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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關鍵詞 一事不再罰原則 消防行政處罰 運用

一、一事不再罰原則

我國的《行政處罰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這條規(guī)定的出現使得“一事不再罰”原則成為了行政處罰過程中所必須要遵守的原則，這也給消防執(zhí)法上帶來了一定的執(zhí)法依據。在運用這一原則進行執(zhí)法行為時，應對“一事”以及“不再罰”兩個概念進行掌握，以保證執(zhí)法的完整性以及公平性。

（一）一事的界定

“一事”按照標準不同分為三種形式，包括單純一事，法定一事以及處斷一事。單純一事是指在當事人的違法行為只與一個構成要素相同，但是由于行為的多種特性而容易被誤解成為多事。法定一事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即法律賦予某些多事形為為一事形為的一種法律規(guī)定。處斷一事與法定一事的特征幾乎相同，只是在處罰上對于多事行為，以一事形為的方式進行對待。對于“一事不再罰”這個原則，要明確同一違法行為的概念，具體包括以下三點。第一點是對違法構成界定。在進行當事人違法構成界定時，看當時人的行為有幾個特征，只符合一個違法特征時，才屬于一事的原則。第二點是違法發(fā)生界定。違法發(fā)生是指違法形為是否發(fā)生，當當事人的行為已經構成違法形為的全部要素時，即視為發(fā)生形為，可看作為“一事”。反之，則是未遂。第三點是連續(xù)違法行為界定。連接違法行為是一種較為惡劣的形為，是指當事人已經違法的前提下，故意地再進行多個獨立的違法性為。如果當事人受到處罰后再違法，則可以視為“一事”。若未受到處罰而繼續(xù)違法，則視為連續(xù)違法行為。

（二）不再罰的界定

不再罰原則是指相關的執(zhí)法行政單位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后，不得再進行第二次及以上的處罰。進行這個概念的界定時，重點掌握三點。第一點是當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進行第一次處罰后，不得再進行二次及以上的處罰。第二點是對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只能選擇一種處罰形式，不得選擇兩種及以上的處罰形式。第三點是，不再罰指不得給予行為人兩次以上的罰款，不包括在一次處罰中給予行為人兩種以上的處罰.

二、一事不再罰的法理分析

“一事不再罰”原則來源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人權保障的觀念，即國家的發(fā)展以人民的權力作為基礎，國家的所有權力皆來源于人民的支持。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的公仆形象出現，進行著日常工作的服務。然而，權力也有被肆意使用的時候，國家所擁有的權力也有可能成為掌權者以權謀私的工具，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負擔。為了保持人民與國家平等自主的關系，當國家做出的政策有錯時，人民可以通過合法的渠道進行自由建議的訴求。當人民的做法違反公序良俗時，國家也可以對人民進行相應的處罰。國家可以對人民進行處罰的依據來源于當公民的形為已經給社會的利益造成損失以及秩序遭到破壞時，由于“破窗效應”的存在，會導致更多的人模仿這一錯誤的形為。因此，國家給以這部分人進行的處罰，以倡導正確的社會形為。由于國家的處罰權對于公民的基本權利有一定的侵害性，故國家只能對同一個違法形為進行一次性的處罰，以保證正面性。這種觀念的產生形成了當下的“一事不再罰”原則，這不僅僅是對國家權力的有效制約，也是對人權的基本保護。

三、一事不再罰原則在消防執(zhí)法上的運用

消防執(zhí)法是為了提高人民的防火意識，從源頭上消除整個火災的隱患，使人民的財產以及國家的利益不受侵犯。行政單位在進行日常工作時，應該遵守處罰法定，公正公開，一事不再罰，處罰與教育結合，保障權利等五項基本原則。其中，“一事不再罰原則”具有較強的技術性以及難以操作。由于消防環(huán)境的復雜性使得當事人在進行違法形為時，執(zhí)行人員的意見難以統(tǒng)一。同時，我國在進行行政處罰上一直存在著重復處罰的問題，這給違法當事人帶來了較大的損失。這種問題的存在一邊是因為相關執(zhí)法部門亂用職權所導致的，另一邊是由于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使各個行政單位在面臨著違法現象處罰時，按照自己的原則以及法律進行處罰，這必然導致了重復處罰的發(fā)生。下面通過三個典型的案例說明“一事不再罰”原則在消防執(zhí)法中的應用。

（一）單位存在火災隱患且不及時整改

公安機關消防機構在對某娛樂場所進行監(jiān)督檢查時發(fā)現該場所消防設施和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且不能當場進行有效整改，消防機構依據《消防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項對該場所進行了罰款處罰并按照《消防監(jiān)督檢查規(guī)定》的要求對該單位下發(fā)了責令限期改正通知書，此時罰款的案由是“消防設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到期復查時發(fā)現該單位仍然沒有整改火災隱患，消防部門依據消防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七項“對火災隱患經公安機關消防機構通知后不及時采取措施消除”的規(guī)定對該單位拒不整改火災隱患的行為再一次進行了罰款的行政處罰，此時罰款的案由是“不及時整改火災隱患”。以上案例是消防機構在執(zhí)法過程中經常發(fā)現的問題，執(zhí)法人員對此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兩次罰款的行政處罰行為違反了“一事不再罰”原則。筆者認為，上述案例中的兩次行政處罰針對的并不是一事，第一次罰款針對的是該單位存在火災隱患，第二次罰款針對的是不整改火災隱患，兩次處罰所保護的法益并不一樣，因此兩次行政處罰針對的是兩個違法行為，不存在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

（二）一個違法結果由數個具有關聯(lián)的違法行為組成

某娛樂場所設在某一類高層建筑的第二層，娛樂場所未經開業(yè)前檢查擅自投入使用，所在的一類高層建筑未按照《消防法》要求進行消防設計審核和竣工驗收。在這個案例中提到的三個違法行為分別是公眾聚集場所投入使用前未進行開業(yè)前檢查，一類高層建筑未進行消防設計審核擅自施工，未進行消防竣工驗收擅自投入使用。這三個違反行政許可規(guī)定的行為存在關聯(lián)行為，消防設計審核是消防竣工驗收的前提條件、消防竣工驗收是公眾聚集場所投入使用前行政許可的前提條件。假如該娛樂場所和所在的建筑業(yè)主相同，請問對該娛樂場所能不能分別按未經消防設計擅自施工、未經竣工驗收擅自投入使用、未經開業(yè)前檢查投入使用的案由分別依據《消防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的規(guī)定進行行政處罰。在實際工作中也確實有很多消防執(zhí)法人員是按照這種思路進行處理，并且這種依據是消防執(zhí)法的主流意見。筆者要對這種執(zhí)法提出異議，原因很簡單，雖然看似是三個違法行為，但這三個違法行為的目的最終只有一個，就是促成該娛樂場所的開業(yè)，將這三個違法行為串聯(lián)起來看后其實就是一個違法行為，并且如果在這三個階段當然的任何一個階段，消防執(zhí)法機構介入后都可能導致后面違法行為的終止，如果違法單位不仍然放任后續(xù)違法行為的發(fā)生，那么對三個違法行為分別進行處罰當然沒有問題。某網吧在沒有取得相關的消防部門審批通知后，私自在三樓進行營業(yè)。消防部門對于網吧出示了整改通知書后，網吧依然沒有進行相應的整改。隨后，消防部門進行處罰行為。這體現了“一事不再罰”原則中的法安定性原則。由于人們所處的環(huán)境在不斷的變化，對于將來的不確定性給人們帶來一種不安定的心態(tài)。建立符合人們生活的社會秩序是科學進行以及人類發(fā)展的必備要素，在這種客觀條件下，法安定性原則的出現給人們的心理帶來了更多的穩(wěn)定性。由法律主導人們的生活，使人們在一定地規(guī)則下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不給別人帶來損失。“一事不再罰”原則以法安定性原則作為基礎，要求相關的行政部門可以進行處罰，但是這種處罰權只可以使用一次。多次使用會造成法律權力的濫用，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不利的影響。法安定性原則的出現使得國家的原則即具有一定的法治安定性，又具有相應的實質正義，使處罰者即得到了相應的處罰，又使得國家權力不被濫用，找到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力之間的平衡點。

（三）比例原則

某商場焊接工人違章進行焊接工作而發(fā)生火災，消防部門對該工人進行了罰款處罰。然而，時隔一個月后，該工人又在該商場違章焊接引起火災。消防部門對于該工人進行了行政拘留并處罰款。此案例當然復合“一事不再罰”原則，并且這樣的處罰符合“一事不再罰”中的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在法律構建過程中得到廣泛的運用，是將國家的權利使用與終極目的之間達到的一定比例。這個原則的出現規(guī)范了國家行使處罰權力的大小，不得為了到達目的，而采取一切手段進行公民處罰。比例原則的出現帶來了兩個好處，第一個是規(guī)范了國家執(zhí)行與公民受罰的一個規(guī)范，判斷公民的行為是否違法了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必須得到處罰。第二個是給公民的權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判斷相關的單位是否有相應的權力進行處罰活動。將國家的權利進行了一定的比例要求，當大于某個比例時，國家是不可以進行相關的處罰，因為這會使當事人處于不公平的待遇。“一事不再罰”原則高度體現了比例原則，實現了國家執(zhí)法機關的執(zhí)法手段與最終目的之間的比例關系。當事人的同一違法形為進行二次處罰及以上，使得整個執(zhí)法手段與目的之間不成比例。當事人在進行一次處罰后便得到了相應的教訓，也達到了相應的懲罰的目的。如果對當事人進行二次懲罰及以上的話，就使國家的執(zhí)法力度增大，而相應的目的卻沒有太大的變化。因此，“一事不再罰”原則的出現，不但靜止了相關單位的重復處罰，也保證了人民的權力。

第2篇

一般情況下，海關從受理到作出復議決定，要經過60天，特殊情況下，經復議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再延長30天，也就是說最長不能超過90天。海關在90天的審查期限內作出復議決定，一般會有以下幾種結果：

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

海關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的，海關復議機關就要作出維持決定。

所謂認定事實清楚是指，海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有事實依據，該事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海關行政處罰的具體行政行為，某海關如果認定當事人違反了海關監(jiān)管規(guī)定，擅自轉讓了減免稅設備，就要查清該當事人是否具備當事人主體資格、有無進口海關減免稅設備的權利、該減免稅設備是否在海關監(jiān)管期限內、該當事人轉讓減免稅設備是否未經海關許可等等。上述事實如果清楚，就可以認定該行政處罰決定事實清楚。

所謂證據確鑿是指，上述事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如減免稅審批表、當事人陳述、減免稅設備受讓方的陳述、有關對違法標的的技術鑒定等等。

所謂適用依據正確是指，該行政處罰決定書適用的法律依據準確，如對當事人擅自轉讓減免稅設備的行為，應當依照《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guī)定予以處罰，處罰的定性及幅度在該條范圍之內。

所謂程序合法是指，海關緝私部門在辦理上述擅自轉讓減免稅設備案件中的程序合法。如是否按照雙人辦案的原則詢問當事人、是否按照審批程序扣留了有關違法標的、是否依據有關規(guī)定的程序獲得鑒定結論等等。

所謂內容適當是指，該行政處罰決定的內容適當，不能畸輕畸重。如針對該當事人違法情節(jié)、危害程度、造成的后果等綜合考慮量罰，做到處罰結果與違法程度相適應。符合上述幾點，海關復議機關就要作出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決定。

決定履行法定職責

復議機關認為被申請人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應當決定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職責。

《海關行政復議辦法》規(guī)定，如果申請人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海關辦理行政許可事項或者行政審批事項，海關未依法辦理；認為海關未依法采取知識產權保護措施；認為海關沒有依法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申請人就可以通過申請復議要求海關依法履行上述職責。海關復議機關作出被申請人應履行法定職責的決定是以被申請人有法定義務為前提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在賦予海關權力的同時也規(guī)定了責任和義務。被申請人對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定由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必須履行，如果不履行則構成不作為的違法。海關復議機關針對此種情況應作出責令被申請人履行其職責的決定。“不履行法定職責”是指被申請人負有法律、行政法規(guī)等規(guī)定的職責，有能力履行而明示拒絕履行或不予答復的行為。這種行為是一種不作為的行為，是被申請人主觀上不肯履行或者疏于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被申請人拒絕履行法定職責，通常表現為失職行為，如某管理相對人向海關申請建立保稅倉庫，海關以工作忙、人員不夠、需要查詢有關政策等借口拖延不辦，或者不予答復等。海關復議決定責令被申請人履行職責，應當規(guī)定一定的期限，一般應根據不同的事項確定履行的期限。

決定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

對某個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如果復議機關經審查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應該被撤銷或者被確認違法，首先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是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一個具體行政行為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足以確認其正確性和合法性。這里所涉及的主要事實不清包括復議機關沒有查清主要事實和被申請人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本身就事實不清。如還是海關行政處罰案件，如果海關認定當事人違反海關監(jiān)管規(guī)定，擅自轉讓海關減免稅設備，就要查清其轉讓的違法事實、違規(guī)的主要性質和手段、適格的主體資格等，這些都包含在“主要事實”中。二是適用依據錯誤。海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要有充分的依據，不能憑“想當然”做事。企業(yè)分類要按照《海關企業(yè)分類管理辦法》規(guī)定辦、行政扣留要按照《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辦、行政許可要依據《海關實施辦法》等等。適用依據準確無誤是海關具體行政行為正確的前提。三是違反法定程序。海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要依程序辦事，如海關查處違法案件要雙人辦案、要做調查筆錄、要根據案件需要決定是否舉行聽證、要對有關專業(yè)問題做技術鑒定等等。程序違法將使海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前功盡棄，從法律的意義上講，程序違法將導致實體也不成立。四是超越或者。海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除遵循一定程序、依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guī)之外，還要按照法定的職權辦事。如在海關監(jiān)管區(qū)和海關附近沿海沿邊規(guī)定地區(qū)，檢查有走私嫌疑的運輸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貨物、物品嫌疑的場所，檢查走私人身體；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需要經直屬海關關長或者其授權的隸屬海關關長批準。如果沒有經批準實施上述行為，則海關屬超越和，所作出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要求。五是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海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雖然合法，但是存在明顯不當情形的常有發(fā)生，即我們所說的“合法不合理”。還是以海關行政行為處罰為例，對某當事人予以行政處罰，要結合其違法情節(jié)、危害后果、惡劣程度、悔改表現、是否有前科等綜合因素，同時也要考慮到海關行政處罰的終極目的是以教育為主，所以處罰時要在自由裁量權范圍內平衡掌握。如果對一個違法情節(jié)輕微、危害后果不嚴重、屬于初犯的當事人在案值5%―30%的幅度內按照25%的比例罰款，顯然是不適當的。綜上五種情況，海關復議機關都可以采取撤銷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形式作出復議決定。

海關復議機關決定撤銷或者確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可以責令被申請人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這是《行政復議法》第二十八條的規(guī)定，這樣規(guī)定的目的在于維護復議機關決定的嚴肅性，防止行政相對人多次重復申請，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同時保障行政效率，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的保護。但是《行政復議法》沒有規(guī)定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在實踐中，被申請人有的借故拖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發(fā)生，及時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被申請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做一規(guī)定。《海關行政復議辦法》規(guī)定了被申請人應當在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定的期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沒有規(guī)定期限的，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為60日。之所以這樣規(guī)定是因為目前海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很多，海關具體行政行為種類也很多，各種具體行政行為作出的方式、程序、實施機構、依據的規(guī)定都不盡相同，根據各種不同的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中規(guī)定不同的作出期限，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并保證申請人合法權益。如果沒有規(guī)定期限的，應當在60日內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目前海關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基本上沒有對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規(guī)定期限，一般都是適用60日的期限。需要注意的是，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期限的起算點為責令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復議決定生效之日。如果被申請人在60日內沒有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申請人可以繼續(xù)提出異議，比如以海關不作為或未按期履行職責為由，提起行政復議。那么，對于被申請人重新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由于在法律上是一個獨立的具體行政行為，申請人對此不服，仍然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被申請人在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為了避免被撤銷或者確認違法前的錯誤再次發(fā)生，不能以原具體行政行為基于的同一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為。

關于復議機關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一個特例

除了上述五種情形復議機關可以撤銷原具體行政行為之外，還有一種特例，即被申請人沒有按照《海關行政復議辦法》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提出書面答復、提交當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視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依據，在這種情況下，海關復議機關應當決定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海關行政復議辦法》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的答復及提交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的期限是10日，超過期限即為違法，嚴格講海關復議機關就可以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除期限外，還要按照該條規(guī)定滿足《行政復議答復書》上列明的條件，內容齊全、形式要件合法有效。

第3篇

論文關鍵詞 罪刑法定 犯罪 理性 成本 價值中立

近幾年來，各地因醉酒駕駛造成被害人傷亡的惡性案件層出不窮，公眾要求嚴懲此類行為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內容中增加了醉駕入刑的相關內容，這無疑是社會輿論的結果，但在實踐中關于醉駕入刑的操作引起新一輪的討論與爭議。

一、醉駕的原有法律規(guī)制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條規(guī)定：“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暫扣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處暫扣三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五百元罰款；醉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暫扣六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二千元罰款。一年內有前兩款規(guī)定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被處罰兩次以上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五年內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5條：“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條規(guī)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因而發(fā)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二款規(guī)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后、吸食后駕駛機動車輛的。

（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

（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五）嚴重超載駕駛的；

（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條規(guī)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行政法規(guī)和刑法對酒后駕駛和醉酒駕駛分別做了規(guī)定，并明確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層次分明，處罰與行為輕重相適應。

二、反對專門立法設立“危險駕駛罪”

（一）從法理而言，醉駕入刑有失公正

法律是規(guī)定權利義務的，具有利益導向性。“確定法律責任應堅持責任與處罰相當原則，責任的種類、性質輕重與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相均衡。同時應遵循效益原則，追求行為人責任時應當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講求法律責任的效益。” 目前，只要是存在醉駕的行為就構成危險駕駛罪，明顯違背基本的刑法原則，同時與寬嚴相濟的刑罰政策相違背。

法律的作用不僅在于懲罰，而更在于懲戒和預防。刑法的任務是通過懲罰犯罪達到保障人權的目的。醉駕入刑強調保護受害者時，也應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公正對待駕駛者，以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先入為主，帶有偏見。治理醉駕的終極目的在于通過懲戒，使司機不敢酒駕，使之造成的社會危害降到最低，維護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況且在現有的法律規(guī)范規(guī)制體系下可以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因此沒有必要再進行立法，浪費司法資源，目前的任務應該是將精力放在執(zhí)法、守法上。

“刑事責任的歸責基礎既非犯罪構成或者行為符合犯罪構成，也不是犯罪犯罪行為或者犯罪人的罪過，而應當是犯罪的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對行為人只要存在醉駕行為就予以刑事責任明顯與刑法的初衷相矛盾，極大的影響刑法的穩(wěn)定性、權威性。

“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意思就是違法必究。由此可推論出醉駕入刑并不在于給醉駕的司機多么大的刑罰，而在于使每一個醉駕的司機都能夠被處罰。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住醉酒駕車行為，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權威。

從行為人的主觀上來看，行為人對犯罪后果如致人重傷或是死亡的發(fā)生是持過失的態(tài)度，而現行立法則忽視這一點，違背價值中立原則的初衷，對醉駕的人從主觀上將其歸類到犯罪的惡人，誤導社會的價值取向，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法律人應該保持理念的中立，同時也應該引導社會客觀中立的評價價值觀，盡量減少因主觀滋生的負面因素，促進政策的科學合理的制定。

（二）醉駕入刑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條規(guī)定，但是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雖然刑法原則不能作為具體案件的定罪量刑的依據，但至少是整個刑事立法活動的指導思想，應貫穿始終。第37條：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醉駕一律入刑不考慮當事人的主觀狀況和客觀后果。對于部分沒有造成社會危害后果的只是存在醉酒駕駛行為的直接處以刑罰與第三十七條的免予刑事處罰的規(guī)定相矛盾。

（三）醉駕入刑實踐操作難、效果有待觀察

《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guī)定，對于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證據充分確實”，才“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因此，對醉駕的界定需要一定證明力、證明能力的證據，應當具備刑法的證明標準，特別是在加大了法律責任的情況下，更應嚴格證據。

目前交管部門對于血液當中酒精含量超過80毫克就認定是醉酒，但是這一標準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難題，有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過20毫克就會醉酒，而有的人超過200毫克也依然清醒，在這種情況下醉酒標準很難服眾。儀器的精確與否都會影響酒精含量的多少，進而影響對一個人的行為的定性。在這樣的現狀下得到的證據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力不高，這與《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證明標準：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相符，缺乏客觀確定性。

考慮到現有的前科制度，醉駕一律入刑的綜合成本增大。醉駕入刑的犯罪記錄不僅影響醉駕者的就業(yè)、生活，而且給醉駕者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

（四）民意與輿論的理性對待

醉駕入刑這一立法活動是在民意高漲的社會大背景下制定的，是民意的產物，含有政府撫慰民意、化解社會矛盾的成分。順從一時的民意、輿論，把社會較突出的矛盾納入刑法進行規(guī)制，并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問題，全然不顧法律的社會性，引導社會極端的報復心態(tài)。

“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實現往往是以不惜一切代價和不擇手段為原則，完全受這樣的原則所左右的刑事政策，要么造成過高成本的社會控制，要么造成不人道的過度社會控制，要么兼而有之”。 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理性來做支撐而不是一時的不負責任的憤青的話語和輿論。

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民意，但是民意畢竟含有非理性成份，主觀成份太大。在我國，目前民眾沒有正確的處罰觀念，往往認為加大懲罰力度就能抑制負面因素，缺乏價值中立的思想，因而對事物的判斷和評價缺乏客觀性。司法應該保持適用法律及審判上的獨立性，不應過多的被輿論牽制，法律不應成為公眾狂歡的暴力工具，如果任何正義都要靠法律的強制力來實現，那么法律的社會性便成為了一紙空文。法律更應該發(fā)揮社會引導作用，尤其在我國當前面轉型時期更應該引導社會大眾。

對于部分難以調和的矛盾不能直接用刑法來進行威懾，“法律是由國家保證實施的社會規(guī)范，但是法律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這是從終極意義上講的，即從國家強制力是法的左后一道防線的意義講的，而非意味著法的每一個實施過程每一個實施過程，每一個法律規(guī)范的實施都要借助于國家的系統(tǒng)化的暴力，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僅僅依靠國家政權及其暴力系統(tǒng)來維護，這個國家的法律就變?yōu)榧兇獾谋┝Α！?/p>

三、關于醉駕行為的處理構想

（一）結合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

嚴格執(zhí)行《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醉駕的規(guī)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交通肇事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規(guī)定。

對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為，不應當被認為是犯罪，通過行政處罰加以制裁，一樣也可以達到預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節(jié)約司法資源，避免因為刑罰造成的犯罪人社會化難等問題，激化引發(fā)新的矛盾。對于醉駕，通過行政處罰措施和刑事責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且具有實際的、長期的操作性。且與《刑法》第13、37條和《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標準的規(guī)定相一致，符合罪刑相符原則。

（二）對現行行政處罰的完善構想

1.加重《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政處罰力度，對于酒后駕駛以及醉酒駕駛的增加一定時間的禁駕期。

2.增加罰款的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