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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曉斌劉文波單位：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在宗法血緣制度下，社會治理偏重人治，君德的作用尤為凸顯馬克思認為，中國和西方是沿著兩條不同的道路步入文明時代的，西方是在氏族制度瓦解，宗法血緣關系破裂，形成私有制基礎上建立國家的，而中國則是由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國家，氏族社會中強烈的宗法血緣關系被國家所保留，并充分體現在政治結構之中，形成了“家國同構”的政治格局。據《史記》載:“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史記•夏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史記•殷本紀》)這說明，夏、商時期，君位、王位的繼承實行的是“弟及”、“子續”相結合的制度。至西周，君位、王位開始實行嫡長子繼承制，而諸侯的庶子則立為卿大夫。可見，整個國家的政治結構蒙上了厚厚的宗法血緣的面紗，家就是縮小的國，國就是擴大的家，治理國家就如同是治理家庭，所以古人曾說要“家齊”、“國治”，而后才能“天下平”。

在充滿溫情脈脈的宗法血緣關系的家族內部，治理依靠的主要是權威的道德榜樣的力量，所以，正如前所述，堯、舜、禹等都是有著優良道德品質的人。當中華民族步入文明社會時，由宗法血緣關系所導致的社會治理結構上的這一特征也就被沿用下來。例如周公提出要“以德配天”，要“敬德”，即時刻保持一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理狀態，潛心修德;孔子亦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孟子則提出君主應當“行仁政”，等等。君主的德行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古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權威—依附”型關系，這是忠君意識的深厚土壤中國古代社會的宗法等級制度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威—依附”型關系，人的獨立性缺乏，權利意識極為淡薄，義務觀念濃烈。首先，從經濟結構上而言，農業經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土地歸國家所有，君主將之分封給諸侯、卿大夫等，百姓則耕種地主的土地，這種經濟形式使人在生存上依附于土地，依附于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而嚴格控制著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則是對這種依附關系的強有力的支持。其次，從階層結構上而言，中國缺乏與統治階級相抗衡的利益集團。在西方古希臘時期，手工業、商業都比較發達，形成了與貴族統治者相抗衡的工商業奴隸主集團，利益上的抗衡使古希臘有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可能。中國則不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雖然也有商人和手工業者，但是，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是受人鄙夷的，地位很低;手工業者則受著行會制度的嚴格制約，地位也十分低下，他們遠沒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在政治上爭取自己的權利。再次，從制度結構上而言，中國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等級之間幾乎不可逾越。為了維護這種等級制度，統治階級為各個等級制定了十分煩瑣的禮儀規范，以力求保持各個等級間良好的秩序，對臣民而言，就是要忠君。中國古代社會結構一直比較穩定，綿延數千年之久，在這期間，中國的傳統政治倫理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明朝末期，中國本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萌芽，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主要表現為:經濟結構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但還未能根本動搖封建主義生產關系;政治結構上，封建君主集權統治的加強，遭到一些有識之士的強烈批判;階層結構上，市民社會開始形成，但遠未成熟。中國社會結構上的這些變化，使一些進步思想家敏銳地嗅覺到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變化趨向，他們更加強調個體的需要、平等以及主體性的發揮，基于此，他們對封建等級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對傳統政治倫理中的君民關系、君臣關系進行了改造。

明清之際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促進了自由觀念的形成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有較大程度的提高，生產關系也隨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逐漸削弱。農業方面，部分農民自己擁有少許且必要的生產資料，他們開始以農業雇工的形式平等地與地主簽訂土地租佃契約，一方出地，一方出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于是，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系趨于弱化，雙方的依附關系漸漸被“合作”關系所取代。手工業方面，在長江三角洲和沿海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的絲紡織業中，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雇傭關系，這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手工業領域的出現，也極大地弱化了人身依附關系。人身依附關系的弱化使人們自由思想的萌發成為可能。李贄就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任物情”的思想，表達了他對自由的向往。他認為，人有自利之心，但人的自利心并不完全一樣，“或欲經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柔，或可或不可”，這就是人們“不齊之物情”，(《明燈道古錄》卷上)對于人們不同的追求，圣人會“任之”，即放任他自由發展而不加約束，從而使其“各遂其生，各獲其所愿有”。(《明燈道古錄》卷上)

市民階層的崛起，是權利、平等觀念萌發的溫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發標志著市民階層的崛起。在當時的市民階層中，手工業者、中小工商業者以及城市貧民具有較強的反叛性，他們成為與封建統治者有著不同利益的利益集團，是與封建專制主義做斗爭的主力軍。他們不斷組織城市暴動，爭取自身的權利，爭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市民階層的這些客觀需要為當時的一些進步思想家所認識，并通過他們而得以表達。有別于傳統儒家所宣揚的本質的人性本善論，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在人性論上一般都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德業儒臣后論》，《藏書》卷三二)“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這種對人的自利本性的肯定，實際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弘揚。他們還倡導平等。如李贄就提出了“致一之理”的平等觀，在他看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老子解》下篇，見《李氏叢書》)。“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明燈道古錄》卷上)，男女之間亦應該是平等的。唐甄也認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因此，治理社會必須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不平則傾”。

明清時期，封建君主專制的集權統治使中國的社會矛盾充分暴露并激化，進步思想家展開了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和反思明朝初年，朱元璋就實行了高度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政治上專權，文化上專制，引起了官吏和人民的極端不滿。明朝末期，土地兼并也十分嚴重，各級官吏所占土地，“一戶而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乃至一、二萬者”(葉夢珠:《閱世編•田產》卷一)，喪失土地的農民淪為佃戶，地主與農民之間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清朝統治者沿用了明朝的治理經驗，亦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統治，并大興“文字獄”，實行思想禁錮。在這樣的集權專制統治下，階級矛盾一觸即發，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一些進步思想家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展開了批判，對君民關系、君臣關系提出了新主張。首先，他們猛烈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帝王。如唐甄指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所以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倫中，“君臣之倫不達于我也，……不敢言君臣之義也”(《潛書•守賤》)。其次，在君民關系的問題上，他們更加強調“民”的重要性，認為君主應當重民、愛民。如唐甄說:“茅舍無恙，然后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后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后天祿可享。”(《潛書•明鑒》)黃宗羲則將君民的關系顛倒了過來，認為“民為主”，“君為客”，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君主應該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公利”，而不應“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明夷待訪錄•原君》)。再次，在君臣關系的問題上，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反對以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昧的忠君觀。如黃宗羲認為，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么，臣子的義務就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訪錄•原臣》);君臣之間是同事的關系，他們都是為實現天下之“公利”服務的。

明清之際社會結構的變動雖然帶來了傳統政治倫理的些許變化，但是由于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新階層的勞作方式仍然處于自然經濟的形式之下，他們也沒有發展壯大到形成與封建專制制度相抗衡的新的政治集團，因此，雖然有新的政治倫理的滋生，但還不足以根本改變原有的政治倫理。然而，他們所提出的平等的主張，以及對權利和自由的向往，無疑為近代政治倫理的轉型做了鋪墊，成為近代政治倫理轉型的先聲。

鴉片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在西方的尖船利炮的沖擊下步入了近代。伴隨著尖船利炮而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中國的注入，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搖搖欲墜;民族資產階級正在形成、發展和壯大;宗法血緣關系受到一定的沖擊，各種社會團體紛紛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依附性大大降低。這標志著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正在逐漸解體，新的社會結構正在形成，與社會結構相適應的政治倫理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天—君—民”模式被打破;人們開始為權力、權威尋找新的倫理基礎;自由、平等、民權等觀念正式提出。

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擾亂了中國傳統的血緣宗法結構，家族主義受到沖擊，家族外個體的交往日益密切西方列強的入侵，造成中國社會連年戰亂，農民無法生活;加之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的發展，必然要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這使一些農民遠離自己長期生活的土壤，遠離自己的家族根基，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中也有人不堪戰亂，而遷徙到荒郊野嶺。城市與農村居民的這種雙向流動，使人們脫離了家族的羈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族對個體的控制，人們的個體化、獨立化傾向增強。沖出家族藩籬的個體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結成了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在這些利益群體中，人們之間不具有等級尊卑觀念，群體中的人都是平等的，個體的權利得到充分的承認和重視。這對充滿等級色彩的傳統政治倫理是個強大的沖擊。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的生根、發芽，造就了中國本土資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壯大，從而為新的政治倫理的產生提供了階級基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入侵，造就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逐漸形成新的利益集團，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抗衡，謀求自身的利益。他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要求，主張廢除等級制度，廢除君主統治，提倡民權、民主、自治。首先，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傳統政治倫理進行了改良。如龔自珍就隱約地提出了平等的政治主張。他說:“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尚也。”(《平均篇》)雖然他所說的“平”主要是針對土地的私有，主張的是經濟上的平均，但與后來的平等觀念已經相距不遠了。此外，龔自珍還提倡對個性的尊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他們雖然在政治倫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新主張，但由于他們畢竟屬于地主階級的隊伍，所以仍然沒有完全跳出傳統政治倫理的框架，表現為他們仍然承認封建君主存在的必要性。

其次，資產階級改良派陸續提出了關于新型政治倫理的新主張，諸如平等、人權等，并對“君為臣綱”進行了批判。康有為、譚嗣同都認為人應該是平等的，“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譚嗣同全集》第54頁)，“天生君與民，皆人也，其道平等”。(《孟子微》)但康有為進而把平等與人權相聯系，認為人權與平等不可分割。他說:“凡人皆天生，不論男女，人人皆有天與之體，即有自立之權，上隸于天，人盡平等，無形體之異也。”(《大同書》第134頁)“其惟天予人權，平等獨立哉!”(《大同書》253頁)也就是說，平等本身就是一項人權。對于君位繼承制，康有為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國家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君主應由公眾選舉產生:“夫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當合大眾公選賢能以任其職，不得世傳其子孫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

(《禮運注》)對于君民關系、君臣關系，譚嗣同做了新的解釋。他批評道:“二千年來”，“君主視天下為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譚嗣同全集》58頁)，而“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譚嗣同全集》55、58頁)其實，“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譚嗣同全集》第56頁)再次，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政治倫理。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代表孫中山則提出了民生、民族、民權的“三民主義”，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紛紛提出了“人權”、“民權”等概念，認為應當由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來管理國家，“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做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這樣，以前的君主統治變為了人民的統治;人民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權力的倫理基礎也由“天”轉變為了“民”。這是試圖為權力尋找新的合法性的努力，具有全新的政治倫理意義。

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催生的。它一開始是依附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而生存的。至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卻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和中國封建主義傳統勢力的夾縫中求生存的，他的發展也并不是十分充分，因此，他們并沒有形成自己完整的體系。［5］而且，由于中國的宗法制度并未得以根除，所以他們在努力打破舊的政治倫理的同時，仍然帶有封建主義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