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現狀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氣候變化現狀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形勢不斷發生復雜深刻變化，中德關系日益密切和深化，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德兩國政府通過諸如雙邊對話、書信往來等各種形式，頻繁進行直接對話和交流，構成了中德應對氣候變化關系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正是通過這些直接接觸，兩國政府之間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不斷加深，為兩國的務實合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中德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形式主要集中在聯合研究和能力建設，項目涉及中德氣候伙伴關系與可再生能源合作、環境與氣候領域的干部培訓、溫室氣體監測能力建設、中國排放交易體系能力建設、江蘇省以及省外三個城市低碳發展、建筑節能、土地低碳利用、北京交通需求管理、中德電動汽車及氣候保護、建筑節能領域關鍵參與人能力建設等。合作項目具體情況如下所示：
（一）中德氣候伙伴關系項目
項目運行時間： 2011年3月―2013年11月；資助金額：200萬歐元 項目目標：中德氣候伙伴關系項目通過專業交流和分析促進雙邊對話。通過共同舉辦會議，開展能力建設，如組織講座、研討會和信息考察等充實經驗交流。
（二）中德環境伙伴關系項目
項目運行時間：2012年1月―2016年12月；資助金額：400萬歐元 項目目標：環境和氣候政策問題是中國實現向“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轉型的基本問題。本項目將向國家環保部和國務院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提供這方面的咨詢服務。項目明確以中德戰略環境對話的相關議題（如政府綠色采購、空氣質量改善和水資源保護、化學品安全、減少重金屬污染排放）為重點，直接支持環境領域的雙邊合作。
（三）環境與氣候領域的干部培訓（項目二期）
項目時間：2012年1月―2016 年2月；資助金額：160萬歐元
項目目標：大幅提高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專業能力，以實現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 年）中的環境和氣候保護目標。
（四）溫室氣體監測能力建設項目
項目時間：2011年3月―2013年11月；資助金額：230萬歐元
項目目標：中國相關機構擁有開發高效的溫室氣體監測流程和相關基礎設施的能力，為中國的碳排放交易系統（ETS）的建立預作準備。
（五）中國建立排放交易體系能力建設項目
項目時間：2012年7月―2016年7月；資助金額：400萬歐元
項目目標：中方相關機構具備在地方層面建立和運營排放交易系統的能力和政策選項。
（六）江蘇省以及其它外省三個城市低碳發展項目
項目時間：2010年12月―2015年1月；資助金額：300萬歐元
項目目標：該項目旨在促使江蘇省和其他三座城市的經濟發展逐步脫離溫室氣體排放。
（七）通過建筑節能實現氣候保護（基準線調研）
項目時間：2011年1月―2013年9月；資助金額：200萬歐元
項目目標：借助激勵機制，例如碳交易平臺，實施大規模的住宅建筑節能改造，從而為減少建筑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做出貢獻。
（八）低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中的氣候保護）
項目時間：2012年3月―2016年2月；資助金額：350萬歐元
項目目標：為決策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提供農業、林業和礦區復墾領域的減排的行業方法和手段。
（九）北京交通需求管理
項目時間：2011年1月―2014年2月；資助金額：200萬歐元
項目目標：提出北京實施高效的交通需求管理（TDM）措施的建議，為北京市政府提供能力建設培訓，使其有能力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在城市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效果進行建模和量化。以北京項目的成果和經驗為基礎，在中國另外五個大城市，推廣高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十）中德電動汽車及氣候保護項目
項目時間：2009年9月―2016年1月；資助金額：5，623，977歐元
項目目標：該項目旨在為相關政府部門及研究機構提供電動汽車發展領域相關理論、技術及戰略層面的建議，促使電動汽車的發展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并在國家及地方范圍內開展電動汽車的推廣示范。
二、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成效和特點
近幾年，我方積極與德國政府、研究機構合作開展雙邊科研項目，取得重要成果。例如：中德氣候伙伴關系項目，有力地支持了中德氣候變化工作組機制的順利進行，開展中德合作新議題實驗實施，并成為中德間氣候變化快速信息交流的平臺；中國排放交易體系能力建設項目，支持碳交易試點地區引入市場化減排手段，使中國擁有高效實施排放交易系統的能力，該項目自2012年實施至今，國內7個碳交易試點均以啟動，這與雙方的合作密不可分；江蘇省以及其它外省三個城市低碳發展項目，除開展低碳發展規劃研究、能力建設項目外，還進行了建筑節能改造、產業共生平臺等示范項目，為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務實合作開啟了新篇章。
在兩國良好政治關系的推動下，特別是隨著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信心和決心的增強，中德應對氣候變化未來的合作將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中德雙邊合作框架下的互利共贏
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且擁有先進的低碳理念、技術及管理經驗。中國低碳環保市場潛力巨大，兩國合作的互補性強。通過近幾年來的合作，我國學習借鑒了德國的低碳環保最佳實踐，推進了國內低碳環保事業向國際化發展。與此同時，我國也開放市場，引進德國的低碳環保技術設備，實現了中德合作的互利共贏，對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將中國的市場與德國的技術結合起來，將為雙方創造巨大的發展動力。隨著兩國政治與經貿關系的不斷發展，應對氣候變化雙邊合作將進一步深化。
（二）中德對話交流機制下的多層級參與
在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對話合作機制下，國家發展改革委與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建筑與核能安全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雙方部長通過積極溝通，為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合作明確了務實合作的方向；自2010年，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組會議以制度化形式確定下來，成為雙方重要的合作組織形式，雙方充分利用司局級中德氣候變化工作組對話渠道，及時溝通，目前已舉辦了五次工作組會議，拓展了全方位務實合作領域；此外、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自2006年在中德高科技對話論壇的框架下成立了中德能源工作組，加強了能源技術合作與政策交流，為兩國企業間交流與合作搭建了很好的平臺。
（三）中德合作講究規劃，注重實際
德國政府對氣候變化雙邊項目的管理基本模式，是設立專門的機構對項目進行全過程管理，該機構實際上是代替政府行使業主的職能。管理內容涉及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具體的項目評估考核指標，包括社會穩定程度、政府利益、專業技術考量等；二是嚴謹的論證與批準程序，一個項目的確定，除考慮上述因素外，項目申請內容要包括：項目執行期、資金來源、經濟效益、知識含量等；三是嚴格的組織實施程序，詳細核查項目活動及資金使用情況。
三、中德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建議
（一）組建專業的項目管理團隊
為深入貫徹國務院提出的在公共服務領域更多利用社會力量，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的要求，深化社會領域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整合利用社會資源，增強公眾參與意識；建立健全項目申報、預算編報、組織采購、項目監管、績效評價的規范化流程。
（二）編制詳細的項目合作規劃
注重中德合作的戰略規劃及對國內工作的指導作用，建議制定三年期“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合作滾動計劃”及“中德氣候變化合作2015―2020戰略規劃”。
第2篇
要在社會致力于形成一個以損害生態環境為恥，以保護生態環境為榮的社會文化氛圍。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正如恩格斯所講的，“人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利用達成了經濟發展的眼前利益，“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自然界對我們的報復就體現在今天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嚴峻。人類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大肆利用自然資源，完全毫無節制，導致了今天我們面臨的可能危及人類生存的氣候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認識到人類的活動必須服從自然規律，人的生存離不開與自然界的和平共處。越是司空見慣的東西，人們給予的關注就越小。人們對大氣司空見慣，因而對地球大氣的碳吸收能力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在這個正在走向危險氣候變化的歷史時刻，要求我們以全新的視角思考人類與自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以盡快改變這一不利局面。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達到人與自然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對稱。
二、發展中國家發展優先的權利與發
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義務不對稱氣候變化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重大全球性問題。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但是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2］。為推動對該問題的研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世界氣候計劃（WC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等國際合作項目與計劃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根據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預期的增溫情景將對全球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這引起了各國的普遍憂慮，人們擔心世界氣候朝著不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方面變化。“發展”一般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它可以僅僅指經濟增長，由GDP來測量，在這種情況下它原則上適用于所有的國家。然而，它也可以更狹隘地指讓人們擺脫貧困這一經濟過程。當我們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對比時就是在這種意義上說的。當然，第一種意義上的“發展”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在這兩種意義下“發展”都意味著財富的積累，標準的計算方法是GDP。照此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在日益變得富裕。它暗指這種財富大部分是由相關社會的經濟轉化過程生成的。當一個社會只是從售賣其礦產資源中獲取收入時，我們可能不會說這個社會從經濟上看是發展的。對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來說，“發展”都很重要，但并非一樣重要，即增長對于后者來說遠沒有前者重要。發達國家可以繼續壯大其經濟，但增長的要求遠沒有那么迫切，因為他們已經達到了某種類型的均衡，盡管是一種動態的均衡［3］。應對氣候變化應該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優先權利。早期的人類發展報告已開始關注環境威脅，包括全球性水危機和氣候變化等。第一部《人類發展報告》就強調擁有一個安全環境———“潔凈的水、食物和空氣”———對人類自由的重要性。《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探討了人類安全問題，1998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便認識到使貧困人口遭受環境退化（酸雨、臭氧層消耗和氣候變化）的最大影響是不公平的。《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揭示了在用水方面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及其對人類發展的影響。報告顯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貧民窟的人們比紐約和巴黎的居民在飲用水方面的成本更高。《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采用人類發展的視角來凸顯氣候變化的代價，包括氣候突變和“適應性隔離”現象引起的代際貧困陷阱。該報告是第一份研究全球氣溫上升所造成重大影響的發展報告，這些影響表現在冰層的融化、局地降雨格局的變化、海平面的日漸上升，以及一些脆弱性群體的被迫適應。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有一種發展的要務，或者說“發展是它們的第一要務”。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有變得富裕的權利，而且是因為這樣一個過程對可持續性有著直接的意義。在發展中國家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前，世界上仍然會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軌跡。既然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將過度發展作為富裕社會里的一種可能性來談論，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也必須得到保障。無論從歷史責任原則還是為了當前應對氣候的高效率，發達國家都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是有效率的，且事實上，最經濟的減排可能來自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向他們提供援助將是必要和公正的，之所以由發達國家負責這項義務，不僅僅是出于“誰污染誰付費”原則，更主要是出于對發達國家自身利益的維護。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優先權目前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盡到提供支持和幫助的義務。要求發展中國家與他們承擔相同的責任，共同分擔份額參與減排，這明顯是發達國家對歷史責任的逃避，同時也是對世界千年發展目標的不尊重。發展中國家堅持“雙軌談判”①，要求發達國家必須明確長遠目標及中期目標。“并軌談判”是發達國家積極推行的氣候談判制度。在艱難的談判過程中雖然最終堅持了“雙軌制”談判機制并維護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落實援助資金、技術轉讓等發展中國家較為關心的問題上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實質性進展，但是回首談判過程，不能不說是一波三折，驚險異常。利益維護的合理性取決于需要的合理性，不僅對于個人來說是如此，對于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發達國家要求維護的是保證其人民的高標準生活，也就是高消費、高消耗的不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解決的甚至只是溫飽這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也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有援助義務的原因之一。全球變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有著天壤之別。生活在赤道地區的人們幾十年來親眼目睹了全球變暖是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的，如今甚至威脅到他們的生命安全。然而工業化國家卻只是意識到全球變暖也將影響到自己，但是卻沒有威脅到其生命，這至少在近50年內不會威脅其生命。而且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他們只需拿出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適應氣候變化，包括提高洪水防御能力、改變作物耕種方式、開發新的建筑技術和規章制度。而對于低收入國家則必須拿出越來越多的國家收入來適應氣候變化，許多個人和社區因無力承擔如此高昂的代價，最終被迫放棄莊稼和家園而死于饑餓。控制世界各國溫室氣體排放是當前緩解氣候危機的當務之急，但是溫室氣體的排放控制動輒就牽涉到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如果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無異于限制其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各個國家的現實減排空間和能力是區別原則的現實基礎。目前，發展中國家多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況，他們的合理需求應當首先得到滿足。對于那些最無力應付全球變暖而又對其產生原因并不該承擔任何責任的人來說，全球變暖已經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命安全。南半球居民遭受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嚴重的影響，并且預計將承受21世紀溫室氣體增加量的2／3，盡管他們因人數不斷增加而受到環保主義者和科學家的譴責，可是給全球大氣和其他維持生命的體系造成最大壓力的卻另有其人。為了成長、煮飯、保暖、建造住所或者慶祝節日，每個人都需要排放適量的溫室氣體，這些都是為了維持生計所必需的。而與之相反的是，盡管歐洲和美洲人數要少得多，可是他們產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卻比南半球鄰國多得多。不發達地區的人們為了維持生計所必須的氣體排放與發達國家的富人的過度排放形成鮮明對比。富國把屬于大眾的大氣層用來過度排放溫室氣體，其實屬于托馬斯•阿奎那所講的“偷盜”②行為。為了對這些行為作出補償，發達國家都應該有義務去保證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鑒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主要任務，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必須率先采取行動。富裕的國家應該從根本上減少排放量，并在經濟上補償其他不發達地區，提供資源使那里的人適應全球變暖的環境，這樣，氣候變化上的全球不公平問題才會逐步得到解決。
三、當代人類發展的權利與保障后代
第3篇
關鍵詞：雙生，聯體 外科手術 胸腹聯胎
聯體雙胎為一種罕見的先天畸形，其患病率為1/5～10萬，大多數于胚胎時或出生后即死亡，約20萬次以上分娩有1例出生后仍存活［1］，能接受手術的病例少之又少；能成功進行分離手術，術后2嬰兒均存活的相當罕見［2，3］。我院于1999年1月21日收治一對胸腹聯體嬰兒，并成功進行了分離手術，術后均存活。現介紹如下。
臨床資料
1．一般資料：患嬰A和B，均為男性。于1999年1月10日生后21天入院。該對嬰兒系39周足月剖腹產，父母均無特殊病史。出生時呈面對面聯體，共用同一臍帶、胎盤，出生體重2嬰兒5500 g，入院體重5400 g。入院體檢：2嬰各有完整頭顱、四肢、外生殖器和，頭后仰過伸位，體橋從上3 cm至臍呈胸腹相聯，周徑為32 cm。
A嬰呼吸60次/min，心率121次/min，右胸部可聞及收縮期隆隆樣Ⅲ～Ⅳ級雜音。B嬰呼吸60次/min，心率113次/min，心肺無異常發現。CT和MRI示2嬰共用一個胸骨下段及第5～10前肋骨，膈肌、心臟和肝臟，兩套膽道系統。超聲心動圖示：2嬰心率不一致，心跳心律不同步，A嬰為右位心伴房間隔和室間隔各有0.5 cm 缺損。血液檢查：2嬰血象不同，肝功檢查不同，提示無大血管相通。入院觀察2嬰排便性質不同。插胃管行泛影葡胺造影各具獨立的胃腸道，2嬰先后服用黑炭，前后從各自排出，證實無消化道相通。
入院時2嬰營養中度不良、臍部感染、肝功異常，予以保肝，抗感染等。嬰兒45天體重達6kg，一般情況良好后進行聯體分離術。
2．手術：2嬰以側臥位置于手術臺上，A嬰右側臥位，B嬰左側臥位，誘導麻醉后A嬰順利插入3.5號帶氣囊氣管導管。由于A嬰插管后無法變化，B嬰插管不順，經1小時才插入3號無氣囊導管。完成麻醉后分別插入胃管。電刀負極綁于B嬰大腿上。托起嬰兒從頸部至腳全身溫碘伏原液和5%碘伏消毒后仍側臥置于消毒巾上，分別包裹下肢，鋪巾，從一側胸骨交界處至臍，切開皮膚和腹壁進腹探查。2嬰有各自消化道，2邊各有一條肝圓韌帶與臍相連，“共同肝”相連面積約7 cm×6 cm，各有發育良好的膽道系統，膈肌相連。以2嬰肝圓韌帶為界限，以可吸收線先縫扎兩排后，中間電刀切開，切斷相連肋骨、胸骨，仔細分離胸膜。見有各自完整的胸膜和胸腔，2嬰共用一個心包，切開后兩個心臟的心跳頻率不同步，B嬰心臟較小，A嬰心臟大且為右位，有近1/3突入B嬰心包腔。離斷體橋后壁，2嬰完全分開。至此手術分兩組進行。B嬰心包直接縫合，腹部皮下略加游離后直接拉攏縫合，在胸壁兩側做V型減張切口后縫合。A嬰心臟以手逐漸按壓，使心臟部分縮入胸腔，心包缺損部分以人造滌淪片修補，心包外加醫用硅膠板做成支架以擴腔保護突出的心臟，胸腹部切口以轉移Z、Y皮瓣修復。
3．術后：術后第2天B嬰即相繼出現腦水腫、抽搐、呼吸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腸麻痹。術后第10天部分胸段切口皮膚裂開，經蝶形膠布牽拉，于術后1個月痊愈。經氣管切開和多項處理，以及嚴密監護下，術后4個月拔除氣管導管，可予出院，無明顯后遺癥，腦部CT和B超復查無異常，現已能站立。體重達4.7 kg。
A嬰術后第12天亦出現類似癥狀，胸部切口皮瓣裂開，覆蓋胸前的硅膠假體外露，亦行氣管切開，術后1個月再次手術取出硅假體，術中見滌淪片已被肉芽長滿，形成完整心包，于胸部做兩側大轉移皮瓣修復創面，2次術后3周切口愈合。術后4個月因疝嵌頓行雙腹股溝斜疝疝囊高位結扎術，現正等待行心臟手術。體重4.6 kg（圖1～6）。
圖1 術前側面積聯體外觀
圖2 分離后A嬰外突的心臟
圖3 分離后B嬰的肝斷面
圖4 A嬰滌淪片修補心包，硅支架擴腔
圖5 術后8個月的A嬰
圖6 術后8個月的B嬰
討 論
聯體雙胎目前大體分為8個基本類型：（1）頭聯胎；（2）胸腹聯胎；（3）臍聯胎；（4）坐骨聯胎；（5）側聯胎；（6）顱骨聯胎；（7）臀聯胎；（8）脊柱聯胎［4］。此例聯體嬰屬于胸腹聯胎。Leachman等［5］將胸腹聯胎中的心聯合分為三型：A型共用一個心包但有各自完全分離的心臟；B型共用心包并僅有心房相連；C型共用心包同時心房心室相連。由于有高發病率的心聯合及復雜的心血管畸形，所以90%胸腹聯胎患兒不適合手術分離［6，7］。因此，胸腹聯胎的分離不僅僅要解決手術的難度，還要認真評估手術的可行性，選擇適當的手術方式及解決術后的各種并發癥。
1．術前評估：胸腹聯胎的患兒畸形涉及心臟、肺、胸膜、肝臟。術前從CT、MRI檢查可大體了解這些臟器相連的情況。由于臟器的重疊應注意這些檢查對心臟的局限性，可利用超聲心動圖不同心率、心律，血象的不同來協助了解有無心臟相連，大血管相通。上述檢查不能排除這類畸形時應進行心血管造影。如有心臟、大血管、肺等相連，則應考慮放棄手術或舍棄一嬰，或備兩套體外循環手術設備進行手術。術前確診有無消化道相通有利于手術方式的選擇，如果是共同膽道系統，有必要為另一嬰行膽道重建術。由于聯體嬰分離創傷大，我們認為手術時間最好能到6個月嬰兒各系統發育較健全后進行。但由于胸腹聯體的嬰兒面對面，喂養護理困難，因而常無法等待過遲手術。本例A嬰術前曾二次喂養后嘔吐誤吸出現紫紺，加上胸腹相連，頭頸后仰脊柱畸形日趨加重。本聯體嬰在營養和肝功能改善后，于出生后45天手術，術后患兒出現了一系列并發癥。我們的體會這與嬰兒過小有一定關系，若能堅持到3個月后進行手術，可能更為理想。
2．麻醉的體會：本例B嬰術前插管困難，與顧及A嬰心臟不好而將好插的留給A嬰有關，造成術中B嬰持續在低氧狀態下進行。術后又因無氣囊導管無法給于呼氣末加壓給氧，術后第一天上午經更換3.5號氣囊導管后，血氧飽和度方可維持到98%以上。我們認為對胸腹聯體的患兒手術應先插右邊（即左側臥位）的嬰兒，同時應盡量插入較大號并帶有氣囊的氣管導管。
3．手術的體會：手術應盡可能以電刀進行，以達到降低出血量，本例總出血量不到80 ml。肝臟的分離除以兩肝圓韌帶為標志使得能在血管交通最少的界面進行外，還可先縫扎后，電切以減少出血。胸腹聯體尤其要注意胸膜的分離，切開肋骨最下連接點后，以拭子仔細推開胸膜再以剪刀逐步剪斷相連的肋骨和胸骨。對心包缺損，以滌淪片替代效果良好，硅片支架對術后度過胸廓增大期和牽拉的皮膚不壓迫心臟起了良好作用。本例A嬰由于術后硅假體外露不得不將之取出，否則可長期存留或待今后做房室間隔修補術時取出。在分離手術進行前，我們本擬先行皮膚擴張術，但因A嬰的變癥而難以進行。Hilfiker等［8］和Zubowics等［9］在這方面均有成功的經驗。
4．術后氣管管理的體會：胸腹聯胎的嬰兒，術后因胸腹腔容積的縮小，加上此類患兒胸廓和肺發育均不健全，術后極易缺氧導致呼吸功能衰竭，本例聯體嬰兒術后多次出現此并發癥，由于擔心嬰兒行氣管切開置管不易，而且術后拔管常有困難，所以術后只是持續從口腔留置氣管插管，造成B嬰在術后11天拔管后喉頭水腫無法再插入導管，被迫行緊急氣管切開，增加了手術后的危險性。由于B嬰的教訓，A嬰在有口腔氣管導管留置的引導下，順利行氣管切開。術后兩嬰均順利度過呼吸功能衰竭關。因此，胸腹聯體嬰兒若估計氣道壓力支持只需2～3天的，可考慮僅留置口腔氣管插管［8］，若時間長應及時行氣管切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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