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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國政府施政和政治轉型帶給國家發展的不僅僅是正面影響

（一）政府部門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多方面條件

1、“看得見的手”引導經濟發展泰國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模式相似，國家的參與和作用是一個重要因素。泰國在二戰后不久，建立了100多個大中型國有企業，為國家奠定了工業化基本基礎。政府持續編制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確定了泰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加大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國家公共產品的提供，出臺相關政策扶持特定領域發展，直接或間接扶持、資助私營企業。政府還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不斷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創造公平經營環境。

2、為經濟社會發展爭取和創造最有利的外部環境泰國執政當局為在國際上廣交朋友，積極加入各類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組織，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合作機會，開拓國際市場。二戰結束后，泰國迅速與美國結盟，同時又保持與老客戶日本的良好關系，從這兩個世界經濟強國得到巨額援助，還得到它們的資金、技術和轉移出來的產業。中國改革開放后在世界經濟舞臺快速崛起，泰國不失時機地提升與中國經貿文化合作和政治外交關系，把握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泰國早在1982年就加入關貿總協定，1995年自動過渡到世界貿易組織。泰國也是東盟深化合作，加速一體化的積極推動者。

3、穩定的技術官僚體制助力經濟在動蕩中免受強烈沖擊泰國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泰國的技術官僚集團由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專家、社會精英組成。在泰國政局風云變幻的大幕下，政黨的輪替,內閣的變化，頻發的政變對官僚技術隊伍均無太大的影響。泰國技術官僚在政治一般保持中立，在推動泰國經濟發展和維持正常的行政運轉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東亞的奇跡》經濟報告，指出：東亞國家的發展，有某些“關鍵性的制度特性”在發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技術官僚。

（二）泰國政治轉型和動蕩阻滯了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1、多發的政爭和政變給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泰國1932年就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但從那時起，國家的政局一直處于動蕩紛爭之中。1932年的泰國軍事政變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引進民主制度、制定憲法、舉行大選、實行議會制等等，并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但此后的泰國政治一直面臨著軍方執政和民主化紛爭的兩難困境。截至2014年5月泰國軍方發生新軍事政變，70多年里,泰國共發生政變20次，頒布了18部憲法，大概4年左右爆發一次政變，然后重新起草并更換憲法。泰國政局動蕩、政變頻仍，明顯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阻滯效應。如圖1、圖2所示，進入21世紀，在亞洲“四小虎”中，泰國的經濟增長態勢已經漸顯落后。在吸引外資方面，印度尼西亞近年保持扶搖直上。20世紀末，馬來西亞引進外資數量還落后于泰國，但21世紀的多數年份已經超過泰國。

2、政黨惡斗惡化了國家政治轉型和經濟發展泰國實行多黨制，政黨眾多，集中資源于贏得選民的支持以及在議會斗爭中的勝利，往往圍繞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核心政客不斷分化組合。大部分政黨的存亡完全取決于能否接近政治權力中心,一旦在政治權力斗爭中失利,政黨就擺脫不了解體的命運,相關政黨黨員立即會拋棄現有黨籍,圍繞其他有影響力的政客重新組建新政黨。有政治影響力的政客為了保護、擴大自身利益,傾向于依靠派系集團來運行政黨。泰國政黨發展還有一個地域化趨勢。1992年泰國民主化運動以后,泰國的歷屆選舉都表現出了強烈的地域化色彩。以曼谷和周邊地區為大本營的帕朗塔姆黨、以南部地區為依托興起的、在中部地區獲得強烈支持的泰國國家黨、主要活動地區在東北部的新希望黨等等,都是泰國政黨地域化趨勢的具體表現。這種地域主義不僅給泰國的政黨賦予了地域色彩,而且還在選舉過程中深化了地域間的紛爭和沖突。

3、地區發展失衡和貧富懸殊等問題導致社會政治矛盾進一步惡化泰國經濟發展地區不平衡問題突出。首都及周邊地區與其他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極為不平衡,都市和農村之間還存在著巨大差距。90%進出口貨物、70%的工業生產集中在曼谷地區。2013年，540萬貧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農村地區，尤其是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收入分配十分不均，曼谷地區人均收入2500美元，農村地區只有500美元。社會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不均。21世紀初，醫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每224人一張，而北部和東北部地區則分別是503人和747人一張。大選過程中,政治集團煽動社會階層的矛盾來贏得選票。

二、對泰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幾點反思

1、預防經濟全球化中的風險和搶抓全球化紅利同等重要二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經濟要素和經濟主體的市場化演進和制度化安排使資金、技術、人才等經濟要素得以更加便利地在全球流動和配置。發展中國家依據要素稟賦情況和比較優勢，制定適當的配套政策，吸引和利用全球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通過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專業化分工，實現經濟社會趕超式發展完全有可能。但全球治理結構遠遠沒有跟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經濟、金融監管沒有跟上各經濟行為體市場活動的需要。全球經濟活動的利益格局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在經濟活動的主要行為體中，在全球各個產業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等經營主體占據強勢地位。各種潛在的風險一旦在一定的條件下爆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經營主體往往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將風險傳遞、轉嫁到發展中國家，最終受到最大損失的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將全球經濟資源引入國內的同時，需要逐步開門，筑好幾道政策和機制的風險隔離墻。

2、發展和轉型需要強力組織和引導泰國的發展歷程清晰地表明，由落后的農業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邁進過程，同樣是一個資源重組、利益分化組合的過程。在發展的過程中，農業和農村的解體和重構，各個產業的興衰起落，由資源和機遇占有不對稱導致不同階層、個體獲益的不對稱。當發展到一個階段，遇到瓶頸，需要捅破這個發展階段的天花板，轉型提升到一個新發展階段的時候，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加以主導和引領，任由不同利益階層相互碰撞和惡斗，其社會經濟發展將原地停滯甚至倒退。中東地區利比亞、埃及、伊拉克等國家和地區，其固有社會和政治架構在西方國家“洗腦”和炸彈的雙重攻勢下迅速崩塌，不僅沒有建立起穩固的政治經濟新架構，反而在無休止的惡斗中沉淪。

3、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趕超發展需要創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要實現趕超式發展，不管采取何種發展戰略，對全球發展資源的吸收和綜合利用已經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放眼世界，那些由于種種原因和全球市場割裂的國家，其面臨的外部困境已經嚴重制約其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就整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結構失衡，全球經濟中由個別風險引起的“蝴蝶效應”更加明顯。因此，發展中國家保障外部經濟發展環境的另一個任務就是，促進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結構的完善，扭轉國際經濟合作利益格局和管理格局過度偏向發達國家的局面。

4、沒有均衡全面的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可能毀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利用本國人力、自然資源等稟賦優勢，結合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中能夠加速實現工業化和國家發展目標。但很多時候，這類發展資源往往聚集在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源相對豐富、交通運輸便暢、地理條件優越的地區，帶有明顯的區域性。這些區域發展起來后，往往還對其他地區的資源具有虹吸效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產業分工往往自成封閉體系，對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和帶動作用較少，形成所謂的經濟“飛地”。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極易形成區域失衡，進而引起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與其他社會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沖擊。避免這些現象，發展中國家要通過加強產業政策、區域平衡發展戰略、國家再分配工具等加以緩解。

作者：左曉安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際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