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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平淪陷后，高等教育受到嚴重破壞，輔仁大學因其德國教會背景得以保持相對獨立。通過輔仁大學學生董毅的日記可以看出，在淪陷時期，輔仁大學抵制日偽的奴化教育，堅持開設傳統(tǒng)文化課程，重視語文、歷史及體育團體活動，而對不得不開設的日文課程，師生多采取應付態(tài)度以消極對抗。輔仁大學在北平淪陷時期的獨立色彩，成為青年學生躲避“漢奸教育”尋求民族文化根脈的文化家園，凝聚著師生們的愛國情懷及對日本侵略者的隱性抵抗，而輔仁大學也通過堅持辦學自主性，為戰(zhàn)后儲備人才做出了一定貢獻。

［關鍵詞］輔仁大學;淪陷時期;戰(zhàn)時教育;董毅日記

北平淪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遷或停辦。整個淪陷時期，一直堅持原有辦學的高校為數(shù)不多［1］，其中，輔仁大學作為淪陷前北平“五大學”之一，堅持傳統(tǒng)的辦學特色，抵制日偽的奴化政策，被譽為“抗日大本營”［2］(p．164)。學界對于淪陷時期的輔仁大學已有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長陳垣及國民黨政權對輔仁大學的組織等問題，而對輔仁學生在校的真實學習狀態(tài)少有關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的董毅的日記①為主體史料，從一個普通學生的角度觀察輔仁大學在淪陷時期的辦學特色，以及淪陷區(qū)青年學生對抗戰(zhàn)的感受和認知。

一、堅守在淪陷區(qū)進行戰(zhàn)時教育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大學教育受到嚴重破壞，清華等多所高校陸續(xù)南遷，最初幾年，“碩果僅存，賴以支撐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輔仁兩私立大學。這兩所學校，因是教會所立，由外人為靠山，所以尚能茍延殘喘”［3］(p．27)。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在“驚濤巨浪中，屹然未動”，一同被視為“魯?shù)铎`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輔大還保持著半獨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學也最終被迫關閉［6］(p．58)，僅剩輔仁大學與其他日偽直接進駐的大學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眾眼中，當時的輔仁大學成為淪陷區(qū)“站在教育界的先鋒”［8］。淪陷時期，青年學生報考高校會有所比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處在日寇占領時期，京津地區(qū)比較有名的大學是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北大雖是老字號，但是日偽直接管理的學校，不甘心報考。燕京大學是英、美系統(tǒng)的大學，已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隨時將面臨被封閉接收的噩運。只有輔仁大學，雖校齡很短，但因是德國教會主政，而德國是軸心國之一，日寇因同盟關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寬松些。許多著名老師也多齊集輔仁，因此成為大多數(shù)青年學子報考的焦點”［9］(p．264)。所以，在整個淪陷時期，輔仁大學不僅“仍照常開辦”［10］(p．697)，其規(guī)模還得到進一步擴大。北平淪陷后，“輔仁在應付上，雖較困難，差幸尚能上課”［11］。師生們深切地感受到學校所處的困難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應付困難事件，總抱不屈不撓的態(tài)度……英、美、德使館方面，也能隨時贊助”，以至在整個淪陷時期輔仁大學能堅持原有教學風格［10］(p．697)。輔仁大學借助教會的力量應對日偽政府管控的同時，一直和國民政府保持聯(lián)系，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開放狀態(tài)，基本延續(xù)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學設置，培養(yǎng)了青年的愛國精神。輔仁大學還建議與京津地區(qū)其他國際教育組織協(xié)力合作，以如下三條原則為指導:“(一)獨立管理(二)學術自由(三)不懸偽旗幟;以示正義不屈?！保?2］(p．7)正因輔仁大學在抗戰(zhàn)時期堅持原有的辦學特色，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把輔仁大學與后方大學一同對待，無條件地承認戰(zhàn)爭結束時輔仁大學的學歷證書。而淪陷時期日偽控制的其他高校的畢業(yè)生，則必須參加補習和考試才能得到國民政府的學歷認可［13］(pp．209－213)。這是國民政府對輔仁大學在淪陷時期堅持原有教學方針的認可，同時也是國民政府戰(zhàn)時教育政策的落實。戰(zhàn)爭開始時，對于教育是要服務于戰(zhàn)爭，是應該保持正常的教育體系，社會上存在很多爭論。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的講話指出，雖然教育不可以獨立于國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zhàn)時，還應該看到戰(zhàn)后，不應把所有的青年都無條件地從課堂、實驗室、研究室趕到戰(zhàn)場上去［14］(pp．128－129)。國民政府戰(zhàn)時教育政策鼓勵青年學生在戰(zhàn)爭時期堅持完成教育。

二、堅持開設傳統(tǒng)文化課程

占領北平后，日本“為使中國人民徹底認識‘東亞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視各種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學校，開設了各種師資訓練學校和“職業(yè)學?！?，強迫中國子弟入學。就大學教育方面，日本開展所謂事業(yè)本位的教育，設立了偽“北京工商學校”，以及偽“北京大學”醫(yī)學院、農(nóng)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等。日偽政府除從日本方面聘請教授，設立日本文學、日本美術、日本精神講座等科外，還組織了“臨時政府教科書編審科”，將各校課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濃厚的所謂“漢奸”教科書［15］(p．24)。淪陷時期，很多過去的國立大學，都由日偽組織直接控制，校門前豎起日本國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師和教官，有的學校師生每天進校門時，要向日本國旗、日本軍官行禮。學校強迫學生讀日文，有的學校必須用日文課本，或不準讀中國歷史，有的大學則用從東北運來的偽“滿洲國”編寫的歷史教材，進行奴化教育。日本在華北的教育政策不似東北那樣強化，重在控制而不是發(fā)展，因此，“也不是無漏洞可鉆”［13］(pp．174－175)。輔仁大學雖然從外部也不能擺脫日偽統(tǒng)治的管理，如當時日偽政權各種管理機構不下十幾個①，但由于德國人及教會方面與日偽政府周旋，經(jīng)過往復協(xié)商，校內教學體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課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課本，不懸掛日本國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程［7］(pp．239－240)。與日偽直接控制的大學不同，輔仁大學在整個淪陷時期的課程設置仍基本保持原有體系，堅持用中國課本。如學生在第一學年一般性的必修課較多，專業(yè)性課程較少。學校特別要求，無論何院、何系，在第一學年必修“國文”及“英語”等語文課，而“國文”每兩周有一次作文，并選優(yōu)者于“以文會友”玻璃櫥窗公開展示?！坝诖瞬浑y想象校方強化語文教育，以乃重視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學年，每周四也選了必修課國文［17］(p．37)。輔仁大學國文課的目的是強化語文教育。董毅所上國文課內容有二:一是講授、背誦漢文經(jīng)典。如董毅在國文課上聽授了《洪亮吉與崔瘦生書》《讓太常博士書》，背誦了《后漢書•吳裕傳》等［17］(p．12)。二是訓練學生的漢文寫作能力，如寫作《論文字之功用》《讀書小記(別記)》《春日紀游》等題目的文章。有時教師也會給學生講“普通錯漢字”［17］(p．99)。國文考試所出題目也以此為宗旨，如標點幾段《后漢書》、寫作《一年來對國文作文之興趣》為題的文章等［17］(p．106)。對于國文系學生來說，這些是最基本的訓練。董毅顯然比較喜歡國文，認為自己這個科目學得不錯，在考國文的時候自認“不甚難，答的還滿意”［17］(p．21)。輔仁大學加強漢語教育，以此來重視傳統(tǒng)民族文化，國文作為必修課只是其中一個措施。其他科目輔仁大學也基本保持了淪陷前的課程設置，董毅1939年所選課程便可證明這一點。董毅在日記中記載了他選的課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級第二學期)，除了體育、英語、國文等必修課，專業(yè)課程有目錄學、聲韻學、中國文學史、邏輯學、文字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只有日語課是為了應付時局而開設的新課。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除了英語外，其余均為專業(yè)相關課程，包括唐宋詩、詞及詞史、文字學名著、經(jīng)學通論、各體散文習作、倫理學、中國小說史、新文藝習作。這些專業(yè)課程都是延續(xù)淪陷前國文系的課程設置，教師也多是淪陷之前即在國文系授課，如目錄學余嘉錫、聲韻學及文字學名著沈兼士、邏輯學英千里、文字學陸宗達①、唐宋詩儲皖峰、詞及詞史孫人和、倫理學伏開鵬、中國小說史孫楷第等。從教師配置與課程設置來看，輔仁大學具有很高的穩(wěn)定性和繼承性，特別是國文系，依然側重語文教育，重視民族傳統(tǒng)文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偽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續(xù)了中華民族的文脈與內在精神。如儲皖峰開設的唐宋詩課程，訓練學生作詩填詞。

1939年10月的一次課，儲先生出的兩道題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詩，一周后，儲先生發(fā)回修改后的詩。1939年11月的一次課，儲先生又出了兩個題目，讓學生寫《霧松》和《司馬池》。董毅自稱“向來不會作詩”［17］(p．219)，但經(jīng)過學習，能夠按時完成這些詩詞作業(yè)。日偽政府為進行奴化教育，很多有關中日關系及現(xiàn)代中國的書籍都被查禁，但對中國歷史書籍的查禁不太嚴格，對大學內中國歷史的課程監(jiān)控也不甚嚴，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就在校內開設了歷史課程。1939年下半年，作為國文系學生的董毅選修了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陳垣對學生要求嚴格，在課堂上講授《史記》《漢書》等經(jīng)典史書，并留了許多課后作業(yè)。如1939年10月初，陳垣讓學生整理三國以前現(xiàn)存書目錄。董毅為了完成作業(yè)，到學校圖書館查閱了《四庫總目提要》，還到國立北平圖書館查閱了一些參考書［17］(p．197)，花費了很多工夫，一個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課上交了作業(yè)［17］(p．205)。之后，陳垣又給學生們陸續(xù)留了兩個題目，整理“史漢異同目錄”與《玉函山房輯佚書》引用書目。董毅和大多數(shù)普通學生一樣，從心里認可校長的講授，認為“很有條理也明白”［17］(p．205)，認真地去完成作業(yè)。以整理《玉函山房輯佚書》引用書目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種之多”［17］(p．242)。陳垣對學生的作業(yè)認真批改。董毅對歷史的學習是主動的，并不是羨于校長的名望，因此，聽課“兩小時精神專一”［17］(p．268)。課余時間，董毅也會去圖書館看歷史書籍，旁聽感興趣的歷史課程［17］(p．190)。從董毅的日記還可看出，國文系各科的考試也多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歷史方面的題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試，詞及詞史的考試題目是作一首詞《浣溪沙》或者“溫韋李三人合論”［17］(p．254);文字學名著的題目是“試述讀段注說文之方法”［17］(p．256);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題目是“后漢書之敘事法與史漢有大不相同之點，試詳述之”［17］(p．257);經(jīng)學通論考試題目是“‘經(jīng)學展史’開辟時代書后”［17］(p．259)。即便是與時代聯(lián)系比較緊密的新文藝習作也考的是諸如“如何寫一個劇本”“舞臺藝術的重要”“評父歸”等題目［17］(p．255)，與日偽政府所進行奴化宣傳的內容毫無聯(lián)系。從以上課程設置和董毅所學內容可以佐證，輔仁學生“對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識形態(tài)或有關日本和德國研究的題目毫無興趣”［13］(p．210)，而是仍專注于學習中國傳統(tǒng)歷史與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輔仁開設的科目培養(yǎng)了青年的愛國精神，延續(xù)了民族教育。

三、輔仁師生對時局的應對

國文系教師多是淪陷前就已經(jīng)在輔仁大學任教，如前述余嘉錫、沈兼士、儲皖峰等，他們在相關研究領域內皆頗有聲望。其中，沈兼士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亦是潛伏在北平的國民黨黨務人員。北平淪陷后，受教育部委托維護輔仁大學校務，并和輔仁大學秘書英千里、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取顧炎武的“炎”字，以示抗日①。沈兼士還受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朱家驊的委托，組織北平文教協(xié)會，以抵抗日偽文化殖民［18］。教師中除了沈兼士和英千里二人與國民黨有直接關系，其他人大都在黨派之外。但身為中國知識精英，處于日偽統(tǒng)治之下，民族感情受挫及心態(tài)壓抑是普遍存在的，他們雖能正常上課，領得一份薪水以養(yǎng)活家口，但授課時往往表現(xiàn)出消極、憤懣的情緒，甚至敷衍應付的態(tài)度。作為學生的董毅，在上課時對此有真切的感受。董毅一年級第二學期的英語課由宋致和講授。1939年春季學期3月6日開學，但只講了三個月，6月10以后便連續(xù)三次課告假，直到會考［17］(pp．101－105)。沈兼士在給學生上聲韻學和文字學名著時，也常發(fā)牢騷，講些與課程無關的話，有時也不去上課［17］(p．217)。或許是忙于秘密抗日工作，或許是發(fā)泄心中悲憤，在作為學生的董毅看來，沈兼士“勁頭還不小，脾氣也不好，時常要罵一頓人才舒服似的”［17］(p．193)。其他課程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國文、經(jīng)學通論、小說史、唐宋詩、倫理學等的教師，在董毅看來，在上課時也時有偷工減料等現(xiàn)象［17］(p．38)。從表面看，這是教師對教學的應付，但實則是在淪陷的大環(huán)境下教師們的消極抵制態(tài)度。在淪陷的北平，由于各種原因難以離去的教師，面臨著遠比年輕學生沉重得多的精神和生活壓力。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繼續(xù)留在大學任教，雖然輔仁大學與其他日偽直接控制的學校有所區(qū)別，但教師們仍感受著當“亡國奴”的屈辱，授課時難以保持如戰(zhàn)前的教學熱情與責任感，這是年紀尚輕的董毅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淪陷時期，輔仁大學依然遵守戰(zhàn)前南京政府設定的教學日歷和國立節(jié)假日。輔仁大學有宗教背景，天主教會的相關節(jié)日，如教皇即位日、耶穌升天瞻禮、公教瞻禮、圣誕日等皆放假。日偽政權規(guī)定的紀念日，如9月22日“臨時政府”成立紀念日、“政府”成立周年紀念日等，也命令各學校放假［17］(p．278)，但輔仁大學對其名稱做了一定變通，盡量減少日偽色彩。如“政府”成立周年紀念日，輔仁大學不得不與全市大中小學一同放假，但“卻美其名曰‘停課一日’”，董毅理解校方的用心，稱贊此舉“妙哉!”［17］(p．78)日軍打了勝仗，往往令各學校舉行集會慶祝，輔仁大學則堅持“不參加‘祝捷’集會”等活動。［19］同時，輔仁大學還繼續(xù)遵行南京政府戰(zhàn)前設定的假日，如上半年放春假，元旦放三天假，以及雙十節(jié)放國慶假等。輔仁大學這樣的節(jié)假安排，對學生保持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具有一定作用。輔仁大學從創(chuàng)校起，就非常重視開展各種體育活動，以鍛煉學生身體素質。

在淪陷時期，開展體育活動，隱含著為國家培養(yǎng)強健青年、增強民族力量的愛國意味，陳垣等校領導更予重視和支持。體育課主要教授健康操(相當于現(xiàn)在的廣播操)、各種球類和田徑的基本技能，不及格者不得畢業(yè)［20］(p．191)。董毅在一年級第一學期，每周上兩次體育課［17］(pp．6－38)，第二學期，每周又增加了兩次課外運動，分別在周一、周五的早上7—8點，全體一年級學生集中做一個小時的“輔仁十一”團體運動。體育及團體運動的強化，有益于提高青年學生的身體素質與團體合作精神，這在國難時代有著特別的意義。在日偽政府的壓力下，輔仁大學為了生存不得不開設了日文課。擔任董毅日文課的教師不是日本人，授課多應付，“講得很少”［17］(p．95)，有時“胡聊有半小時”就下課了［17］(p．38)。這位教師雖然教授日文，但顯然有民族意識，關心時局。1939年過完年，3月9日第一次上日文課，這位教師沒有講日文課本，而是講述了去上海的所見所聞。在日偽言論管制下，董毅記日記有所避忌，他在日記中并未寫明教師所講的具體內容，但他說學生們聽得“著實過癮”［17］(p．37)?？梢酝茰y，能引起青年學生如此興致，應該是大家關心的時局新聞。董毅入學時，一年級已開設了日文課，學生們對日文課的反映是:“誰念日文就是準備做漢奸”［21］(p．207)。但又不得不上，學生們只得消極應付，“簡直是應卯”［17］(p．48)。董毅說日文是其“不高興的功課”［17］(p．61)，平時“一點也沒念”［17］(p．93)，考前臨時學幾句，“馬馬虎虎”［17］(p．21)，應付考試而已。像董毅一般的青年學生，在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之下，普遍懷有仇日愛國之心，對于日本占領者強制推行的日文教學，自然視之為“漢奸”課程而抱有抵制態(tài)度。據(jù)輔仁大學學生回憶，當時身處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的學生們，“每天所見所聞所受的都不是一個青年人所能忍受的”，“‘走’的意念時時刻刻都醞釀在心頭”［21］(p．205)。董毅的許多親友同學去了南方，與董毅保持著通訊聯(lián)系。董毅在心中“羨慕他們，欽佩他們的勇敢，而自慚自己不能去南方”，擔心他們笑自己懦弱、無能、沒有魄力、不愛國，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焦慮，他在日記中記到:“個人有個人的環(huán)境，環(huán)境及一切允許，你自然可以毫無所留戀的遠走高飛，但是我是不同的，家庭第一樣經(jīng)濟是不允許我走，第二樣尤其是重要的，母親沒有人照顧，弟妹們都很小，父親既老且病，所以我為了父親的病即便暫時也得留在家中，至少我覺得我在家中比不在家中好些，可是什么事都不能太圓滿，至于別的不合適，只有顧不到了，所以我不去南方有我自己的一番道理和苦衷，或可以說是理由吧!”［17］(pp．39－40)留在輔仁的學生有不少與董毅情況類似①。雖然輔仁大學受到日本人干涉較少，但在整個北平都淪陷的情況下，師生們同樣感受到當“亡國奴”的屈辱，不甘心受敵偽統(tǒng)治，愿意離開北平到非敵占區(qū)生活學習。從淪陷開始，輔仁大學學生便紛紛南下到國統(tǒng)區(qū)。如1939年8月，輔仁大學的訓導主任伏開鵬護送學生南下［22］(p．377)。1940年1—2月間，北平市公安局查知輔仁大學的20余名學生準備聯(lián)合赴重慶、昆明等地投考西南大學及航空軍校［23］(p．241)。1940年3月，北平市公安局又偵查得知輔仁大學3名學生準備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24］(p．243)。在淪陷時期，平津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普遍向往南方，有條件的紛紛南下，南方非敵占區(qū)寄托著淪陷區(qū)青年學生的民族感情與愛國情懷。

四、結語

北平淪陷后，輔仁大學由于德國“圣言會”的背景［7］(p．234)，日偽當局顧及其與德國及梵蒂岡教廷的關系，較少干預輔仁大學事務，輔仁大學在堅持“既不生事，也不怕事”的原則下得以保持相對獨立的教學［10］(p．697)，排斥奴化教育。當時在輔仁讀書的學生也認為:“歷史系、國文系，外國人根本沒介入。所以在這個小環(huán)境里，師生們直接的感受就是，這里還是中國人自己的環(huán)境?！保?5］(p．44)在此讀書的董毅在日記中關于學校生活的記述，具體地印證了這一情況?？箲?zhàn)時期，淪陷區(qū)學生雖然身處“地不利，天不時”的境況，但能夠從內心保持清醒，不能“進而為國犧牲”便“退而求時代新知”，以便繼續(xù)“發(fā)揚中國道統(tǒng)，啟迪國家民族思想”，選擇了能夠在“淪陷區(qū)唯一秉承中華法統(tǒng)，培育民族英才的大學堂”———輔仁大學。［26］(P．229)輔仁大學也由于特殊的小環(huán)境，保證了學生最終完成學業(yè)，但師生們“精神、物質仍遭受莫大威脅和迫害，深感沒有國家維護的庶民真似喪家之犬，生命財產(chǎn)毫無保障”［27］(p．287)，“痛苦不堪”［28］(p．213)。日本投降后，校長陳垣在1945年9月3日舉行的開學典禮上提到:“民國廿六年(1937年)以來，我們學校已有八年不行開學典禮，因我們處在淪陷區(qū)域，國旗拿不出來，國歌亦唱不響亮，甚至連說話都要受限制，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煩，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動聲色的黑暗世界中度過來的”［2］(p．164)。雖然歷經(jīng)種種威脅和迫害，但輔仁大學克服困難，堅持在淪陷時期辦學，以“不屈不撓精神努力奮斗”，完成了“建國儲才之使命”①。董毅的情況并不特殊，和他處于同樣境遇的朋友、同學有許多，觀念和思想有許多共通之處。在淪陷時期，對如董毅一樣的眾多于青年學生來說，選擇到日偽干涉較少的輔仁大學等學校讀書，表現(xiàn)了自己對戰(zhàn)爭的抵抗和愛國情懷。輔仁大學則通過在淪陷時期堅持傳統(tǒng)辦學，不僅成為青年學生躲避“漢奸教育”的文化家園，也為戰(zhàn)后儲備人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作者：丁芮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