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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第2篇

（一）模型設定投資往往具有累積效應，即前期的投資行為會影響后期的投資行為。基于此，本文建立一個含有被解釋變量一期滯后的動態面板回歸模型。模型中投資規模的一期滯后項Ii，t－1是個體效應εi的函數，故Ii，t－1與干擾項μit相關，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這使得常用的OLS估計嚴重上偏，固定效應估計嚴重下偏，隨機效應估計也存在一定的偏誤。針對這種情況，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GMM估計法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內生性問題。GMM估計方法主要有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兩種，前者設定解釋變量的差分值為工具變量，能有效克服內生性問題和異方差問題，但Windmeijer（2005）的研究表明，差分GMM估計不能充分利用樣本信息，并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而系統GMM估計法同時使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并將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值的工具變量，克服了一階差分GMM估計法的小樣本偏誤，因此，本文選擇系統GMM估計法作為研究工具對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投融資行為問題進行研究。

（二）變量選擇1．投資變量。多數文獻將資本性投資視為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部分文化傳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其他資本投資的比例過低，甚至為零，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投資來衡量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具體地，固定資產投資為固定資產凈額與年末總資產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規模的影響。其中，固定資產凈額為固定資產原價、工程物質及在建工程三項凈額之和。2．融資變量。將融資因素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類，并且外源融資可具體分為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兩類。文中采用資產負債表中的經營現金流凈額，流動負債和歸屬母公司股東權益來刻畫這三個融資因素。融資因素變量也都除以年末總資產來消除公司規模對融資變量的影響。此外，由于公司進行投資決策時主要由期初的融資情況決定，本文引入這三個融資因素變量的一期滯后為解釋變量。3．控制變量。根據相關的研究文獻，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一些控制變量是有益的。本文發現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投資機會和年度虛擬變量等都會對企業的投資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經回歸比較分析發現，當期和往期的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和投資機會對公司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較為顯著，引入這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對系統進行修正，但不作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計量檢驗與分析

（一）數據的選取本文的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考慮到時間延續的長短和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數量選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傳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數據。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經營不穩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數據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經過篩選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深市9家，滬市11家，共107個公司年度觀察值。

（二）統計分析通過對2006～2011年的年末總資產平均數進行排序來對樣本公司按規模大小進行分類，20家樣本公司中有6家屬于大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14家屬于中小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變量的分布較對稱，且沒有較大的異常值；投資規模（I）和投資機會（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規模的公司偏離程度不一，這說明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投資行為可能存在一定的規模差異。表3列出了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其結果表明：所選取的融資因素變量與投資規模顯著相關，各融資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太顯著。除股權融資變量之外，其他融資變量與投資規模均正相關，但是各變量之間具體的相關關系還需要通過模型驗證才能得知。進一步考察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發現取值處于1．25和3．14之間，表明各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檢驗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數據存在1～3年覆蓋不全的情況，橫截面單位數量大于時間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故采用系統GMM估計法進行回歸估計，并進行了檢驗干擾項序列相關性的Arellano－Bond檢驗和檢驗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Sargan檢驗。表4為模型（2）分全樣本、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三種規模進行估計的結果，其中系數的標準誤進行了穩健性（Robust）處理，均為糾正了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后的估計量。從表4可以看出，三種情況下模型（2）的Wald統計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模型整體非常顯著，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Sargan檢驗的結果均接受了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原假設，表明三種情況下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檢驗結果表明在全樣本和中小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情況下，模型（2）符合系統GMM估計法差分后的干擾項只存在一階自相關而不存在二階自相關這一假設，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動態模型由于橫截面個數與時間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統GMM大橫截面數量、小時間跨度的假設，存在一階序列相關。實證結果顯示：（1）三種情況下滯后一期的投資規模變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估計值為正，表明滯后一期的投資行為與當期投資行為顯著正相關，從而說明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的確具有顯著的累計效應。其中，中小型企業動態模型的回歸系數0．958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中小型企業受往期投資行為的影響更大。（2）滯后一期的內源融資（IF）的估計系數在全樣本和中小型企業的情況下顯著為負，表明企業的投資規模并沒有隨著內源融資比例增加而擴大。雖然內源融資具有低成本、低風險且自主性強等特點，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并沒有為企業的投資行為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3）滯后一期的債務融資（DF）和股權融資（EF）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增加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比例與企業投資規模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企業依賴外源融資來滿足投資活動的資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業的滯后一期的股權融資的回歸系數0．994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中小型企業具有一定的股權融資偏好。（4）控制變量中除了滯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與投資規模顯著存在負相關關系外，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系數為正，但基本上都不顯著，說明公司規模（ASSET）和投資機會（Q）對投資規模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5）與全樣本相比，中小型企業融資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的數值相對較大，表明中小型企業的投資行為受融資因素的影響更大。這符合中小型企業的處于發展初期的特點，其發展空間更大，對融資帶來資金的需求也相應增加。

三、結論與啟示

第3篇

[關鍵詞]傳播人種學；移民傳媒；全球化；文化認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以美國為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移民人數占居民總人數的1/4，在華盛頓的移民比例為1/6，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過去十年中外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國新加州傳媒、美國進步中心和民權教育基金會領導組織聯合的一項媒體調查表明，移民媒體的受眾高達5千1百萬人，幾乎相當于美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數量的增長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傳媒。移民傳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國的媒介環境中，相對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國文化為主要信息內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創辦或母國媒體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國經濟文化的媒介。移民傳播媒介跨越邊界，進入異域的傳播空間，從而構建起另一種傳媒格局。

一、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

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存在不同的種族，各自屬于在繁殖上隔離的群體，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對隔離，不同的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等傳統由此而生。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強調人的本性和遺傳因素對文化傳統的影響，并從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文化的差異。大多數人類學家主張的觀點是：文化扎根于每個人，但同時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類學家羅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類性格的許多共性來源于人類所處環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環境中人的經歷、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環境中的差異和共性就導致了人類的差異和共性，從而產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3]因此，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異族之間的沖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立場與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傳播環境中，文化界限被輕易打破，原有的文化傳統遭到“異文化”的影響，在新的語境中難免需要進行調整與重構。一些根植于母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復雜。尤其是基于人種差別基礎上的差異，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歷才能融合。前蘇聯文學家杰緬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個人終生的、幾乎是最穩定的社會特征。人的貧富可能變化，社會的、階級的和黨派的屬性可能變化，還可以改變。然而，人的民族性則是亙古不變的。當人在自己的民族屬性事實中尋找自尊的源泉時，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補償作用。[4]而移民傳媒就是為了在異文化的空間中爭取本民族的話語權，建立與當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對話空間，以消除基于文化差異的主流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及成見，同時也能增進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

盡管對于每個國家而言，將不同的種族，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個整體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設想，但這種“熔爐”論的理想在實踐中困難重重。當面對異族文化的時候，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認或反對這種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本族文化的穩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數族裔仍然被排斥在當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并沒有融入本國的主流文化，他們對該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絕對的歸宿感。比如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墨西哥人等，都擁有自己社交活動的社區與空間，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難在短時間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們為打造“共同的消費群體”而努力。當異質文化處于強勢狀態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促使自身與其同化，漸漸培養起相同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欲望，也可能會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國處于被處于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包圍的境地。為了解決移民社會地位內在的脆弱性，移民傳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眾之間的橋梁，并成為強化母國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擁有不同的民族根源、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和不同膚色的移民，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實現各自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并繼續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

身處異質文化包圍的受眾，通過對移民傳媒信息的接觸與消費，能夠幫助其尋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歸屬感由于時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種障礙，不利于與其本國文化進行溝通與交流。人種學的研究表明，移民傳媒能使受眾在全球化危機中構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當今新的世界格局與態勢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覺性增長，對傳統文化的皈依加強了。例如在美國的傳媒消費者之中，有2900萬的外來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國30%的成年人，不只經常接觸移民傳媒，而且他們喜歡選擇自己族裔傳媒，其接觸頻率遠在主流傳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傳媒在構筑受眾與其母國文化交流空間方面作用不可小覷。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雖然文化不斷交融，但并未導致完全的同質化。傳媒集團大規模的跨國發展，一些外來的文化價值觀也隨之跨地域的傳播，但是獨特的民族性表達仍然受到極大的重視。居住在他國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為某一民族成員其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是什么。他們可能因為母國文化傳統而產生優越感，比如法國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緒，如來自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這些不同的接受心態，將會影響媒體信息的接受與傳播。另一個思考的焦點則是移民受眾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7]。每一種文化都存在著在某一個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移民，是被強制性地拋入一個新的參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識別自己。每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適應方式受制于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沖突便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文化認同，而移民傳媒正是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支點。

在海外的文化環境中，移民對本國相關信息的獲取往往十分有限。盡管如此，這樣的信息獲取仍然是他們爭取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歸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為與母國的文化連接。從主流文化對這些移民的態度來看，一方面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對其進行限制，使其處于從屬狀態，以免影響其主流文化的強勢地位。這些亞文化群形成的時候，一個個以之為中心的價值共同體也就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連接各個獨立個體的紐帶，也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不斷強化其母國的經濟文化影響。

二、移民傳媒狀況

（一）移民傳媒的受眾群。1、從受眾的組成來看，以移民為主。雖然移民傳媒的傳播內容與其母國文化有著極大的聯系，但由于其傳播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使大多數的消費群集中在移民當中。當然，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其受眾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非移民也能夠通過互聯網、廣播電視等獲取移民傳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國主流媒介無論從信息的權威性、豐富性，以及影響力都遠遠勝于移民傳媒，從而導致移民傳媒的受眾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隨著移民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眾的構成也會發生變化。2、從移民傳媒受眾接受心理來看，由于其所處環境存在著與自己母國文化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沖突，受眾渴望尋求到民族和文化的歸宿感，于是，他們對本國信息更加渴求。移民雖然生活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但他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有的風俗與習慣，并希望將這種傳統代代相傳。因此移民傳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國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國的信息，以維系其與母國在文化與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體接觸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亞裔移民中各語種存在很大的分化：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賴于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中，移民媒體的主要受眾比例僅為個位數。西班牙移民對本民族的媒體最忠誠，87%的人稱自己經常接觸西班牙語媒體；其它四個少數群體中，也各有64%的人收聽、收看、或是閱讀母語新聞。在網絡媒體的受眾中，阿拉伯語網站吸引了美國76%的本語種移民；亞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陸自己的母語網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國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這樣做。[8]而傳播學者羅伯特·帕克在其經典著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眾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以及主流文化對移民報刊的控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二）移民傳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傳媒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移民母國媒體的延伸，又是所在國傳媒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存在于所在國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國的傳媒大環境中。對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說是一種近距離的傳播。

與本土傳媒相比，移民傳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色彩）更弱一些。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和平穩定的建設時期，同時，移民在居住國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當地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于是黨同伐異、政治攻訐一類的內容在居住國的傳媒環境中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讀者對母國信息的關注和對具有民族特色內容的需求。為了適應移民受眾的需求，移民傳媒盡力增加讀者感興趣的相關的內容。如法國的《歐洲日報》不但開始采用中國新聞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賓的《聯合日報》每周定期刊登對中國大陸各項改革措施的評論，有時直接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訊稿和特稿。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傳媒相異性大為降低，從而凸現出更豐富的實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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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傳媒的發展現狀。世界上的移民報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經濟發達，移民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等。以美國的移民報刊為例，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報刊主要有：《阿拉伯之聲》（ArabVoice）、《金字塔報》（Al-AhramNewspaper），華人移民報刊影響較大的有《明報》(MingPaoDailyNews)、《星島日報》（SingTaoDaily）、印度移民報刊有《印度郵報》(IndiaToday)、《印度論壇報》(IndiaTribune)、韓國移民報刊有《韓國日報》(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單從華文移民傳媒來看，第一個移民華文傳媒興起的地區是北美。20年前，美國的華文報業市場基本由部份臺灣和香港移民所辦的中文周報、月刊，以及以臺灣、香港地區為總部的華文報業集團通過美東、美西版的形式進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的唐人區。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則占據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約有100萬左右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華文報業的市場同美國情形類似，主要由香港和臺灣移民所壟斷，其表現形式是以香港和臺灣為大本營的華文報業集團所辦的《世界日報》、《臺灣日報》和《星島日報》、《明報》(加東或加西版)一統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約有30家左右的華文報紙，其中有70%以上為90年代以來由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

其次是澳洲。數字表明：澳大利亞現有的20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外來移民，其中有近50萬是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現有的華文移民報刊主要有《澳華時報》、《星島日報》澳洲版、《新報》澳洲版以及《華聯時報》。

第三個移民傳媒的熱點地區是日本。在日華人數量的猛增是日本華文報紙得以確立的基礎，目前在日本登錄的中國人近40萬。主要的移民報刊有《中國經濟新聞報》、《中文導報》等。[11]

另一方面，移民傳媒的載體也在發生變化。最初，移民傳媒主要表現為各種紙質媒體的創辦，如報紙與刊物。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子媒介以及網絡也成為移民傳媒的重要載體，移民傳媒也借此擴大了影響，在更大范圍內將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語境中移民傳媒的生存局限與發展空間

移民傳媒所構建的是兩種本土文化認同，一種關于地域，一種關于民族。從所在國的現狀來看，多種來自母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跨越國界，并對移民國家中的文化構成做出了新的闡釋。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移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忠誠度。[12]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從人們世代相因，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立場考察事物的觀點之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那就是從跨國的、跨文化的層面去考察傳統文化，這種立場、角度和思路的轉換必然會帶來新的認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對民族與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增強移民傳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響。

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移民的組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為生計所迫，屬“謀生型移民”，出國的途徑也多是通過親屬移民和勞務移民的方式，血緣和地緣特色重。而現在的新移民則很多是髙學歷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出國的途徑更多的是通過出國留學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這批人到海外尋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和工作環境。據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清華大學的工科學生約有80%流向美國，而北京大學的理科學生則有76%到美國深造。[13]一般而言，舊移民由于語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傳統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與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傳媒較為興盛，并且其傳播內容也主要以民族傳統文化為主。作為新移民而言，他們具有更強的海外文化適應能力，但從現狀來看，新移民仍然對民族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與認同，從社會交往來看，與本族裔接觸的頻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傳媒仍然十分繁榮。

從當前的移民傳媒發展來看，不僅僅是單一的報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種媒體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歐、東南亞等地，逐步形成了廣播中心與電視中心，并且出現了衛星電視。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一些留學生紛紛創辦了網絡雜志，傳統報刊的電子版也隨之興起。使得移民傳媒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從而顯示出了新的生機。可見，每一次傳播科技的改變與更新，都推動了新媒體的出現，同時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報刊進一步發展。

另外，集團化也是移民傳媒的另一種發展趨勢。例如華文傳媒中的泛華傳媒集團（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該集團已經在澳大利亞、北美和英國出版16種報刊，在全球的發行量據稱已達20萬份，讀者約有200萬人。[15]

雖然移民媒體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外來文化的載體，這就導致它在現居國的發展，仍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信息的獲取上看，移民傳媒難于主流媒體，尤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如此。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調查，調查對象為紐約市及周邊地區32家移民媒體。結果顯示，75%的被調查者認為主流媒體的員工比他們更容易從政府獲得信息，85%的被調查者認為聯邦官員沒有向他們提供具體或有用的信息。[16]

從媒體結構來看，大多數的傳媒產業都集中在主流媒體的手中，并主導著所在國的輿論。以美國為例，少數大型傳媒公司壟斷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信息傳播業務。而對主流和精英輿論有重要影響并能左右國際輿論的是3家報業集團：《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傳媒《國際先驅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新聞周刊》等等。[17]

從媒介發展所需的資金來看，移民媒體往往較為缺乏。與主流媒體相比，移民媒體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廣告收入與市場空間都相對較低。在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為1千5百億美元，但是只有30億流向移民媒體。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導致移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進一步影響其新聞資源的獲取。

因此，在當今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以探索更為廣闊的空間。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仍然有著不小的發展空間來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與主流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在居住國的主流強勢文化的包圍中，移民媒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報道內容以及受眾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體往往有更大的優勢，移民媒體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涉及移民母國文化及事務的時候，主流媒體在新聞資源和報道角度上又存在著局限性，容易導致報道失實，誤導公眾輿論。而移民媒體在此時就能利用對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體現出優勢。所以，應盡可能進行兩類媒體的相互溝通，以獲取更為充足的信息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言論的力量。由于與主流媒體存在著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新聞理念等的差別，移民媒體對于新聞事件的評價和觀點與主流媒體不同。尤其是關于移民母國事務的觀點性報道，更應該以貼近本土受眾的視角發表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意見，并對居住國的政策做出透徹的分析。由于主流媒體缺乏表達這類意見的空間，而移民傳媒正好能彌補這一不足。

四、結語

在異質文化土壤中培養起來的移民傳媒，是適應多樣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了種種傳播人種學的特征，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出與居住國的主流傳媒不同的傳播模式，還影響了世界傳媒的環境與結構，同時也有助于建構從屬于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眾身份認同機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忠誠度也有著差別。因此，我們不僅僅強調移民傳媒在保證文化傳統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其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存在。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傳媒在構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2]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1。

[3][美]羅伯特·F·莫非著：《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吳枚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頁。

[4]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7]陳明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補議》，2005-07-26。

[8]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9]程曼麗著：《關于海外華文傳媒的戰略性思考》，《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經驗、種族與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網，2005-3-28。

[14]《海外華文傳媒集團的發展》，傳媒研究網，2005-03-23

[15]《調查：紐約少數族裔媒體記者受政府機構歧視》，2005-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