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基本理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網絡會計的產生、特點和它對會計電算化的影響

(一)網絡會計的產生及特點

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網絡經濟時代已經到來，會計環境在網絡下也發生了變化。國際互聯網(Internet)使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企業內部網(Intranet)技術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則使企業走出封閉的“局域”系統，實現企業內部信息的對外實時開放，同時使企業內部包括財務部門在內的所有部門實現了資源優化配置。為了適應這種變化，更好的利用網絡帶來的優勢，網絡會計就產生了。

網絡環境為會計信息系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全方位的信息支持。特別是Intranet，它利用了Internet的一系列技術建立企業管理信息系統，以網絡的銜接方式進行重新組合，其結果是會計所需處理的各種數據越來越多地以電子形式直接存儲于計算機網絡之中。這就使網絡會計信息處理具有以下特點：

1、在線反饋功能。網絡技術的應用，使企業每一項變動都可以實時予以反映。

2、全面反映功能。通過在線訪問，信息需求者可以獲得網上所有企業開放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

3、實時分析比較功能。網絡環境下，在線數據庫包括了網上所有企業信息。企業內財務人員可在此基礎上得到同行業其他企業的有關財務指標，進行分析比較，正確地預測企業今后的發展方向。

(二)網絡會計對會計電算化的影響

近幾十年來，在以信息為中心的國際技術浪潮影響下，使人們加強了對以計算機為中心的信息處理工具的研究，在會計領域，會計電算化也得到了發展與普及。它相對于手工處理會計信息方式有了長足的進步，它使得數據載體處理工具有了很大的變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證了信息處理的質量。

但在網絡信息時代，以單機工作的會計電算化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如數據傳送時間長，資源不能共享，信息交換不暢，信息使用者查看數據資料不方便等。而網絡會計彌補了這些不足，具有以下優點：

1、資源共享。網絡上的計算機不僅可以使用本機資料，還可以任意使用網絡上其他計算機內的資料。

2、設備共享。網絡化以后，網絡上的計算機可共享服務器的各種硬、軟件，特別是一些貴重設施，提高了資源使用效率和經濟效益。

3、通信方便、快捷。連人網絡之后，信息可利用網絡上各部門的計算機快捷通訊。

4、分布式處理。一項復雜的工作可以劃分多個部分由網絡上的不同計算機同時分別處理，從而提高了系統的整體性能。

二、網絡會計對會計基本理論和實務的影響

(一)網絡會計對會計基本理論的影響

網絡會計的產生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它不僅改變了會計信息生成和傳播途徑，而且給傳統會計中理論和實務帶來了很大影響。

在會計基本理論中會計四項假設是最為重要的，但隨著網絡會計的產生，四項假設中三項假設有變動和改變，只有貨幣計量假設沒有很大變動，只是更趨于實際。

首先，會計主體假設是諸項假設中最主要的一項，是會計工作的單位，如果該假設不能成立，以下幾項假設均不能成立，會計工作也無法開展。但網絡會計的主體—網絡公司(Virtualcorporation)是一個虛擬公司，所以它不同于傳統會計主體的范疇，很難確定會計主體。因此需要我們轉換概念，用相對會計主體也就是網上存在的這個臨時組織來代替傳統會計主體假設，才可以明確該會計任務完成的職能。

其次，持續經營假設由干網絡會計的產生而不能成立，繼之而起的應是面臨解散假設。持續經營假設是在傳統會計中需要在一段時間內考慮，財產估計和費用分配等問題而設立的，但在網絡環境下，網絡會計可實時反映分析財產估價和費用問題。而且網絡會計的主體網絡公司是一個存在于網上的臨時性組織，進行的多是一次易，完成后即進行解散。

再次，會計分期假設也由傳統的劃分方式變為了適用于網絡會計的劃分。它的產生是因為在傳統會計報告模式下，由于提供會計信息的技術受到限制，系統加工信息需要較長的時間，劃分一個個相對獨立又相互銜接的期間，可實現報表的連續性和規律性。由于高科技通訊技術以及計算機網絡的采用，網絡公司的交易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并立即解散。所以在一個極短時間內再劃分時間段已無必要，只要把會計期間與變易期間統一就可解決該問題。我們可以在一次交易后只編制一次會計報表便可滿足需要。

(二)網絡會計對會計實務的影響

會計核算工作是依照一定范圍進行的，但是網絡會計的出現使會計中原有些原則受到沖擊，有的原則喪失意義，有的原則應進行修改，這給會計工作帶來了很大影響。

1、對權責發生制的沖擊。它的作用主要是限定期間內費用和收人的分配，而在網絡會計中會計期間等同于交易期間，所以無跨期分攤收入和費用的同題，權責發生制就失去了其基礎，另一種方法現金收付制則更適用于網絡會計。

2、對歷史成本計價原則的沖擊。如前所述，網絡公司是個臨時性組織，它否定了持續經營假設，所以它的成本計價按現行價值，可變價值等公允價值更合理。歷史成本對網絡會計而言已喪失了意義。

3、對會計報表的挑戰。提供財務報表的目的是為決策提供真實的、可靠的、及時的會計數據。傳統會計中，報表是在一個會計期間結束后編制的，所以無論是動態報表還是靜態報表都有面向歷史的缺陷，用網絡會計的電子財務報表更適應決策者的要求。這種即時處理隨時提供信息的特點是以往會計報表所無法比擬的。電子財務報告的運用還可有效擴大其各種信息容量。

4、對會計職能的影響。網絡會計對核算、監督職能均有要求，尤其是會計監督職能。由于其組合方各自利益不同，按時間劃分，會計監督在網絡會計的整個交易過程中分為交易前監督，交易中監督，交易后監督。嚴格執行這些監督即可保證網絡會計工作安全有效的運作。隨著時代的演進，會計已從核算型過渡到管理型，網絡會計的出現對會計管理產生了影響。如：網絡會計的運作，諸多信息千變萬化，要高速傳遞而不能產生半分差錯，就要求會計管理方法必須與之相適應，從而對會計管理的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網絡會計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與對策

(一)網絡會計中存在的問題

l、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在網絡環境下，數據信息通過網絡得以傳遞，電子符號代替了會計數據，磁介質代替了紙介質，財務數據流動過程中的鑒章等傳統確認手段不再存在，所以很難保證信息的完整與真實。財務信息被截取、篡改、泄露財務機密等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網絡系統的安全性。由于網絡上任意一臺計算機都可獲得其他計算機的信息資源，所以企業在網上進行貿易時，也易處于風險之中。主要是一些非法操作，如網上黑客的惡意攻擊等、病毒也是網絡安全的一大勁敵，要采取適當的防病毒措施。

(二)問題的對策

為了更好地利用網絡會計帶來的優勢，保證信息數據質量和安全，應從以下幾方面人手，以網絡技術為基礎，結合會計需要，確保網絡安全有效地傳遞信息。

l、加強對數據輸人的管理。網絡環境下，大量不相同的會計業務交叉在一起，再加上多用戶共享數據庫的出現，如果內部控制制度不嚴密，一旦有缺乏嚴格控制檢驗的憑證錄入到整個網絡系統中，就很難查明原因，會直接影響到會計信息的準確。因而把好數據錄入關，保證數據錄入的真實性、合法性、完整性十分重要。

在輸入系統前數據都要經過檢驗，輸人工作也應由多人多組分擔；對輸入的數據、代碼等進行必要的校檢，以保證其合法性和真實性；根據會計核算的要求和網絡系統的特點，可以把同類憑證按憑證號順序分成幾組進行輸人。

2、加強對數據處理的控制。為了保證數據處理的及時性，可采用集中分散式和授權式兩種控制方法。集中分散式是由網絡服務器統一對各數據庫進行管理，服務器將這些數據傳送到各個工作站，每個工作站分別在本站處理各自的業務。每天結束，各個工作站都將當天新處理的業務數據傳送到服務器，由服務器集中進行序時處理，并加人相應的數據庫中。授權式是當工作站有業務需要訪問網絡服務器中的數據時，服務器可以根據當時的忙閑決定是否允許訪問，若閑則可授權訪同，否則不允許。

(三)提高網絡系統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網絡運行的可靠性和保密性構成了計算機網絡的基本研究內容。

1、系統容錯處理。它通常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的措施。從網絡的工作過程中可以看到網絡協議采取了一系列容錯與糾錯處理，從宏觀上保證了信息傳輸過程的可靠性。微觀方面的措施則因具體的網絡環境而有所不同，根據實際情況設定它的容錯能力。

2、安全管理體制。它的重點是存取控制，就是把計算機用戶對信息的讀寫或修改控制在一定級別范圍之內，其基本途徑是身份認證、權限和記錄日志。在網絡中通常設置三級權限，其他用戶的權限由系統管理員授予。

3、安全保密技術。對病毒的防御現在通用的方法是采用防火墻技術，它可以將包括病毒在內的非法入侵訪問抵擋在內部網絡之外，從而起到對內部信息的保護作用。對于信息流則普遍采用加密技術，以防止信息在傳輸過程中被泄密，數據加密的主要是對稱加密和非對稱加密。

在采取以上措施后，企業計算機網絡系統實現物理意義開放的同時，挺高了安全防范能力，保證網絡系統的可靠運行，增加了網絡的“免疫”能力。

第2篇

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考察整個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

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現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提高生產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總之，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轉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常看到，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可是，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一）理論驗證

1、關于農業品的驗證

第3篇

關鍵詞：裁量標準、法的具體化、裁量一元論、判斷過程審查方式

目次：

前言

一、裁量標準的概念

二、裁量標準的性質

三、裁量標準的理論基礎

四、裁量標準的功能

五、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

結語

前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國發[2004]10號）以來，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大量制定裁量標準[1]的行政法現象。這一行政法現象的出現，意味著各級行政機關在努力依法行政，中國的行政法治在向縱深發展。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國關于裁量標準的行政執法實踐，還存在著一定問題。比如，關于同一個事項，存在著數量眾多的裁量標準；這些裁量標準，設定主體與時間各異，各裁量標準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等等。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直接原因在于有關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基本上沒有對裁量標準的設定主體、程序、時限等進行明確規范，根本原因則在于行政法學沒有對裁量標準問題提供充分的理論說明和指導[2].

基于這種認識，本文對裁量標準的概念、性質、理論基礎、功能、法律效果等基本問題進行一個嘗試性思考，以拋磚引玉。

二、裁量標準的概念

（一）、裁量標準的概念

關于裁量標準的概念，筆者尚未見到明確定義。有學者這樣定義“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行政執法主體對法律規定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空間，根據過罰相當原則并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治安以及執法范圍等情況，理性分割為若干裁量格次，每個格次規定一定的量罰標準，并依據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和悔過態度，處以相對固定的處罰種類和量罰幅度，同時明確從輕或從重處罰的必要條件的一種執法制度。”[3]這一定義雖然將外延限定于行政處罰，但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定的思考材料。

定義裁量標準，需要探尋行政執法活動特別是其設定裁量標準活動的內在邏輯[4].——行政機關作為執法者之所以要設定裁量基準，是因為立法者對其作出的指示不夠完整，特別是所謂的“規定核”（norm－kernel）。如果立法者就規定的性質、內容和適用條件向執法者作出指示時，使用了不確定概念或者有一定幅度的概念，從而為其預留下一定的活動空間，那么執法者在對這種規定進行適用時就需要按照立法者的意圖對這一空間內的規則進行補充[5].

按照行政機關設定裁量標準活動的內在邏輯，筆者認為可以這樣定義裁量標準：“行政執法者在行政法律規范沒有提供要件-效果規定，或者雖然提供了要件-效果規定但據此不足以獲得處理具體行政案件所需之完整的判斷標準時，按照立法者意圖、在行政法律規范所預定的范圍內、以要件-效果規定的形式設定的判斷標準。”這一定義盡可能全面地對裁量標準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和屬性進行了描述。具體而言：

第一、設定裁量標準的主體是行政機關（行政執法者）；

第二、設定裁量標準的條件是行政法律規范沒有提供處理具體行政案件所需之完整的判斷標準（立法者授予執法者以裁量權）；

第三、設定裁量標準的依據是立法者意圖（例如，設定行政處罰裁量標準時，需要根據過罰相當原則等）；

第四、設定裁量標準的范圍是行政法律規范所預定的（如，“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6]這一規定所預定的范圍是“警告——十日拘留并處五百元罰款”）；

第五、設定裁量標準的方式是進行要件-效果規定（非此不足以使判斷完結。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構成情節嚴重，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1、聚眾實施的首要分子；‥‥‥.”[7]）。

（二）、裁量標準與周邊概念

為進一步明確裁量標準這一概念，有必要將其與相近概念作一比較分析。

1、裁量標準與解釋標準

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

首先，我們可以在理論上對這兩個概念進行一個大致的區分：

裁量標準對不完整判斷標準進行補充定量的需要直接援用立法目的等價值要素以要件—效果規定的方式設定

解釋標準對不確定概念進行明確定性的一般借助于邏輯、經驗性認識和語義分析一般以定義命題的方式設定

但實際上，裁量標準與解釋標準這兩個概念在實踐中往往渾然一體、無法截然分離。例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針對這一規定，《北京市公安局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細化標準（試行）》設定了如下“細化標準”。

“賭博賭資較大的設定：

1、處五百元以下罰款賭資設定為：500元以下；

2、處五日以下拘留賭資設定為：500元至1500元；

‥‥‥.“

這一“細化標準”的2可以變換為“賭資為500元至1500元的為‘賭資較大''''的賭博，參與者處以五日以下拘留。”這一命題，整體上看是一個完整的要件-效果規定，所以是一個裁量標準；但其前半段（下線部分）是對《治安管理處罰法》所謂的“賭資較大”的解釋，可以理解為一個解釋標準。

裁量標準與解釋標準的這種緊密的關聯性，與行政執法者設定裁量標準活動的內在邏輯相關，同時還關系著裁量標準的性質。詳見后述（四、裁量標準的理論基礎）。

2、裁量標準與行政規定

行政規定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根據朱芒教授的分析，《行政復議法》第七條和第二十六條的“行政規定”，所指稱的不是一種具有共同性質的行政規范，即不具有法律規范性質的行政規范，而是一類行政規范，即不具有行政法規或行政規章外形的所有行政規范；具體而言，行政規定在總體上可以劃分為屬于法規明令的行政規定（在功能上等同于法律規范）以及屬于行政規則的行政規定（不具有法律規范的功能）[8].

從上述行政規定的概念來看，其外延要大于裁量標準——注意，這里所說的“裁量標準”是指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換句話說，裁量標準可以理解為行政規定的一種。王貴松博士將裁量標準定位為“其他規范性文件”[9]，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有道理的。

當然，要將裁量標準在行政規定中予以準確定位，需要考慮到裁量標準的法律性質。詳見后述（三、裁量標準的性質）。

3、裁量標準與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及說明理由制度

盡管在目前的行政執法實踐中，裁量標準大多是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現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裁量標準的存在形式并不局限于規范性文件。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不管是否有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都是要對行政法律規范補充判斷標準的，否則其判斷無法完結，也就無從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換句話說，行政機關在沒有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的情況下行使裁量權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裁量標準也是存在的，其形式為具體行政行為的理由[10].

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與以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毫無疑問，同樣都是裁量標準。因為其主體的性質（行政機關）、目的、條件、依據、范圍、方式都是相同的（參見前述裁量標準的概念），只不過主體的行政層級（前者往往是上級行政機關設定的，而后者是直接處理具體行政案件的行政機關）、時機（前者還沒有面對具體的行政案件，后者則伴隨著具體行政案件的處理）、存在形式（是否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存在）有所不同。另外，如果行政機關忠實地依照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那么它就自動轉化為具體行政行為的理由；反過來，如果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所設定的裁量標準，經過一定程序被提升為規范性文件，那么它就轉化為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也就是說，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與以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互相轉化的關系。

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與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的這種同質性提示我們，應當對“設定裁量標準制度”與“說明理由制度”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予以充分的注意。同時，在思考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的關系時，這種同質性也是一個必要的考慮要素。詳見后述（六、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

三、裁量標準的性質

關于裁量標準的性質，目前有很多不盡準確的提法。如“自我削權”[11]、“縮小自由裁量幅度”[12]甚至“取消自由裁量權”[13]等等。這些提法或者混淆了“自由裁量權”的授權主體與行使主體，或者混淆了“自由裁量權”行使主體（行政機關）與行政執法人員，從根本上說，對裁量標準的概念缺乏準確理解。

其實，裁量標準的性質已經蘊含在上述概念里了。即，裁量標準是行政執法機關對其所執行的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這一命題包括如下三個基本方面：

第一、裁量標準不是法規。這是依法行政原則，具體而言是“法律創制原則”的必然歸結。

第二、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這是行政機關設定裁量標準的條件、依據、范圍都決定于行政法律規范的必然歸結。

第三、裁量標準是抽象的法規與具體的事實之間的必要媒介。這是行政機關作為執法者設定裁量標準活動的內在邏輯的必然歸結。舍此無從行使裁量權，或者構成行政恣意。

正是因為裁量標準是行政執法機關對其所執行的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是行政機關行使立法者所授予的行政裁量權的必要手段，我們說“自我削權”或者“縮小自由裁量幅度”甚至“取消自由裁量權”等提法是不準確的。行政裁量權是立法者所授予的，上級行政機關無權代替立法者消減下級行政機關特別是具有行政執法權的行政機關的裁量權；行政執法人員盡管直接行使行政裁量權，但并非擁有行政裁量權的法律主體。盡管上級行政機關設定的裁量標準會對下級行政機關特別是具有行政執法權的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發揮事實上的約束作用，但必須認為：上級行政機關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對具有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權限的下級行政機關并無法律拘束力。因為，裁量標準是行政執法機關對其所執行的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對該行政執法機關有拘束力的是該行政法律規范本身；上級行政機關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歸根結底不過是一種行政內部規定。——這意味著違反上級行政機關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并不必然導致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14].

要言之，裁量標準的設定與行政機關所擁有的行政裁量權的增減無關，它只是為防止恣意介入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裁量權的行使）而設定的一個“防護網”，且這個“防護網”本身是立法者意志的延伸。

四、裁量標準的理論基礎

關于裁量標準的理論基礎，學術界尚未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討論。王貴松博士認為：“行政裁量標準的規范基礎在于憲法第33條的規定，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15]這一觀點雖然使用了“規范基礎”這一表述，但在邏輯上可以理解為是在探究其“理論基礎”——在憲法文本過度簡約和抽象的情況下，兩者其實是一回事。

將裁量標準的理論或者規范基礎理解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突出了設定裁量標準的程序意義，但沒有充分提示裁量標準本身的實體價值。因為它沒有對裁量標準的內容與性質，具體而言是裁量標準與行政法律規范之間的關聯性予以充分揭示。

從上述裁量標準的概念與性質來看，裁量標準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存在于特定的行政裁量理論——“裁量一元論”。“裁量一元論”認為所有的行政裁量都是法律授權的結果，根本不存在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16].既然裁量標準是行政執法機關對所執行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換言之，設定裁量標準的條件、依據、范圍都與行政機關所執行的特定行政法律規范相關，而非行政機關自治的結果，那么在邏輯上很顯然，裁量標準與“裁量一元論”有著血緣關系。前述裁量標準與解釋標準之間的緊密的關聯性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關于此點，德國實證主義裁量理論（其本質為“裁量一元論”）的表述頗具參考價值。

“當我們把所有的國家活動作為法的適用來觀念、把裁量作為其中的必要要素來觀念的時候，裁量就蛻變為處于法的拘束盡頭的、法律上不重要的那些問題。裁量的基礎以及邊界，只有在解釋規則和規范的金字塔所構成的妥當性鏈條走到盡頭時才得以發生。”[17]

當然，還需要留意的是，“裁量一元論”本身所指向的是“實質法治主義”，因為它是以對“行政的前法律性”的否定為前提的[18].在這個意義上，裁量標準的終極理論基礎或者規范基礎是“實質法治主義”。

五、裁量標準的功能

關于裁量標準的功能，目前實踐中似乎有一種共識：裁量標準可以避免行政執法的隨意性，減少“人情案”、“關系案”的發生，從而使行政執法更加公平[19].這一認識著眼于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對行政執法人員的拘束作用，有一定道理，但不夠全面，也不夠準確。從上述裁量標準的概念、性質和理論基礎來看，裁量標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具有調節行政執法過程的功能。——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其設定主體在很多情況下不是具體的行政執法機關而是其上級行政機關（實踐中多為地方政府的法制部門和國務院的工作部門）。雖然上級行政機關無權消減下級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權，但這種裁量標準作為行政內部規定在行政系統內部有一定的拘束作用，這使得它有利于本地或者本系統的行政執法能夠切合本地或者本系統的具體情況（空間維度上的靈活性），有利于本地或者本系統范圍的行政執法能夠統一標準（空間維度上的一貫性）從而有利于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如前所述，裁量標準本身不是法，它還可以根據社會發展狀況及時在立法者所預留的空間之內進行適當變更（時間維度上的靈活性）。

第二、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的裁量標準，還具有提高行政執法的透明度、提高法律的可預測性從而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行政相對人可以通過裁量標準了解到具體的行政執法標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有關行政機關會如何處理與自己有關的行政案件。這有利于行政相對人事先（在有關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前）為獲得授益行政行為進行準備、為避免不利行政行為而修正自己的行為，也有利于其在有關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主張權利和行使防御權。同時，行政相對人還可以參與裁量標準設定程序，甚至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將自己的意見反映到裁量標準中去[20].這些都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以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一方面對行政相對人（如果其提起行政訴訟則轉化為行政訴訟原告）和法院具有說服功能（反過來說，具有將具體行政行為加以正當化的功能），另一方面對行政執法機關及行政執法人員具有自我拘束功能。——以具體行政行為理由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實際上就是行政機關對其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裁量行為）的理由進行的說明。也就是說，在這里，“設定裁量標準制度”與“說明理由制度”的內在關聯性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兩者合二為一。所以，這里所謂的裁量標準的功能，其實就是“說明理由制度”的功能。

裁量標準的上述三個方面的功能有著一個共同的前提：裁量標準公開了行政機關的判斷過程。如果沒有裁量標準，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的過程就被封閉于“暗箱”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司法審查）、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和行政機關對行政執法人員的監督、乃至權利對權力（私人對行政）的監督都會缺少必要的信息來源。有學者主張“以對話模式重構行政裁量權的行使”[21]，這種對話模式的實現無疑也需要裁量標準這一平臺，無論是法官與行政官之間的對話還是行政官與私人之間的對話。所以說，公開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的判斷過程是裁量標準的最基本的功能。

六、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

正是因為裁量標準公開了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的判斷過程，在行政裁量的司法審查中，裁量標準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22].

（一）、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的關系首先決定于裁量標準的性質。

首先，裁量標準不是法規。這一點對于司法審查來說很重要。法規的效力為法規制定主體與制定程序的民主正當性所支撐，而裁量標準的效力來源于法規的授權——立法者授予執法者以行政裁量權。因此，法院作為司法者，首先應該確認作為執法者的行政機關是否確實獲得了立法者的授權——如果立法者的指示已經充分具體和確定，換言之，行政法律規范已經以要件-效果規定形式為執法者提供了完整的判斷標準，那么行政機關就沒有裁量權，行政機關就此設定裁量標準本身構成越權；如果法院確認行政機關確實獲得了立法者授予的裁量權，那么應該進一步確認作為執法者的行政機關所設定的裁量標準的內容是否合法。

其次，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這一點對于司法審查來說同樣重要。因為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這一命題，決定著法院對裁量標準的內容進行審查時的判斷標準。即，法院審查裁量標準的內容，不是在審查其合理性，而是在審查其合法性，即使法院在最終表述其審查結果時，有時會使用“明顯不合理”等用語。具體而言，案件事實的定性、具體行政行為的目的、考慮要素、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乃至行政機關判斷過程中必然應用到的邏輯法則、經驗法則，都應當理解為立法者授予執法者以裁量權時的當然的指示，而非法外的標準。法秩序是一個龐大而精密的網絡，牽一發而動全身，任何一個具體的行政法律規范都是其中的一個環節，都不是孤立的。對一個具體的行政法律規范進行解釋和適用時，著眼于法秩序整體，對其他規范乃至憲法上的原則、行政法基本原則進行援用，是立法者授予執法者以裁量權時的本意。

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還意味著合法的裁量標準應當在具體行政行為中得到準確適用。也就是說，法院審查裁量標準的內容，判斷其為合法之后，需要進一步對其適用進行審查。毋庸贅言，對裁量標準適用的審查與對裁量標準內容的審查，其判斷標準性質相同，都是法（如上述）。

這里涉及到一個特殊問題：“合理性原則”與“合法性原則”的關系問題。從上述裁量標準的性質來看，應當認為，行政合理性與行政合法性并非對立的二元，“合理性原則”與“合法性原則”原則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23].因為，既然違反“合理性原則”構成違法，那么只能認為“合理性原則”本身就是法[24].

第三，裁量標準是行政機關行使立法者所授予的行政裁量權的必要手段。這一點對于司法審查來說也很重要。從行政機關設定裁量標準活動的內在邏輯來看，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意味著，裁量標準是抽象的法規與具體的事實之間的必要媒介，舍此無從行使裁量權，或者構成行政恣意。因此，行政法律規范沒有提供要件-效果規定，或者雖然提供了要件-效果規定但據此不足以獲得處理具體行政案件所需之完整的判斷標準時，行政機關負有設定裁量標準的義務。法院首先應當著眼于系爭行政法律規范所提供的判斷標準的完整性，審查行政機關是否在應當設定裁量標準的情況下沒有設定裁量標準——如果沒有設定，這本身構成違法[25].

（二）、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的關系還決定于行政裁量的性質。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行政裁量理論是為解決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權限劃分問題而出現的[26]；后來經過演變，行政裁量理論轉化為以實現“適度的司法審查”為目的的觀念體系[27].也就是說，行政裁量實際上是一個以實現“適度的司法審查”為目的的工具概念。

這意味著立法者一旦將行政裁量權授予執法者，法院作為司法者就必須充分注意司法審查的邊界。因為法院的權力始于法也止于法，既然立法者已經將行政裁量權授予執法者，法院作為司法者就必須自我抑制，不能代替執法者執法。

法院一方面有司法審查權，另一方面不能代替執法者執法，這是兩個具有張力的要求。面對這兩個具有張力的要求，法院最好的選擇是“中庸”——采用“判斷過程審查方式”。在判斷過程審查方式中，法院根據被告行政機關的說明理由乃至舉證，對其判斷過程進行追溯，審查其所依據或者設定的裁量標準中是否混入了權限外事項或者與法律的宗旨目的無關的事項，是否脫落了必要考慮事項（包括行政法律規范要求行政機關予以重視的價值、經驗法則等），如果是，法院判決撤銷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并責令重作。也就是說，采用判斷過程審查方式意味著法院不會自行作出一個內容完結的判決。換句話說，不會對行政案件的處理自行下結論[28].

（三）、事先公布的裁量標準的司法審查有特殊性。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裁量標準一旦由行政機關本身（注意：不是其上級行政機關）予以設定并公布，行政相對人就會對其產生信賴，預期有關行政機關會據此處理與自己有關的行政案件。這種信賴是善意的，其產生原因是行政機關公布裁量標準的行為，同時，責任行政的理念在今天已經深入人心。所以這種信賴應當獲得法律的保護。這意味著行政機關一旦對裁量標準進行設定和公布（包括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就不得隨意對其加以變更；如果需要變更，包括在具體行政行為中進行變更，必須有正當理由；沒有正當理由就對已公布裁量標準加以變更，構成違法[29]（注意：在上級行政機關已經預先設定和公布裁量標準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依據自行設定并公布的裁量標準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屬于“變更裁量標準”）。

（四）、行政裁量的程序性司法審查模型

綜上，裁量標準與司法審查的關系主要體現于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法院要對行政機關是否具有行政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無行政裁量權而設定裁量標準構成越權。

第二、法院要對行政機關是否設定了裁量標準進行司法審查。有行政裁量權而沒有設定裁量標準，違反“裁量標準設定義務”，構成違法。

第三、法院要以“判斷過程審查方式”對裁量標準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行政機關所依據或者設定的裁量標準如果混入了行政機關權限外的事項或者與法律宗旨目的無關的事項，或者脫落了必要考慮事項，構成違法。

第四、法院要對行政機關變更已公布裁量標準的理由進行審查。沒有正當理由就對已公布裁量標準加以變更，構成違法。

第五、法院要對合法裁量標準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依據合法裁量標準作出的，但沒有對其進行準確適用，也構成違法。

上述五個命題實際上構成了一個“行政裁量的程序性司法審查”模型。

第一個命題雖然是實體性的，但其實質是對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立法者是否對其進行了裁量授權的法律解釋）的審查，嚴格來說，并非對行政裁量本身的審查。而第二至第五個命題所意味的司法審查，與非裁量行為的司法審查相比，有著明顯的程序性特征。首先，第二與第四個命題所意味的司法審查，分別與一個行政程序法范疇的規則相關——“有行政裁量權則須設定裁量標準”和“沒有正當理由不得變更已公布之裁量標準”，且法院的判決方式也是程序性的——判令行政機關設定裁量標準并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或者判令行政機關依據已公布未變更之裁量標準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其次，第三與第五個命題所意味的司法審查，盡管其所依據的判斷標準本身是實體性的——裁量標準是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但法院的判決方式同樣是程序性的——判令行政機關重新設定裁量標準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或者判令行政機關重新適用裁量標準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從整體上看，以裁量標準為核心展開的司法審查，有著很明顯的程序性特征。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所構想的司法審查是法理上的，是抽象的，是否可以直接對以規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裁量標準提起行政訴訟，以及是否可以和在多大范圍內在裁量行為行政訴訟中采用“判斷過程審查方式”，受制于實定法所規定的行政訴訟制度[30].法理上的司法審查權與制度上的司法審查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結語

在結束本文之際，筆者根據以上理論探討，針對我國目前的行政法治狀況提出如下幾點具體建議，以供有關方面參考。

第一、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議我國行政機關在對現有裁量標準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大力推廣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和公布裁量標準的做法。

第二、為避免不必要的混亂，建議由國務院法制部門牽頭，在行政機關系統內部，就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裁量標準的主體、程序等問題作出統一規定[31].

第三、建議在《行政程序法》草案中對“行政機關設定和公布裁量標準的義務”進行明確規定（不過，該義務的主體、范圍、性質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32]）。

第四、建議法院主動吸收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并在司法實踐中積極嘗試以裁量標準為核心展開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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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量標準的用語尚未統一。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很多地方使用“裁量標準”（如，浙江省義烏市公安局《賭博、案件處理裁量標準（試行）》、《蘇州市交通局交通行政處罰裁量標準（試行）》、《無錫市消防行政處罰裁量標準》等）一詞，有的地方則稱“細化標準”（如，《北京市公安局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細化標準（試行）》）。在學術界，有數位學者稱其為“裁量基準”（如朱芒、馬秀琴、邢玲玲等，具體文獻參見后注）。本文考慮到漢語語言習慣，使用“裁量標準”一詞。

[2]有關裁量標準問題的論說，筆者檢索到的文獻極為有限，如：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準制度”，載于《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王貴松“行政裁量標準：在裁量與拘束之間”，載于《法制日報》2005年6月13日第六版；王家華“談談自由裁量的合理性標準”，載于杭州市政府法制局主辦《政府法制》2001年第4期（總第123期）；馬秀琴、邢玲玲“規范行政處罰不妨試行自由裁量基準制度”，見于/n1/jcrb716/ca345108.htm，2006年6月15日22時45分訪問。另有多篇有關新聞報道或見于報刊或互聯網，如：曹玲娟“卡住‘人情案''''上海執法自由裁量有了’剛性''''標尺”（新聞報道），《人民日報》2005年10月27日第十版。

[3]前注馬秀琴、邢玲玲“規范行政處罰不妨試行自由裁量基準制度”。

[4]GeorgHenrikvonWright：NormandAction（1963，Routledge＆KeganPaul.）（日譯本：稲田靜樹訳「規範と行動の論理學東海大學出版會2000年）對此有清晰分析。

“指示總是由一定的主體發向其他主體。它從規定提供者或者規定權威者（authority）的意志‘源泉''''中’流出''''，向服務者（subject）發出信號或者指示。規定權威者一般對服務者說，希望你采取一定的行為。”（日譯本第8-9頁）。

“對作為指示的規定的六個‘構成要素''''（component）或者’成分''''（ingredient）或者‘部分''''（part）加以區別是有效的，這六個要素是：性質（character）、內容（content）、適用條件（conditionofapplication）、權威者（authority）、服務者（subject）、時點（occasion）。某某指示是什么的完整的敘述，提示著上述六個要素。‥‥‥其中，規定的性質、內容和適用條件構成規定的核，我建議稱其為’規定核''''（norm－kernel）。規定核是指示與其他類型的規定同樣具備的邏輯構造。……而權威者、主體、時點是指示所獨有的，其他類型的規定不具備。”（日譯本第85頁）。

[5]東京大學教授小早川光郎對此有精到分析（（日）小早川光郎「基準？法律？條例塩野宏先生古稀記念「行政法の発展と変革下巻（有斐閣平成13年）391～392頁）：

“在要件-效果規定形式的基準沒有被法定的情況下，以及要件-效果規定形式的基準雖然被法定，但如何處理案件的判斷據此并不能完結的情況下，處理案件的行政機關不可能只是按圖索驥地對法定基準加以適用，而需要就各個案件補充并適用判斷基準，以使如何處理案件的判斷得以完結。抽象而言，行政機關需補充并適用的判斷基準是：”如果存在一定的情況Q1、Q2‥‥‥則采取X處理方案是妥當的；如果不存在情況Q則采取Y處理方案是妥當的''''（例如，我們可以將這里的‘X、Y''''分別替換為營業許可行為、不許可行為，或者撤銷營業許可行為、停止營業行為）。行政機關在這一過程中所從事的活動，就是通常所說的’行政機關的裁量''''.在裁量時，行政機關必須對最適合于處理本案件的基準是什么進行誠實的探究，特別是對應當補充基準的部分——前述的‘如果Q存在則X，如果Q不存在則Y是妥當的''''部分。這種補充基準的工作，在’行政機關的裁量''''中處于中心位置。“（下線筆者）

[6]《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

[7]《北京市公安局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細化標準（試行）》就《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四條所設定的“細化標準”。

[8]參見：朱芒“論行政規定的性質——從行政規范體系角度的定位”，載于《中國法學》2003年第1期。

[9]前注王貴松“行政裁量標準：在裁量與拘束之間”。

[10]沒有理由則構成違法，法外“理由”（如“人情案”）也導致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

[11]《浙江金華公安自我削權彰顯合理行政》（記者李立），見于/gate/big5//zfjs/2005-10/20/content_80372.htm，2006年6月16日15時訪問。

[12]《遼寧省人民政府關于繼續深入開展全省政府系統軟環境建設的意見》（遼政發〔2005〕14號）要求：“清理、修訂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幅度過大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細化處罰標準，縮小自由裁量幅度。”

[13]《大連市行政處罰罰款幅度規定》（大政發〔2004〕24號）第三條規定：“各級行政機關應依法規范罰款類行政處罰行為，對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罰款，依照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明確不應處罰、從輕減輕處罰及各類處罰的具體標準，取消行政執法人員罰款處罰的自由裁量權。”

[14]王貴松博士認為：“對于特殊情形，應該允許執法機關作出不同于裁量標準的規定而作出處理決定。這是裁量權的應有之意。”（前注王貴松“行政裁量標準：在裁量與拘束之間”。）這一觀點與本文的觀點有相近之處。

[15]前注王貴松“行政裁量標準：在裁量與拘束之間”。

[16]參見：王天華“從裁量二元論到裁量一元論”，《行政法學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頁。

[17]（德）UllaHeld-Daab.,DasFreieErmessen,Berlin：DunckerundHumblot,1996.

[18]參見：前注王天華“從裁量二元論到裁量一元論”第28頁。

[19]參見：（記者）周少華徐曉恩等“金華公安一把‘尺子''''量罰”（新聞報道），來源于《浙江日報》，見于/newsxp/content/zhoubian/zh/2004525111253.htm，2006年6月18日12時訪問。

[20]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以規范性文件形式設定裁量標準的程序與行政立法程序是有區別的。行政立法程序本身允許各方利益主體的博弈，因為行政立法的正當性恰恰來自于它的民主性；而裁量標準設定程序則并非各方利益主體博弈的舞臺，因為它是執法者對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化，其正當性必須以此為基礎。裁量標準設定程序中的對話，其主要目的在于為確定本地或者本系統的具體情況搜集足夠的信息。——這意味著裁量標準設定程序與行政立法程序相比可以相對簡化，一般情況下采用征集公眾意見（Publiccomment）程序即可。

[21]徐文星“從權力理論到對話理論——行政裁量權研究方法的轉變”，見于法律思想網（law-/index.asp），2006年6月21日11時訪問。

[22]法國的“成本效益衡量審查方式”與日本的“判斷過程審查方式”都是以裁量標準為核心構筑的。參見：前注王天華“從裁量二元論到裁量一元論”第25-26頁；（日）亙理格「公益と行政裁量――行政訴訟の日仏比較弘文堂2002年333頁。

[23]參見：高家偉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6頁。

[24]參見：前注王天華“從裁量二元論到裁量一元論”第29頁。

[25]需要注意的是，“裁量標準設定義務”的主體是在法律上具有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權限的行政機關（行政主體）而非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抽象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上級行政機關（包括政府法制機關）以規范性文件設定的裁量標準對行政主體并無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本文前述）。

[26]參見：（日）渡辺宗太郎「自由裁量論の推移（京都大學）法學論叢46巻6號26頁。

[27]參見：前注王天華“從裁量二元論到裁量一元論”。

[28]采用“判斷過程審查方式”的典型判例是日本的“太郎杉事件控訴審判決”（東京高判昭48？7？13行集24巻6？7合併號558頁）。關于本案的解說，參見：（日）小早川光郎「事実認定と土地収用法20條2號の要件――日光太郎杉事件街づくり？國づくり判例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03號）56事件120頁。——關于這個問題，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有一定特殊性，因為我國的法院可以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作出變更判決。當然，這種特殊性只存在于行政處罰案件。

[29]參見：（日）石井良三「自由裁量の処分――公益原則を中心として（三）法曹時報第7巻第4號53～54頁。對變更裁量標準的理由加以追究的典型判例是日本的“銃砲所持許可取消処分取消請求事件控訴審判決”（東京高判昭51？1？26行集27巻1號24頁）。

[30]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還不允許就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但有些外國已經以一定的方式承認了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如德國的規范統制訴訟、日本的“公法上的當事人訴訟”（筆者擬另文介紹日本的“公法上的當事人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