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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與傳統的保險險種相比，其特點優勢不突出，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創新過程中的風險保障。相應在保險公司的業務中，科技保險中的財產險比重較大。以人保財產保險武漢分公司為例，其財產險占到公司科技保險業務的75%［3］，而真正涉及科技創新過程的保險業務量較少，有待進一步拓展。市場需求有限。高新技術企業投保的意愿不強，據有關調查顯示，高新技術企業參保的比率不足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宣傳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導致企業對科技保險了解不夠;二是部分企業認為科技保險與傳統的財產險區別不大，投保的意義不強。這也源于科技保險險種缺乏創新。三是科技保險保費過高，許多中小科技型企業尚處于創業階段，資金匱乏，缺少閑余資金投保。配套措施有待完善。科技保險在國內外都屬于新事物，發展時間短，沒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可取。開展初期，保險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險種設計、費率厘定、損耗斷定以及理賠方面，經營成本較大，但往往收效甚微，業務拓展與期望存在一定差距，以致保險公司開展科技保險業務的積極性不強。政府的補貼及稅收優惠能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截至2011年，開展科技保險的地方政府均出臺了鼓勵發展科技保險的政策，但缺乏補貼細則，可操作性不強［4］，同時由于補貼資金來自財政資金，部分地區存在惜補現象。

科技保險供需雙冷的經濟學分析

科技保險存在嚴重的供需不足問題，限制其支持高科技研究作用的發揮。要找出導致科技保險供需不足的原因，就要分析科技保險主體包括保險公司和科技企業參與科技保險的動機、條件與現實約束。下面分別從保險公司和科技企業的角度，利用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理論分析導致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為相關決策建議提供依據。科技保險供給乏力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公司會根據各險種的收益以及后續開發相關險種的投入決定其供給量。將保險公司的險種分為兩類，一類是科技保險，一類是非科技保險。科技保險的供給量和價格分別為Q1、P1，非科技保險的供給量和價格分別為Q2、P2，保險公司的收益函數為R=P1*Q1+P2*Q2，成本函數C=C(Q1，Q2)，設保險公司總成本一定，為C=C0;保險公司的利潤f=R－C在總成本和產品價格一定的條件下，保險公司將依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有效分配資源。下面求保險公司利潤最大化的條件。設目標函數（式略）等式(3)即是保險公司利潤最大化的條件，其含義為科技保險與非科技保險產品的價格之比等于二者的邊際成本之比，即保險公司每種產品的邊際收益相等。就科技保險而言，作為一種特殊的險種，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是一種新產品，承保的風險大，收益低;由于保險經營要遵循大數法則，在其業務量有限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的風險和成本就會增加，使得保險公司的邊際收益下降。因而，從保險公司角度，由于邊際收益遞減原理，保險公司在初始階段不太情愿提供科技保險業務，保險公司會把有限的大部分資源用于發展其他相對成熟的險種，提高保險的邊際收益。目前科技保險處于初始階段，各方面準備工作有待完善，保險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開展工作，如設計新險種，宣傳拓展業務，開展理賠等，保險公司開展科技保險的動力不足。科技保險需求有限對于高新技術企業來說，高費率是制約科技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高新技術企業處于創業階段，資金缺乏，雖然有保險需求但限于資金問題，往往選擇不投保。特別是對于和傳統保險區別不大的科技保險險種，投保的意愿更不強。下面從高新技術企業效用角度來分析。設企業效益函數為y(x)=y(x1，x2)x1代表科技保險數量，x2代表其他與經營有關的消費量。企業目前的資金總量為f，消費品的價格分別為p1，p2，該企業的預算約束為x1*p1+x2*p2=f。企業的決策是在既定的資金量下確定科技保險的數量以最大化目標函數h，（函數略）等式(6)是企業效用最大化的條件，每種支出的邊際效用與單位費用的比值相等，即企業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的最后一元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對高科技企業而言，有限的資金主要用于技術研究、市場開發方面，較少用于科技保險支出。對企業而言，在資金、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技術研究和市場開發費用支出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更大，即，保險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不必要的支出，如果科技保險與傳統保險相比優勢不明顯，企業的需求更少，從而導致科技保險有效需求不足。

科技保險的外部性

科技保險具有生產和消費的雙重外部性特征。當企業購買科技保險時，費用由企業獨自承擔，而技術研究成功帶來的收益全社會都能享有，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而邊際私人收益小于社會邊際收益。同樣，當保險公司提供科技保險時，保障了企業研發的正常進行，科研成功會導致新產品價格的下降和更優質的服務，給社會帶來收益，但保險公司承擔了較大的經營成本和科研失敗的風險，在現階段保險公司獲得的收益小于社會收益。表示企業購買科技保險的外部效應。假設企業技術研究成功會導致產品W的成本下降。在沒有購買科技保險時，w的供給曲線是S1，需求曲線是D1，此時的消費者剩余是P1AP0，生產者剩余是P1AO。在企業購買了科技保險之后，降低科技保險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了企業科技研發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術研發的成功，導致產品W供給增加，使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至S2，相應產品W的價格出現下降，均衡價格下降至P2，消費者剩余為P0BP2，凈增加P1P2BA;生產者剩余為P2BO;社會的總福利增加了，從P0AO增為P0BO，凈增加量為ABO。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業購買科技保險所產生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購買成本由企業獨自承擔，說明科技保險的消費具有正的外部性，導致企業投保的意愿不強。外部效應會導致資源配置失調。圖2表示了科技保險外部性引起有效需求變化的過程。企業購買科技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為MPR，邊際社會收益為MSR，外部經濟效應使得MPR＜MSR，邊際私人成本為MPC，邊際社會成本MSC等于邊際私人成本加上邊際外部成本，由于邊際外部成本為零，所以MSC=MPC。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的點就是最佳科技保險需求量。就社會而言，從企業角度而言，最佳的科技保險需求量是Q1。顯然，Q1＜Q2，這就導致了科技保險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在Q2需求量下，社會實現了帕累托最優，但卻使企業承擔的保險成本增加，因而是企業不愿意承擔的。只有在給企業一定補償的條件下，企業才有可能增大保險需求到Q2，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同理可以從保險公司角度得到科技保險供給不足問題的原因同樣在于其外部經濟效應［5］。

第2篇

進入21世紀之后，科技資源共享的立法逐步得到重視。國務院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就明確指出，要“推進大型科學儀器、設備、設施的共享與建設，逐步形成全國性的共享網絡”。政府相關部門也制定和了配套文件，對大型科學儀器設施共享提出了要求。

鑒于國家的要求，市場對設備共享的呼聲日益強烈，我國各省市、各高校都根據自身特點出臺了各自的共享管理辦法，這些管理辦法主要集中于對大型科學儀器的共享管理辦法。但是，我國在這方面還沒有統一的、一致的標準，各地的管理辦法零散、不一致，且分布不均勻。以上管理辦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共享制度的空白，然而由于其制度還不夠成熟，處于試行期，是否能夠真正促進儀器的共享，滿足社會的共享需求，還有待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我國科學儀器管理與共享現狀分析

我國一般性通用儀器設備較多，大型精密儀器設備相對較少，且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業的儀器設備均有閑置現象，但中小企業儀器設備資源嚴重匱乏。

目前，在科學儀器共享方面，我國已經探索建立相關的資源數據庫和管理系統。從1997年開始，科技部聯合有關部門、地方開始了北京、上海、廣東、四川、陜西、湖北、吉林、沈陽等8個科學儀器設備協作共用試點，在試點帶動下，已經發展到了目前包含7大區域、31個省市的全國性網絡，基本形成一個三級共享體系，儀器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從1998年開始，科技部聯合中科院、教育部、總后衛生部、地方科技廳(委)等有關部門、單位和地方，以共同投資、專管共用、按出資比例分配機時的共建共享模式開展了大型科學儀器中心的建設，目前已建成15個大型科學儀器中心。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物質科學和材料科學等領域，主要設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春、西安、武漢等幾個經濟、社會和科技活動相對比較發達的城市。經過10余年的建設，大型儀器中心對科技支撐和服務能力顯著提高，支撐了國家一流的科學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為進一步掌握我國科技資源的狀況，促進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綜合利用，科技部、財政部又啟動了中央、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重點科技基礎條件資源調查工作，通過調查掌握了3.5萬余臺單臺原值在50萬元以上科研儀器設備的運行和共享情況。

但長期以來，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科學儀器等固定資產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閑置現象，雖然部門及地方儀器擁有單位都采用了一定的方式來加強共享，然而總的來講，還存在諸多問題，如共享觀念淡薄，缺少制約激勵機制，設備維護經費不足，缺乏穩定的實驗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國外科學儀器共享現狀

1國外科學儀器共享政策環境

科學儀器設備是重要的科技資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促進開放共享是各國普遍重視的問題，各國均不斷加強對國有科學儀器資源的共享管理，通過簽訂項目合同、法律約束、履行服務承諾等方式，從源頭設計，實現國有科學儀器資源在一定范圍內的開放共享。如美國依據國家資產管理的法規對科研儀器設備進行管理，規定項目承擔方的共享服務義務;英國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科研儀器設施開放共享管理規定，對申請條件、方式、收費等內容有詳細的規定;印度按項目資助方式進行籌劃和管理大型科研儀器共享設施;日本規定大型科研儀器只要向社會開放，基本都是免費的，但根據使用目的，在特定情況下也進行收費，如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對其3套大型設備(HUMANCALORI-EMETER，骨密度測定裝置，運動設備安裝研究設備)制定了“研究設施/設備相互利用等推進辦法”，規定屬于國、公、私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因研究需要，可以申請使用這些儀器，使用前需要提交“共同利用申請書”，并收取一定的電熱費、數據分析人工費、專門指導費等。

2國外科學儀器資源管理機構

國外科學儀器的管理機構也不盡相同，本文分別總結了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科學儀器管理機構。英國的國家實驗室研究理事會(CCLRC，theCouncilfortheCentralLaboratoryoftheResearchCouncil)是英國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施中心，負責向英國政府建議建設科學儀器，或購買重大科研儀器設施，以及建設或購買所需要的費用額度。

經政府批準，科技辦公室(OST，OfficeofScienceandTechonlogy)將向CCLRC下撥相應的經費，CCLRC具體負責建設、維護和運行管理英國所有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施。CCLRC通過為英國各相關研究機構提供大型科研設施來支持其科研工作。美國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施通常都設在國家實驗室和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國家實驗室和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一般歸聯邦政府的一個或幾個部門擁有，以合同的方式為聯邦政府部門進行項目研究，項目所需的大型科研儀器設施的購置計劃及審批管理是由負責項目管理的聯邦政府部門負責。印度國家大型科研儀器設施有兩個主要的管理體系，一是政府科技部門所屬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的大型科研儀器設施中心，簡稱科技部體系(DST體系);另外一個是高校體系，即大學撥款委員會下設的校際中心(UGC體系)。

3國外科學儀器產權歸屬

國際上普遍重視科學儀器，尤其是大型科學儀器的產權歸屬，通過研究發現，國際上對于科學儀器的產權歸屬基本分為兩類，一種為視不同情況產權歸屬分類進行處理，另一種為所有產權均歸國家所有。美國的產權歸屬基本屬于分類處理，日本、韓國、英國的相關儀器產權均歸國家所有，日、韓、英在產權歸屬的具體規定和操作層面也不盡相同(見表1)。

促進我國科學儀器管理與共享的政策建議

我國科學儀器，尤其是大型科學儀器資源極為短缺，受體制機制制約較多，管理人才結構不合理。我國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有償定點地開展中國特色的儀器設備共享與管理，建立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儀器設備公共管理與服務體系。

1進一步利用網絡化優勢，打破地域限制

目前，我國科學儀器共享方面結合信息化等網絡條件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建立了資源數據庫和共享網絡信息管理系統，并且已經先后在陜西及西北區域、廣東及泛珠三角區域等多個省或地區進行了試運行，系統應用狀況良好。應繼續開展相關研究工作，進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實現更大范圍的共享管理。根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實際狀況，可考慮分層次共享開放大型儀器設備，先從單一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內部共享擴展到對本省市共享，再擴展到本區域乃至全國，最終建立國家大型儀器設備中心，促進產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試點建設科學儀器共享模式

根據行業和共享方式的不同，試點探索針對不同對象、不同形式的科學儀器共享模式，引導各地根據自身特點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科學儀器共享模式。本文通過調研與文獻研究認為，可試點嘗試以下幾種不同的科學儀器共享模式。

(1)大學資源開放模式。依托高等院校重要科學儀器，大力促進科研院所科技資源與相關產業相結合，促進跨院校間及院校對企業的資源共享，實現優勢互補，促進科研的創新和發展。

(2)行業資源集聚模式。由政府主導采用市場化模式運作，主要是針對產業領域的共性問題，對需求比較大的資源進行整合，形成凝集效應。

(3)孵化器模式。為創業企業提供公共支撐和專業服務、扶持創業企業順利成長，主要功能是成為儀器資源的整合器、成果轉化的加速器。

(4)中介機構整合資源模式。由政府扶持成立的，專門針對某一類科學儀器的整合，而不是僅僅針對某行業的科技資源進行整合。因此，此種整合模式將對特定區域所有需要此類科技資源的單位提供支持，適用范圍較廣。

3建立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運行管理機制

設立大型儀器設備開放基金，主要用于補貼承擔開放共享任務的大型儀器設備運行維護費用，鼓勵或支持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教師、科研人員充分利用納入開放共享的大型儀器設備去完成所承擔的科研課題。用基金資助部分和自己交納的部分經費，支付相關儀器設備的測試費用，使大型儀器設備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大型儀器設備所在機構則通過收取設備維護基金和勞務酬金得到補償，這樣可以實現多贏的局面:使用者利用該基金的資助完成科研課題，大型儀器設備機構通過開放共享，實現多開機多得經費，而院校或科研院所則可避免重復建設，提高了大型儀器設備的利用率。約束方面主要明確儀器設備開放共享的責任。

管理部門對各單位大型儀器設備的使用情況做不定期的檢查，同時結合資源調查數據加強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申購評議工作，對大型科學儀器設備使用和運行情況不佳的單位，管理部門可視情況予以警告或通報批評，取消相關單位新購儀器設備資格，情節嚴重的，會同其他相關部門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4探索建立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管理權轉移機制

探索由財政性資金投入形成的大型科學儀器設備產權統一歸國家所有制度，國家成立專職大型儀器設備管理機構評估設備申購單位資格條件，評估通過后由國家統一購買，設備申報單位負責該設備的管理及開放運行服務，并享有優先使用權，國家專職大型儀器設備管理機構制定專門的評價指標對大型儀器設備的運行和共享情況定期進行考核評估，考核結果不達標的，取消對該儀器設備的管理權限并移送至其他有資質單位，且在以后時間段內限制該單位對其他科學儀器設備的申購資格。

5建立大型科研儀器有償服務機制

第3篇

科技期刊論文摘要的現狀

發表年份。自1991年以來各年度的數量上來看，2000年是重要分水嶺，1991年至2000年為第一階段，論文數量偏少，10年共發表40篇，占所有論文的25%；2000年以后為第二階段，發展較為迅速，共發表117篇，占所收集論文的75%，雖然其中各年度論文數量仍有起伏，2006年甚至出現了一次低谷。

刊載期刊。我們還參照北大圖書館《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目錄》對期刊的分類，對刊載相關論文的期刊類型進行了分類統計。鑒于該目錄的分類相對較細，為便于統計分析，我們在該目錄的基礎上對期刊類型進行了適當整合，比如把語言學類和外國語類期刊合二為一，通稱為語言學和外國語類期刊；把綜合性醫藥衛生、兒科學、中國醫學、基礎醫學等醫學各學科期刊歸為醫學類期刊。

如表1所示，1991年―2013年，對這一領域關注度最高的是出版事業類期刊，占發表文章總數的35.67%；居第二的是醫學類期刊，占17.83% ；居第三的是語言學和外國語類期刊；其次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綜合性科學技術類期刊。其余散見于體育、文學、圖書館事業、信息事業類和自然科學各分支學科的期刊。

研究內容。通過整理和分析這157篇論文的研究內容，我們發現相關研究的內容主要涵蓋三個方面。

一是英文摘要撰寫方法和技巧。早期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英文摘要撰寫方法和技巧的評介，在我們所收集的樣本中，2000年前的論文大多數集中于此，比如楊壽康（1993）分析了科技論文英文摘要寫作與翻譯的方法；馬邦新（1995）探討了醫學論文英文摘要翻譯要點；周宗錫（1999）依據《工程索引（EI）》的要求，探討了寫作科技論文英文摘要的基本原則。2000年以后，這一主題所占比例大幅減少，逐漸被其他主題取代。因此，從研究內容上來看，2000年也是重要分界點，2000年前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集中于介紹英文摘要撰寫方法和技巧。

二是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寫作錯誤及問題。進入21世紀以后，英文摘要寫作中的錯誤和問題逐漸成為一大研究熱點，比如李學軍和馬曉耕（2004）探討了地學論文英文摘要中常見的表達不精煉問題；劉根林等（2008）分析了國內林業科技論文英文摘要的寫作問題；章麗萍和艾紅（2011）探討了我國水產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編輯加工的誤區并提出相應建議。還有一些文章沒有具體分析某一學科，而是綜合分析了科技論文英文摘要寫作中的問題。比如郭建順等（2010）調查分析了英文摘要誤用中文標點符號的問題；羅建平、黃伶燕（2011）分析了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的英文摘要中的語法錯誤。

以上研究涉及了眾多學科的科技期刊論文的英文摘要，反映出各學科期刊論文的英文摘要普遍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語法錯誤、縮略語使用錯誤、標點符號錯誤、詞匯誤用、被動語態濫用、語篇問題以及語言表達不符合英文習慣等。這說明國內科技期刊論文英文摘要的質量不容樂觀，如何提高我國科技人員的英文摘要寫作水平是極具研究價值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三是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對比。隨著研究不斷深入，近年來開始有學者開拓新視角，從多角度對比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寫作方法和特點，試圖發現國內科技期刊英文摘要與國外的距離，提高國內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質量。比如婁虎、顏軍（2007） 統計了國內外體育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語態分布和“頭重腳輕”句的使用頻率。結果顯示，國內作者使用被動語態句頻率低于其他國家的作者，而“頭重腳輕”句使用的頻率高于其他國家的作者。陳彥茹（2011） 分別從美國的《計算機與系統科學學報》（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和中國期刊網檢索源期刊中各選取了15篇計算機科學領域的論文的英文摘要，建立了兩個小型語料庫，對比了它們的語篇銜接手段，發現中外作者都擅長用指示代詞來做前照應，都使用了較多的遞進連詞。但在人稱代詞、連接詞、詞匯重復等銜接手段上，中國作者和母語作者也存在差異。王志娟等（2012）歸納了6種國內外神經醫學期刊論著英文摘要寫作結構和內容特點，發現與同類型國外期刊比較，國內期刊英文摘要存在篇幅較長，目的與題名、方法與結果內容重復，結論中缺乏研究意義的描述，各部分內容的表達不連貫等問題，指出國內期刊可以學習國外期刊摘要形式和內容結構的多樣性，加強背景及研究意義的闡述，以增強可讀性和吸引力。

雖然此類研究尚少，所涉及學科各不相同，但綜合這些研究可以發現，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存在共性，同時也存在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國內作者撰寫的英文摘要在語言和語篇上受母語遷移的影響；部分國內作者英文寫作水平的局限；部分國內作者對國際學術界英文摘要的撰寫標準缺乏了解。

2005年以后，有一些學者另辟蹊徑，用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科技期刊的英文摘要，令人耳目一新。比如鄧芳明、龔學民（2007）以《中國當代兒科雜志》為例，通過比較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編委審校的英文摘要和其原文，總結出國內在編校科技論文英文摘要中出現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提高編校水平的建議。陸建平（2009）則揭示了當前我國“核心期刊”和“來源期刊”英文摘要的語言與編校質量狀況，并提出應注重學術期刊語言編校質量與“核心期刊”遴選之間的關系。

未來研究趨勢

通過梳理1991年至2013年的研究，可以發現相關研究在國內逐漸受到重視，發展較迅速，但總體研究數量仍然偏少，研究范圍還不夠廣泛。雖然研究數量在不斷增長，但20多年來，國內核心期刊的相關論文總數只有157篇，這與國內科技期刊的龐大數量相比仍然偏少。如前所述，國內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總體質量并不十分令人樂觀，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不斷深入研究，讓這一領域的研究步入全新階段，推動國內科技期刊與國際接軌，提高國內期刊的國際影響力。

相關研究的未來趨勢是：一是在研究內容上，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加強中文科技論文英文摘要的對比，因為提高國內英文摘要質量的根本應在于使英文摘要的撰寫遵循國際標準和慣例，符合英文的書寫習慣和規范。此外，開發設計英文摘要寫作軟件，為科技工作者撰寫摘要提供高科技的助手，將是未來研究的另一重要內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則將會采用最新的計算機技術，如基于語料庫的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研究，利用語料庫的海量數據優勢，提高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可推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