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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狀況是決定大學文化整體氣象的主要因素

學科進入大學有著自己的歷史軌跡。以中世紀為起點，學科建制經歷了從孤立的個人到學會到科學院再到大學的演變路線圖。發展至今，大學成為以學科為媒介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機構，也是以學科為憑借進行人才培養的教育機構。如果說學科猶如樹木，那么大學文化則是森林。這個文化森林的生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樹木的品種是否齊全，結構是否搭配，樣態是否多元。就是說，學科狀況決定著大學文化的內涵和氣質。當然，學科之間對大學文化的影響是相互交織、縱橫交錯的，但鑒于不同學科蘊含不同內涵、展現不同特點、發揮不同作用，它們對大學文化的影響也是各有側重的。第一，人文學科滋養大學精神文化。人文學科源遠流長、源合流分，可謂是大學文化之魂的主要構成者。藝術哲學家列維和史密斯曾說：“人文學科是無法遺棄的，人文學科非但沒有過時，反而具有永恒的相關意義，因為它們是交流溝通的藝術，是傳承的藝術，是批判的藝術……人文學科這只杯子，必須是我們飲用生命之水的容器。”

文學、哲學、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主干對大學治校理念、育人模式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從治校理念說，人文學科影響大學的核心價值觀。大學核心價值觀是一所學校長期運行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學校師生的群體意識，是師生群體實踐活動的產物。人文學者的反思和批判活動構成了這一群體實踐的主要部分，他們高度關注人及其尊嚴和價值，從人道主義和審美需要的角度審視社會、批判現實。這種學科共同體形成的一系列觀點、判斷通過先后影響學生的學習、教師的研究和校長的行為，從而主導和規范著大學辦學治校的理念。從育人模式說，人文學科通過課程教學、經典閱讀、賢者示范、終極追求等雕刻著師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大學師生的思維方法和價值取向產生滲透性。英國哲學家培根說：“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學問變化氣質”。人文學科的這種滲透看似不明顯，其實在社會轉型時期就會體現出來。20世紀初葉，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實際上是和它的學科文化、學科體系密不可分的。新文化運動中強調立人、個體精神自由和人格自主以及思想解放，是當時北大引進和支持的新哲學、新文學等學科的主要觀點和主張。第二，社會科學規范大學制度文化。相對于人文學科關注人的精神而言，社會科學關注的更多的是社會制度及其規則。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曾經把社會這種極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近似地稱之為“制度”，相應地把社會學或社會科學近似地稱之為關于制度及其產生與功能的科學。例如經濟學要研究如何建設能夠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經濟制度，政治學要探討如何建立既代表經濟利益又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政治制度，社會學關注的是怎樣構建和諧、健康的社會制度。對一系列規范、規則乃至形成良好有序的制度文化的訴求，成為社會科學共同體一致的聲音。這種聲音一定會回響在大學之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理論往往能夠直接轉化為現實政策和師生行動規則，直至改變社會生活過程。正如英國當代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言：“社會學理論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概念、理論和發現，不斷地‘循環穿梭’于它們所研究的對象之中。這些話語、概念、理論和發現反思性地重新建構著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自身也學會了用社會學方式思考。”

例如，教師必然會將社會科學研究中養成的制度意識、規則觀念運用到大學教師管理中來，以至形成和學校的互動局面，推動大學教師管理的制度化。學生也會運用從社會科學得到的武器評判學校有關學生管理、社團管理的是非得失。從此點講，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既為國家和社會的外因所推動，也是不斷滿足師生科學治理學校這一主觀訴求的需要。第三，自然科學引領大學創新文化。一個大學乃至一個國家的文化，同科技創新有著相互促進、相互激蕩的密切關系。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創新成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主要工業國家的崛起無一例外都是從科技進步而來。而大學容納科學、技術等學科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以英國古典大學為例，長久以來，英國古典大學都奉行的是博雅教育和紳士教育，有關科技方面的學科只是蓬勃于民間的手工工場、工廠和實驗室，并沒有登上牛津、劍橋的“高雅殿堂”，這種對科學技術學科的漠視和拒斥，使得英國古典大學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貢獻甚小，從而因為不能適應社會發展潮流、代表社會先進文化而在17、18世紀走向了沒落。相反的，同時代的德國大學卻能高揚科學研究的旗幟，積極發展有關學科，進而走在了時代前列，代表了當時先進文化的要求。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證明，自然科學和科學技術對大學的發展和文化傳承創新作用是重要的。無論人文學科還是自然科學都屬于基礎學科，從整體上看，基礎學科奠定了大學文化的主色調，這一主色調既表現在顯性的校園文化生活、校園生態文化、師生行為方式甚至言談舉止之上，也表現在隱性的思想構架和價值選擇上。此外，應用學科隨著社會變遷在大學文化的建構上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說基礎學科是一種主色調之中的暖色調的話，那么應用學科就是一種冷色調，二者共同描繪出大學文化景觀。應用學科對大學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學和社會的關系上。例如斯坦福大學之所以能對硅谷企業的生長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根源在于斯坦福大學始終保持研究和教學方面的卓越，發揮應用學科的優勢，不斷創新技術成果。當然，應用學科在影響大學文化的過程中，大學要將其在社會服務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功利性甚至庸俗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其既能發揮應用價值又不沾染社會的商業氣味。

二、在學科建設中提升和鞏固大學文化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國學者斯諾提出了“兩種文化”學說。所謂兩種文化，即科學文化和文學文化。斯諾提出兩種文化，表現了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隔離的擔憂。21世紀初，美國學者杰羅姆•凱根針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各門學科發生的變化，對斯諾的觀點進行了反思，提出了“三種文化”說，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無論是“兩種文化”的劃界還是“三種文化”的劃分，背后隱藏的都是學科的分裂。文化的這種癥狀最早、最集中地表現在大學。“大學成為文科（人文科學）理科（自然科學）之間持續緊張的主要場所。”大學如何應對這些新問題、新現象，如何秉持寬容、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學科和大學文化的關系，都需要新的思考。第一，完善學科結構，提高大學文化傳承創新的“合力”。從學科演變看，大學的主干學科不斷實現著由神學向古典學科和純粹科學再向應用科學直到多學科共存轉變。大學提高文化傳承創新能力，不能單靠某一門或某一類學科，而應該依靠學科合力產生的綜合優勢。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共性一般是基礎學科主體齊全，各種文化大致并存。西學東漸以來，學科被分門別類地引進中國大學，促進了中國學術轉型和文化的創造性轉變。許多大學初步構建了相對完善的學科結構，在較短的時期內取得了較大的成績。1952年院系調整，出于政治考量而對全國大學及其學科進行重新布局，打破了幾十年形成的學科結構和院系設置。這種變動雖然有其歷史合理性，對促進當時的工業建設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這種國家導向的學科建設思路也釀成了諸多后果，主要是割裂了綜合性大學學科結構的完整性，使得大部分學校變成單科性大學或偏科型大學，致使大學發展后勁乏力、文化日益枯萎。因為不同學科只是從不同路徑、不同層面觀照、解析事物，但在凸顯某些特征和現象的同時，也會隱去整個背景和宏大結構，導致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當前，科技進步已經不斷突破人類認識的已有境界，學科之間、科學和技術之間、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交叉滲透已是必然趨勢。可以說，學術越來越依靠與知識整體的關系，倘若脫離了與知識整體的關系，孤立的學科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雅斯貝爾斯就強調，交給學生一種不僅包括他所研究的特殊領域而且也涵蓋了所有知識門類的整全意識，這應該提上大學的工作日程。因此，大學必須不斷健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架構，并不斷促進學科之間相互滲透、合縱連橫，這也符合學科發展呈現的分合規律。馬克思早在1844年即從自然史和人類史相統一的角度認為：“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

雖然，這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大學當前并非無所作為，以人才培養為例，大學教育不僅在于清晰地傳授具體學科的知識和理論，而且更要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的能動性，進而促使學生逐漸突破具體學科的局限，超越不同學科的界限，從而既了解人文社會科學的新進展,又善于接受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及時回應時代的挑戰。第二，提高學科質量，增強大學文化傳承創新的“光度”。正如天體有一個真正的發光能力即“光度”一樣，大學的文化也有一個發光導熱、傳承創新的光度問題。在學科結構基本完善的基礎上，增強大學文化傳承創新光度的關鍵就是要注重學科特色，提高學科質量，建設一批有特色、高質量的學科群落。學科這種存在形態不是流行文化，不能依賴短期行為和投機性。雖然當代傳媒的權力體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化傾向對文化傳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在短期內是決定性的。但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那終歸是曇花一現、彈指之間，能夠傳之久遠的只能是那些最終符合實際、體現真理的文化產品。大學文化要真正實現傳承創新，必須在學科質量上下功夫，在特色上用心思。當前，我國大學的合并和擴張基本告一段落，下一階段就是要推動學科建設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從關注硬指標向關注軟實力轉變。在轉變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將提高學科質量的重心和焦點放在基礎學科和基礎研究上。基礎研究作為科學之本、技術之源，是科技進步的先導，是自主創新的源泉。要支持大學教師自由探索、大膽創新，深化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在評價內容上，應更加體現鼓勵瞄準重大學術問題前沿和自由探索的導向，鼓勵關注間接的、長遠的、隱性的價值，雖然科研成果轉化周期縮短，但評價周期不能過短。如此，才能變外延式增長為內涵式發展，從而真正提高學科質量。第三，錘煉學科文化，營造大學文化傳承創新的“磁場”。文化猶如磁場，擁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學科既是學術研究的承擔者，也是文化價值的結晶體。就是說，任何一門學科本身，都凝結了人類文化的一般成果，都有自己的學科知識、制度、邏輯和評價。而且，學科的形成是一個長期而連續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文化積淀的過程。我們不能只滿足于具體學科貢獻給我們的使用價值和外在效應，也要自覺地認識和重視學科本身的文化價值。當前，我國大學的學科建設，有的只是重視此學科建設的物化形態，而不是文化形態。若長此以往，實證主義、功利主義將大行其道，那么“哲學不再表達為‘愛智’，而只是一堆枯燥的概念與教條；文學只是對于文字與修辭的鉆研；歷史不過是年代與事件的組合”。因此，在學科建設例如哲學學科建設中，就不能只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學位點、文章數、引用率等量化指標，更要返回到“哲學”本身愛智慧、為人類的道路上，著重發揮哲學的思想魅力，將哲學的思辨性、深刻性、審美性教育給學生，傳遞給社會，在校園營造一種“林中路”的哲學氣氛。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不同學科之間學科文化的差異和交融。伯頓•R.克拉克認為，學科文化即“根據獨特的理智任務，每門學科都有一種知識傳統（即思想范疇）和相應的行為準則。在每一領域里，都有一種新成員要逐步養成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不同學科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正是這種差異構成了大學文化的豐富多彩，我們一方面要尊重學科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要引導不同學科文化之間取長補短、和而不同。如果每一學科，都能做到學科文化自覺、自省，那么大學雖說共存著不同的知識結構、多元的價值取向、松散的集合方式，那還依然是一個統一的大學。大學文化固然受到社會的影響，但大學只要將自身的學科文化挖深做強，那就會對社會文化這個更大的磁場、染缸產生“抗磁性”，其超越社會一般文化、引領先進文化也就不是空談而有堅強的支撐了。總之，大學文化是大學的“魂”，學科是大學的“體”。每一所大學的繁榮發展，都是“魂”與“體”完美結合的結果。我們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要深刻認識和把握大學“魂”與“體”的辯證關系，以學科建設為載體，推動學科、科學和文化齊頭并進，以此不斷推動大學文化傳承創新、永續發展。

作者：王永義單位：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