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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2004）提出金融生態環境的概念，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金融發展的依賴路徑研究提出了新的指引方向。蘇寧（2005）則指出“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不是指金融業內部的運作，而是借用生態學的概念，來比喻金融業運行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經濟環境、法制環境、信用環境、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徐諾金（2005）在結合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后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系統化，指出金融生態即“指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并指出金融生態具有“生命性”、“競爭性”和“自適性”的生態特征。這些專家和學者見仁見智，大大推進了金融生態的研究。

關于這一領域的研究似乎更應當著力于“生態（相對靜態）和演進（動態）”的研究；我們的視野也不應當僅僅停留在“金融生態”這樣一個更靜態的范疇上，而需要致力于建構更加動態化的“生態金融”觀。換言之，未來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怎樣的金融，答曰：生態金融。

于是，我們發展金融時，不能再簡單拷貝成熟市場，瞄準西方的金融生態，去復制我們自己的金融生態。換言之，生態金融研究的首要命題就是，真正立足中國的實際，深刻體認中國金融演進中的問題和難題，遵從生態演進規律，給出中國特殊市場條件下的生態金融發展模式。而不是模仿、模仿，趕超、趕超，企圖用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百年的路程。這顯然與生態金融觀是相悖逆的。

顯而易見，對于生態金融的研究，需要我們把握好如下問題：1、自然生態是怎么演化的，遵從什么樣的規律，如何從自然生態演進規律中獲得啟發；作為社會生態的金融業的特殊性是什么，進而歸納出生態金融演進的基本特點。2、對應上述生態金融特點，中國金融業有悖生態金融演化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如何解決之，當前的著力點在哪里？囿于篇幅，筆者重點討論后者。

一、生態金融研究的核心內容

中國的金融業相對于當前的經濟而言，無疑是落后的。因此，我們需要追趕，一方面力求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還要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但是怎么追趕才能更加有序、更加符合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則有必要從生態金融的思維中求得答案。

就金融領域，我們也許會認為某種金融產品或者制度在西方很好，于是移到國內。然而水土不服的事情恐怕不在少數。怎樣才能讓我們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更有章法呢？筆者認為要確保兩個方面：一是金融與經濟之間的協調運行，即必須尊重當前中國的現實，不要急著用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百年的歷程；二是金融體系自身的競爭性均衡發展，不要厚此薄彼，確保市場競爭。這正是生態金融研究最終目標，也是其核心內容。

二、邏輯地自然演進、穩固的信用基石、均衡協調地發展是生態金融的三個基本特征

為什么美國、德國的金融體系運行相對良好，而東南亞、拉丁美洲的金融體系卻比較脆弱？對于這個問題，筆者作了相對比較系統的考察和思考，認為自然演進、信用基石和均衡發展是建構生態金融，進而實現金融與經濟協調運行，金融體系自身競爭性均衡的根本。

(一)非自然演進的中國金融體系

應當說，中國金融業已經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實現了驚險一躍（金融業復位），但是這驚險一躍很快浮現了有悖于生態金融的三個重要問題：非自然演進、非均衡性與信用缺失。以上問題交互影響加劇了中國金融業的脆弱性。

其具體表現為：金融與經濟發展缺乏協調性，與中國經濟發展結構性不對稱（最沒有活力的國有企業卻占據了最多的金融資源）；金融內部發展嚴重不均衡；大量引進外資，而國內金融資源卻存在嚴重的閑置；一再強調發展農業，農村金融資源卻存在枯竭的危險，等等。

中國經濟發展的非自然演進、非均衡性與信用缺失特征，使得中國除了存在一般國家普遍存在的風險外，還存在具有很強經濟外部性的金融生態失調可能引發的風險。正是因為中國金融業無法按照傳統意義上的軌跡邏輯演進，因此，政府立足戰略高度，服從市場要求，自覺地拾遺補缺，促進金融生態的盡快復位，就是非常必要的。

(二)貨幣——資本之路有多長：信用體系的構建

生態金融最基本要求就是要使得各個層次投融資主體能夠有序對話，從而促進貨幣向資本的效率轉化。然而貨幣之所以會成為資本的最重要條件在于“籌資主體的信用增級”，即貨幣向資本的轉化效率依賴于社會信用體系，尤其是信用增級機制的完善程度。

然而要想建立完善的信用體系，首先，必須完成產權革命，因為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心者無信用。其次，光解決產權問題還不夠，還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增級機制（比如現在股市上劣質的上市公司，就是一種國家擔保下的信用增級和信用創造過程）。

于是我們說，所謂生態金融的信用基石問題，正如自然生態中的空氣和水。金融業沒有信用基石，就如同自然界沒有了空氣、水。

(三)供求對接重構金融生態：謀求自然演進與均衡協調

經濟全球化要求資本全球化、適時化，而居民財富增長又導致邊際風險承受能力提高，信息技術高速發展，這些都直接促成了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就直接融資而言，股市和債市應當分別居于什么樣的地位，卻需要我們通過對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市場參與主體整體的資本結構（權益與負債的比例）的考察，盡可能定量化、動態研究股市、債市在一定時期內的相對重要程度。為此，需要將政府和中央銀行也視為市場參與主體，從而匡算國家整體的資本結構。在這一框架下：1、股票市場絕不僅僅指所謂的主板等各個“板”市場，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必須在全國形成一種“股份精神”，讓權益資本的各級供求者都能夠在相應的有形、無形市場中有序對接和流動，即便是在一個高度封閉的農村，同樣存有類似“市場”。于是我們就沒有必要將太多的社會功能賦予現有滬、深兩個交易所，也無需采用所謂“積極的股市政策”，企圖引發“財富效應”；而是將上述兩個交易所定位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導向器（上市公司所有制結構、上市選擇機制、股本規模均衡、退出機制，以及有效反映中國經濟結構），而將籌融資功能交給各級有形、無形的市場。

2、理論上看，債券市場發展的前提必然是市場籌資主體首先擁有權益資本，而后以此作為信用的保證，借得債務資本。然而金融生態卻要求決不能等到股票市場完善后再求發展，否則合理的社會資本結構就不會形成，金融效率、經濟效率就不可能提高。

三、生態金融的深化：衍生及其他相關市場的發展與金融風險的防范

(一)衍生市場猶如自然界生物鏈的下游，其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必須具備一個規模龐大的上游“食物鏈”，否則不僅自己難以生存，而且可能竭澤而漁，毀滅其“上游食物鏈”

事實上，衍生市場對于其基礎市場而言，既有平衡對沖基礎市場風險的正效應，也可能有放大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負效應。因此，在中國基礎市場——股票、債券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勉力發展衍生市場是值得商榷的。現階段發展衍生市場的重要命題是研究如何創新化解金融市場的風險。

(二)金融生態中的資金流動：能量轉移

資金在金融體系中的運動就像能量在自然生態中一樣。以資金為對象，動態監測資金在各個金融子市場（當前股市、債市、期市關聯度相對較強）內部的結構性流動和市場之間的流動（是否存在虹吸現象），分析市場分割帶來的種種問題，可以為生態金融的復位和正常演進提供更為充分的證據，也為防范和化解風險提供更為充分的信息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