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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銘的《跨文化交際與詞語附加義》中，作者通過剖析跨文化交際的內涵與特點分析了在交際過程中語言能力對成功交流、溝通的影響。同時也指出：“跨文化交際的順利與否與語言能力的高低并不存在絕對的對應關系”。此論文主要闡述了詞語附加義對交際的影響，其中有關于語法規則的差異，也有關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對于為什么語言能力高低不與交際順利與否存在絕對對應關系，文章未重點分析。法小鷹、辛敏嘉的《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負遷移與適度文化移情》則從應對跨文化交際各種障礙的角度出發，試圖提出解決辦法，并重點說明“適度”移情的重要性。而本文則認為對于剛剛接觸異文化的人而言，首先要移情，才能談得上把握移情的“度”。

1文化與語言的互見

1．1從內涵看它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文化具有“塑造個人人格，實現社會化的功能。”①即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中，其社會成員所擁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等都是受到特定社會文化影響的。因此，無論是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團體還是個人交流，我們都不能忽視文化這一核心要素。語言符號具有“約定俗成”的特點。也就是說對于一個事物，為什么用這樣的語音或者書寫形式，其原因只有一個：約定俗成。如果一種指稱一旦成為約定俗成、在全社會范圍內通用，它就可以進入語言體系。因此，語言也和文化一樣，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域、社會界限。

1．2語言反作用于文化：通過上述定義不難發現，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非常濃厚的文化色彩。漢語中就有許多文化詞匯，例如：歲寒三友“松竹梅”、“龍”、“旗袍”。英語中也有，比如：“aspoorasachurchmouse”（一貧如洗；字面義為“和教堂的老鼠一樣窮”）、“fool’sparadise”（黃粱美夢；字面義為“傻瓜的天堂”），其語匯通常會與他們的宗教、航海歷史有關。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語匯受其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文化對語言的影響顯而易見。但是語言反過來對文化的影響卻難以捉摸。一般認為，語言主要對人的感知產生影響。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種語言中如果沒有特定的色彩詞匯，那么持這種語言的人對這種色彩的感知也是不敏感的。本人認為，這種影響是通過這樣一條線索產生的：語言的書寫形式影響了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思維方式；而思維方式又是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沃爾夫假說即是有關語言影響思維方式的假說。在此以漢語影響為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偏向綜合與形象。綜合思維是說，在思想上將對象的各個部分聯合為整體，將它的各種屬性、方面、聯系等結合起來。我們在和別人交流思想時，通常不會先說明主題與結論，而是傾向于先鋪墊說明前提、主題的來龍去脈，在結尾還會引申一些相關的事物。我認為這就是因為中國人的綜合思維使得我們在考慮問題、表達觀點的時候去全方位地考慮。中國的醫學、藝術等同樣受到了這種思維的影響。其次，中國人的思維偏形象而非抽象。自古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都是以實用為原則，很少去探究其為什么會這樣，對于科技原理的探究不足也是我國科技后來落后于西方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漢字屬于象形文字，在我們沒有接觸書面語之前，我們所聽到的即是我們所接收的信息。而在我們接觸書面語之后，語音就不能像表音文字那樣發揮作用了。雖然漢字有一部分也有音旁，但大部分對漢字的區分、認識是通過意義來進行的。也就是說，通過漢字的象形的字形進行。

2溝通障礙淺析

在跨文化交際中語言溝通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然而，正如前面所講，在文化與語言的相互作用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產生溝通障礙與誤會在所難免。“語言”和“言語”的區別在于，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而言語是語言傳遞信息的過程。也就是說，作為符號體系的語言，有其嚴格的規則；而言語，則多受說話者的心理影響。

2．1由語言差異造成的障礙：由語言造成的障礙，即由于我們未正確地、全面地了解對方語言的結構形式而造成的失誤。比如，在語音方面，英語不是通過聲調來區別意義，而漢語是通過聲調來區別的。比如：“利害”（輕聲）和“利害”（四聲）就表示不同的意義。如果一個美國人和中國人交流時，不理解漢語的這一特征，就會產生誤會。同樣，在英語中，有些詞匯聲音的重心不同其意義也是不同的。例如“record”其重音在第一個音節時是名詞，紀錄片的“紀錄”；重音在第二個音節時是動詞。再看詞匯。我比較贊同一些文章中對于詞匯差異的分類：概念意義錯位、形義錯位與文化附加義錯位。②概念義錯位比如說：在英語中，僅用“president”一個詞來表示“總統、校長、董事長”等多種意義，而漢語卻對這些稱呼有明確的劃分。所以，如果一個中國人不了解“president”的意義寬泛性，很容易將其狹義地理解為“總統”從而產生理解錯誤。形義錯位在日語與漢語之間體現比較明顯。就是說，同樣的寫法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示不同的意義。比如：日語里“娘”是指女兒，而漢語里“娘”是指母親。文化附加義則如本文之前所講，我們說：“他有梅花般的氣節。”如果不了解“梅花”在中國文化中的象征，就很難理解這句話。本人在一次與外教的交流中，就因為沒有注意到“星期五”在信基督教的國家含有“倒霉的、不好的”意義，他們一般不選擇在周五有活動。而我邀請外教在星期五去參加一個派對，外教有點兒生氣地拒絕了。在事后我才想起這個原因，為時已晚。

2．2由言語差異造成的障礙：言語即從語法層面看，一句話并無錯誤，我們對其語音、詞匯等層面的理解都是到位的，但是依舊造成了誤解。這就需要分析我們交流對象的文化特征、表達習慣、心理特征等。下面舉幾個案例來說明這一現象。

2．2．1未注意交流對象的文化特征、心理特征a．李娜是一位去美國加州大學交流學習的大二學生，在到達美國的第一天，她就去主動與負責自己學習生活的輔導老師見面。這位老師在之前與李娜僅僅有過幾次電子郵件聯系。在李娜看來，這位老師屬于不熟悉的人的范圍。于是在第一次見面簡單問好之后，為了不使氣氛尷尬，她和老師談起了天氣，她覺得這是英美人士經常有的口頭談資，就像中國人經常問彼此“吃飯了沒有”一樣。然而這位老師好像并不感興趣而且表現出了一些失望的樣子。后來李娜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天氣這個話題基本上是坐在公交車上的陌生人之間就可以談論的話題。而在和自己有關系的、認識的人之間，話題不是這么局限、客氣的。其次，李娜在談論天氣后，又以關心為出發點，建議老師添加衣服。其實，對于個人主義觀念比較強的美國人而言，這種關心是他們不接受的。因為他會覺得你在質疑他的能力，連自己都照顧不好，又怎么干別的事情呢？b．對于李娜，她依舊不怎么習慣的事情是，對于師長的稱呼。在中國，直接叫老師的名字是非常不禮貌的。然而在美國，她的好幾個老師都直接告訴她叫他們的名字即可。雖然了解了這一差異，可是由于從小的中國文化心理烙印，導致李娜每次在稱呼老師的時候，雖然叫了名字，可她總覺得哪里不對勁兒。這使得她在交往中很不自信。這種差異來源于美國的個人主義。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是絕對平等的，不能因為職位等差異而高人一等。學生直接稱呼老師名字是自由平等的表現。

2．2．2未注意交流對象的表達習慣：本文在第一部分談到的語言對思維、文化的影響一樣，與中國人的形象思維、綜合性思維不同，英美人注重邏輯性、分析性思維。也就是說，他們在敘述或者論證一個觀點的時候，往往清晰直接、邏輯嚴謹。他們擅長邏輯論證而非大量的例舉。因此在蔣銘所在的小組，他們雖然說的是對方的語言英語，卻依舊用的中國人的思維，這種不配套導致了外教評委的不認同。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文化背景、表達習慣、心理特征的不同，我們在跨文化交往中，即使使用著對方的語言、且語法表達也沒有錯誤，依然會因為種種原因引起誤會。

3怎樣關注及避免溝通障礙

3．1突破文化束縛：在陳曉萍的《跨文化管理》一書前言中寫道：“世界上只有一個月亮，和一個金色的太陽；燦爛的微笑對所有的人都是友好的表達；即使山巒分界地區，海洋浩瀚無垠，這依然是一個小小的世界。”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世界已經不再受到地域的阻礙，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然而，科技讓我們跨越了地理上的障礙，那么植根在不同國家、民族人心理的文化障礙如何跨越呢？“中國人學習外語要獲得地道的目的語語音，移情必須做到刻意模仿洋槍洋調，達到惟妙惟肖的地步。這對某些學習者來說并非不能而是其個性不愿意這樣做。同樣，目的語的特殊詞匯、語法結構和表達方式，對某些不善于移情的學習者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③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之所以說英語發音不地道，就是在語言這一層面上難以突破心理障礙去像英美人一樣張大嘴說話；同樣，外國人在學習漢語時，由于他們的母語并沒有非常多且明顯的聲調變化，因此在學習中文時，即使知道了這一不同，他們也很難真正突破心理障礙做到和中國人一樣說話。僅僅在語言層面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在難以預測、掌握的言語層面了。在言語層面，由于表達習慣、心理狀況的難以預測性，跨文化交流的雙方即使有意識去規避這些不同，也往往難以把握準確。如前面李娜的案例中，雖然她已經按照英美人士的習慣選擇了談論“天氣”這一話題，還是由于了解不夠深刻而產生了誤會。移情（empathy）來源于精神分析學說。分為正移情和負移情。文化移情是指交際主體在跨文化交際中，為保證不同文化之間順利溝通而進行的一種心理體驗、感情位移、認知轉換，即有意識地超越民族本土語言文化定勢的心理束縛，站在另一種文化模式中進行思考的心理傾向。簡而言之就是有意地關注到彼此之間的差異并努力突破這種心理障礙。我認為，這種突破文化束縛的動力還是與想成功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動機強烈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當我們越想要和對方交流的時候，我們就越會自覺地、深刻地去了解對方的文化語言習慣。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李娜真正了解并融入到了美國的社會生活之中，那么她在稱呼語等問題上的不習慣也會逐漸減弱了。

3．2創造多接觸異文化的機會：在本文的第二個案例中，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雖然掌握了比較專業的外語知識，卻還是未能進行成功的跨文化層面上的交流溝通。我認為這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學習生活中，除了和外教上課接觸，其余時間還是繼續沉浸在中國的語言、文化環境中。因此，這種關注對方心理、思維層面的意識并不強。從而導致了用中國人的思維說英語的現象。這在國內英語考試中也許不會有影響，因為評判的老師也是中國人。然而如果一旦真正進入與異文化的交流圈，這種弊病就會顯示出來。在一位學者的調查中，就發現中國高校英語專業學生表層文化負遷移率為39．5％，深層文化負遷移率為61％；而在華外資或中方企業的合資員工的表層文化負遷移率為30．5％，深層文化負遷移率為40．5％。④這就是因為在外資企業中，員工與異文化的同事接觸頻率較高。因此，想要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除了在主觀上要有非常積極、甚至獻身精神的文化移情意識，還要在客觀上多創造與異文化多接觸的條件。

4結語

在跨文化交流學的諸多要素中，語言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在跨文化案例中出現頻率頗高的要素。而且其對文化的折射也是非常獨特、有趣的。因此本人認為有必要對這一現象做簡單而系統的闡述，并結合自己在生活中的親身經歷，去反思這一問題。當然，語言與文化是復雜的，本文所涉及的僅僅是淺層的、一定范圍的現象。至于更加具有研究性的問題，比如在文化移情中為什么交際者明明意識到了差異卻始終難以跨越心理障礙，本人認為還是有待深入探究。而且，解決這一問題對于跨文化交際而言，肯定具有深遠的意義。

作者：李雁 李亞紅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