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對話美學的文學性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按照對話美學要義，形式主義為其提供問題框架，歷史主義指引其克服反歷史、反人文的弊端，兩者之間對話生成的系統既不困守于同一性的古堡，以無常對抗壓迫，又不落入無確定性深淵，以有序抵制虛無。但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擁有不同的學理訴求，存在諸多不可取消的差異與沖突，具有不可調和性。矛盾集中在兩點，一是系統存在的合法性尚需驗證，二是有序系統無常化、無常系統有序化的運作模式知易行難。首先，洛特曼指出系統的存在是必然的。他認為“創造文本的第一步就是創造系統。”〔2〕（P416）一切文本以系統的存在為前提。他指出“不依賴規則和結構聯系的創造是不可能的。”〔2〕（P409）也就是說，轉為代碼、模式系統是藝術文本的本質。一旦脫離系統，便違背了藝術的模式屬性，勢必使通過藝術理解世界、通過藝術溝通讀者變得不可能。洛特曼將系統作為藝術達成目的的前提條件。無論是藝術文本的結構還是文化生存的空間，洛特曼均勾畫多層次的復雜系統，強調功能單一的個體不能孤立存在，只有進入有序系統才能發揮作用。他指出“藝術文本是建構在各種層次的總體有序化與局部有序化的結合之上的復雜系統。”〔2〕（P349）正如其他結構主義者認為人的思維過程受制于普遍法則。詞語秩序、文學系統成為洛特曼研究的認識假設和預設前提。洛特曼的理論路線是將文學系統化，從各類文本中發現規律、整理秩序。他建立了一個關于文學系統自身的模式，以此作為考察單部作品的外部參照。這樣的文學系統按照等級組織起來，是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復合體，天然具有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等有序屬性。關于系統存在的合法性，洛特曼并未深究，只是理想化地提出，文化是統一有序的符號系統。系統的存在成為不證自明的前提。而在一切價值皆需重估與反思的浪潮中，我們不得不對未經審視檢驗的前提提出合理性質疑。其次，洛特曼總結出有序系統無常化、無常系統有序化的運作模式，將之歸納為可比性原則。他指出無論是結構整體還是結構層次，各種異類要素根據可比性原則建構系列。也就是說，在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雙重觀照下，該系統一面建構，一面解構。既有序又無常，有序無常化，無常有序化。他指出：“作為這些有序化的多樣性以及共同解釋的結果，在這一層次上是有規律的和可預言的，在另一層次上就表現出對規律的違背和可預見性的降低。”〔2〕（P221）也就是將系統的有序，視為無常的前奏，并將系統的無常，控制在可控的范圍內，無常終究有序化。然而有序與無常的沖突，如何在同一系統中取得平衡，這是對話美學需直面的關鍵所在，問題癥結回到了系統的理解。洛特曼所言系統具有動態化、不確定性，其根源在于外部力量和內部因素的變動。內部和外部的關系合力生成系統。每個系統都是由復雜的諸多要素組成的有機統一體，同時單獨要素亦可作為獨立結構而存在。系統內部每一組成要素的變化均會引發其他要素的變化，任何要素皆有意義。這樣的系統既維護異質要素之間的平等對話，又保障異質要素個體的獨立存在，這是對話美學傳遞的深層旨意。洛特曼指出“符號域的標志性特征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3〕（P125）

按照其描述，符號域空間中充滿了各式各樣、自由移動的碎片。它們既是獨立個體也是系統的一部分。“異質性不僅指各類要素的多樣性也指功能的多樣性。”由此可以看到洛特曼試圖建構維護個體生存的系統，為個體發展尋覓合適的土壤。這樣的系統需具有有序性，以保障系統的穩定性，同時還需具有無常性以維護個體的發展。在此，對話美學猶如一雙上帝之手，展示其神奇的中和力量。洛特曼聲明“一段藝術文本不只是體現了各種結構規范的實現，也表現了對它們的違背。它是由確立次序和破壞次序的追求所組成的雙重結構范圍內發揮作用。”〔2〕（P417）有序與無常，兩種相反的力量斗爭博弈，同時發揮作用，其最終主導權歸為何方？洛特曼的答案是“盡管每一種追求都力圖控制和破壞對方，但任何一方的勝利都是對藝術來說其實是不幸的。藝術文本的生命取決于它們彼此之間的張力。”〔2〕（P417）也就是說，洛特曼寄希望于系統內部“彼此之間的張力”對系統的無常與有序進行平衡。一切始于系統，一切終于系統。起點即是終點，終點亦是起點。似乎問題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但我們的追問并未就此終結。在沒有第三方力量合理制衡的境況下，有序與無常相生相克，此消彼長，如何避免向左便是一元專制、話語霸權，系統成為僵硬的、固化的、絕對的、獨斷的系統；向右便是遁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終至禮崩樂壞、價值失范。應該說，合理有度地調和有序與無常，和諧共生的對話格局知易行難，非一心所想，亦非一日之功。

洛特曼指出符號學的首要問題是意義。意義即信息，意義在洛特曼將文藝學科學化的進程中置換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義取決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語義負載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為評價文本意義的標準。意義可量化為信息量，彰顯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勇氣與希望，而藝術文本的信息量終究無法測算，意義難以衡量則預示著人文科學化的困境與瓶頸。一方面，意義等同于可測量、有數量的信息，體現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爾圖大學為中心，運用作為哲學人文思潮的結構主義與作為社會科學最新方法論的符號學，形成了著名的塔爾圖符號學派。符號學是有關模式的理論和分析方法。他認為研究符號系統的目的，是確定意義。“對于所有使用符號的科學來說，意義是首要問題。研究任何符號系統的最終目的，就是確定它的內容。”〔2〕（P48）洛特曼借用烏斯賓斯基的觀點，闡明意義就是互譯過程中的不變量。洛特曼衡量意義的初衷在于試圖科學地回答藝術存在的必然性問題。按照黑格爾理論，會出現高于藝術的形態，藝術勢必滅亡或被替代。但藝術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藝術文本較之其他文本，能夠容納罕見的高濃度信息，具備驚人的語義飽和狀態。具體來看，將口語句子與一首詩、一套顏料與一幅畫做比較，藝術可貯存、傳達的信息量是無可比擬的。言下之意，藝術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對于貯存和傳送信息來說，藝術是最經濟、最簡捷的辦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義就是信息，深化了對文學本質的研究，特別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更顯遠見卓識。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無法量，彰顯了人文與科學對話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確衡量，符號學最終未能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法，提煉數字結論異常困難。一是從信息屬性來看，藝術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藝術具有不可翻譯性，也就是信息量無法計量。洛特曼指出“為什么詩歌文本的最精確翻譯，僅僅只在對詩歌言語和非詩歌言語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結構上再造內容結構。”〔2〕（P217）

換言之，詩歌文本無法得到精確的翻譯，信息量也就無法得到全部統計。洛特曼認識到“藝術模式永遠比對它的解釋更豐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釋永遠只能是一種近似物。”〔5〕信息量的統計上，總是無法實現一對一的準確捕捉，相反，存在諸多空白點。簡言之，這就是洛特曼所說的“只有在藝術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從信息來源來看，信息量的多少取決于讀者。洛特曼將判斷語義信息的裁決權賦予了讀者。但讀者不是一個固定實體，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實踐的主體。不同讀者判斷標準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處于不斷流動的狀態，而非固定不變之物。信息量流動不居，無法凝定恒常。沒有終極解釋，無法蓋棺定論。更為致命的是洛特曼認為文本中的語義信息呈潛在隱身狀態。信息是潛在的，需要讀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斷，這就近乎宣告了數字化語義信息必然失敗。用艾柯的話來說“，我們決不會完成美學信息的‘最終的’解碼或‘閱讀’。”〔6〕（P147）既無法裁定藝術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無法估量藝術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過其他文本多少，信息無法測量，意義自然亦無法衡量。細究之，科學方法運用于人文領域是否合理，是否僅是簡單折合、舊詞新說，還是對話碰撞出新的意義，我們應辯證地看待上述問題。人文與科學并非二元對立的兩極。人文與科學之間的交流對話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論出發點是文學研究科學化，對文學研究進行自我確認。建立一門以嚴格科學原則為基礎，不取決于個人趣味的超意識形態的文學科學模式是其理論旨趣。但符號學引入文學研究，雖然有助于思考文學意義的產生機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學作品的本質，不能再現作品的歷史性。科學求真，人文求善，藝術求美，各自擁有不同特質。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學研究物，人文科學研究人。人文科學的對象是表現的和說話的存在，不是生物學意義上人的物質存在。洛特曼賦予文學以科學氣質，勇氣可嘉，但科學與人文的鴻溝仍然存在，符號學并未將之消除。

從文學系統切入，直面意義生成，這是對話美學為現代性多樣性設計的方案。既對現代性普適價值持寬容性認同，又對后現代性過激之處予以修正。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對現代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并非易事，往往會導致前提與結論相互抵牾，悖論叢生，影響理論的效能發揮。首先從理論目的來看，對話美學以文學的獨立性、特殊性、區別性為立論基點，試圖追求文學研究的知識系統化和專門化，堅持文學理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但結論卻是文學始終處于與外系統不可分離的關系之中，將文學研究導向了拉平一切對立面，打破以往確立文學概念的等級關系，解除文學與非文學的藩籬。從捍衛差異、確定邊界始，以消解差異、邊界消失終。語言規則、文學系統、交通信號、文化系統等量齊觀，萬象歸一，有無違背系統結構的前提預設，即外延確定、獨立自存、等級森嚴、外人莫入的原則，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文學是一種獨立存在的認識論假設，值得深思。深究之，對話美學的深意是破除現代性思維，顛覆歐洲文化中心論，解決文化差異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現代性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除了科學、民主之外，現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代表了“歐洲中心論”、“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無論是黑格爾聲明中國沒有歷史，還是馬克思形容像植物一樣緩慢成長，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均作為資本主義的客體依附性存在，而非作為歷史的主體存在，被排斥于世界體系之外。如何在認同現代性思想之時，仍然保持主體性，體現在“全球化與本土化”這一最具代表性的命題上。進步與落后的二元對立造成的自我否定，蘇俄知識分子在世界文化版圖中的主體位置以及對現代性的矛盾態度，精神上的分裂狀態，均需通過詩意闡述加以撫平。其次從理論方法來看，洛特曼對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對話立場。洛特曼遵循對話宗旨，引入讀者、外文本，有效吸納歷史主義，融文學的歷史訴求于形式結構，納具體可見的現實現象于系統模式。既糾正了以語言為中心的形式主義文論局限，同時又克服了以意識形態為指歸的歷史主義文論偏頗，一舉完成超越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雙重歷史使命。他得出“藝術作品是歷史的紀念碑這個概念為另一個概念所代替；藝術作品是‘像任何其他’我們不斷見過的作品那樣的紀念碑。”〔2〕（P325）

但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沖突，關涉是歷史統一于邏輯，還是邏輯來自于歷史。任何知識生產和知識秩序的建立都有自己的學理根源，兩類不同路向的理論自成一體，不可證偽。多元開放掩飾了異類知識的不可調和性，兼收并蓄僅是表面和合。鮑•加斯帕洛夫（B.Gasparov）在《作為特殊現象的20世紀60年代的塔爾圖學派》中提出，塔爾圖學派極力追尋“絕對的綜合”。〔7〕（P163）他認為對整體、相互聯系現象的關注超過了每一個單獨現象，具有烏托邦思維特征。但洛特曼提出異議。他認為自己和鮑•加斯帕洛夫的分歧在于他認識到描繪一幅完整的圖像的困難性。洛特曼直言將文化交流現實過程圖式化、模式化，不可能完全實現。其中涉及到歷史、社會、心理條件。任何系統除了自我發展規律外，還受制于極其偶然的因素制約，故不可能做出準確預測。同時他也不贊同用任何一種理論作為指導性原則，規劃實踐。相反，還特意賦予文化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可預測性、偶然性與不確定性，展示了一幅奇妙的動態思維圖像。正如《世界文化報告》中所稱，文化不再作為凝定不變、固定封閉、完成時態的“集裝箱”，而是一個全球化、跨界化的創作過程。〔8〕（P9）最后從理論意義來看，對話美學愿景在困境中日益澄明。對話美學大義在于立足意義的持續生成，不斷推進陌生化進程。一旦理論定下的規則陷入常態，系統便會自動推陳出新。違反代碼成為不變的規則。與時俱進、不破不立、變乃不變成為理論永葆青春的法寶。如洛特曼自述，“人們一著手制定規則，活生生的文學史就會顯露出許許多多的例外，以致沒有什么可以與規則相吻合。”〔2〕（P401）“文本在特定禁令系統的聯系中發生作用，這些禁令先于文本，存在于文本之外。”〔2〕（P272）所謂的“規則”、“禁令”便是既定理論，具體包括體裁限制、特定詞匯使用等。按照洛特曼的說法，禁令“內在于特定藝術語言、特定時代和民族文化（以及作為它的最重要因素的自然語言）”〔2〕（P272）。規則、禁令非永恒，隨時代、環境而變遷。破除禁令，轉入對話，理論何去何從？對話美學選擇中間路線，既不使現代性過度膨脹，也不使差異性絕對化。其可貴之處便是揭示了真理在關系之中，創造之中。沒有絕對真理，亦沒有終極真理。堅決抵制“絕異道”、“大一統”的偏執，生動演繹對話美學的自由品格。理論本身沒有過錯，錯的是將理論絕對化，定為一尊，排斥異己。理論指向的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洛特曼認為，正確的命題和論證邏輯，比起那些即便是真理但無法驗證的現成答案價值要高得多。他指出文藝學學科的性質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因此對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之前的語文學成了獨立而遙遠的職業。專業分化僅僅是科學的一個進程，帶來了很多負面效應。如古代語言和文化成了少數專家研究的學問，俄國語文學家不了解外國文學。他還進一步指出對話美學雖然并非一個完全成熟、定型的科學流派，許多關鍵問題還沒有必要的統一性或明晰性，但提供的多元思維方式，示意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皆是眾多視角中的一種，任何學派都不可能占據通向研究對象的所有通道，這一點異常重要。總而言之，對話美學作為消解現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總體化的暴力傾向，揭示了復雜場域的權力關系引發的壓制與突圍，為地方文化、小型敘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據。如同周憲所指，換種角度來看，與其將此理論理解為知識或學問，不如理解為某種策略。這樣一種策略，不再以某種普遍的價值觀為指歸，而是強調價值的多元性；這樣一種立場，重視文化的差異性與繁復性；這樣一種姿態，既關注普遍的共同價值觀，又關注局部的地方價值觀。〔10〕按照鮑曼的說法，這已不再是法則、基礎或是地基，只是一項假說、一類價值、一種目的。〔11〕（P270）或如洛特曼自言，對話美學困境之啟示不在于其“無所不能”，而是意識到理論的有限，有如智者自知，人類才不會停止求索的腳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本文作者：李薇單位：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