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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6期發(fā)表了楊茵娟女士的《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楊文從傳播研究范式（該術語大陸與港臺譯法不同，大陸多稱范式，港臺習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較了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視野開闊，邏輯嚴整，是一篇很扎實的學術論文。不過，筆者肯定楊文的同時，也想對楊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傳播研究范式這一思路對楊文沒有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算是對楊文的一種回應。

1、對傳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楊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但在討論中并沒有論證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眾所周知，范式這一概念是由庫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討論傳播研究范式的論文中曾經指出，根據庫恩自己的說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兩層意義：第一，它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第二，它涉及該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作為一種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規(guī)則作為常規(guī)科學其他疑題的解答基礎。[1]從以上兩種定義來看，楊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種。然而，國內學者現(xiàn)今在討論研究范式時多采用第一種更為宏觀的、形而上的定義，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樣援引西方學者的說法，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范式，是有關科學和社會基本性質的一組形上假定，無謂對和錯，而只是提供了觀察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這種目前在大陸學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都還不能直接被定義為范式，更好的說法是它們是一些學派或流派，它們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們認為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觀意義上的傳播研究范式，那么傳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實上，這個問題一些學者也早有論述。潘忠黨先生早在1996年發(fā)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中，根據傳播媒介的功能極具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探討媒介與文化之間關系的三種理論模式（雖然潘文沒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詞已經具有了范式的意義），即表述模式（認為媒介是表述現(xiàn)實的工具）、傳送模式（認為媒介是傳遞信息的工具），以及把傳播視為社會交往儀式和文化的生存與再生的模式。[3]當然，從整個國際傳播學界來看，目前絕大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主要存在著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詮釋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這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當然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都存在著差別。如果擇其要點而言之，筆者以為它們的差別首先來源于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區(qū)分。社會科學想仿效自然科學，因此主張價值中立，認為學者必須不帶個人偏見地去揭示純粹的客觀規(guī)律；而人文學者認為價值中立是無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價值導向不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這樣一來，如果說社會科學主要是想揭示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那么人文科學的價值關懷已經讓研究工作還帶有了一點揭示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性質。前者在傳播研究中直接產生了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強調客觀，強調實證，強調規(guī)律性；而后者在傳播研究中又可以分為兩支，在具有價值導向的前提下，一派強調理解，這帶來了傳播的詮釋研究范式；另一派強調批判，這帶來了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摘要]本文回應《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通過對范式概念的辨析，將目前學界公認的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以及批判研究——進行梳理；并結合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探討這三種研究范式在我國的發(fā)展狀況；最后針對傳播學多元范式并存的現(xiàn)狀，提出要正確理解范式之間的張力，避免其負面影響，以促進我國傳播學的發(fā)展。

[關鍵詞]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詮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