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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晶晶單位：貴陽中醫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唐代在中國發現最早的成文法中，對醫學檢驗制度有明確規定記載的文獻資料是《唐律疏議》:“檢驗人員被指派檢驗詐病、詐死和詐傷時，如果檢驗不實，要受詐病等應得刑罰的減一等懲罰。”原文記載“如詐病者應受杖刑100下，減一等懲罰即為杖刑90下”。”其中《唐律》又規定:“諸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

這些規定主要是為了防止檢驗官在檢驗中徇私舞弊，要求了檢驗官要遵守的檢驗原則務必要誠實鑒定，反映了當時的法醫學檢驗已經盛行，法律制度對檢驗的規定也有了明確。這些規定也被歷代沿用，成為了中國古代法醫學檢驗制度的基礎，但是唐代的檢驗制度中卻沒有明確記載由誰擔任檢驗人員。

宋代法醫學發展史

宋代是我國法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其中還已繪制了精美的檢骨圖像，見(圖1)。這不僅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完整的法醫學著作，也使得法醫學的檢驗制度得以充分發展。它無論在法令上的規定，還是檢驗制度的劃分范圍及檢驗知識的積累，都是歷代所不能及的。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頒行的《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是宋代編律立法上的重要法典，既繼承了《唐律》中有關檢驗的法律規定，又有宋代的發展，居于宋朝法律體系中的主干法地位，對于兩宋諸多社會關系的調整運作功能達300余年之久，影響頗為深遠，是中華法系中后期發展中的一代律典。《宋刑統》原先是以《唐律》十二篇并疏儀為主，共502條，十二篇名為:名例、禁衛、職制、戶婚、顧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在日后解決刑事司法實踐的經驗中有不斷的總結積累經驗，又以敕、令、格、式的形式頒布了一系列與檢驗有關的法律、法令以補充先前法令的不足，使宋代的檢驗制度日臻完善。《洗冤集錄•條令》載:“諸尸應驗而不驗;初復同或受差過兩時不發;遇夜不計，下條準此，或不親臨視;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謂以非理死為病死，因頭傷為脅傷之類。各以違制論。……”《刑統•議》曰上條詐疾病者杖一百，檢驗不實，同詐妄減一等，杖九十。”“《刑統•疏》: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者，其余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均是南宋宋慈于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所寫的《洗冤集錄》卷之一《條令》中的部分條文，其直接引用《宋刑統》的有關內容一目了然。也是從宋代開始，我國法律上才有了對檢驗人員明文規定，咸平三年十月的詔令規定，殺傷人命案件的檢驗，在縣由“縣尉”負責，在州由“司理參軍”負責，如缺正任官，有其副手負責。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規定:“檢驗之官，州差司理，縣差尉，以次差丞、簿、監當。若皆缺，須縣令自行。”

除此之外，人吏和仵作等人要隨同以配合官員進行檢驗。因為他們是專門從事驗尸送葬行業的人，長年與尸體打交道，積累了豐富的處理尸體的經驗，所以在檢驗尸體過程中，要有他們進行配合官員洗罨尸體、喝報傷痕、處理尸體等，也正應為如此，仵作在檢驗活動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對他們更應該有嚴格的要求。對此，宋慈認為仵作如果檢驗不專業，所唱報現場情形難與實際情況相符，或負責檢驗的仵作與作案者勾結，就會謊報案情，擾亂斷案，損害受害人的利益，所以在書中總結:“年來州縣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選，更歷未深，驟然嘗試，重以仵作之欺偽，吏胥之奸巧，虛幻變化，茫不可詰。縱有敏者，一心兩目，亦無所用其智;而況遙望而弗親，掩鼻而不屑者哉。”

這些都表達了宋慈對檢驗人員的擔憂:擔心州縣上任的新官吏，經歷尚淺，經驗不深，遇到案情難免有所力不從心，再加上唯一接觸尸體的仵作雜役如有欺瞞謊報，官吏們又不愿親臨檢驗惡臭尸體而捂鼻遙望，這些都會對案件的偵破非常不利。繼而總結“慈四叼臬寄，他無寸長，獨于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其目的都是希望告誡同僚們在檢驗尸體時應當遵循檢驗法則與注意事項。宋慈在《洗冤集錄》的開篇就以序的形式表達了自己作為檢驗官吏的使命與責任，不乏從中看出宋慈對待檢驗的認真態度。并且在卷一條令中也一一列出了刑獄工作者的職權與責任，如:“諸尸應驗而不驗;或受差過兩時不發;或不親臨視;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各以違制論。……”

只有遵循法令的前提下，檢驗工作才能保證順利準確的進行，說明宋慈對檢驗制度是十分重視并且把它作為檢驗官吏們必遵循的首要原則。從這些法令規定可見當時的檢驗體制就已經比較完善，對開展檢尸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為一部為官吏斷案服務的檢驗書籍，它不僅撰寫了法醫學檢驗的知識經驗，而且書中法律思想鮮明，對刑獄工作者的瀆職、失職或貪贓枉法的處罰作了嚴格的明確規定，這些條令被歷代封建王朝所延續使用，在宋初是以“敕”、“令”、“格”、“式”與《宋刑統》并行的法律形式，逐漸增加發展并超過了法條數，且在實踐中優先適用，因而重敕輕律，所以到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便正是規定“以敕代律”，到了南宋孝宗時，已演變為“條法事類”，直到現如今大部分的條文仍在適用。我國現代法醫學奠基人林幾教授(1897－1951)高度評價宋慈《洗冤集錄》對人類法醫學的貢獻，并提出“法醫學是國家應用醫學”的觀點，要求不僅要發展法醫學技術，還要進行法醫立法。

宋代的檢驗制度

宋代的檢驗制度之所以嚴密完備還表現在它的檢驗程序上，《宋會要輯稿•刑法》論死記載:“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十月詔令規定，應當檢驗的死亡有殺傷致死、非理死和病死，其中的非理死既是非正常自然死亡，其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法令，監禁中的囚犯死亡也應當檢驗。……”凡“殺傷公事”、“非理死者”、“死前無近親在旁”、“禁囚”等均應差官進行檢驗，它分為初檢和覆檢兩個階段，為了加強對初檢的監督，保障檢驗的客觀、公正，按照檢驗的進程，宋代法律規定在初檢后要進行覆檢，對于“殺傷死”、“非理死”、“禁囚死”尚應覆檢。覆檢與今日的在鑒定不同，它是法令要求程序，與初檢的正確與否無關，“應覆驗者，并于差初驗官日，先次申牒差官。”

它在初檢時就已先行通知覆檢官，并且沒有限制覆檢的次數，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覆檢官照搬初檢內容。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免除覆檢，如“炎暑”之際“尸體多致傷壞，因有異同，枉興詞訟。”或初檢事理分明者(自殺)，可免除覆檢。其余死傷均應進行初覆檢，在每一步檢驗活動中又有若干步驟的具體要求。此外，宋法還規定了報檢、差官、現場檢驗程序細則，在檢驗程序完成后還要制作法律文書:《驗尸格目》、《驗狀》，到了南宋時期《驗狀》書中還必須附上《正背人形圖》，以做日后查案之用。

宋慈不僅在書中強調了大量的法醫檢驗制度，還詳細的總結法醫學檢驗的規律，并強調了法醫檢驗，貴在業務精湛和專心致志，來不得半點虛偽和失誤。書中列舉的有關驗尸的八種常見死亡原因“凡驗尸，不過刀刃殺傷，與他物斗打、拳手毆擊，或自縊，或勒殺，或投水，或被人溺殺，或病患，數者致命而已。”其中部分可成為“疑難案件”，如“然有勒殺類乎自縊;溺死類乎投水;斗毆有在限內致命而實病患身死;人力、女使因被捶撻在主家自害自縊之類。”

之類。因此，他告誡人們“理有萬端，并為疑難，臨時審查，切勿輕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宋慈還以經典案例說明“科學辦案”的意義和“以事實服人”的道理，論述生前傷與死后傷的鑒別原理，在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低下的時期，利用“蒼蠅驅血”的習性當眾驗刀，即對一個疑為被當地人用鐮刀砍殺致死的案件進行破案，這是非常有科學道理的，據現代研究，蒼蠅對空氣中僅0.04mg∕L的血腥即有反映，并能很快地飛聚取食。可以說這個案件的偵破是當時那個年代科學辦案的光輝典范。《洗冤集錄》一書從卷之二的第八部分至卷之五的第五十部分是寫具體的尸體檢驗。嚴格的說這些尸體檢驗僅是現代法醫學尸體檢驗的一部分，即尸體外表檢查，但又不完全相等。因為宋慈那個年代還沒有開展尸體解剖，但在“驗骨”章節所描述的內容又與現代解剖學上有關骨骼的內容卻大致相同，但由于當時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文中對骨的總數和一些顏色的差別的論述明顯是缺乏科學依據的，盡管如此，這也可以說是解剖學的雛形。文中不僅研究尸表傷痕是生前還是死后造成，對于活體傷痕的檢驗也相當精湛，南方百姓常因小事爭吵，不少借此而誣陷對方毆打。誣陷方把櫸樹皮汁涂于皮膚上裝成傷痕，被涂得皮膚很像是被鈍器打傷，在活體上，用櫸樹皮汁涂過的皮膚呈黛青色聚成一團，因為有血運流行之故用手按壓無腫脹堅硬。用火燒青竹箆烙皮膚出“傷痕”以偽裝，這樣的“傷痕”只有燒焦黑色，既淺又平滑，更不會堅硬。

總之，宋代檢驗制度在繼承前代的成果基礎上有了更好的發展，進行了大量的改革與創新，完善了檢驗在司法程序中的各個方面，這些成就都是前朝法律中所未有的，宋代把這一系列的檢驗體制規定相當嚴謹并且實現了它的法律化，為當時朝廷治國安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朝事實類苑》卷二“法律之書，甚資致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茍能讀之，益人智識。”宋代對法律制度的建設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日后司法檢驗制度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