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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生態問題日益凸顯，我國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也為制度建設的主體即政治建設指明了方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顯示了我國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傾向和變革的方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態型政治發展觀，從而為我國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和諧統一提供重要保障。

關鍵詞：經濟發展生態政治生態環境經濟增長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意味著我國把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標明了我國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傾向和變革。這為我國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和諧統一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體制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設生態型政治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相互統一的，也是勢在必行的。

生態政治的形成與發展

當今世界各國均面臨著生態環境惡化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問題，謀求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各國政治建設關注的重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辯證的雙重互動效應，自然生態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社會又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正負效應。因此，政治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類社會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態危機既然已經關系到全人類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與生態危機發生必然而深刻的內在聯系，它必然延伸到社會之外的自然環境之中。因此，當全球性生態危機對全人類構成巨大威脅時，生態危機就不可能不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及政治行為對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生態危機的推動下，政治必然要謀求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觀，即生態政治發展觀。

隨著工業化、現代化與城市化的規模化發展，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就掀起了生態政治運動。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為契機來不斷壯大生態政治運動，至今方興未艾。20世紀80、90年代在生態政治運動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紛紛建立了眾多形形色色的生態組織和生態綠黨，生態學與政治學由此聯姻形成了生態政治學、政治生態學等新興交叉邊緣學科，傳統政治發展觀也由此向政治生態發展觀轉變。

可見，由于生態政治運動的推進，世界各國都逐漸把環境問題納入政治范疇，并用全球性的環保聯盟來代替軍事、經濟聯盟，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戰略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變，也是目前國際及各國內部政治發展的生態化趨勢。

政治生態化與可持續發展

環境問題的產生與政治有關，環境問題的解決也有賴于政治制度的建設。如果環境問題解決不當，可能就會引發政治動蕩。可見，環境問題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設日益生態化。二者不能孤立發展，而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

生態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帶來政治生態化。政治生態化的內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續發展。所謂政治生態化，其實質是把生態環境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政治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辨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具體講，它包括以下內容：

（一）政府決策行為生態化

政府通過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對環境保護進行直接干預，同時通過對經濟發展模式、公眾行為的影響又間接影響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政府決策行為在促進生態環境持續發展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種權利、手段有效結合起來，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科學素質，調控人口數量和素質；通過政府實施教育工程去改變人們無節制地追求物質享受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態觀。中國的歷史證明，政府決策行為的生態化將是生態型政治體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生態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參與對政府決策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的出現不自覺地促進了公眾的政治參與，其主要通過政治選舉、投票、生態環境的教育宣傳活動等方式對政府的環境政策和環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眾政治參與又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有著促進作用。因此，政治生態化中廣泛的公眾政治參與及意識的增強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它有助于監督政府的職能，有助于政治決策的科學化、公開化，有助于實現公民的環境權這一基本環境生存權利，從而改變“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傳統消極觀念。

（三）建立平等、和諧、和平共處的國際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還是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其直接后果是各種沖突、戰爭、核軍備競賽等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隨著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過去那種“狹隘生態利益”的觀念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關系極為緊迫。這種新的全球伙伴關系包含環境與發展兩方面，它能夠推動世界各國在維護、恢復地球生態環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夠推動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國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它能夠根據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合理分擔各國對環境保護所應承擔的責任，以確保全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共同目標。

（四）政治教育生態化

教育是人類改造自身的一種實踐活動，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與政治意識。政治教育生態化就是將生態學的基本原理、知識、原則滲入到政治教育中，將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識提升到全人類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識上來，從而促進受教育者的環境素質和環境意識的提高。因此，在生態危機遍及全球的嚴峻形勢下，現代政治教育向生態化方向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進政治教育進入一個嶄新的教育生態化時代。

我國生態政治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一）公眾的環保意識偏低

公眾的環保意識高，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就高，環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護。但是，公眾的保護意識與社會生產力密切相關。生產力水平低下時，人們首先面臨的是生存需求，發展經濟擺脫貧困就成為優先考慮的事情，而環境保護則被擺在次要位置。另外，公眾的行為取向必然影響企業和政府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方面的價值取向。公眾環保意識偏低，會使得企業本著利益最大化原則去全力發展生產力而置環境保護于不顧；公眾優先發展經濟的價值取向，也必將使政府一心只為經濟發展著想，而不必顧慮由此帶來的環境影響；公眾的環保參與意識較低，不能形成民間環保組織，那么環保體系建設就失去依據，環保部門的行為缺乏制約，政府的社會環保行為缺乏監督，環境保護成了政府主導型而非社會主導型，社會環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實現。

（二）政府優先發展經濟傾向明顯過強

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都把經濟建設當成頭等大事，當成政治任務。這樣，“經濟增長指標”就成為評價各級政府領導人政績的主要依據，當權者自然傾向于加強本地區的經濟建設。但環境保護與此不同。環境保護是一項公益性事業，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很大，經濟效益尤其是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較長。因此，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發生矛盾時，各級政府中的大多數領導都會傾向于優先發展經濟，而對環境保護的立法、執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嚴重污染的環境不能得到及時的治理，環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諸多的缺陷，從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脫貧致富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比較尖銳

雖然貧困不是造成環境問題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當的擺脫貧困的方式必將造成環境破壞。我國一些地區為了擺脫貧困，不恰當地利用自然資源發展工業化程度很低的工業項目，從而造成環境和資源危機的情況。也就是說，脫貧致富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這一矛盾解決得好，必將有利于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解決不好，必將阻礙可持續發展的進程，從而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設置障礙。

生態政治建設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啟示

（一）選擇正確的社會發展道路

一直以來，在經濟增長利益觀的影響下，我們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發展社會，沒有注意到保護和發展自然的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的凸顯迫使我們反思傳統的社會發展觀，尋求一條新的社會發展道路。可以說，走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道路是擺脫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的必然選擇，是生態環境危機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新形式的環境決定論，它決定了我國的政治道路必將選擇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眾的生態意識

要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環境，首先要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著力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即通過傳播環保法律法規，普及環保科學知識，把生態意識貫徹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產活動過程中，培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世界觀。只有生態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們才會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自覺踐行生態文明；其次，加強宣傳教育，形成全社會熱愛環境、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努力提升全民環境倫理道德水準，自覺約束自身環境行為，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及相應的生活方式。

（三）對市場體制和政府干預進行政治經濟分析

市場體制有優化配置資源、保護環境的一面，但同時也有不利的一面。實際上，市場體制相對于環境保護存在道德失靈、自然資源管理失靈、自然價值定價失靈。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預，但是，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對環保市場失靈的干預也存在失靈現象，政府對經濟的宏觀干預也存在不利于環保的方面。因此，在強調政府干預校正環保市場失靈的同時，要求政府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戰略，完善和強化有益于環保的政府干預。總之，應該將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和政府干預的宏觀調控有機的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調節市場的基礎作用，以保證人類在經濟活動中保護環境。

（四）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統籌協調發展

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上指出，做好新時期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這三個轉變是我國從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升級的實質性操作，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舉措，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任務，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健康、有序、持續發展的歷史性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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