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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城鄉二元結構轉換內在機制的理論

無論是馬克思古典經濟學理論，還是以“劉-拉-費”模型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均揭示了結構轉換過程中農業人口轉向工業部門的必然性，也肯定了由鄉-城的人口流動對現代化進程的積極作用，都認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城鄉二元結構將最終趨向城鄉融合或趨于一元結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廢除私有制，城鄉對立的階級基礎也就隨之消失，鼓勵走工農業結合、鄉村城市化的道路。劉易斯模型假設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邊際生產力為零甚至為負數），城市不存在失業，認為收入差異、資本積累、無障礙轉移推動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農業部門工資和工業部門工資趨于一致，“二元經濟”逐步向“一元經濟”過渡，其強調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忽略了農業發展。

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拉尼斯(G.Ranis)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補充和修正，認為農業總產出會因為勞動力的流出而減少，出現糧食危機，制約工業發展，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率，強調平衡增長路徑，但仍沒有考慮城市失業。喬根森模型后來引入了農業技術這一因素。托達羅模式(MichaclP．Todro，1970)則考慮了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大量的失業，一方面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失業人口增加，進而工業部門收入下降；另一方面農業人口大量流出使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總產出下降，農產品價格上升從而使農業部門收入上升，最終城鄉收入差距消失，人口流動停止。

該模型強調應放慢人口流動速度來減輕城市的失業壓力，也強調了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是解決城市失業和農村發展滯后的根本途徑。二元結構轉換的內在機制理論對我國的重要啟示是：工業化是城市化、現代化進程重要方面，二元性是發展中必然存在的現象，它會隨著生產的發展，差距的消失，實現傳統與現代并存的二元社會向現代一元社會的轉變。所以經濟發展的關鍵是發展城市和工業。

關于城鄉二元結構轉型制度條件的理論

無論是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亦或是新古典經濟學傳統下，經濟分析的基礎一直將“制度”因素排斥在外。但對于我國而言，諸如明晰的產權、統一的市場體系、資源的市場配置等等這些假定并不可能完全被滿足。正因為此，新制度經濟學越來越受到重視。根據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不同的制度結構會產生不同的績效，而城鄉二元結構的實質，就是城鄉之間經濟運行績效的差異，因此城鄉二元結構必然伴隨著二元的制度結構，而產權制度、要素流動制度則是影響二元結構轉型的主要制度因素。產權制度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居于核心地位，諾斯（DouglassC.North，1990）、塞茨（Demsetz，1967）認為產權明晰界定是減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要前提，產權制度會通過影響經濟運行績效而作用于城鄉二元結構轉型進程。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明晰的產權、完善產權保護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是推動二元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同時，城鄉二元結構轉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要素的積累和流動過程。在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理論分析中，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要素可以在市場機制調節下自由流動，而忽視了要素流動過程中的制度約束，也正是二元結構理論在我國應用中的局限性，我國二元結構轉化過程中的要素流動分析必須要考慮制度因素，尤其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就業、土地制度對人口、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阻礙。

國外經濟轉型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一）二元社會向一元社會轉型是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必然結果

發展經濟學等理論揭示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城鄉二元結構將最終趨向城鄉融合或趨于一元結構的內在機制。世界經濟史也表明，城市化、工業化是任何國家和地區必然要經歷的道路，是世界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盡管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的，但實際上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也存在二元結構。但是發達國家憑借率先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優勢，已經在較短時間內把國內的二元結構問題基本上解決了，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又把二元擴大到全世界，某種意義上講發達國家是全世界的城市，發展中國家是全世界的農村，把二元結構外化了。就中國來講，人口多、土地資源有限的特殊國情，加之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和中國的基本社會制度下，中國只能立足于自身，通過解決好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過程中城鄉關系問題，來加快現代化進程，進而推動二元社會向一元社會的轉型。

（二）在全國頂層設計下推動就業、戶籍、土地制度聯動改革

無論是將“制度”因素排斥在經濟分析之外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都將二元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歸結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異。城鄉二元結構的本質不只在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于城鄉兩種完全不同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距。但對于我國來講，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有我國特有的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和體制使然。在我國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下，農民進城落戶可分兩個階段和過程：一是農民轉變為農民工，二是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

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變為農民工的根本經濟動因是勞動力要素需求（相對于土地）發生激劇變化，伴隨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我國城鄉制度也從就業環節率先出現松動。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并常住下來，于是社會保障和福利等的不平等就逐漸成為關注的新問題，加之如果農民工轉戶進城成為真正的市民后，他們原來在農村占有的承包地、農村建設用地又該如何去重新利用，以及能否為他們進城成為市民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幫助，這一系列問題又使得我們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時候要統籌考慮土地利用問題。首先，在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要有充足的就業崗位作為基礎，形成城鄉一體、平等、雙向流動的就業制度。其次，放寬人口流動政策，逐步淡化戶籍的城鄉屬性，推動城鄉戶籍與社會保障等關聯改革，最終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和人口基本信息系統，使其僅具有職業屬性。第三，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交易制度，建立土地發展權區內轉移和跨區交易的市場機制，使土地（特別是建設用地）隨就業流動來保障就業對土地的需要。

（三）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同時，重視鄉村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的托達羅模式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進行了完善和修正，考慮了城市工業部門的失業，也強調了發展農村經濟。而從美國和巴西兩個比較極端的經驗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出現的一種現象。在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千萬不能忽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應該糾正傳統的偏重城市發展的政策傾向，采取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措施。國際上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其農業也相應地較為發達，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只有提高農業部門生產率，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才能增強糧食和原材料供給，保障城市和工業發展，這也是城市化得以順利推行的基礎。因此，我國應該通過改善農業的生產條件和農村的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消除城鄉經濟機會不平等現象，實現城鄉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作者：鄧蘭燕單位：重慶市綜合經濟研究院統籌城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