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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前景凸顯外貿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前，我國對外貿易實行國家壟斷經營，外貿口岸只有沿海的廣州、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少數幾個，經營外貿的公司只有十幾家專業外貿總公司及其口岸分公司，外貿對經濟的作用并沒有展示出來。目前，這種壟斷經營的局面已經被徹底打破，外貿經營主體發生了很大變化，“大經貿”的格局已經形成。更多的國有企業、科研院所、內貿流通企業被賦予了進出口經營權，甚至中外合資外貿公司也進入了外貿領域。在短短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間內，我國就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第三大貿易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然而，從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形勢來看，對全球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深遠的影響。今年1月份，美國私人儲蓄率已經上升到5％，意味著美國的儲蓄率在上升，消費在減少，對全球來講意味著美國的有效需求在萎縮。第二，美國金融危機對全球性商業信用、金融信用和國家信用的破壞，修復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第三，最新的消息稱，上個月日本的出口下跌了49％，德國的出口1月份下跌也是20％以上，在全球范圍內一些出口動作比較大的國家受打擊非常大。第四，全球投資的趨勢格局在變化，意味著今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有可能會出現下降的趨勢。

雙重因素導致進出口持續下跌，外貿形勢不容樂觀，尋找新的外貿增長點和完善外貿運行機制，以促進外貿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已經是迫在眉睫。而一切工作的源頭，都是始于體制問題。

2政府主導的外貿管制體制存在的弊端

在我國的現行經濟情況下，外貿管制體制仍然是以政府為主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制約了外貿的全面發展。從國際情況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擠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任何國家都回避不了。再者，中國加入WTO——一個世界多邊貿易的組織，要求我們必須改革完善現行的外貿管理制度，讓市場起主導作用，最終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

2.1“政府主導”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外貿體制、政治體制的結構性缺陷

(1)雖然一般性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市場已對外開放，但政府對資本、土地的供給仍具有一定的主動權。由于土地事實上已成為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因此各種違規交易背后大都有政府的影子。這些年土地問題愈演愈烈起主導作用的是各級政府。此外，中國外貿的發展結構總是大多數由政府決策所決定。關于中國的外貿體制失衡問題，誰能說政府就能置身事外呢?

(2)我國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初步形成，但是政府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尚未完全擺脫“投資主體”的角色。應當說，在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以后，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應當成為經濟建設的主體、投資的主體。無論是制度環境，還是政策環境，都應當有利于企業對內、外投資主體地位的形成。從這些年的實踐看，投資體制改革滯后，實際上影響和限制了企業的發展，事實上鼓勵和支持了各級政府的投資膨脹，強化了政府的投資審批權，制約了我國外貿業的自由發展。

(3)盡管政府在政策上實行大量削減行政審批權，但在相關因素的制約下。尤其是部門利益的誘導下，有些重要審批權控制得更嚴，并且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近幾年，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加快了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但是，某些部門和地方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只做表面文章，有的被取消的審批項目是有很大水分的，有的只取消所謂的“皮毛”項目，而重要項目或與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相關的項目卻把住不放。這是導致外貿中各個行業發展嚴重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2.2政府主導市場逐步積累了相當多的經濟矛盾和社會風險

(1)政府主導，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妨礙了公正競爭市場環境的形成。應當說我國市場秩序還存在的某些問題與政府的這種角色轉換不到位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一些地方政府和壟斷行業的主管部門集決策、執行、監督三權于一身，自己制定規矩，自己來做事，這既破壞了市場信用和社會公正，又不利于外貿業的發展和全球性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

(2)政府主導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以GDP為中心，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近幾年，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GDP增長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本的公用服務和公用產品的供給。對應當解決的市場環境、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的關注很不夠。

(3)政府主導，既不利于加快推進國企改革，又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政府主導的負面效應十分明顯：一些本應被淘汰的低效率國有企業不僅沒有被淘汰，還因能夠獲得低息貸款而擴張，而民營企業的投資剛從一般性行業向重化工行業轉移，由于難以享受到國企的待遇，再加上某些“一刀切”行政措施的出臺，民營企業的發展遇到困難。嚴重阻礙了我國企業走出去、以及它們做大、做強的步伐。時間證明，政府主導的大格局不變，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就很難充分發揮出來。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大背景下，政府主導。既容易抑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對外發展，又可能造成市場化改革的停滯。

(4)政府主導意味著政府直接掌握大量的經濟資源和一定的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地權利，使腐敗問題不僅難以得到有效地解決，而且某些集團性、體制性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擴大。大量的事實證明，不斷擴張的行政權利和資本結合，就會抑制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并容易形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將決策交給市場既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又有利于建立一個以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好的市場經濟，以使外貿業不斷得到開放型的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

3交給市場——外貿管制體的制主導的必然選擇

我國許多外貿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正向股份制轉化，創匯已不再是企業的首要目標，追求高效益、高利潤、低風險成為企業的主要目標。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日益減少，但在外貿領域政府職能的轉變依然尚未完成。這表現在；宏觀管理還沒有轉到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上來；對進口的行政性管理過多、過嚴；國家對外貿運行的宏觀調控體系還不完善，特別是匯率、關稅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國市場化的外貿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我們需要在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規則的基礎上進行合理有限的政府干預，根據產業與貿易發展的特點適時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支持。政府在進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時，宏觀管理要轉移到以經濟手段為主的軌道上來。

可見，在現行的市場經濟情況下。政府應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市場增進型，而不是替代市場，是以一個弱勢的小政府姿態服務于市場。要帶動外貿自由、健康的發展，必須將決策作用還給市場，在讓市場作為主導力量為企業尋找利潤增長點的同時，充分發揮政府的服務性智能來彌補市場的不足，讓其真正從現有的市場替代型地位轉變到市場增進型的地位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