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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漢文化消費行為的主要特征

（一）文化消費品種逐漸增加在秦漢時期，人們對于文化消費的實際需求越來越大，文化消費的種類也開始增加。從先秦到漢朝，人們的文化娛樂消費越來越朝著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在漢代，樂舞類發展為漢樂、盤鼓樂、建鼓樂等；而百戲方面主要有六博、蹴鞠、弄丸等，可以說是形式多樣，所以文化消費品也越來越多。例如說樂器，在秦漢時期的樂器主要分為吹奏、彈撥以及擊打三種，其中吹奏樂器類主要有笛、竽、簫等，彈撥類型樂器主要有琴、瑟和琵琶等，擊打類型的樂器主要有磐、鐘、鼓、缶等[1]。這些樂器大部分出現于先秦，到秦漢時期很多樂器進行了改良。例如說漢代出現的箜篌就是一種新型樂器，大概是東漢時期從西域傳入中原。在文化教育消費上，筆墨紙硯和各類書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費品，隨著秦漢時期文化教育的發展，百姓中更多的人開始讀書，因此文化教育品的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多，而在喪葬文化消費上，秦漢時期開始興起厚葬之風，喪葬用品的種類越來越豐富。在漢朝墓葬中常見的隨葬用品主要包括了實用器，例如說銅器、漆器、陶器以及錢幣等各種實物，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材質的冥器，比如說陶質人物、動物或房屋的模型等；到西漢時期，墓葬中開始出現了專門的隨葬用品，例如說在四川綿陽雙包山一、二號墓出土的三十多件陶俑，十余件木俑和木馬車，一定數量的編鐘與編磐；到東漢時期，墓葬的隨葬品類型變得更為繁多，其造型也別具特色，更加生動，專用葬品的數量已經占到總數的70%左右。

（二）文化消費范圍開始擴展秦漢時期的文化消費范圍持續擴展，這一特征通常體現在下面兩點：一方面是文化消費的人群越來越多，已經擴展到不同的社會階層；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費地域性范圍開始擴展，甚至開始深入到偏遠地區。文化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學，各個地區的教育得以發展，同時文化消費開始進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百姓對文化消費的需求。我們可以從漢朝的教育場所看出，漢朝的文化教育消費已經深入到很多的偏遠地區，從大城市到小鄉里都設置了教育場所。當時一些來自于偏僻地區的學生，在學成之后也紛紛返鄉發展當地的文化教育[2]。

（三）文化消費逐漸商品化隨著秦漢時期商品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中不同階層的商品性收入以及消費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市場的聯系也變得更加密切，這樣就讓大部分百姓的商品性消費需求得以增加，而此時文化消費也呈現出了商品化的趨勢。一方面在教育消費中，各類書籍與書寫工具都能夠在市場中進行商品交換，西漢時期已經產生了專門從事書籍物品買賣的“書肆”。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圖書的復制通常都是憑借人手抄完成的，抄書在當時也被叫做擁書，它屬于一種圖書傳播、復制以及流通的文化活動。負責抄書的人稱之為擁書人或者書手，他們的工作是抄書，也是因抄書而被雇，所以統一稱這一行為叫擁書，其實本質上屬于雇傭勞動者。西漢時期的擁書行為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到東漢以及之后其范圍得到進一步的擴展，擁書活動也逐漸開始呈現出商品化的趨勢[3]。另一方面，對于喪葬用品的消費，秦漢時期的喪葬用品、隨葬器具以及墓內的裝飾品都能夠在商品市場中購得。我們可以從過去的石碑銘文記載了解到，由墓主人或者親人出錢，工匠出技術，相互之間構成了一種商品交易的關系，這也是漢代墓內裝飾品朝商品化方向發展的關鍵證據。可以看出，秦漢時期商品經濟的較快發展，在滿足人們生活所需的物質基礎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費也逐漸形成規模。社會各個階層的文化消費需求基本上能夠在商品市場中購買獲得，文化消費商品化也體現出了秦漢百姓商品性消費需求的提高，消費社會化程度的增加。

二、結論

總之，秦漢文化消費行為體現出的上述三種特征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秦漢時期生產力得以持續發展和提升，從而讓當時的物質資料生產水平也不斷提高，為各個階層的文化消費行為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第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商品交換得到了發展，推動了不同地區文化消費的交流與融合；第三，秦漢時期的消費需求促進了文化消費的發展，它不但刺激了文化消費品的繁榮，同時也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作者：王秀琴單位：太原旅游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