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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后日本經濟全球化的階段劃分

作為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絕對受益者，日本在經歷戰后經濟的全面恢復期之后，隨即回歸并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迅速成長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并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建設性力量。大致來看，戰后日本經濟的全球化步驟可以細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國內經濟的全面恢復期（1945年二戰結束至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二戰結束以后，日本國內經濟蕭條、萬象凋敝。1946年日本的工礦業生產指數均比戰前（1934年至1936年平均水平）下降70％，農業下降40％；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實際消費水平分別相當于戰前的50％和60％。在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GeneralHeadquarters）的托管下，日本通過進口糧食、石油等重要保障物資，以維持國內經濟系統的復蘇性運轉。除此之外，國內經濟系統基本完全游離于國際經濟體系之外，經濟政策的重心主要落在盡快修復戰后的混亂經濟秩序。1949年，日本的經濟政策走上了美國人所設計的“道奇路線”，以遏制當時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日元匯率維持在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水平，不僅為恢復和擴大日本對外貿易創造良好條件，也有利于日本經濟之后的高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1950年6月勃發的朝鮮戰爭，為日本帶來了刺激經濟復蘇的重要“特需”。這一時期，源源不斷的外匯收入保障了啟動國內經濟復蘇所亟需的原材料進口，也為日本的紡織業與鋼鐵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條件。繼“特需景氣”（1950～1953）之后，日本又陸續經歷了“神武景氣”（1955～1957）、“巖戶景氣”（1959～1961）兩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階段，至此日本完全擺脫“戰后經濟”的陰影，并逐漸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員。

第二階段，日本開放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完善（20世紀60年代初至1985年廣場協議）。日本經濟經過戰后15年的休養生息，工業制造業等全面成長，并在個別領域實現了重要突破。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發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1960至1970年的十年間，實際經濟增長率每年須達到7．2％，以實現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總體目標。這一宏偉的經濟發展戰略極大地夯實了日本民眾對于經濟增長的信心，也有利于加速實現該計劃的所定目標。總體而言，這一階段日本經濟存在以下幾點主要特征。第一，日本全面貫徹并實施“貿易立國”戰略，貿易規模與貿易條件均斬獲長足進步。1961年日本的貨物貿易總額突破100億美元關口；1965年實現2．82億美元的貨物貿易盈余，這是日本戰后的首個貿易出超記錄；1967年日本的貨物進出口貿易分別突破100億美元（出口為104．42億美元；進口為116．63億美元），幫助日本貨物貿易總額攀上200億美元的大關；1971年日本的貨物貿易盈余額為42．83億美元，實現10億級的貿易黑字，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強國；1974年日本的貨物進出口貿易額飆升至1174億美元，首次達到千億級的貿易往來；1978年日本的貿易盈余飆升至182．89億美元，實現貿易黑字由十億級向百億級的逾越；直至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日本的貨物貿易額分別增長至1771．64億美元（出口）和1304．88億美元（進口），實現貿易盈余466．76億美元。第二，日本徹底擺脫了戰后經濟蕭條的景象，對外貿易的全球化融入與發展使日本經濟思想的分析單位亦由國家個體延伸至全球視野。隨著貿易摩擦的數量與烈度的驟增，日本愈發意識到其與他國協調以合作推進經濟治理的重要性。第三，貿易盈余的急劇增加也為日本帶來了“成長的煩惱”，各國紛紛采取更為嚴厲、更為苛刻的態度來抨擊日本的“重商主義”。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日美兩國間的貿易摩擦。盡管日美間的經濟紛爭基本都以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增加進口等日本對美的單邊妥協而鳴金收兵，但其也折射出日本借助出讓經濟利益以維護外部有利發展環境的用意與決心。

第三階段，日本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轉型期（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段時期，日本經濟基本結束了高速增長的傳奇經歷，回歸至低速、平穩的發展態勢，泡沫經濟的急遽崩潰致使日本不自覺地迎來了“持久不衰”的經濟蕭條。但是，高企的日元匯率部分掩蓋了日本經濟增長減弱的事實，同時也加速了國內企業向海外市場擴張的步伐，并一舉推動日本經濟全球性布局的戰略發展。1985年末，日本的對外純資產已高達1298億美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債權國，而美國淪為了不可思議的債務國。日美之間的巨大落差向外界強烈地昭示日本經濟的輝煌成果。與此同時，大規模資本向外輸出的客觀事實，促使日本審視并思考經濟問題的立足點由國內視角躍升至全球視野。隨著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攀升，國內要求抬高其國際政治地位的聲音亦不絕于耳，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為首的新政治保守主義勢力的遽然崛起。日本在這一時期所興起的“政治大國”夢想，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經濟實力已躋身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行列，且未來的經濟發展難以回避地受制于、抑或是受惠于國際經濟體系的秩序運行與規則設定，因此，積極參與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改革與發展，使其朝向有利于日本經濟的戰略方向前行，成為日本政治的重要使命。簡言之，參與并適度改革國際經濟體系是日本實現政治大國之夢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四階段，日本經濟轉變戰略倚重的關鍵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一階段，日本的國內經濟仍然深陷長期的低迷，與其相比，日本的海外經濟卻保持著平穩且良好的發展態勢，并成為構建日本整體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促進經濟增長、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刮起了“地區主義”熱。一時間，地區經濟合作成為各國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重要考量。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自然也無法逃脫這一經濟意識形態的猛烈沖擊，對外經濟合作的理念上不自覺地出現了全球主義與地區主義的競爭。最終，地區主義作為日本在這場理念競爭中的勝者，加速了日本向地區一體化，尤其是東亞經濟一體化合作的轉向。作為最有力的證據之一，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曾希望組建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版貨幣基金組織，但迫于多方的壓力與反對，無疾而終。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和平崛起帶動了東亞及周邊地區的經濟迅速增長，這也吸引了日本把經濟發展的戰略性目光逐漸聚焦于這一重要地區。日本對亞洲經濟政策的重新定位，尤其是與中國、韓國及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直接關系到日本經濟能否迅速且順利地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也決定了日本能否維護其在亞洲的重要經濟地位。總體來看，當前的日本遵循了“諧地區自重”的原則，借助加強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補關系及日美之間的軍事互助關系，擴展自身的外交空間。這正體現了日本依托亞太、攻堅全球的新戰略觀。

二、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軌跡梳理

二戰以后的經驗表明，理論和實踐上的全球經濟治理指的還是國家對世界經濟的調控，而且，國家和國家的聯合是通過一系列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來調控、治理世界經濟的。據此，日本政府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戰后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載體，且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參與并影響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構建與完善。因此，這里有必要針對日本戰后以國家為載體所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作簡要梳理。日本戰后的復蘇完全依附于美國的對日政策。最為典型的表象之一就是1949年美國提出的“道奇計劃”，其充分反映出美國覬覦改造日本的經濟結構與發展面貌的真實意圖。此后不久，朝鮮戰爭的勃發促使美國急于提升日本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地位，緊接著，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的《對日媾和條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束了日本的被占領狀態，使之順利轉變為獨立國家，并擁有了相對獨立的經濟政策。20世紀50年代日本產業政策的促進出口范式，代表著日本發展主義從軍事型向貿易型過渡的起始，至60年代末這種轉換業已基本完成。誠如日本國內的“貿易主義”者的觀點所示，戰后的日本面臨著人口多、出生率高、資源少、生活水平低等諸多基本矛盾，為此，唯有依賴“實現工業化、擴大出口”的19世紀英國道路，在世界的范圍內妥善解決日本經濟的尖銳矛盾。藉此，日本很快就把重振經濟的希望統一至“貿易立國”戰略上來，這也決定了其在經濟重建的肇始就亟須融入世界經濟的整體運行體系。果不其然。

1952年日本提出申請，希望加入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WTO的前身），融入戰后世界貿易體系。憑借美國的暗中相助，日本于1955年成功加入GATT，為自身的貿易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的對外貿易特征逐步發生變化，對外貿易及對美貿易盈余均呈現快速膨脹的趨勢，并在20世紀60至70年代躋身全球主要貿易大國的行列。盡管如此，迫于多種政治、經濟因素的忌憚，日本在世界貿易體系中并未發揮主要的引領性作用。而且，日本加入GATT之時，考慮到其仍處于戰后過渡的特殊階段，GATT默許了日本的進口限制等諸多非合理措施，一直到1963年日本才由GATT第12條適用國轉為第11條適用國（不能以國際收支狀況為由實行進口限制）。美國在幫助日本重返戰后世界貿易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這也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對美的依賴性，使其牢牢地捆綁在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中。盡管如此，日本因顧忌農業問題的羈絆，同時又希望貿易減讓談判能排除農業政策，所以，日本在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問題上一直都縮手縮腳、進展緩慢。除了盡快融入戰后的世界貿易體系之外，美國同樣希望日本能夠盡快加入其所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以擴充這一體系框架的規模與影響力。在此背景下，1953年日本加入IMF和世界銀行。同樣，有鑒于日本的戰后過渡期，IMF容許其適用于第14條規定，并默認了日本的外匯管制等保護政策的暫時性豁免。但隨著日本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盈余的急劇膨脹，各國對日本放開經常項目管制的呼聲日漸勢強，西歐國家相繼放棄外匯管制的豁免權，轉而與美國合作對日本在此問題上施加巨大壓力。受其影響，1964年4月，日本轉為IMF第8條規定適用國（不能以國際收支狀況為由實行外匯限制），自動承擔起外匯交易自由化等重要義務。同月（1964年4月），日本加入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開始履行逐步實行資本自由化的義務，這標志著日本與全球的經濟關聯度日趨緊密，日本也正式入列發達工業化國家集團，并順利完成向開放型經濟體的轉變。

當然，日本在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同樣伴有經濟大國的成長煩惱。以公布《貿易、外匯自由化計劃大綱》（1960年6月）和《貿易和外匯自由化促進計劃》（1961年）、加入OECD、成為IMF第8條款國和GATT第11條款國為標志，日本經濟的國際化和貿易、資本自由化在20世紀60年代后顯現出空前的勢頭，對外國際競爭也悄然加劇。這一現實性的競爭環境激發日本與主要經濟強國進行合作治理的意愿與決心，用以緩和對日競爭的緊張氣氛。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對包括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造成巨大沖擊。日本經濟結束了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率與生產率均出現嚴重滑坡，這促使日本強烈地意識到與發達經濟體合作，共同應對國際突發經濟問題挑戰的必要性與緊迫性。1975年11月為了應對石油危機，西方發達國家組建了“六國集團”（美國、日本、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六大工業國，翌年加拿大加入），后發展為“七國集團”（G7），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日本也當仁不讓地躋身這一國家主義范式的全球治理機制，并確立了它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性非正式經濟治理機制中的一席之地。20世紀80年代中葉是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顯著分水嶺。日本在全球經濟治理問題上的涇渭分明，不僅源于外部力量的強烈要求、以及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行為匹配，更多發自內生性政治野心的急遽擴張。但由于日本的貨幣政策在壓低日元匯率上存在操縱的嫌疑，以及日本“重商主義式”的國內經濟政策飽受爭議，這就造成日本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結合，勢必會加劇相關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框架內的博弈程度，并將政策協調的主要矛頭轉向匯率和國際收支問題，而日元也成為匯率自由化問題上的主要受攻擊對象。與此同時，日本的參與促使經濟治理的協調對象發生了相應的規模擴張，由傳統的匯率和國際收支等小范圍經濟領域擴容至國家的經濟預期目標、經濟政策的齟齬等涉及宏觀經濟面的較寬泛范圍。另一方面，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掀起向全球大規模輸出資本的狂潮。而且，國內保守政治的“大國化”欲望急遽膨脹，為日本參與全球視野的經濟治理注入重要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兩次石油危機之后，G7實質上已升格為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形式，也標志著發達國家經濟體之間的多邊協調步入新階段。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代表，也是世界第二大重要經濟體，自然而然地就被西方發達國家視為亞洲地區經濟體的核心領導者，這也為日本在地區經濟事務中發揮引領性作用奠定了堅實基礎。盡管如此，日本對經濟治理的濃厚興趣卻始終局限在亞洲地區內部，這種傾向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變得愈發顯著，日本甚至一度覬覦能組建以它為核心的亞洲版貨幣基金組織。盡管此事無果而終，但西方國家及IMF等全球性的經濟治理機構并沒有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出應有的積極作為，這讓日本找尋到了拓展自身參與并引領地區經濟治理機制發展的可行空間。藉此，日本啟動了在亞洲地區內雙多邊經濟合作的摸索。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締結了“日新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其中規定取消除農產品以外的所有商品關稅。這是日本與外國締結的第一個FTA協定，也是亞洲地區第一個兩國間的FTA協定。2002年11月，日本外務省公開發表《日本的FTA戰略》報告書，表明將與東盟締結EPA（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經濟合作協定）置于優先地位。之后，日本與墨西哥、馬來西亞、泰國、智利、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越南、東盟、瑞士、印度等分別締結了EPA。

隨著2012年3月日本與秘魯的EPA生效，日本已與全球12個國家、1個地區建立了戰略性經濟合作關系。與此同時，日本亦在協商或研究與其他國家及地區之間的EPA，如澳大利亞、韓國、蒙古、加拿大、哥倫比亞、中日韓FTA、RCEP（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此外，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改變了國際格局，嚴重地沖擊了西方的價值觀和信心。作為這場危機最大的國際政治影響之一，就是G20組織的規格與影響的遽然提增。而日本作為重要的全球經濟體之一，也成為見證并敘寫這一歷史的重要一員。從日本參與G20機制建設的過程中我們不難解讀出這樣的信息，即，隨著日本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依賴性與聯動性的遞增，日本要求參與治理并影響國際經濟體系發展的意志與能力亦在日益增強，而日本整體經濟結構也緊隨著國際經濟體系的變革作相應調整。其中，較為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加入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一方面，日本愿為早日達成TPP坦誠合作，但另一方面，因迫于保護國內農業部門的政治高壓，日本在TPP談判中難以有所突破，甚或阻礙了談判的預期進程。

三、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特征

通過前文分析，不難發現，日本融入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與日本經濟復蘇、成長的經歷緊密關聯，而且，二者之間的亦步亦趨凸顯以下逐點特征。

第一，日本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建設、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發展的實踐過程，既符合日本經濟外交政策的總體要求，也迎合日本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的客觀需要，更流露出日本融入全球體系的過程與方式的獨特性。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在漸進性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實踐過程中，由經濟合作機制的被動受益者逐漸演變為推動機制改革與完善的利益攸關方。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戰后所盛行的保守的、封閉式的經濟模式就此走到盡頭，日本經濟與全球經濟的互動關系步入開放式的新階段。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與經濟合作機制的重要獲益者，日本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以維護國際經濟體系的有序運行。由此，日本逐步調整了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應對姿態，并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日本特色”。即，日本并不主動提議或主導如何發展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但也不回避承擔部分的責任。關鍵要因就在于，日本希望借助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建設，強化其在國際社會政治強國的形象。

第二，日本參與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發展過程中，既體現一定的積極性，同時也存在嚴重的依附性，而后者主要受制于“日美同盟”關系的掣肘。戰后的日本并未因二戰的重挫而在回歸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上，表現出絲毫的懈怠與不顧。相反，日本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令人意外。無論是戰后不久即主動申請加入GATT、IMF等全球性的重要經濟合作組織，抑或是石油危機、廣場協議等關鍵議題上所表現出的配合與妥協，還是籌建及完善以日本為核心的一些地區性經濟合作組織等，日本的主觀能動性均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可以說，日本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聯姻，并非是日本單方面被動性的接受，也存在日本主動融入的成分。盡管如此，美國主導了戰后國際經濟體系的發展，并導演了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過程，這其中包括迫使日本就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多次實施相關改革。實際上，美國是戰后日本融入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參與國際經濟體系的始作俑者，其所產生的推動力與約束力在某種程度上，要超出整個全球體系對日本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延續著日美同盟關系中“美主日從”的主基調，日本在全球經濟體系及相關治理機制的構建與改革等問題上竭力與美國保持高度一致，沒有發生任何“僭越”。說到底，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倡導者和主導者，而日本只是一個參與者，并不具備引領經濟全球化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日本之所以會形成基本依附于美國的全球經濟治理政策，不僅是戰后國內外政治條件的約束、經濟成長的亟需等客觀條件所致，更與國際經濟環境的發展與變遷息息相關。

1973年以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全球經濟主要依靠IMF、WB、GATT等國際組織來進行治理，基本憑借國際協定所確定的制度而展開“硬協調”。但1973年之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世界經濟領域中的制度協調凸顯一定的疲軟狀態。在此背景下，世界經濟主要依賴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政策的“軟協調”，以謀求各主要經濟體及世界經濟維持健康、持續的穩定增長。當然，這里的“軟協調”只是相對于制度協調層面的“硬標準、高要求、強執行”而言的，實際轉入政策協調之后，世界經濟的運行更多地取決于主要經濟體之間無固定模式的彼此約束、以及“不確定效果”的相互妥協的結果。但基于利益自覺基礎之上的“軟協調”甚至比之前的制度協調更具特定的約束力與執行力。這里，日本針對出口美國的紡織品、鋼鐵、電視機、汽車等各類商品所逐一實施的自愿出口限制措施等，就是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代表性范式之一。日本也完全是基于利益自覺的前提考慮，而對美國的強權政治給予戰略性妥協，盡管直觀上這類協調的受益方僅為美國一家，并且，這些措施完全以日美兩國間的雙邊協定等形式而得以確認。

第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構建并完善治理機制的戰略重心業已偏向地區層次的雙多邊合作，尤其是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但需指出的是，日本的這一戰略調整并不能說明其對改革國際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發展的興趣已蕩然無存。準確地說，日本的戰略選擇回歸了“先小后大，先地區、后全球”的路徑依賴，希望通過穩固日本在地區經濟合作機制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實際上，日本傳統的戰略視野就是基于地區整合為重要支點的，二戰時期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戰后經濟高度增長時期所推崇并實踐的“雁行生產模式”等，都是以地區經濟的高度一體化為重要戰略基礎，規劃并設計全球貿易和經濟體系的發展方向。再譬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提出過建立“太平洋經濟圈”的構想。另一方面，通過前文的分析可知，日本在步入新世紀之后，就與亞太地區的一些主要國家締結了雙邊或多邊的經濟合作協定，并在努力探尋建構諸如TPP、中日韓FTA、RCEP等地區性經濟合作機制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以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體系的有序發展。當然，在這一重要的體系變革與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日本不希望因自身經濟實力的相對衰退，而失去其在地區層面所保有的任何政治優勢。其中，日本竭力獨攬亞洲開發銀行（ADB：AsianDevelopmentBank），這一亞太地區最為重要的金融機構的行長一職，就是最具說服力的論據之一。第四，利益驅動的基本政治思維拘囿了日本參與地區及全球經濟治理的政策維度與政治作為。

實際上，日本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建設的動機正逐步發生位移，更多趨向于維護、甚至是擴張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利益所得，而以往日本所宣傳并推介的為維持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積極提供公共產品的貢獻精神日漸式微。這里，我們可以借助以下典型案例獲取更為直觀的感受。審議會機制一直都是日本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咨詢機制，日本中央政府的各個省級部門（相當于中國的“部級單位”）內部就設有分門別類、五花八門的審議會機制。按照日本政府的行政任務安排，有關對外貿易等相關事務均是經濟產業省的管轄范圍，而在經產省內部下設的“產業構造審議會”則是制定及實施日本貿易政策的重要決策與咨詢機構。這一審議會旗下所設的“WTO小組”早已于2005年10月更名為“通商政策組”。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更名舉動清楚地揭示了日本關于貿易政策及對外經濟戰略的態度轉移，即日本關注貿易問題的焦點由變革并完善WTO規則為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轉變為以爭取國家利益為驅動的對策性貿易政策研究。換言之，視角的轉變，表明日本的利益驅動性趨勢愈發顯著。時至今日，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理念并沒有擺脫利益驅動的傳統思維，其在全球經濟組織中的談判、妥協、合作等一切政治活動，其宗旨與目標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并維護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這勢必會限制日本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政策空間與能力發揮。

四、結語

誠如一些學者所言，決定國家影響全球經濟治理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國家實力、與其他國家聯合擴大影響的能力、及其對國際和地區治理中享有話語權。但必須指出的是，上述所涉的三方面因素在國家影響全球經濟治理問題上，只能是必要但非充分條件，這在日本的案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迅速復蘇、高速增長與平穩發展的重要階段，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國家實力及國際影響力。日本是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絕對受益者，也是借此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典型國家，因此，這一重要歷史事實深刻影響著日本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的發展。但由于日本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意圖明顯夾雜著利益驅動的局限性，這就導致日本不可能自始至終堅持這一治理所需的全球經濟治理框架及其相關原則。由此，除上述三方面因素之外，國家影響全球經濟治理的結構分析中還應添加國家的戰略意圖，這一內生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日本的案例也反證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絕對領導。全球經濟治理實際上是由美國所塑造的。而且，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影響力、主導力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向國際經濟體系及其他相關國家灌輸美國標準的經濟治理理念，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盡管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仍保留了部分自身經濟發展的特色與理念，但不可否認，日本也未能完全躲避這股洪流，泡沫經濟崩潰之后的“失去三十年”可以說是最為形象、貼切的表述。

更為重要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膨脹與泛濫，業已威脅到國際經濟體系的有序運行。倚重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深入發展，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拓展業務、擴張規模，這也加劇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掠奪，殘酷的剝削進一步擴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因此，美國所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所籠罩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備受質疑。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發酵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擴散，造成一些主要的西方國家無暇他顧，甚至倒行逆施，“大張旗鼓”地舉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對國內的一些夕陽產業、瀕臨淘汰的邊緣產業實施庇護。歸根結蒂，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所倡導的“市場調節”的失敗，也是篤信市場原教旨主義而導致的嚴重后果。與此同時，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極為推崇個體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就引發了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個別國家經濟利益的讓渡與全球經濟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凸顯，并最終迫使全球經濟治理回復至強權政治主導的“野蠻”狀態。由此，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內容、也是亟待攻克的難題就是，必須確保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的政治舞臺上享有同等的權力。并以此為契機，構建新型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朝向更為公正，平等的方向發展。

作者：陳友駿單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