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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關于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影響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但是很少關注腐敗對于一國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更多地是關注腐敗對環境的影響(Coleetal．，2010)，例如，Rehmanetal．(2007)以南亞四國為樣本，實證研究貿易、腐敗對環境的影響，發現腐敗上升直接抑制了貿易對環境的改善作用。本文將首先分析腐敗作用于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機理，然后基于1992～2009年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研究不同程度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有何影響。

二、腐敗作用于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機理分析

1．腐敗通過作用于規模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三、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

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①。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見表1。從表1可知，模型1的回歸結果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從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和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①，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②。從表1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

4．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結論，本文構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該模型中的變量含義與上述模型相同，我們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的動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克服內生性，運用Stata11．0軟件進行回歸，結果見表2。從表2可知，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東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新技術產品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二是東部地區的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高使得東部地區進口的技術得到了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進口的設備得到了較好的利用，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并且也使得該地區較好地吸收了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三是較高比例的東部地區生活、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是通過進口非本地區生產滿足需求，這降低了環境污染;四是東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大幅提高了該地區的人均收入，致使當地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增加，促使該地區制定更高的環境標準，導致環境質量改善。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東部地區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由于自身的產業結構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和傳統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水平低下從而加劇了環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區雖然也進口了不少技術和設備，但由于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這些技術和設備并沒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吸收有限，致使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區生活從而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并不是通過進口滿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區生產，這加劇了環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當地政府更多著眼于通過對外貿易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當地的人們更多地希望在進出口企業就業以增加收入，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環保意識低于東部地區，促使中西部地區制定的環境標準低于東部地區，進而使環境質量改善有限，這也使東部地區的一些無法滿足該地區環境標準的企業搬遷到中西部地區，更加劇了環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區出口貿易增加所引起的規模效應也加劇了環境污染。綜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從表2可知，腐敗等解釋變量以及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和顯著性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劇了環境污染。這說明中西部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依然是以粗加工為主，更多地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這些產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見中西部地區要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以改善環境質量。

四、相關政策建議

依據上述實證結果，為了發揮對外貿易改善環境質量的積極作用，對于東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而言，一方面，要采取對策治理腐敗，如加強思想教育，提高公眾和公職人員的道德水平;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鏟除腐敗存在的土壤和條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需盡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需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取消阻礙市場發展的行政審批事項;建立完善腐敗預防性機制、懲罰性機制和監督機制，從而提高腐敗成本，減少腐敗的發生率和收益;研究制定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為加大打擊腐敗力度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武器。另一方面，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促進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向清潔方向轉變;加大研發和教育投入，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提高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以便對進口的技術設備進行消化、吸收和利用，更好地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發揮對外貿易通過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通過加大環保宣傳力度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促使本地區加強環境規制，進一步發揮對外貿易通過規制效應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

作者：闞大學呂連菊單位：南昌工程學院經濟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