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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國人對先進兵器的需求，有了事關國運家運的迫切性。外來火器，在明末遼沈戰場上發揮了舉國震驚的威力，也受到具體操作者素質、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清代通俗小說的描寫卻依舊承襲道教和民間秘密宗教中的法術，敘事偏重在以輝煌的結局強調寶物的威力，缺少一種戰爭工具本身的技術性展示。小農經濟下的平民心理，考慮的依舊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關注具體操作過程和操作者素質，把事情簡單化和理想化了。同時，將寶貝兵器視為百試不爽的萬能法寶，也極為形象地狀寫出人們受到時代、觀念積習的限制，在先進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關鍵詞］明末戰爭；清代小說；寶物崇拜；文化反思
Abstract:ThedemandforadvancedweaponsintheMingdynastybecameurgentastothenation’sdestiny.TheweaponsfromforeigncountriesgaveastonishingplaytopowerinLiaoshenWarsintheMingdynasty,butitwasconfinedtothecapabilityandtechnologyofmanipulater.NovelsoftheQingDynastypaidmoreattentiontodisplayingthemagicianoftheTaoismandthatoffolksecretreligion,andemphasizedthepowerofsacredweaponswithmagnificentfightingscene,buttheirdescriptionlackedthedisplayofweapon’moners’concernunderpeasanteconomywasmoreoneasyoperationthanoperationprocessormanipulater’scapability.Worshipofsacredweaponsasall-mightypowermanifestscommoners’limitofthetimes,traditionaswellastheirrestrictioninexpectationofadvancedweapons.
Keywords:warsinlateMingDynasty;novelsintheQingdynasty;sacredweaponworship;culturalintrospection
中國古代戰爭與兵器的關系，乃至兵器改進同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產生了較為直接的聯系，這一命題到了明末才開始明顯和突出，影響到清代小說的相關想象和文學描寫。對于這樣一個社會民俗心理與文學關系的課題，似乎探討得還很不夠，本文試就此略陳淺見。
一、明清戰爭的具體進程與兵器的改進要求
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國人改進兵器的視野關注外域，而且對于先進兵器的需求，有了事關國運家運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實際操作的措施。
史稱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機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即今葡萄牙國名。正德末年，其船隊來到廣東。地方官員開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炮，曰‘紅夷’。長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大小二樣、神機炮、襄陽炮、盞口炮、碗口炮、旋風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龍虎炮、毒火飛炮、連珠佛郎機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銅炮、三出連珠炮、百出先鋒炮、鐵捧雷飛炮、火獸布地雷炮、碗口銅鐵銃、手把銅鐵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大中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木廂銅銃、筋繳樺皮鐵銃、無敵手銃、鳥嘴銃、七眼銅銃、千里銃、四眼鐵槍、各號雙頭鐵槍、夾把鐵手槍、快槍以及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凡數十種。正德、嘉靖間造最多。又各邊自造，自正統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實際上，歐洲先進火器的東傳，喚醒了一個軍事技術的巨大變革時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層面上認識，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時期，中國原有的火器沒有準星，命中目標的準確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歐洲的火器已有準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遠比中國的為大。因此，明朝時期西方火器及其技術之傳入中國，對中國軍事技術的提高，是個促進。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火器，有槍，還有炮。……炮有多種，主要的是來自葡萄牙的‘佛郎機’和來自荷蘭的‘紅夷炮’兩種。”［2］
火炮這一代表性的先進兵器，是由明代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澳門傳入的。《熹宗實錄》卷三十三載：“（天啟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書董漢儒等言：‘澳夷不辭八千里之程遠赴神京，臣心竊嘉其忠順。又一一閱其火器刀劍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稱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樣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與賊遇于原，當應手糜爛矣。今其來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應仿貢夷例賜之朝見，犒之酒食，賚以相應銀幣，用示優厚。臣等盡試其技，制造火藥擇人教演，稍俟精熟，分發山海聽輔臣收用。’上俱允行。”《熹宗實錄》卷三十四：“（天啟三年五月乙未）浙江道御史彭鯤化上言：‘……中國長技火炮為上，今澳夷遠來，已有點放之人，宜敕當事者速如式制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得旨：‘所奏修邊諸事著內外各衙門著實料理……’”［3］
這些外來的最新式兵器——紅衣大炮等遠距離作戰的火器，在明末遼沈戰場上，發揮了舉國震驚的威力。這里說的“遼沈”當時多稱之為“遼東”，其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是“遼東城”，明末指的是遼陽，是明代人們從中原視點上看所說的；廣義則是以今日遼寧為中心的關外之地。而實際上。當時“遼東”的關鍵之點主要指的是今日的遼西，焦點在寧遠——今日興城至山海關一帶。天啟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爾哈赤率軍進攻寧遠城，袁崇煥命家人羅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營發射西洋大炮，“殲虜數百”。據統計，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啟元年（1621年）僅僅三年之間，明朝發往廣寧前線的將軍炮、滅虜炮、虎蹲炮、旋風炮、威遠炮、佛郎機等共有22144位（門），其中，天啟三年至五年，從澳門購進的26門紅夷大炮，調往山海關的就有11門，袁崇煥接受了著名兵器專家茅元儀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見，在城墻上建臺，制作炮車，設置在寧遠城上，這種外來火炮，設計優、瞄得準、射程遠、威力大［4］159-160。
這里的概括，其史料當主要出自《明熹宗實錄》卷十五，其記載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啟元年（1621年），明朝廷發往廣寧（今遼寧北鎮，即北寧市）前線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將軍十位、神武二將軍十位、轟雷三將軍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風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槍一萬四千四十桿、威遠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連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鐵銃五百四十位、烏銃六千四百二十門、三四眼槍六千七百九十桿、大小銅鐵佛郎機四千九十架……”還有各種戰車等軍用物資。如此投入，其在制造、運輸和訓練操作人員等方面，所帶來的整體社會效應，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煥獲得首次寧遠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寧遠：“守兵出城逆擊之，連戰數十合，發火炮矢石擊之，積尸布地。四王子駐教場黃帳房，著黃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眾，乃撤兵歸，終夜東行。至五鼓，營于小凌河，留精騎殿后。時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建州一戰，袁崇煥寧遠之捷，亦止憑城拒卻之。”［5］
對此，史家有論：“明軍獲得寧遠大捷，以上四項因素，都是相當重要的，但最關鍵的因素有兩條——指揮正確與武器先進。這個先進武器就是紅夷大炮。紅夷大炮是中國軍事史上出現的最新武器，也是明軍裝備中的最新因素。明軍首次在寧遠之戰中使用紅夷大炮，并獲得成功。明軍寧遠之戰的勝利，是袁崇煥憑堅城、用洋炮的勝利。這里有兩個因素：一是用紅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結合。他從撫、清、開、鐵、沈、遼、廣、義等諸城失陷中認識到：曠野廝殺，明軍所短；憑城用炮，明軍所長。所以，‘憑堅城、用大炮’是明軍以長擊短、克敵制勝的法寶。”［4］182按，這段論述，明顯地來自早年遼寧學者的研究成果，說是后金以戰車步騎相結合的“結陣”方法來對付明軍的火器：“戰斗開始，騎兵并不出擊，往往用循車抵擋一陣，等明兵發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續發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騎而出，如一股狂風刮過來，分開兩翼，向明兵猛沖，霎時間，就把明兵沖得七零八落。后金進入遼沈以來，多采取這種‘結陣’法，屢屢奏效。現在……它的猛烈進攻卻失去往日的效果。因為明兵憑堅城護衛，既不怕騎兵猛沖，又能躲避箭矢的攻擊。還有，它以城護炮，又以炮護城，就使明兵處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見，先進的武器，還需要與操縱它的人的素質結合，和靈活變通的恰當的戰術輔助，才能發出應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訓則更是巨大，那就是實際上不成功的火器運用，還是占據明兵遼沈戰場上的大部分情況。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遼東戰役，內中有一個明軍指揮官放棄火器而以步兵倉促應戰。明軍分為四路，在一個弧形上展開逾一百五十英里，給努爾哈赤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明軍用火器時，其效率之低，使滿軍膽敢以騎兵密集隊形沖入陣地，終致明軍全軍覆沒。”以下指出成因，認為這與甲午海戰等中國軍隊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個國家的軍事組織，應當和它的社會結合為一，有如以骨骼、血脈、筋肉和神經系統相牽連。這就是說要使海陸軍發生效率，不僅人員裝備的供應須經常不斷，即軍事技術及軍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們之社會的水準不相上下，這樣才算是成為一個有機體。”［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進，而是在戰術運用上的失誤。先進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實地運用到實戰中去，才能發揮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這也需要從多方面尋找原因。火炮為代表的遠距離作戰兵器，靈活機動具有實戰效驗。然而由于本身未盡完善，或還要受到下雨等天氣和外在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具體操作者的素質、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未必火器就要勝于冷兵器。《海角遺編》第七回十八騎清兵截擊明人官船，如風似火：“船上所恃惟銃，較其來近，正要發時，也是天數，風色又不順，正下著一陣大雨，藥線俱濕，炮不得發，岸上箭似飛蝗，船上雖有弓箭，已著了忙，就有好漢，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腳頭，須臾，騎鼓中軍顧三爺、伏波營總兵沈俱用鐵鞭四十余斤者，幾籌好漢，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軍仿制紅衣大炮。皇太極在寧遠、寧錦戰役失敗后，認真總結經驗，由于忌諱“夷”字，故諧音為衣，稱為“紅衣大炮”。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紅衣大炮40門在沈陽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皇太極在八旗軍內設置新營“重軍”，是以火炮等火器裝備的新兵種。這是在遼西戰爭中得到的一個慘痛教訓之后，開始刻不容緩建造的，因此，其實戰的意義殊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運用上最初處于明顯劣勢的后金方面，卻是迅速學習，及時趕上軍事史上的這一重大變革。就在這上述40門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聰五年七月末，祖大壽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極就把這四十門大炮運往大凌河戰場，用紅衣大炮轟擊大凌河城，摧毀了城上的雉堞、敵樓，而祖大壽組織的四次突圍均遭失敗。援軍吳襄大營也被佟養性所發的大炮轟擊而毀［4］120-122。
這體現了女真貴族在歷史挑戰面前及時而有效的“應戰”。與明朝拼人口實力，滿族是拼不起的。《滿文老檔》卷二十一載努爾哈赤慨嘆：“我方以民少為恨。”而諸如沈陽、遼陽等相繼落入后金之手，當地的漢族居民卻往往逃亡關內或避居海島，甚至逃往朝鮮。《滿文老檔》卷二十四載錄努爾哈赤在天命六年給朝鮮國王書信中就說：“聞吾所獲遼東之人，多往爾處。”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遜于明朝的，其出動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勝，如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親率諸貝勒統八旗大軍進攻寧遠，許多研究者根據袁崇煥回答努爾哈赤的話，是十三萬，而據專家仔細考證，不過五六萬人，但已經是“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辦法，然而，改進戰爭工具的迫切性，卻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說中的多重藝術表現
文學是現實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會心理。清代敘事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對于戰爭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畫，集中體現了清初以降人們對于先進武器的重視、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寫實。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說《海角遺編》第二回就描寫了揚州已破，鎮江遭到進攻首先從炮擊開始：“清兵列陣于半江，發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戶戶拈香頂祝，望其死守……”（第686頁）小說第四十九回又寫清兵進攻江陰：“豫王大怒，特調貝勒王統大兵，又將江船裝載火藥、銃炮無數，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圍得鐵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時攻城，城上亦將銃箭打下，自子時至辰時，百里內外惟聞炮聲如萬雷俱發，兩邊人馬死傷無數……城內火藥及長兵已竭，城上人立腳不住，憑外邊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見，到這時清兵已迅速學習了明兵遼沈戰場上的長處，重視火器的運用，而且在火炮裝備上勝過明兵和地方武裝，因為惶惶不可終日的南明王朝已顧不上發展兵器了。
其次，作為平民意識表現的清代通俗小說，是現實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寫的未必就與戰爭實踐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還依舊承襲著道教和民間秘密宗教中的法術。當然這也離不開明末清初戰爭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平民心理，考慮的依舊是眼前的易于操作，當下見效。于是，火器描寫在小說中，由神怪題材轉移到歷史演義的神怪式狀寫刻畫上。即使神怪大隊人馬作戰，展示的卻只是單兵作戰的近景場面。
《說唐三傳》第十二回寫蘇寶同“背上插一個葫蘆，他把葫蘆蓋開了，口內念動真言，飛出兩口柳葉刀，長有三寸，闊如蒜葉，倒有一丈青光簸滿”，將尉遲兄弟亂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寫番后蘇錦蓮的葫蘆能放出無數火鵲，把周青等八個總兵燒得焦頭爛額，一萬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寫朱頂仙的紅葫蘆打開蓋，“放出無數烈火，頃刻之間，滿陣大火。兵馬三千，偏將十員，俱皆燒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陣中，幸得身上穿著天王甲，縱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寫仙人謝應登解下葫蘆，“揭開水晶蓋，放出雪白一道亮光，變成四條白龍，張牙舞爪，頓見滿天烏云，落下傾盆大雨，立刻將烈火消滅。”第三十六回寫扭頭祖師的兩個葫蘆，一個藏北海之水，一個藏南山之火，名為水火葫蘆。第四十六回寫樊梨花揭開葫蘆蓋子，放出無數火鴉，把楊藩的陰兵燒得無影無蹤。第六十九回寫謝應登仙翁把葫蘆供在桌上，請寶貝轉身，“只見一道紅光，從葫蘆里飛出，變成剪刀，雙翅奔來，野熊（仙人）一見大驚，轉瞬頭已落地。”
小說還注意將英雄的坐騎賦予火器發射的功能。《說唐全傳》第十九回也寫尚師徒的龍駒風雷豹，頭上有一綜黃毛，將黃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煙。第二十八回寫這馬：“頭呢像個馬頭，身上毛片猶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獅子尾一樣，四個大蹄猶如鐵炮頭一般。頂上卻有一個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銀針一般硬的。若上陣，得勝便罷，若戰不過時，就將那肉瘤上這幾根白毛一扯，這馬一聲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煙。那些凡馬見了，便屁滾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寶馬！”坐騎直接吐出煙火，人們眼見的只是煙霧，簡便易行，戰果卻是即刻奏效。
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試圖寫出火器類寶物給大兵團帶來殺傷的。如《說唐三傳》第四十六回寫樊梨花與楊凡對陣，收了金棋子后，楊凡以陰兵殺來，樊梨花將一個葫蘆揭開蓋，放出無數火鴉，把陰兵燒得無影無蹤。《說唐三傳》第六十四回寫蘇寶同與羅章交戰，三十余回合不能取勝，他從教主金壁風祖師借來的神獸黑獅子發揮了威力：“那黑獅駒雙蹄起在空中，鼻內噴出煙火。羅章兩目難開，回馬就走。三軍煙得無處投奔，自相踐踏。伸手不見五指。那火一發利害，大者車輪，小者炭火，飛來粘在身上，燒得焦頭爛額，一萬人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這一“怪獸噴火式”的描寫，具有多重現實成因。而其中較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戰爭中火器尤其大炮的運用，所給予人們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記憶。
然而不難看出，清代通俗小說作品的敘事重點還在于以少總多，虛寫勝于實寫，結局重于過程刻畫，往往偏重在以輝煌的結局強調寶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種戰爭工具本身的技術性的展示。這是因為，體現明末遼沈戰爭記憶的通俗小說，其創作者并無先進的科技意識，他們只不過道聽途說地了解到一些火器運用于戰爭的實際威效，而并不真正關注具體操作過程和操作者的素質，小農意識的封閉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簡單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實際參戰者很少生還，幸存者又難于與小說家接觸，小說家們把戰爭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簡單，戰爭工具也用不著去人為地改進、更新、維護和操作訓練。許多只有在實戰中才會總結出的細節關鍵之點，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被忽視了。通俗小說只重視具體征戰上個別性的結局，將寶貝兵器視為百試不爽的萬能法寶，也極為形象地狀寫出人們受到時代、觀念積習的限制，在戰爭工具想象和實戰中先進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認為，文學想象與現實進取之間并非絕然沒有聯系，以這種簡單化理想化的陣上寶物敘事，怎能在先進武器的實戰運用上邁出應有的前進步伐？其雖然曲折反映了人們的愿望，但不過是廉價而熱鬧一時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歷史反思。
這一缺憾，直到進入到19世紀的俞萬春（1794－1849）寫《蕩寇志》才開始部分地予以填補。他把真正意義上的火炮描繪到小說世界中。小說第一百一十七回寫了“飛天神雷”的準確度。說是慧娘“會勾股算術，算那雷子落處，遠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爾罕用火鴉，亦是此術。不然，那火鴉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飛到別處去？”［10］火炮的射程和準確度，才是殺傷力大小的關鍵，這種認識昭示了時代的進步和外來先進科技意識對于小說的滲透，于是小說所關注的也就不是那種小打小鬧的法術和斗法之爭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間心理中的嗣續傳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說中被寶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現受到遏制，而滲透進了大量法術為主的成分？這不能不從女真貴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態和相關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終始，滿漢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面對人數眾多的被統治民族——漢族，滿清統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雖然從統治者的角度看，擁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鞏固統治的，但因為更多的顧慮，卻并未付諸實施。
首先，寶貝兵器想象是一種內心情緒的宣泄、抒發。明代皇帝大多比較懶，大權旁落于宦官內豎，丞相專權如嚴嵩，之所以權傾朝野，都與皇帝不理朝政有關，言論相對自由，文人可自由結社，像海瑞這樣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評皇帝；而清朝皇帝則大多勤政，他們毫不疏懶，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則自然要嚴厲得多。如雍、乾年間文字獄之嚴酷，簡直無以復加，文人結社之類不僅沒有推行，實際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漢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過科舉踏入仕途，也大多數得不到真正重用，功業宏愿難于實現，于是內心郁結只好變形地抒發出來。敘事文學的寶物想象和神幻虛構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統治者以白山黑水間女真族的騎射為長項，雖然明兵運用的先進的火炮之類的火器，在明清遼沈戰爭中讓他們一次次吃了大虧，但他們深心里依舊不愿意發展火器，因為如果火器發展起來，那些他們認為文弱的漢族人（人口占絕對優勢）也會隨之掌握，北方滿族的騎射優勢就會相形見絀，發揮不出來，在他們看來，毋寧繼續保持滿族騎射一統天下的局面。朝廷還組織蒙古首領們來參觀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懼而心悅誠服。據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載：“福文襄王總制云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并言被交阯諸國劫掠，無御敵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炮，上諱之。”［11］可見清廷是多么忌憚火炮等先進兵器的“外流”。
因此，對于“紅夷大炮”、各種火炮“大將軍”的深刻記憶，在清代中期就變得愈益遙遠。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漢族文人卻終究還是無法徹底忘記，這些被壓抑心底的“種族無意識”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時時煥發出來，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滿足。小說中的形形色色寶貝兵器意象和斗寶場面，也就被不約而同地賞愛。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滿族的有識之士，還是時不時地談論先進火器，期盼走向富國強兵之道的，這給予小說創作者以不可小覷的啟迪。如道光年間滿族人奕賡《佳夢軒叢著》還在津津樂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為自豪，并未具體寫其實戰中的威效：“本朝軍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將軍，炮重七千斤，紅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將軍重三千八百斤，神威無敵大將軍重三千斤，神威將軍重四百斤，神功將軍重一千斤，沖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節十成銅炮、鐵心銅炮，得勝銅炮、發熕鐵炮、子母炮、嚴威炮、奇炮、龍炮、臺灣炮、行宮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綏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勝威遠炮。又有御制金龍炮，長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藥八兩，子重一斤。御制制勝將軍銅炮，長五尺，重五百斤，食藥一斤半，子重三斤。御制威遠將軍炮，又有渾銅炮。”［12］何以這些大炮屢稱“大將軍”？應當說，這是對戰爭中決定力量的最高評價——古代重將不重兵，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兵卒多少在戰爭中往往忽略不計，而將才則不可或缺。類似這些統治者的民族心理，必然會觸動一些漢族文人，使他們誘發和強化寶物幻想。
正是在這樣一些民俗心理的支配下，深層意識中，清人的兵器崇拜意識，就有如水中的冰山，經常要露出水面一部分，還往往采取變化的形式和觀照外部世界的眼光。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稱：“英領事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國之海邊，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空炮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至中途，見炮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為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無疑，這一心理的生成，早在對于明末戰爭的感受和最初的回憶思考之中，就已經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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