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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有特色的人才培養

首先，在入學的資格上。東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簡章中，對招生人數及教育教學經驗的要求十分嚴格。如在學額上，規定“現招教育、體育、農業、商業專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學資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師范或中學及同等程度之學校畢業、身體堅強、品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專修科生除上列資格外，須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經驗，應由服務之機關繕具說明書。”從招生簡章可以看到，東大教育科招生人數少，利于小班教學。教育經驗作為能否被錄取的重要參考依據，符合教育學科自身發展特征。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們也是這樣遵守的，如1918年入學的羅炳之在自傳中記載到：“我二十歲吉安中學畢業后，曾任城、鄉小學教師各一年。當小學教師，原為解決個人生活問題；通過教學實踐，我逐步感到當教師的興趣，也覺得很有意義，這對我后來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8月往南京入該校教育專修科肄業。”1919年入學的陳啟天這樣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學專攻的學科，雖是政治經濟，但是畢業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經濟界，而是在學校教書。自民國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學、中學以及大學連續教了四年半的書。因此我深深覺得不懂教育而當教師，未免自誤誤人。民國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運動正盛的時候，有心人多半討厭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于是決意重新專攻教育，于民國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專修科。”1920年入學的吳俊升回憶道：“升學高師，本是先父的設計，也是我的素志”，“我因為立志從事教育，所以不僅進入高師，還選擇了高師的教育科。”東大教育科在入學資格上重視學科背景與教育經歷，其目的是為學生學習教育學科提供一定的支撐，切實有效地將理論與實踐有效結合起來，縮短教育科學人才的培養周期，入學前的志向使學生的學習更有目的性與針對性。

其次，在課程安排上。東大教育科的教師大多有留美經歷，他們耳濡目染美國新教育運動，十分重視教育科學的科學化與專業化運動。在這種背景下，東大教育科規定凡教育科學生共同學習的課程有：英文、國文、社會學、生物學、世界大勢、哲學入門、科學發達史、體育和擇業指導，共計39學分。共同必修的專修學程為：教育通論、教育心理學大綱和教育統計，共計12學分。而教育科的具體課程，據陳啟天回憶：“我在南高及東大先后選習的功課，有英文、生物學、遺傳學、西洋哲學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學史、論理學、社會學、教育哲學、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學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心理學史、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驗、心理測驗、體育、音樂、教育實驗及參觀等科目。”1919年入學的教育專修科學生章柳泉則有更詳細的記載：“我入學的第一學期，就有一門介紹科學常識的課，陶老師（陶行知）在這門課中給我們講遺傳學，從達爾文到德弗里斯，特別是孟得爾的雜交試驗。第二年我們就學《科學的發展史》（張子高老師教的）。生物學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課程（秉志老師教的）。心理學是教育學的重要科學基礎，我們學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實驗心理學’是重點，共學兩年，做過很多實驗，還開設有‘心理學史’課程（都是陸志韋老師教的）。此外還有教育統計學（陶行知老師教的），‘測驗之編制與應用’（是以麥柯爾等人為主教的）。”從課程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出，東大教育科不僅重視本專業課程的學習，而且也積極拓展學生的綜合能力，陶冶學生的性情。對此，吳俊升后來回憶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學和心理學之外，我在高師選修的課程，多在哲學和文學方面。劉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學史》和《論理學》，使我獲益不少，后來我在教育方面專治教育哲學，與這兩科有關。”東大教育科這種培養模式，在教育科學發展程度不高的時代，對于提升教育科學的學科品質，系統培養教育科學人才，使學生掌握教育、心理專業知識與以后開展教育實驗活動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養模式上。東大教育科十分重視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以此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東大附中、附小以及后來陳鶴琴創辦的南京鼓樓幼稚園，都是東大重要的教育教學實習單位，而“教育專修科與附屬小學校、中學校之關系尤為親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規定初等教育學程與附屬小學主任職務、中等學校學程與附屬中學主任職務，各由一人擔任，庶使學理與經驗有所聯絡。”對于東大附小的性質，1918年入學的胡叔異有這樣的介紹：“東大附小是國立的小學校，這個學校的性質有三種：一方面是公益學校，以教育兒童為目的；一方面是實驗學校，以試驗新教育原理原則為宗旨；一方面是實習學校，供東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實習之用。”

東大教育科教師廖世承、俞子夷和陳鶴琴三人分別擔任附中、附小與幼稚園負責人，這為教育科的教學與實習提供了便利。對于具體情況，畢業于東大教育科的李清悚這樣回憶他的學習生活：“鶴琴老師在教學上極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他所教的兒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課程中往往以其子女個案調查事實為例證。講幼兒教育就帶我們到他所創辦的鼓樓幼兒園中，一面觀摩，一面教學。許多問題，往往和我們探討，不堅持己見，擇善者而從之。”不僅東大附屬學校作為東大教育科的重要實踐與實習基地，全國各地的學校也是他們實踐的舞臺，章柳泉對此回憶道：“中華教育改進社大力提倡，編了四十多種測驗，有團體智力測驗和各種教育測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麥柯爾的體系編制，主編的人如廖世承、陳鶴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協助麥柯爾教我們測驗課的老師，我們學這門課時，在導師指導下，到江蘇各縣小學初試，提取數據，編成各種測驗的常規，也還出過力。”332－333正是東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養模式，加上學生們個人的努力，東大教育科的畢業生大都成為社會的佼佼者，在教育與其他領域大放光彩。東大教育科部分畢業生的統計，如表2所示。從表2我們可以看出，東大畢業生一開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線，從事著中小學教育工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一些人從教學轉移到領導崗位，成為近代中小學校長，并在學校辦學特色與發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一些人留學國外，繼續深造，回國后在大學教育科中任教，積極從事各種教育改革與實驗活動，在中國近代教育舞臺上施展著他們的才華；一些人改學其他學科，為中國的學術與社會發展奉獻畢生。這些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個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東大教育科的培養模式同樣不可忽視。

二、形式多樣的教育服務

第一，創辦期刊，向社會傳播最新的教育訊息。《新教育》創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時間里共出版11卷53期。該雜志起初由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南學校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等5家單位聯合發起。東南大學，尤其是東大教育科，自該雜志創刊之時，一直在《新教育》的編輯與出版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從編輯部的設立上，第1卷1期到第4卷1期，編輯部設在上海市江蘇省教育會，而第4卷2期到第11卷1期，編輯部設在東大教育科，第11卷2期至11卷3期，編輯部設在北京中華教育改進社。可見，在編輯時間上，東大教育科共編輯了7卷，占總數的63．6％。其次，在主編上，蔣夢麟、陶行知、徐則陵和王希曾先后擔任《新教育》主編，其中，蔣夢麟共主編15期，陶行知主編14期，徐則陵主編22期，王希曾主編2期。陶行知與徐則陵先后擔任東大教育科主任一職，王希曾為東大教育科的畢業生。最后，在刊文數量上，《新教育》共刊文1456篇，署名文章378篇，其中發表文章6篇以上的作者有：陶行知（21篇）、俞子夷（19篇）、蔣夢麟（14篇）、鄭曉滄（13篇）、胡適（12篇）、陳鶴琴（12篇）、郭秉文（11篇）、麥克樂（10篇）、推士（10篇）、程湘帆（9篇）、朱家治（9篇）、廖世承（8篇）、姜琦（8篇）、蔡元培（8篇）、劉英士（8篇）、鄒秉文（7篇）、黃炎培（7篇）、凌冰（6篇）、徐則陵（6篇）、王文培（6篇）、唐鉞（6篇）、汪懋祖（6篇）等［15］。其中陶行知、俞子夷、鄭曉滄、陳鶴琴、程湘帆、廖世承、姜琦、凌冰、徐則陵和汪懋祖等人都為東大教育科教授。由此可見，東大教育科在大多數時間里實際主持著《新教育》的各項工作，將其作為傳播新式教育思想、研討教育問題、介紹新的教育實驗與測量方法的重要思想陣地。《新教育》自創辦以來，一直設有“世界教育”專欄，在“專論”、“參考資料”、“介紹書報”、“教育家傳”等欄目中積極推介歐美等國教育發展實況，開闊國人的視野。對此，讀者金洪均說道：“我定買《新教育》雜志，就想在此書中了解世界教育潮流新觀念。讀了以后覺得很得益不少。……我很希望，貴雜志將來永遠有‘世界新教育的圖畫’及‘世界體育界新體育’，以教國人。”［16］此外，《新教育》上還發行了“杜威號”（第1卷第3期）與“孟祿號”（第4卷第4期）兩個專號，著力介紹與宣傳了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與學說，還有對國內教育問題的探討，如學制問題的探討。《新教育》不僅刊發了大量的專論文章，而且就學制草案專門刊發了“學制研究號”（第4卷第2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不僅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學制草案的大診斷，也是一次聲勢浩大的學制革新的大宣傳，正是因為這次學制的大探討，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中國教育的實際國情之重要，也為1922年新學制的頒布奠定了基礎。另外，《新教育》上刊發的“鄉村教育專號”（第9卷第4期）、“國文教學特號”（第10卷第3期）、“全國教育展覽會報告號”（第9卷第5期）等專號，宣傳了鄉村教育、平民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時期的國文統一、白話文改革等運動。最后，在教育實驗與測量方法的推廣上，《新教育》以廖世承、俞子夷為主撰，刊發了兩期中等教育號（第10卷第2期和第11卷第1期）、兩期小學教育專號（第8卷第5期和第11卷第3期），積極介紹國外中小學教學方法與測量，并根據他們在中小學的實驗情況進行推廣。

第二，興辦暑期學校，積極進行教育服務活動。暑期學校產生于20世紀初期的美國，主要是通過暑期辦學的形式，傳播先進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以提高各類教師與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教研水平。暑期學校加強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提高了教師的教學水平、學生管理人員的管理能力［17］。暑期學校這種教育培訓模式自1920年引入中國，由南京高師率先仿照開辦，從1920年至1926年，一共開辦6期，其中，東大教育科師生成為其有力的籌劃者與參入者。現以第一屆暑期學校為例，系統探討一下暑期學校的一些細節［18］。如在招生方面，暑期學校主要面向學校教職員、地方辦學人員、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從第一屆培訓人員統計上看，總人數1040人，而小學教職員有804人，中等以上教職員123人，中等學校畢業生90人。在培訓的內容方面，主要包括：專門藝術的肄習，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對于職業和修養方面知識的擴充，中小學英文、算術、國文和其他科目的補習，名流言論的宣傳。在開設課程方面，共有19門：有小學組織法、小學教學法、白話文法、注音國語、兒童心理學、英語語音學、天演學說、中國古代哲學史、文學概論、社會問題、教育社會學、實驗教育心理學、英語教授法、近代西洋哲學史、團體游戲及競技運動、青年心理學、近世歐美文學趨勢、高等數學、個人及公眾衛生等課程。在這一期暑期學校中，東大教育科的陶行知、俞子夷、凌冰、陳鶴琴、廖世承、陸志韋和鄭宗海都是其中的教員，其中廖世承作了“本能的研究”、“尋常人和上智下愚的分別”和“測驗的種類”三次演講，陸志韋作了“超人之心理評論”、“近代心理學史大概”、“最近心理學上兩大學派”和“關于習慣的大問題”四次演講，鄭宗海作了“杜威學說”的演講。為了更好地辦好暑期學校，東大教育科的學生也積極參與其中，王克仁、繆鳳林、施之勉、楊效椿、唐瑴、吳定良、成榮章、章松齡、張念祖、張繩祖、金海觀、羅廷光、倪文宙、吳肅和邰爽秋等人從事教學管理與服務工作。鑒于第一期暑期學校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東大連續舉辦了6期暑期學校，培訓了一大批的中小學教師，同時也傳遞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與方法，進而提高了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第三，開展各種教育實驗活動，推介各種先進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

20世紀20年代，作為中國教育發展的黃金十年，一大批教育界人士從事著各項教育改革與實驗活動，而東大作為中國新教育運動的重要發源地，眾多東大教授也參與其中。如俞子夷在擔任東大附小主任一職時，積極從事各種教育改革實驗，使得此時期的東大附小，“從教學方法，到課程、教材改革，到教學組織形式，以至于學生的訓育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活動，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轟動。“一時，參觀南高附小的，絡繹不絕，……在中國小學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學概況。”在俞子夷的示范指導下，1921年，第7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提議全國研究、推行設計教學法，在全國范圍內掀起設計教學法的推廣高潮。廖世承在擔任東大附中主任期間，開展各種教育改革實驗，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道爾頓實驗，“廖氏鑒于道爾頓制之試行，在英美各中學，頗有成效，而在中國是否亦可采用，實有實驗研究之必要，因與麥柯爾氏磋商，用‘等組法’實驗，藉以比較道爾頓制與普通學法之效率孰優，并于民國十一年開始實驗，這便是中國教育采用科學方法實驗之肇始。”通過在東大附中的道爾頓實驗，肯定了道爾頓制的優點，但也提出：“我們從事教育的人，當注意實地研究，不應該作趨時的論調，以后采用任何新方法，應該先做一科學的實驗。實驗有效，然后再謀推行。”陳鶴琴作為中國的幼兒教育之父，開啟了幼稚園教育的中國化大門，1923年他在南京鼓樓自家客廳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實驗幼稚園，獲得了當時東大教育科主任徐養秋的支持，擴建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積極進行著中國化、科學化的幼稚園實驗，成為中國最早的幼稚教育實驗中心，開展了幼稚園中心制課程實驗，他在教具、教材和教法等方面的實驗成果成為后來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1932年《幼稚園課程標準》的基礎。東南大學教育科是中國較早設立的教育學科之一，它在一批學有所長的教師隊伍的帶領下，廣泛吸收國外辦學經驗，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加速了中國教育學科科學化與本土化的進程。另外，他們積極參加社會服務活動，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教育學知識的傳播與人才的培養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對于當下教育學科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作者：喻永慶單位：中南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