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人文科學的缺點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本文在強調操作方法與實踐效果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下,試圖將經驗研究和純理論思辨結合起來,將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將“媒介”作為關鍵節點,并鏈接媒介文化、媒介產業、媒介產品、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諸多概念,期望實現文藝傳播學研究在理論/抽象與經驗/操作層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對象:當代文藝作品與文化產品的關系

首先必須理清作品、產品與大眾媒介的關系。文藝作品(works)伴隨著報紙、電臺、電視、電影和網絡為代表的大眾媒介逐一誕生而呈現出愈加明顯的產品(product)屬性,一方面,文藝作品經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達意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其傳播、交流、共享的特質,這是“作品”蛻變成為“產品”、“商品”的前提,文藝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換價值的;另一方面,進一步說,大眾媒介不僅在前工業、工業時代可以為文藝作品提供到達受眾的管道,在網絡化組織的今天,大眾媒介還是文藝作品制作、銷售發行、反饋與再加工、批量復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藝傳播正在形成一種媒介文化。自印刷技術出現之后,研究文藝必須關注媒介,關注包括精神交流與作品銷售在內的文藝作品的“傳播形式”。以報紙為代表的大眾媒介(Massmedia)興起之后,不論高雅還是通俗文藝作品都難以離開媒介獨立存在,報刊連載小說、長篇評書廣播、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直至今天的網絡文學、網絡游戲腳本、舞臺表演與藝術展覽,甚至數字虛擬藝術,無不與大眾媒介共生共榮,這種媒介文化已成為“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的主導性形式與場所。”[2](P61)

第三,文化產業的本質是一種創意產業。本文所使用的文化產業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諾聲稱的“文化工業”,但在內涵上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所抨擊的喪失了“光暈”的、庸俗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產品及其產業,而是一種類似于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審美日常化、傳播商業化、流程標準化、產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產品及其產業。文藝作品就必須成為文化產品,“必須和社會的體驗相共鳴,必須吸引大量的受眾,”共鳴才能共贏,但共鳴需要技巧,文藝作品若試圖在當時取得成功,便必須成為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要么“令人震驚”,要么“與各種慣例決裂”,要么“包含著社會批判”,或者表達進步的“當代觀念”。[2](P32)

從實質上看,當代文化產業則是一種創意產業,后者包括卻又不限于出版、影視、建筑設計、軟件設計、表演藝術[3](序言P12)。創意產業結合了“創意藝術”和“文化工業”的概念,把“藝術(即文化)直接與傳媒娛樂(即市場)等大規模產業聯系了起來”[3](P5),也就是說,以大眾傳媒為中介甚至核心的創意產業既是一個理論與抽象層面的概念,也是一個經驗與操作層面的概念:二者分別蘊含著面向文化藝術的人文價值范式,與面向產業市場的經濟價值范式。

二、重提馬克思:基礎結構與上層建筑的二分法

根據前述的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范式,本文主張將傳統的隸屬于人文科學的文藝傳播研究,在的框架之中,轉向綜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多重視角。首先,皮亞杰認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質上的區別”,因為“社會現象取決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學在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會性的”[4](P1),在學科的本體意義上,文藝傳播研究既屬于人文科學,也屬于社會科學;其次,文藝傳播研究應當把“各種強有力的研究方法”,包括經驗研究、批判理論的視角結合起來,這樣可能會“比單一視角中完成的分析更有透視力和更為有益”[2](P46),起碼多重視角能激發出更多深知和洞察;第三,波德里亞提出的“內爆”概念在這里意味著學科間差異的消除,內爆后的經濟由“文化、政治和其他一些領域構成”,藝術被“融入了政治和經濟”[5](P12),而在文藝傳播學研究的研究對象上,作品和產品,藝術和商業,媒介和文學藝術,媒介產業和文化產業之間均發生了內爆,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同樣將發生內爆。

那么第一步,根據結構主義的觀點,可將文藝傳播學研究的范式,即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的范式,定位為結構與能動的關系,人文價值范式是歷時性的,是結構化的,難以直接觀察,適合運用批判或人文研究,而經濟價值范式是共時性的,是功能化的,可以直接觀察,適合運用經驗研究。

第二步,文藝傳播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應該包括文藝作品、文藝產品,也包括整個文化產業,而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界定,不僅將作者(制作發行方,即傳播者)和讀者(受眾,即接受者)整合到一起,還把作品(產品,即傳播物)和作品傳播形式(銷售渠道,即媒介)囊括了進來。

經典認為,作為基礎結構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由于文藝作品具備意識形態屬性,傳統文藝傳播學研究的視野主要集中在以反映論、政治附屬、階級表達的文藝社會學之中。但本文仍將繼續堅持分析方法,只是把文藝傳播學研究中的歷時性研究歸入文化層面上的上層建筑,而共時性研究歸入經濟層面上的基礎結構,這樣便可解決文藝傳播學作為跨學科研究的方法論導向問題。所以本文所主張的文藝傳播學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是將前文所述的人文學科歸入到社會學科之后(皮亞杰)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

第三步,媒介作為傳播研究的核心,也因此而成為文藝傳播學跨學科研究的關鍵節點。第一,媒介研究與傳播學研究中經驗學派、批判學派視角的分野,暗合了文藝傳播學研究中經濟價值范式與人文價值范式的差異,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早在1941年提出傳播學研究最初分為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兩個領域,但在當代,正如道格拉斯·凱爾納所說,文藝傳播研究像媒介研究、傳播學研究那樣,“回歸于一種對原有模式加以重構的理論”將十分有益[2](P89);第二,媒介研究追蹤并反思新生事物的特點可以有效彌補傳統文藝傳播學研究沉溺于被建構的經典作品的視角呆板與理論遲滯。

三、基于人文與經濟雙重價值屬性的研究范式

波德里亞認為現在的商品不僅具有傳統所認為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還具有“符號價值”,這種象征著“風格、威信、豪華、權力”[5](P5)的標識已經是當代消費和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這種符號價值“仍然依賴于物質客體的存在”,“依賴于物質性,依賴于交換、使用和指意過程之間的特殊聯系”,所以本文所要闡述的,在研究對象上混合了媒介產業和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文藝傳播學,正是基于這種看似兩分,實則同一的[符號/物質]與[文化/經濟]的雙重性質的研究范式。

(一)人文價值與[符號/文化]范式

基于符號/文化的研究范式側重于解釋文藝作品、文化產品的人文價值。當代文化與藝術傳播在多媒體的語境下,已經進入了波德里亞所定義的“超真實”狀態:“幻象和真實之間的區別,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區別以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都崩潰了”[5](P52),這種超真實的狀態實際上是符號之間的互相指代,正如《指環王》、《哈里波特》同時發行電影、電腦(網絡)游戲、書籍、DVD一樣,文化產品不僅利用多媒體調動了盡可能多的受眾器官,更是一種符號之間,產品之間相互指代、相互印證的“超真實”。

此外,大眾媒介所營造的極度仿真氛圍已經讓受眾變得真假難辨,因為所有的一切都被大眾媒介所建構,從信息采集到信息加工,從產品制作到產品,從信息反饋到信息重組,都是一種建構之后的結果,以網絡文學為例,論壇發貼———網友回復———熱貼精華———結集出版———市場反應———繼續創作,已經成為一個固定模式,優秀的奇幻冒險網絡小說如《鬼吹燈》不僅可以出版,還可以改編拍攝電視劇甚至電影,而這個過程當中的原創素材收集,作品生產與,讀者反饋,續集作品再發行本質上都是一種媒介化的,經過建構的,確實客觀存在著的“超真實”。

那么,在文藝傳播學話語實踐中的“所指”指的便是當代文藝作品、文化產業背后所暗藏著的,具有潛意識意味的意識形態,即阿爾都塞的著名定義:個體與其實際生存條件間想象性關系的表征。如果說,意識形態這個“所指”通過具體的文學藝術實踐這個“能指”進行表達,那么,對于“所指”的揭示在本文看來,運用二元論的階級分析法是較為有效的把握方式。

布爾迪厄把晚期資本主義的基本斗爭看作是以科學家、藝術家、教授、新聞記者以及著作家為代表的“新階級”和以工業所有者、經理人、銀行家、法官與貴族們為代表的“舊階級”之間的斗爭[6](P226)。而根據前文所述的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的關系,創意階層就“包括藝術家、音樂家、教授和科學家”[3](P2)。所以說,研究文藝傳播學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就在于揭示創意者(作者)和資本家(產業)之間的意識形態關系,這種關系包括個體和環境之間的對話、談判、甚至斗爭。

文藝理論發展到如今已經不再局限于經典文學和高雅藝術,從事跨學科研究的文藝傳播學也會參考文化研究———文藝(文學)研究的一種新形態———的研究模式與實踐方法。在文藝傳播學的領域里,和文化研究類似,“文藝”被視為文化的實踐,無法脫離藝術與日常生活與消費而存在。網絡小說、影視藝術、舞臺藝術、數字虛擬藝術等借助于現代媒介技術,并被“媒介化”的藝術形式都是文化在日常生活、日常消費中的物化或者符號化顯現,在當代,它們在被關照的地位上和經典文學、經典造型(平面)藝術理應等同。

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實踐性目的為準繩”,是“實用的、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則“立足于打通文藝理論與文化之間、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文學藝術與社會其他領域之間的界線”[7](前言P2)。文藝傳播學研究在人文價值的層面上平行于文化研究中的話語、大眾文化、歷史、政策等研究,而在經濟價值的層面上則向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看齊。第一,文化研究總體上看是反思性的,其理論來源“直接上溯于后結構主義和當代新”[8](P3),所以在人文價值的層面上,文藝傳播學同樣不會置身于這種思辨、形而上的旨歸之外;第二,從的觀點看,媒介生產在文化層面上實際上重演了社會的根本沖突,是各種力量之間的對話、談判、爭奪的場所,媒介生產“與權力關系交織在一起”,“要么促進控制,要么賦予個人以抵制和斗爭的力量”[2](P73)。所以在接下來即將討論的經濟價值的層面上,運用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可以讓文藝傳播學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二)經濟價值與[物質/經濟]范式

參照文化研究,文藝傳播學的研究同樣可以是經驗的、實用性的,非理性主義或者非形而上學的,它的哲學依據是實用主義,依托于多種理論,以期達到詹姆士所說的“有用”或者“起作用”,“實用主義使我們所有的理論都變活了,使它們柔和起來并使每一種理論起作用”[9](P32)。橫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文藝傳播學研究,同樣要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9],因此,對于經濟的(Economy)、產業的(Industry)、市場的(Marketing)、微觀操作層面的經驗研究(Empiricalresearch)十分歡迎。

研究者需要關注文化產業、媒介產業的產業結構與市場績效,在媒介產業和文化產業的互相滲透過程中,一方面,媒介會通過“外部采購”的形式獲取“文化產品”,在媒介文化產品的制作過程中,媒介會通過項目合同制的經濟手段來控制整個文化產品的生產、銷售流程,比如國內一些具有雄厚資本背景的大型文學網站會與網絡簽約。而個人或者小團隊也樂于通過項目合同方式來工作,“這種方式越來越多地為大型商業和公共企業所采納”,“通過合同而不是控制手段來管理”已經成為文化產業內“很多行業所遵循的歷史標準”[3](P285)。

另一方面,媒介會運用產業經濟學中縱向一體化的戰略,即原材料采集、加工制作、銷售推廣全部自行承擔:第一,大眾媒介本身即文化藝術產品的制作方,比如BBC既生產幼教和科教節目,也生產紀錄片,文化訪談節目;第二,大眾媒介能夠提供最初始的文藝作品創作素材,比如新聞、評論節目的文字與音視頻素材庫,這為文化產品的生產加工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三,大眾媒介本身即是文化藝術產品的推廣與銷售平臺,電視購物、在線購物與書評、影評一起既可以促進銷售,還可以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背書性質的書籍或影視作品排行榜。仍以網絡文學為例,媒介化與產業化的結果使文藝傳播學研究者必須關注研究對象的最新動向:

·作者:從作者到、簽約作家、職業編劇的轉變;從獨立創作,到團隊創作、工作室創作的轉變;由作者創作到作者、讀者共同創作的轉變。

·創作過程:從單部作品的線性創作到批量作品的并行生產;從手工制作,比如傳統手工式的文獻研究,到機械復制,以計算機和網絡為代表的COPY文化;從整體作品的,到基于成本和市場反響考慮的片斷作品的試探性。

·作品:從單部作品到作品集、類型作品的;從經典作品到準經典、類經典、暢銷作品的轉變。

·讀者:從接受理論再回歸到創作理論,讀者和作者的角色正在動態地進行交換。

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在《開放性作品的詩學》中說道:“作者提供給演繹者、表演者、受眾的作品是有待完成的作品”,這種開放性作品“因為處于運動之中,其特點是歡迎和作者一起創作作品”[3](P154~155),正因為文化產業的媒介化、媒介產業的創意化、創意產業的網絡化,導致了文藝傳播學研究、文藝理論研究也必須同步地“處于運動之中”。

誠然,當代文藝作品的媒介化、產業化結果,使許多批評家、理論家往往有意無意中對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頗有微辭,但克羅齊早就說過,在文學藝術史的研究上,研究者們“首先要肯定他們(即作者和作品,引者注)所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他們不想或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要肯定他們的優點,而不是他們的缺點”[10](P173),理論家、批評家們自然具備這種氣魄。

四、文藝傳播學研究展望

第2篇

關鍵詞：人文素質教育 歷史

現代人應具備的綜合素質與人文素質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因為，諸如道德、心理、基礎與視野等方面都離不開必要的人文教育，因而也可歸于人文素質的范疇。所以，在綜合素質中，人文素質是其客觀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國，經濟邁向現代化的同時更要求道德、觀念、心理等方面的“軟件”的現代化，湯因比就曾認為，在不同文化相接觸時，“硬件”是最易于轉移的，而“軟件”，則是最具排斥力的。

一、關于“人文”的歷史回顧

西方“人文”思想的最初萌芽產生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思想中，柏拉圖認為人是神的“創造物中最好的”，至于教育就在于“把快樂、友誼、痛苦和憎恨都適當地根植于兒童的心靈中”，引導他們“恨你所應恨的，愛你所應愛的”，使“心靈的和諧達到完善的境地”，即“獲致了理性”。

古希臘的人文傳統被漫長的中世紀神學中斷后，于十四至十六世紀又為發動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學者所掌握，成為向封建勢力進攻的利器。文藝復興“復興”了古代燦爛文化藝術，并開始了新文化的創造，這即“人文主義”世界觀。它打擊神的權威，謳歌人的能力和作用，它頌揚、肯定“人”的一切，這是一種以“人性”的解放為中心的“人性論”的世界觀。恩格斯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是西方“人文”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發展還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自然科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哥白尼的“日心說”，伽利略的三大定律，培根的歸納法等等。然而，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尚未贏得獨立地位，它混跡于人文科學的龐大體系之中，被人文主義者用來證明人性之偉大，人對自然的征服力量，以此來打擊“神”的尊嚴。

當代，許多西方國家在飽嘗個人主義、個性自由極端發展、對自然無情掠奪的惡果后，紛紛到東方的古老文化傳統中尋求“靈丹妙藥”。于是就有“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國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等諸種說法，更有中國傳統文化熱從國外返銷至中國，現代人文主義思潮也在世界蓬勃興起，并且有新的特點。在人與人關系上，由古典人文思想的指向自我轉而指向他人，提出關心他人、集體乃至全球生存的人；在人與自然關系上，把道德原則延伸至自然界；對于科學主義，更是采取包容而非排斥態度。

縱觀“人文”歷史，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我們都可以看出，其“人文”的本質在于對人性的探索、培養和發展。而實現人性的主要手段——人文科學則具雙重含義：從廣義上講，囊括包括科學在內的學問，現在大學科的提法即源于此。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校長S.B桑普爾認為：“真正的文科教育——即對大學生的教育包括語言、文學、藝術、體育、歷史、數學、科學和技術，不管他們將來成為歷史學家、管理人員、工程師、作家或物理學家。”從狹義上講，人文科學是與科學相對立的概念，它對于人、自然的看法只限于這樣一些學科：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精神學、思維學、文字學、語言學、藝術學、心理學、法學、文學、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等等。其特點是：（1）以人為中心的知識；（2）以整體理解來把握；（3）內容涉及人的道德、價值、文化以及人的情感體驗、生活意義；（4）是人類的對于自我的理解；（5）是人類精神的創造與想象，偏向非實用性；（6）求善求美，是人類生活的理想和意義的真正表達。

二、我國人文素質教育現狀分析

我國《教育法》總則中指出：發展教育事業，就是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質，以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世紀之交，千年之交，針對我國基礎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的“應試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過于注重功利性的專業教育的弊端，教育界有識之士率先提出了“素質教育”概念。素質教育的提出和推行將會引起我國教育思想和實踐的深刻變革。

素質教育一詞最早出現于80年代后期，是中國教育科學工作者的創造物。即便查遍近10多年來出版的教育類辭書，諸如《教育大詞典》、《世界教育詞典》等，均無“素質教育”的條目。“素質教育”這個新名詞是怎樣出現的·究竟誰是提出“素質教育”這一術語第一人，現在難以考查。現在查到的最早提出人才“素質”教育的時間，是在1984年6月號的《教育研究》上。緊接著，該刊在8月號上，又刊出了全民深入探討在新技術革命條件下，學生“應具備什么樣素質，如何培養這種素質”的長篇文章。

第3篇

摘要：隨著國家“大國工匠”口號的提出，職業教育也越來越受重視，不光政策扶持的力度越來越大，開設的專業也越來越豐富，培養的方向也越來越廣。不僅傳統的技術類專業（比如機械、汽修、車床等）越來越完善，一些服務類相關專業也開始崛起，比如計算計、文秘、酒店、旅游等。而其中酒店旅游又是直面客戶的典型第三產業，它在職業學校教學中顯然面臨著新的巨大挑戰,而其中最刻不容緩的我認為就是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

關鍵詞：“高情商”人才；人文素養

其實人文素養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在百度百科上解釋為確“人文”指“人文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哲學、文學、法學等）；而“素養”肯定是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組合而成的。我看所謂的“人文素養”，即是“人文科學的研究能力、知識水平，和人文科學體現出來的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人的內在品質”。其中我們能看出人文素養是一種潛在的個人修養，有很大程度上的隱蔽性，所以在職業教育為主的職業教育中很容易被忽略。因為之前的職業學校一直把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高質量的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定位為主要培養目標。雖然在技能培養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相對應的對學生潛在的人文素養方面的培養則相對較弱，學生整體素質存在著良莠不齊的狀態。而恰恰酒店管理這種專業對學生的個人素質以及內涵的要求很高，它不光要求學生具備很高的職業技能素養，還要求學生掌握盡量多的人文、地理、歷史、風俗民情等多方面的綜合知識，所以在教學中如何加強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對于我們從教者而言就顯得任重而道遠。除了職業學校的學校特性，學校老師對人文素養教育的重視程度不足也是很大方面的問題。雖然素質教育的口號我們一提再提，特別是對于“重災區”的職業學校，對于人文素養的培養，國家一直在不斷重申，但是受教育團隊長期以來固有培養模式、開設課程、上課方式等的影響，教育實施者教師也沒有很好地轉變思想，對素質教育、人文素養的培養一直處于比較輕視的狀態。大部分職業學校開設的人文方面的課程較少，上課時間沒保證，相關活動舉行較少，缺乏相關考核機制，導致學生認知度也比較低，人文課程變成空洞的擺設課程，無用課程。另外學生對人文素養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問題，很多學生選擇職業學校在他們看來是無奈之舉，“考得上高中誰還來上技校、中專”，“考的上好大學，誰會來上職業學校”是這個社會的普遍認知，職業學校招收的學生一般來講文化課成績都有所差距，甚至很多學生被社會上的不部分人片面的定義為“渣子生”。這顯然對學生造成了巨大傷害，使他們“望書生怯”，不愿意讀書。而且受社會上功利主義的影響，學生小小年紀就開始“斤斤計較”，“逼問”老師：“我是來學技術的，學這些對我以后的就業有用嗎？”但是這個社會是一個越來越全面、越來越綜合的社會，對人才培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如果我們長期的忽視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對于酒店管理這個專業而言，我們培養的是綜合性的人才，學生進入工作崗位之后不是簡單地鋪鋪床，疊疊被子，擺擺碗筷這么簡單，還牽扯到服務人員、大堂經理甚至是高級管理人才。這些職位對人才的要求是全方面的、立體化的，要求從業者不光有較高的專業技能，更要有得體的言行，豐富的知識，完善的人格，能很好地處理人際關系。而這些顯然不是精準的職業技能培訓所能滿足的。簡言之，酒店管理這個專業相應的要求從業者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而這些就要在平時的學習中，加強人文素養的培養，增加其潛在的素質與修養，最終增加其競爭力。而作為酒店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在其人文素養方面的培養，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強：首先，在日常教學中進行滲透，職業教育相對來說教育時間較短，技能訓練比重較重，就一般的職業學校來說，一般專業課程的比重要打到50%到70%之間，而開設的文學、歷史、法律、美學、英語課程所占比重較少，相對重要的禮儀、心理學等課程也不多。而且這為數不多的課程也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學生認為是“無用課程”，上課權當休息，真正對知識的攝取不足。而此類課程的老師也被邊緣化，而且一般作為公共課老師的身份出現，對酒店管理專業認識不足，所講授內容無法很好地與酒店專業融合在一起，容易造成課程空洞無物，晦澀難懂，課堂教學淪為“雞肋”，教學效果自然無法保障。如何在實際的教學中將人文素養知識滲透進去是對我們教師的巨大考驗。其實可利用一些真實有效的職場案例來滲透人文素質教育，讓學生意識到人文素質的重要性；其次還可以一些專業課我們也應該適時融入一些文化元素，例如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深入淺出的使其成為職業人文素養的重要渠道，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例如在英語授課中，講解各國不同的語言習慣、俚語等，讓學生情景展示與各國客人的溝通；再比如在講授酒店風格的時候，融入美學知識，讓學生自己設計喜歡的酒店等。可以利用這種方式有效調動學生積極性，融會貫通，潛移默化的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其次，增加學生實踐，并嚴化考核制度。我們常說實踐出真知，而且對于年輕的孩子們而言，他們自身也更喜歡動態的活動教學，對以后從事的職業也有很強的好奇心與期望值。所以我們在教學中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增加實踐課程，讓他們自己去實踐，并且教師制定完整嚴格的考核制度，讓學生在活動中加強知識的掌握。例如如何接待不同地域、性格的客人，調度整個酒店的運行，如何對大型宴會進行掌控與協調等等。讓學生意識到酒店管理工作的整體性與復雜性，也加強他們的職業認同感、使命感，同時也加強他們的責任心、協調能力、人際關系能力等等。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鼓勵學生表現，優點和缺點都完整的表現出來，老師嚴格把關，全方面提升學生能力。再次，光是教師和學生還遠遠不夠，要在全校范圍內增加校園活動，甚至真正的走入社會去參與實踐活動，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酒店管理相對其他傳統技術專業而言，更多的考驗的是人本身的技能與素質。所以作為學校而言，要建立良好的校園風氣，陶冶學生情操。可結合專業特色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例如搞一些酒店項目調查、酒店科技文化服務、酒店管理專講座等活動，也可以利用社會資源搞一些酒店勤工助學、學生青年志愿者等活動來提升學生的職業人文素養。教育最終是人的教育，酒店管理專業更是如此，所以我們教學中不能僅僅是技能的培養，把人當成是會工作的機器，而是積極地全面的培養學生各方面特別是人文素養方面的能力，爭取把學生培養成高情商的綜合型人才，這樣才能真正走上“工匠大國”的道路，并能一直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王雙偉 單位:周口市高級技工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