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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語用學（pragmatics）研究語言和語用者即人的關系。它所關心的是運用句子的目的以及在特定環境下句子（sentence）作為語句（utterance）運用得是否得體。［1］語用學將語言單位和在某一特定交際環境下的語用者聯系起來，語用意義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言外之意。語義學（semantics）把語言符號與意義的關系看作是孤立的，脫離具體的語言環境、上下文、語言使用者（作者、說話人）和接受者（讀者，聽眾）。一個句子的語義意義就是該句的命題內容，它獨立于具體的語言環境，是相對來說比較抽象的東西。因此，雖然語用學和語義學都是研究意義的，但是語用意義和語義意義卻有較大的區別。

二、翻譯中的語用意義

根據語用學研究的對象，我們將語用意義分為語境意義（situationalmeaning）和文化意義（culturalmeaning）兩類。

1.語境意義

語境“研究語句之外的語用的和非語言的特征，這些特征跟非語言活動中所用語句的意義的表達有高度潛在關系”。語境不能被看作語言或語言學層次上的東西，它是語言活動描寫的一個方面。根據韓禮德的觀點，語境包括領域（field）、格調（tenor）和方式（mode）三個方面。領域指出正在進行的活動，格調指說話人之間的關系，方式指表達形式。語義意義經過這三個方面的過濾，傳遞其語用意義。［2］語境對于原文的理解和譯文的表達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Yes？”這句話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不同的語用意義。在商店里，它可以表示“CanIhelpyou？”在電話里，它可以表示“Whomdoyouwant？”在教室里，可以表示“What’sthequestion？”等等。因此在翻譯中要重視具體的語言環境，正確地理解原文的語句意義，在傳達時，對原文的語義意義作適當變通。

2.文化意義

除了語境以外，文化背景是正確理解語用意義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語用學是研究語言單位和語用者即人的關系的。任何人都是社會中的人，都要受到他所生活的文化環境和思維方式的限制。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人們對語言的理解無一不受到文化的制約。比如顏色是每個文化共有的現象，在許多情況下意義相同。但有的時候不同的文化賦予同一色彩以不同的含義。Green（綠色）在英語中可以表示嫉妒，可是，常用來表示“嫉妒”的漢語卻是“眼紅”或“害了紅眼病”。另外，green在英語中還可以表示沒有經驗，而漢語中就沒有這樣的意思。這些由于文化而引起的語用意義的差異都是造成理解和表達困難的原因。《紅樓夢》的譯者霍克斯曾經嘆過這樣的苦經：《紅樓夢》的愛好者在我的譯文中將看不到“紅”這個意象，而“紅”字在原文中卻是比比皆是。［3］在原文中“紅”可以代表“好運”、“青春”等，并且一再出現。但英語中沒有這樣的內涵意義，我明知道譯文中失去了些什么，但就是無能為力。所以，在《紅樓夢》的英譯本中，“悼紅軒”變成了“Nostalgiastudio”，“怡紅院”變成了“theHouseofGreenDelights”，“怡紅公子”成了“GreenBoy”。

三、相關譯法

下面，以幾位翻譯家和著名刊物的譯作為例，探討如何正確、有效地表達原文語用意義的途徑和方法。

1.釋義手法

例1：華北農村土地的風浪孕育了長篇名著《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張萬象：《她屬于人民——悼丁玲》）

譯文：Sheshiftedtolandreformworkinthemidstofpeasantsinsomenorthernareas.Whatshedid，saw，experienced，feltinthisrespectofrevolutionaryworksheconceivedintoaplotforalongnovel:“ThesunshinesoverRiverSanggan”whichwaspublishedandwongreatfame.

（許夢雄譯）

對于丁玲來說，正是轟轟烈烈的華北農村的親身體驗、所見所聞，給她提供了豐富深刻的內涵，如將其直譯，不僅不能正確表達原文的語用意義，還可能引起讀者的誤解。在英語中找不到語用等同的對應詞的情況下，譯者采用了釋義手法，將“風浪”譯為“Whatshedid，saw，experienced，felt……”對其深刻含義進行了詳盡的解釋，準確而充分地表達了原文中的“風浪”二字在這里的語用意義。［6］

2.喻體轉換

作為重要的文學修辭手段，比喻手法在英漢兩種語言中的出現頻率都很高，英漢民族由思維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同一喻體所承載的喻義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說，譯語與原語指稱意義（referentialmeaning）相同，卻不能和語用意義（pragmaticmeaning）等同，因而不能產生等值的意象聯想。然而，比喻手法形象生動，獨具特色，是其他修辭手段無法替代的。為了達到同樣的修辭效果，表達與原文一致的語用意義，譯文可采用喻體轉換的方法，即將原文的喻體轉換成譯文中承載對應喻義的物體，以取得等值的意象聯想。［8］

例2：他出去了，母親和我卻嘆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個木偶人了。

（魯迅：《故鄉》）

譯文：Afterhehadgoneout，motherandIbothshookourheadsoverhishardlife:manychildren，famines，taxes，soldiers，bandits，officialsandlandedgentry，allhadsqueezedhimasdryasamummy.

（楊憲益、戴乃迭譯）

該例中的“木偶人”與英語中指稱意義對應的“puppet”喻義不一致。漢語中的“木偶人”與“呆滯、木訥、枯瘦如柴”相聯系，而英語中的實際喻義卻是“受他人指使的、操縱的傀儡”，如：apuppetgovernment，傀儡政府，偽政府。為此，譯者將原文中的喻體改成了mummy（木乃伊），并與動詞“squeeze”相呼應，在譯文中產生了等值的意象聯想，完整地表達了原文的語用意義。

上面談的是原文與譯文同一喻體不同的處理。還有一種情況，原文喻體獨具民族文化特色，譯語中沒有對應物，導致指稱意義空缺。處理這種情況，同樣要采取喻體轉換的方法，在譯文中尋找喻義相等的對應物作喻體進行替代。

3.加注補義

翻譯的目的，就是要把原語的全部信息不僅是內容方面的，也包括原作的風格、色彩。為了保持原作的風格、色彩，有時需采用直譯法。但僅憑直譯不能準確表達原文語用意義的時候，可采用加注補義的方法。加注，包括附注、尾注、腳注等，也是有效移植文化的補償手段。

例3：“小方，你倒沒生病？哦，我明白了！鮑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飽了，不用吃飯了。”

（錢鐘書《圍城》）

譯文：“LittleFang，youdidn’tgetsick?Oh，Igetit!MissPao’sbeautyissuchafeasttotheeye，andyougotyourfilljustlookingatheranddidn’thavetoeat.”

*LITERALLY，“someoneisbeautifulenoughtobeeaten.”

（珍妮.凱利，茅國權譯）

此處即采用了加注補義的方法，既保留了原作詼諧、戲謔的語氣風格，又完整準確地表達了語用意義。

例4：Itisalwaysinspiringtoseeabravemanfightingforalostcause，andIneverceasetoadmiretheJacobitishzealwithwhichyearafteryearMr.JohnErvinecarriesonaguerrillawar-fareagainsttheever-increasingpoweroftobacco.

譯文：看勇敢的人為一種無望的事業而奮斗總領人鼓舞。我心里一直欽佩約翰·歐文先生年復一年地以斯圖亞特王朝擁護者的熱誠，進行游擊戰般的戰斗，來對抗日益增強的煙草勢力。

（轉引自屠國元）

Jacobitish系Jacobite的形容詞形式，指1688年被迫退位的英王JamesⅡ的擁護者，JamesⅡ王室即所謂的HouseofStuart（斯圖亞特王室）。這里將Jacobitishzeal譯成“斯圖亞特王室擁護者的熱誠”，只是部分地傳遞了所含的文化信息，恐怕還得加注以作補償。

毋庸置疑，加注作為補償確是譯者移植文化的有效手段。但必須指出，在翻譯實際操作時不宜太泛使用，不然，譯品特別是文學詩歌譯品，定會讓讀者感到索然無味，毫無想象的空間，因而無法享受原作的“美質”。［9］譯品也不應注釋過多。加注固然有效，卻不是唯一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此這里也有個“度”的問題。

4.借用法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當原語所要表達的意義可借助譯語文化中流傳甚廣、盡人皆知的人物、事件或典故進行表達時，譯者不妨加以借用。譬如在翻譯“口蜜腹劍”、“人面獸心”、“笑里藏刀”等語句時，若借用“猶大之吻”來表達，則更易于被西方讀者所理解。

例5：中國現在已有幾十種文藝期刊，今后將有更多刊物在全國發行，完全可以預料，一個全盛的文藝繁榮時期將在中國出現。

——《北京周報》

譯文：Withscoresofjournalsandmagazinesonliteratureandartnowpublishedonnationwidescaleandmorecomingoffthepressatalaterdate，anAugustanageforChina’sliteratureandartcanwellbeexpected.

——BeijingReviewJune22-28，1987

Augustan為古羅馬皇帝，在其統治之下出現了拉丁文學的全盛時期。譯者對該詞的借用，準確表達了原文的語用意義，使了解西方文化的讀者對中國將要出現的文藝繁榮局面有了一個形象、具體的認識。但借用法的運用，必須與原文的語體風格融為一體，切忌生拉硬扯，牽強附會。

5.增譯達意

增譯，也叫增益、增詞或加譯，旨在譯出原語發出者感到理所當然而譯語接受者卻不甚了解的意義，因此也是移植文化的一種有效手段。

例6：Idoknowthatmother，father，sister，teacher，wereamongthemwordsweretomaketheworldblossomforme“likeAaron’srod，withflowers.”

譯文：我確實知道其中有“母親”、“父親”、“姐姐”、“老師”——后來正是這些詞把一個美好的世界展現到了我面前，就像《圣經》上說的“亞倫的仗開了花”一樣。

（轉引自屠國元）

“亞倫”（Aaron）是《圣經》中的任務，摩西之兄。譯文中增加“《圣經》上說的”，達到原語宗教文化信息移植的目的，便于漢語讀者理解。此外，譯文中加上“美好的”，以補足原語中的內在含義。如果沒有這些增詞，原語文化信息便難免遺失，讀者也會如墜云霧。

四、結語

翻譯的本質在于語際間意義的準確傳達，等值是翻譯中的基本問題。［10］但是，由于英漢兩個民族文化、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方面的差異，在許多情況下完全等值的對應關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語形意義、語義意義和語用意義方面的等值關系是相互矛盾的，就要遵循語用意義領先，語義意義次之，最后考慮語形意義的等值為代價，因為翻譯所要處理的對象是具體語境中的句子（sentence）即語句（utterance），也就是語言單位的運用價值（use-value），并且翻譯的最終目的是傳達原文的信息內容。

在翻譯過程中，更常見的是不同語境引起的語用意義的變化而產生的困難。例如：《老人與海》中有這樣兩句對話，小孩問老人：

“Howmuchdoyousuffer?”

“Plenty，”theoldmansaid.

“plenty”和“一言難盡”語義意義可以說不等值，但在這種情況下，“一言難盡，道出了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生活的艱辛和他的堅強性格，在語用意義上是等值的，即所謂“神似”譯文。

當然，在可能的情況下，譯文要盡量保持與原文在語義意義上的等值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