式人才。“近以滬上中西董事公舉，承乏格致書院，忝居掌院。擬廣招生童，前來肄業，延請中西教讀，……務期有益于時，有用于世，為國家預儲人才，以備將來驅策。”［12］王韜在上海格致書院期間，圍繞為國家培養新式人才的教育目標，把書院辦學與國家富強、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對招生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等進行了全面革新，顛覆了傳統學校教育模式，開創了中國近代學校教育之先河，培養了一大批新式實用人才。

三、教育對象:面向大眾

傳統官學教育對象范圍十分狹窄，呈現等級化、特權化、小眾化的特征。王韜主張擴大教育對象，實現教育普及化、多元化、大眾化。一是普遍設立新式學校。王韜十分贊賞法國學校教育制度，在《重訂法國志略》一書中介紹，法國教育分為太學、國學和小學三級，其重點在小學和國學，小學數量眾多，遍布各個市鎮。王韜主張借鑒法國教育制度，由政府在國內每省、每郡、每州、每邑，設立文武學塾，作為人才培養基地。王韜還希望社會有識之士在中國各地廣設新式學校。19世紀70年代初，中國近代教育家容閎在廣東香山縣南屏創辦義學，王韜獲悉后專門撰寫《征設香山南屏鄉義學序》一文，高度評價容閎的辦學行為，指出辦義學不但可以為國家培養人才，而且可以造福桑梓，“誠能鄉設義學，教導有序，則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習文，資秉魯鈍者亦得工于藝，直可使野無遺賢，里無廢人，其效之可睹蓋有如此者”［13］。二是倡導女子教育。王韜在歐洲游歷期間考察了英國女子教育狀況，認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是西方國家教育成功的重要體現。針對中國傳統學校教育漠視女子教育的弊端，王韜建議借鑒西方國家經驗，設立女子學校，讓廣大女子與男子同享教育權利。“西國重女教，立女書院，中國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學校，延女師教之，習六經六學……立女學校教之，女才出矣。”

王韜還發出“夫女不讀書，教之何益?”的慨嘆，呼吁更多國人關注女子教育。三是擴大教育對象。上海格致書院實行開門辦學，“凡聰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許來院習學”［15］。這種愿者來學的招生方式，使上海格致書院發展成為一所面向全國的學校。根據王爾敏先生統計，格致書院1886—1893年課藝獲獎學生共86人，從考課學生的籍貫看，其中江蘇籍37人，浙江籍11人，廣東籍6人，安徽籍5人，湖南籍3人，福建籍2人，天津、山東、河南各1人，籍貫不詳者19人;從獲獎考課學生身份看，在86名優勝者中，舉人5人，貢生54人，監生3人，以上科甲出身人員共62人，占全部獲獎總人數的72%。［16］格致書院教育對象十分廣泛，不僅遍布中國9個省份以上，而且涵蓋不同類型和層次的知識分子。四是開展幼兒教育。王韜認為，幼兒可塑性強，培養新式人才需從娃娃抓起，“夫人之造端，貴乎始基。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所謂先入者為之主也，幼學而壯行，家修而廷獻，其所系於自少教習者，豈可緩也哉”［17］。上海格致書院打破年齡的限制，開設格致預科班，專門招收10至14歲男童入院學習，教授英語、數學、地理等課程，為這些兒童將來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打下基礎。此外，王韜繼續保留上海格致書院社會教育的功能，將院內教育資源向社會開放，允許書院外人士參觀博物院和書房;舉辦各類科學講座，允許書院外人士前來聽講，使上海格致書院成為當地聞名的科教基地。

四、教育內容:引進西學

傳統學校教學內容局限于儒家經典知識和思想道德領域，較少涉及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學科，務虛而薄實。王韜經過中西學對比后認為，既然傳統教育內容通經而不能致用，就應該引進先進的西學。他指出:“中國數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經。而西者，績六經之未具，又非中國諸子百家所能言，故淺而用之。西學皆日用尋常之事，擴而精之;西學即身心性命之原。”［18］綜觀王韜的學校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其倡導的教學內容與西學密切相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外國語言

文字鴉片戰爭后，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往來日益密切，需要通過語言文字相互交流，洋務運動也急需通曉西方語言文字的人才。王韜認為，掌握西方語言文字是認識西學、學習西學的前提，主張在口岸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國家亦當于各口岸設立譯館，凡有士子及候補人員愿肄習英文者，聽入館中，以備他日之用。”［19］王韜還建議，這些學生學成后，可以讓他們翻譯西方國家有關機器、格致、輿圖、象緯、槍炮等科技書籍，從而讓國人了解和掌握西方先進科技。上海格致書院也把教授西方語言作為重要的辦學內容。

(二)格致之學

隨著口岸開放和國內風氣漸開，學習西方先進器物逐漸成為當時近代中國的社會潮流。王韜主張把格致之學納入學校教育內容。如，王韜建議在各口岸設立藝術院，講授光學、化學、電學、重學、醫學等自然科學知識，以及槍炮、船艦等機器制造技術，培養富國強兵需要的實用人才，以擺脫西方人士的牽制，“將見不數十年間，各處廠局，皆我中國之人主理其事，不必假手于西人”［20］。以“格致”命名的上海格致書院更是肩負起傳播格致之學、培養格致之才的重任，王韜在制訂教學內容時，規定講授西國語言和自然科學。

(三)西方哲學

王韜認為，要改變長期禁錮國人的傳統經學思想，需從學習西方哲學入手。王韜在上海格致書院已有的課程基礎上，增加西學哲學科目，教師在講授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時，有機滲透西方哲學方法論，引導學生樹立實證的思維，反對憑空想象和捏造。上海格致書院還把西方哲學作為考課內容之一，如1889年李鴻章所出的考課題目有關西方哲學內容，“問《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無慮數十家，于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西學格致，始于希臘阿盧力士托爾德(亞里士多德)，至英人貝根(培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達文(達爾文)、施本思(斯賓塞)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21］題目中亞里士多德、培根、斯賓塞都是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

(四)西方政治制度

王韜認識到，洋務派僅在器物層面改革，不可能實現中國富強的目標，必須在制度層面進行深層改革。“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制槍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炳，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22］上海格致書院原先只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王韜擔任山長后，主張在學習西方語言文字、自然科學技術、哲學的同時，研習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上海格致書院曾多次以西方議院、法律等為考課題目。如1893年，鄭觀應以“中國是否適宜設立議院”為題，要求考生考察、評價西方議會制度，結合國情分析在中國設立議會的利弊。

五、教育方式:注重實效

在傳統學校里，講授者機械化地照本宣科，單方面向學生灌輸科舉考試知識，教學方法死板，教學手段單一，教學效果不佳。王韜深受西方近代學校多樣化教學方式的影響，探索創新上海格致書院的教學形式、方式、方法，取得廣泛影響。

(一)開設公共講座

上海格致書院成立初期，主要通過展示西方格致器具、出售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來傳播西學，并未開展具體的教學活動。從1877年起，上海格致書院舉行科學知識講座，民眾可自由前往聽講。王韜擔任山長后，繼續采用公開講演的形式。1895年，上海格致書院曾于每周六晚舉行講座，講座內容涉及礦物開采、解剖學、工程等，吸引了眾多聽眾。此后，舉辦講座成為上海格致書院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據郝秉鍵先生研究，在上海格致書院通過講座教習的教師多達數十個，其中傅蘭雅、華衡芳、傅紹蘭(傅蘭雅之子)、陸仁堂等主持數學講座，徐壽、欒學謙、秀耀春(美國傳教士)、來門義爾(美國人)等主持化學講座。［23］值得肯定的是，上海格致書院盡管辦學經費緊張，但開設的公共講座都免費向民眾開放。

(二)實行班級授課制

1879年，上海格致書院曾招生公告，設西國語言文字、格致實學兩個專業。但由于辦學經費、師資、生源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式開班授課。后在王韜的積極努力下，上海格致書院開設學塾、預科班等，實行分班講授，書院課程綱目中專門提到分班授課這種形式，“招集生徒，分班細教，學者常居院內，月教格致各門”［24］。這種分班授課組織規范、知識傳授系統，學生接受較高程度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1890年，上海格致書院聘請英國學者白爾敦來院講學，招收生徒，分班教學。白爾敦擬開設五個專題，分別是“論化電器之情形”“論勒氏發電筒”“論通電簡便之法”“論電氣吸鐵器之各用甚繁”和“論電氣能鍍金”。格致書院還專門制訂收費辦法，“凡來學者，每月擬納修金十元，房飯在內，如外居而朝來暮去者，月收六元”［25］。后來，隨著到上海格致書院求學的學生增多，書院也開辦一些專科班和學習班，形成較大的辦學規模，班級授課制初見成效。

(三)運用實驗等教學方法

傳統學校一般采取講授式的教學方法，既有通俗化和直接性的優點，又存在“填鴨式”“滿堂灌”的弊端。上海格致書院除采取講授式教學法外，還倡導綜合運用實驗、討論、問答等多種方法，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作用。《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指出:“本書院所設此舉，意在倡引鼓勵，并非坐館塾師逐字課讀者比。所有功課，全賴學者自行工苦，殷勤習學，本書院不過略助講解，以便明通而已。”“學課中遇有須演試者，擬用院內已有之器具，訂期在院依法試驗，或用影戲燈等法，顯明其理。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26］自然科學知識講授不同于傳統儒家經典知識的灌輸，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教學方法。書院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采取實驗法，使用儀器設備進行各種科學實驗和演示。書院課程綱目指出:“一為公講格致大綱，并用器且演試，以便眾人觀聽而增識見”［27］。實驗法在當時十分新奇、先進，教師與學生都能饒有興趣地進行教與學，課堂教學更加直觀、生動，加深了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和掌握，起到傳統單一口授教學所不能達到的教學效果。徐壽指出:“講習格致之學，非徒言傳，必須目見，尤必身親嘗試，口講指畫，而后能析其疑義，盡其妙用。”

上海格致書院十分重視實驗器具的配備，不僅積極從國外募捐格致器具，而且投入許多經費購買科學儀器。據上海格致書院的財務報告統計，1878至1882年，格致書院購置科學儀器共花費白銀1705.896兩，超過同期書院用于支付人員工資等開支費用1153.977兩，這對辦學經費一向緊張的上海格致書院是一筆不小的開支。［29］可見，格致書院十分重視運用實驗教學法培養新式人才。六、結語中國學校教育近代化，是在對傳統教育批判、傳承的基礎上，學習借鑒西方近代教育的先進理念和方法，逐步實現學校教育目的、教育目標、教育對象、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等方面的近代化。坎坷的科舉歷程、獨特的人生經歷、長期的海外漫游、赤誠的愛國之心，使王韜成為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提出許多富有價值的學校教育改革思想，并積極付諸實踐，加速了中國學校教育近代化進程。在教育目的方面，王韜緊扣富國強兵的時代主題，強化了學校教育服務現實社會的使命;在教育目標方面，王韜主張培養“具有一技之長”的“真才”，適應了社會發展對人才的多元需求;在教育對象方面，王韜推崇學校教育普及化，推動了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在教育內容方面，王韜積極引進西方國家語言文字、西方科學技術、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哲學等內容，促進了中西文化融合發展;在教育方法上，王韜推行班級授課等教學方式，采用實驗法等新式教學方法，促進了中國學校教育科學發展。

總之，王韜學校教育改革思想和實踐超越了同時代大多數的思想家、教育家，為推動中國學校教育近代化進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寶貴借鑒，產生了深遠影響。王韜學校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也存在一些歷史局限和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為中國學校教育近代化所做的努力和貢獻。當前，學習借鑒王韜改革思想和創新精神，對全面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大力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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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超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