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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是流行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臘爾山苗族地區的一種民間宗教音樂，在苗族傳統宗教祭祀儀式中，它不僅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表達方式，往往祭祀儀式內容都是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在研究中我們發現，苗族“巴岱“儀式的音樂內容非常豐富，若以其表演特征、表現形式、意識空間等為依據，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即祭祀類、鼓類、孝歌類。苗族“巴岱”在舉行祭祀儀式時，每一類儀式音樂側重點各有不同。比如祭祀類的音樂有著高度的綜合性，歌唱、吟誦、樂器、舞蹈并為一體，表演是由“巴岱”和其他樂師共同配合完成。苗鼓類的音樂以舞蹈、吟誦和擊鼓的結合為主，仿佛就是一種曲藝的表演形式，祭祀、敘事是其主要特征。孝歌也是歌、舞、樂相互結合的綜合形式，但孝歌以祭喪為主，在喪葬儀式中“巴岱”配以歌、月表演，筆者認為它是“巴岱”和家人在完成儀式程序的一種領、合關系。從音樂形態、結構形式以及傳承歷史來看，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屬于典型的南方少數民族民間儀式音樂范疇，也是苗族傳統音樂的代表，具有明顯的山地特征，它承載著上千年的農耕文化和狩獵文化，同時見證了苗族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嬗變。宗教儀式是各個民族禮儀文化的象征符號，它不僅可以約束各個族群社會成員和社會民眾的行為規范，而且逐漸成為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行為的準則。在苗族“巴岱”祭祀儀式中，音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保存著許多苗族文化基因，是苗族人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積淀下來的傳統習俗之一，而且成為了苗族文化的一個縮影。遠古時期，苗族人崇拜祖先，認為人活著的時候就有靈魂，死后魂魄便脫離軀殼而獨立存在，他們相信“靈魂不滅”，所以要舉行一些祭祀活動，讓自己的子孫后代得到祖先的“庇佑”。比如苗族人的椎牛、吃豬、接龍、跳香、還儺愿等，都是苗族“巴岱”舉行的一系列祭祀活動。

湖南湘西自治州臘爾山地區的苗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他們喜歡唱歌，逢年過節、狩獵耕地、摘果砍柴、娶親嫁女、老人賀壽、房屋遷移以及喪葬儀式等等都是人們歌唱的最佳場合。在苗族椎牛祭祀儀式中，“巴岱”和其它巫師們要唱“椎牛歌”“吃牛歌”，“巴岱”還要領唱“椎牛歌”“吃牛歌“，人們在椎牛時還要抬起大鼓在五花柱坪內，群起表演，比賽打鼓本領。在吃豬儀式中，“巴岱”要舉行“吃豬”祭祀儀式，唱“祭祖歌”“背豬退歌”。在接龍儀式中，“巴岱”擔任龍司，手持瓷碗走在最前面，帶頭跳著“接龍舞”，唱著“接龍歌”，苗族人運用嗩吶和鑼鼓伴奏，這是“巴岱”舉行“接龍”儀式保留原始祭祀遺風的主要手段。在還儺愿儀式中，“巴岱”表演“跳神”，后在唱神戲中還要跳“儺舞”。筆者曾經考察苗族的儺祭，認為“苗族儺祭俗稱還儺愿，崇敬儺公、儺娘(傳說中的伏羲兄妹)，宗教法事活動有許愿———還愿———酬神全過程。白天寫表文，跳神祭祈，晚上唱神戲、謝下馬酒、發兵請神、開洞封洞、出戲開光、探子開路、搬土地、搬開山、搬先鋒、搬算匠、唱盤儺歌，討喜錢，倒神、打火丈。酬神還愿活動搞的比較大的還有解罪上刀梯、殺犁(將犁口燒紅，老司用手捧、肢踩、口含，場面驚險、恐怖、緊張、熱烈)有的地方酬神活動還椎牛、椎豬”。根據苗族“巴岱”儀式中音樂使用的特點，我們又可把其分為祭祀儀式音樂和慶典儀式音樂兩大類。據筆者調查的資料，并結合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在民俗生活中的實際功能分析，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大致可分為儀式歌、儀式舞、儀式戲曲、說唱、器樂等五類，其中儀式歌是非常普遍的一種藝術形式，在“巴岱”儀式音樂中，苗族人對生活、自然、社會、神靈之間的關系展開積極思考，他們把人與神看成宇宙萬物的中心。苗族人歷來相信巫鬼，從他們信仰神靈開始，就已經形成了以“萬物有靈”為核心的苗族原始宗教觀。在日常生活中，苗族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他們發揮自己的思想智慧，創造了豐富的音樂文化?！鞍歪贰眱x式音樂是苗族人人文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主要表現為對苗族傳統文化構建的探索和對苗族人的生活、存在意義上的思考，有著鮮明的人文色彩。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文化中的“崇拜祖先、崇拜神靈”以及“天人合一”等理性觀念，逐漸成為了苗族人長期音樂生活的審美標準，“巴岱”儀式音樂的人文精神來自于人們對苗族文化的解讀與塑造。

一、豐富的民族素材

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內容豐富，運用的素材也十分廣泛，涉及苗族人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鞍歪贰眱x式音樂的素材有的來源于苗族神話傳說、詩歌、古老話、諺語、謎語等等，其中不少內容是描繪苗族歷史文化與民俗生活的，但宗教色彩卻十分濃厚;還有部分內容反映了苗族人積極向上的人文精神，富有教育意義，是啟迪人們思想的重要途徑。

(一)傳統音樂豐富在苗族“巴岱”儀式音樂中，包含著許多苗族傳統音樂元素，形式多樣，節奏明快。比如“巴岱”儀式歌，就有獨唱、領唱、合唱、齊唱等不同方式，有的演唱均是以苗語方言和不同的曲調進行演唱的，具有濃郁的苗族風味。在“巴岱”儀式歌曲中，不僅有人人會唱的說唱(歌夏嘎來)音樂、假聲(歌夏約)處理，而且還有多聲部。苗族“巴岱”儀式歌受苗族民間詩歌體制和格律影響，歌曲體制常常有雙句一意重沓多句式結構、插花襯墊式結構、三句一段式結構等等。［2］282當然，“巴岱”儀式歌同時也受到苗族詩歌節奏的影響，歌曲歌詞節奏有五言句節拍、七言句節拍、長短句節拍等等。在“巴岱”儀式音樂中，苗族鼓樂屬于典型的苗族傳統音樂，鼓樂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強大的社會功能作用。在湘西臘爾山地區，苗族鼓樂一般分為慶年、慶神兩種，每逢祭祀或苗族盛大節日，苗族人都要集中到平場進行鼓樂表演，“巴岱”是鼓樂的主要表演者與指揮者，他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傳播民族文化，同時娛樂身心。清代以前，苗鼓可不是一件簡單的樂器，它被傳說是雷神的化身，是人們祭祖祭神的“神器”，后來只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使其在功能上有所變化。若追溯其源，筆者認為，苗鼓及苗族鼓樂產生于“巴岱”祭祀儀式活動中，并常常與儺歌、儺舞交替在一起，久而久之，鼓更是成了苗族人的“圣物”。自古以來，苗族鼓樂的表演即蘊涵了苗族人虔誠信仰和頑強拼搏的民族精神，同時又真實地再現了苗族人生活、勞動的畫面。苗族“巴岱”儀式音樂，除了祭祀儀式歌由人聲唱以外，其它大多數是由不同的樂器進行演奏?！鞍歪贰眱x式音樂使用的樂器主要是鼓、鑼、鈸、銅鈴、竹柝、竹棍、卦、燒蠟器、祖師棍、司刀、綹巾、令牌、牛角、馬鞭、筶等。比如鑼就是“巴岱”舉行儀式時常用的樂器(準確地說應該是法器)之一，鑼銅質圓形，大小不一，大鑼直徑約有一百厘米，小鑼有的只有七厘米，厚薄不一，隨鑼的大小而變化。鑼大都在邊上穿孔，系繩，多用手提，但有時也懸于木架上。一般用大槌擊奏，也有托于手上擊奏的，擊奏起來聲音宏亮，渾厚深沉。又如牛角，是古代苗族人行軍打仗時吹奏信號的號角，也是苗族人祭祀時常用的法器。其材料一般采用水牛角，要求選用角根直、角中彎、角尖直的牛角，這種牛角吹起來聲音宏亮，穿透力強?！鞍歪贰痹诩漓雰x式中，無論是祭祖祭神，還是驅鬼除邪，法器(樂器)存載了大量的苗族傳統文化信息和藝術因子，它既是道具又是神器，它不僅“通靈”，而且能“通人”，可以把某種具有神秘色彩的意念行為(祭祀儀式)演化為直白的教化活動，并以其原始古樸的審美觀和人文觀對苗族人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二)文化底蘊深厚臘爾山位于湘西自治州西北部，屬云貴高原東端延伸的臺地地區，海拔高度在八百米至一千二百米之間，這種山地居住環境給苗族音樂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奠定了基礎，也使苗族音樂文化的內容賦予了獨特的地域色彩。由于受到自然生態環境與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苗族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經過千百年的發展、變遷與融合，形成了能反映自己民族心理、信仰、生活、審美及生死觀念的音樂文化，比如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就是典型的案例。東漢王逸曾在《楚辭章句》中寫道:“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笨梢?，古代苗族社會宗教祭祀文化中已經包含了當時流行的音樂文化，這也是苗族先民取悅神靈的寫照與文化遺風。苗族傳統音樂文化是地域音樂文化與民族音樂文化的有機結合體，我們對苗族傳統音樂文化產生的根源與形態及形成發展的原因取得了共識:其一，產生于宗教祭祀的音樂。如鼓舞、儀式歌、儺歌、儺愿舞、跳香舞、接龍舞等等。其二，產生于風俗習慣的音樂。如苗劇、踩鼓舞、蘆笙舞、嗩吶、木葉音樂、小調、啄啄歌等等。其三，產生于生產勞動的音樂。如山歌、鼓舞、椿皮號、沅水號子等等。其四，產生于軍事戰爭的音樂。如盾牌舞、跳仙會舞、打先鋒舞、牛角號、行軍儀式等等。從這些研究成果中我們得知，苗族傳統音樂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研究苗族藝術、歷史、文化、族別、宗教、戰爭、民俗、社會與審美心理等的有力佐證。由于歷史的客觀原因，在臘爾山苗族地區宗教與藝術結合較早，宗教祭祀音樂占居了人們生活的主要位置?！鞍歪贰眱x式音樂的內容極為豐富、牽涉面廣，我們發現“巴岱”祭祀儀式音樂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涵蓋了整個苗族的民歌、戲曲、歌舞、器樂、說唱、曲藝等等。臘爾山地區的苗族，自古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在很長的時間內，祖先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基礎，他們長期以來都頑強地保留著自己獨特的藝術思維模式。同時，我們還發現苗族人創造的這些極為豐富的音樂文化，均反映了苗族人對神的虔誠，對真、善、美的追求，表達了苗族人對音樂的審美情趣。

(三)宗教意識濃郁苗族人的宗教信仰是在“萬物有靈”的觀念上發展起來的，人們祭祀神靈是為了禳災祈福，他們有強烈的宗族意識，是以宗族為祭祀單元，而且信仰目標都被規定了下來，他們的宗教信仰包含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巫鬼崇拜和民族英雄崇拜等等。苗族人崇拜的自然物體和自然現象有樹、洞、石、山、風、雨、雷、電等，他們認為自然物有一種靈性的體現，因而對其頂禮膜拜，以達到延年益壽、人畜興旺的目的;圖騰崇拜有盤瓠、蝴蝶媽媽等;祖先崇拜有蚩尤、家先、儺公、儺母等，苗族人對祖先十分虔誠，他們認為祖先“雖死猶生”;苗族人敬畏諸神，如山神、谷神、棉神、風神、雨神、雷神、太陽神、月亮神、土地等等，同時，他們對鬼的敬畏也十分普遍。湘西臘爾山苗族認為，人的旦夕禍福和自然現象是由祖先神靈主宰，想要人畜興旺、消災祛病，就得靠祖先保佑，現今人們的堂屋正對門的墻壁上還留有一穴倒扣碗一對，是作為祖先神靈的棲息之地。苗族的音樂文化往往以宗教信仰為核心，圍繞宗教信仰而展開，苗族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聯系著宗教信仰，而且包含了豐富的宗教信仰內容與意識。經過考察發現，苗族“巴岱”祭祀儀式中的各類祭祀性音樂幾乎涵蓋了祖先崇拜、神靈崇拜、圖騰崇拜及巫鬼崇拜等各種神靈意識為一體的祭祀內容，這些祭祀活動在苗族“巴岱”儀式音樂中已經占居大量篇幅。在苗族椎牛祭祀中，“巴岱”的法器通常是活躍氣氛的文化物，比如椎牛祭祀時擊鼓椎牛，“鼓”已經成為人化的神器，“鼓”的作用不僅是樂器，還是具有“通靈”功能的“法器”。湘西臘爾山苗族的椎牛祭中的“椎牛歌”成了“巴岱”溝通人與神之間的媒介，此時，音樂與天地同和，“椎牛歌”中蘊涵的豐富的民族文化信息以及娛神娛人的功能得以充分地展現。

(四)社會環境寬松縱觀史料與歷史文獻，苗族歷史所經歷的種種變遷，及其獨特的歷史遭遇和生存境遇，為苗族信仰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與人文環境。在湘西臘爾山地區及湘鄂渝黔邊鄰的苗族地區，人文社會環境十分寬松，無論在政治環境上還是族際環境上。民族學家們認為，唐宋的羈縻政策和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是一種較為寬松的民族政策，但這種“以夷制夷”的政治環境的寬松，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礎上的，是與鎮撫相加的政策相呼應的，是一種被迫的寬松。在先秦時期，楚地“黔中郡”就實行比較寬松的羈縻政策，直到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實行改土歸流政策，苗族人與漢族、土家族等其他民族和睦相處，他們相互兼容，民風淳樸，由此形成了寬松的族際環境。中央王朝在苗族地區的羈縻政策，使得苗族社會政治結構上比較松散，漢族文化、儒家思想對苗族影響也不十分明顯，至今在苗族內部還繼續保留著原始集體的民主平等制遺風。政治上的寬松，使得苗族人長期處于大封鎖下的內部較為自由的格局中，這種政治格局有力的幫助了苗族傳統文化的順利傳承，有利于保持自己傳統文化的特色。苗族的傳統文化，無論從物質層面、行為層面或是制度層面，都具有民族特色，如苗族的音樂、舞蹈、戲劇，苗族的宗教、民俗與民間文學等等，無不帶有濃郁的民族風格。改土歸流以后，漢族等其他民族先后進入苗族地區，同時地方流官也在大力興辦儒學，帶來了漢文化，客觀上促進了苗族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越來越嚴重，從而導致了乾、嘉年間的苗民大起義。所以說苗族社會人文社會環境是寬松的，同時又是一種被迫無奈的寬松，是封建王朝民族歧視的見證。

二、強烈的文化象征

苗族“巴岱”祭祀儀式常常被我們理解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行為方式，作為一種祭祀儀式，“巴岱”祭祀借助于音樂的象征意義不斷強化苗族人的儀式意識，而“巴岱”的儀式意識往往又在不斷強化相關事物的象征意義。筆者認為，“巴岱”儀式音樂的文化象征是體現苗族人本質特征最基本的一種行為方式。

(一)巫風尤甚苗族“巴岱”祭祀儀式從根源上來說是一種基于“萬物有靈”理念上的自然宗教信仰，苗族人把自然世界理解為具有人一樣的生命體，而且認為自然物與人之間可以通過人的思維方式加以理解和把握。在苗族地區，崇神信巫就成了人們長期以來的文化遺留，表面看來苗族人的崇神信巫屬于一種宗教世俗文化，但事實上它與苗族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如苗族“巴岱”的椎牛祭就是一種較為典型的巫術行為，椎牛時首先要祭祀祖先，都遵循著“請神、祈神與送神”這一模式，椎牛的第一天，主要法事叫“破優蒲”(漢語譯為“宰殺黃牛”)，以此來祭祀雷神，祈求雷神打開“留斗、留啟”的大門，以便祈禱祭告上天之神。第二天的主要活動是迎接親朋好友，晚上由巫師“巴岱”作祭并講述苗族起源。后來，清代學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寫道:“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以然。歲晚用巫者鳴鑼擊鼓，男作女妝，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边@就是苗族地區人們崇神信巫的例證。又如苗族“巴岱”在舉行儺祭時，不僅融入了苗族原始宗教文化因子，而且還插入了“鬧五更”等陽戲或花燈戲片段。我們還發現，苗族“巴岱”儀式音樂中的祭祀歌大膽地吸收了一些苗族山歌唱腔的某些技法，同時充分發揮了牛角在祭祀儀式中的表演作用。苗族“巴岱”祭祀種類繁多，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之說，其中“椎?！薄俺载i”“接龍”“還儺愿”“跳香”為最基本的五大祭祀。“椎?！笔敲缱逡幠Ｗ畲蟮囊粓黾漓?，“巴岱”椎牛主要是為了祛病求子，在儀式中，“巴岱”身穿紅法衣，頭戴帕冠叉，右手執司刀，左手執旗，請神下降;拜祖時，“巴岱”迎鑾接駕，拋儺勸酒，唱“吃牛歌”。苗族傳統文化巫風尤甚，“椎?！薄俺载i”“接龍”“還儺愿”“跳香”等都是宗教祭祀與民族音樂的結合，儀式中祀神與娛人渾然一體，苗族音樂、舞蹈、戲劇、語言等往往同巫術雜糅在一起，這也是苗族人最典型的文化象征。

(二)色彩感性在苗族“巴岱”祭祀儀式的椎牛祭中，人們載歌載舞，從儀式的開始到儀式結束，就一直高歌吟唱，歌舞娛神。椎牛儀式的前一天晚上，主人家的親戚都要選擇會唱歌的青年男女，來主東家對歌。在湘西臘爾山，年輕人對歌可以動腳動手，行動比較自由，打打鬧鬧，通宵達旦，十分熱鬧。［6］304《鳳凰縣志》曾記載了苗族椎牛祭祀的盛況:“歌已，男女雜坐，歡呼牛飲，醉飽戲虐，無所不至”。椎牛祭祀的三、五天時間里，苗族青年男女盡情地在屋外山野對歌戲耍。一些文獻資料和歷史記載表明，巫俗以苗族人為盛，自古已然。屈原的《九歌》就被認為是整理加工沅湘一帶苗族人祭神樂歌而成。我們知道，“巴岱”祭祀一直是以舞降神，苗族喜愛巫祭，往往人們在一片歌樂鼓舞聲中，娛神娛人，重情重義之感情色彩甚為濃重。苗族人能歌善舞，這也許是頑強的民族意識和巫風盛行所致。苗族人長期在強鄰的夾縫中生存，人們艱難創業，養成了以民族利益為至重至上的心理。苗族人在強烈民族意識和獨特審美情趣的驅動下，酷愛歌舞技藝，他們把歌舞技藝寓于宗教祭祀儀式中，蔚然成風，獨具特色?！鞍歪贰奔漓雰x式中的舞蹈，包括上述的“椎牛舞”“接龍舞”“跳香舞”及“打先鋒舞”“跑馬舞“等等，它們興起于遠古時期，都只完成了巫祭到巫舞的簡單發展過程，并沒有完全藝術化，這恰恰是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夾雜著較多原始社會遺風的原因。

(三)倫理附魅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人主張樸素無華、真誠相待，有著自己的生活原則與道德觀念。從苗族“巴岱”祭祀儀式可以看出，苗族傳統文化帶有濃郁的巫魅色彩，不同于漢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它與原始巫祭文化聯系密切，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苗族人信奉巫教，每逢節慶，都要先祭祀祖先;平時備辦的美食佳肴，要先敬祖而后食。他們還信奉多種神教，認定萬物有靈。平時出遠門、家里砌灶頭、辦理紅白喜事、在屋前屋后動土等場合都要選擇吉日，燒紙后方能進行;有的人家要將其兒女寄拜別人做“干兒子”，有的寄拜古樹、石頭、水井等，有的還在十字路口立“指路碑”希望子孫長命富貴，易養成人。苗族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從風俗習慣到生活瑣事，均習慣問問鬼神。苗族“巴岱”儀式音樂中的這種崇尚巫祭的風氣仍然十分濃厚，人們詠頌歌謠，酬謝神靈，將希望寄托在神靈身上。人們在唱《椎牛歌》時，“巴岱”還要將牛頭、蹄、四爪擺在一堂?！鞍歪贰笨谀钪湔Z，放地燒之。主人擺花紅利米，燒香燒紙，“巴岱”默敬祖師，奉承主人家吉祥如意、興旺發達。可見，苗族傳統文化巫風濃郁，保留著較多的原始宗教和巫文化色彩，是典型的巫祭之風的附魅文化。

(四)重生歌死苗族人信仰“萬物有靈”，信仰的對象是多元化的鬼怪，他們抱有一種“人生于自然而歸于自然”的大無畏精神，在生死觀和價值取向上既重生，又歌死。苗族人熱愛生命、熱愛生活，在其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經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驗，他們在艱苦的生活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苗族“巴岱”祭祀儀式的歌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苗族人生命的激情，例如農歷“三月三”這天，臘爾山苗族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對歌、跳筒子舞，唱戲，盡情歡樂。還有每到“立秋”這一天，苗族人穿著節日盛裝，興高采烈地從四面八方涌向秋場，參加各種祭祀、娛樂活動。從這些祭祀、民俗活動中，可以充分體會到苗族人對生命的重視和對生活的熱愛之情。苗族人歌死，在自己的喪葬風俗中常常以歌舞代哭，不論死者是男是女，不分地位尊卑，均按照“紅喜要報，白喜要趕”的俗規，前來幫助辦理喪事。苗族喪葬，棺木放在堂屋正中央，滿三朝后入土安葬。在外夭亡的人，不能停靈柩，尸體置屋外，什么時候死，什么時候埋。對于死亡，苗族人并不看得那么嚴重、神秘，他們認為生死有素，十分自然，把死看成是人生歸屬。苗族人舉行喪葬儀式時要“打喪歌、打喪鼓”，它是遠古“鼓以道哀”的一種葬俗，至今“打喪歌、打喪鼓”還在苗族地區盛行?？梢?，苗族人在其喪葬儀式中用歌舞的形式來悼念死者，實際就是苗族人重生、戀生、樂生的表現，同時又是苗族人強烈生命意識的張揚，是熱愛生命、崇尚生命的寫照。

三、深厚的人文意蘊

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是苗族傳統文化由娛神轉向娛人的重要標志，其內容與藝術形式從側面均反映了苗族巫鬼文化特征。苗族“巴岱”儀式音樂的人文意蘊主要體現了苗族人誠實篤信、勵志勤學、節儉務實、博大友愛、樂觀向上、嫉惡如仇等性格特征。

(一)誠實篤信，狹義當先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充分體現了苗族人誠實篤信、狹義當先的淳樸性格。在長期征服自然和抗擊外辱的斗爭中，苗族人表現出了勤勞勇敢、不屈不饒的精神，他們對待客人熱情而真誠，誠實篤信，令人感動。如苗族時興待客禮，在接待客人時要唱“敬酒歌”。當客人進屋時，人們在宅門口擺上幾壇子“包谷燒”，唱“迎客歌”，敬客人喝“攔門酒”。席間吃飯，主人唱“敬酒歌”。歌助酒興，情誼倍增。苗族人誠實篤信的性格也表現在巫鬼崇拜和禁忌中，他們把鬼神分成惡鬼與善鬼，對鬼神的祭祀，都圍繞著是否對人的生存有利來取舍;苗族人這種性格表現出了苗族傳統文化誠實篤信的美學取向。苗族人重義，集中表現在一個“俠”字上，這俠氣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游俠霸氣，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苗族人這種狹義當先的性格和價值取向，不僅表現在“為朋友兩肋插刀”和濟人之困方面，更表現在以民族大義為重上。如苗族人羅榮光在天津大沽口炮臺抵御八國聯軍進犯，率領將士浴血奮戰。

(二)勵志勤學，求索進取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具有濃郁的人文意蘊，最醒目的就是體現在了苗族人“勵志勤學、求索進取”的務實精神上，這種勵志進取的務實精神，正是其先民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神和斗爭精神的延續。早期，由于生存環境艱苦，苗族人被迫遷移到窮山惡水的地帶，導致了生產力的落后。苗族人有強烈的生存意識，這種生存意識就是苗族人“勵志勤學、求索進取”精神產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自然面前，苗族人顯得軟弱無力，只有借助巫鬼神靈為其消災解難，鬼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苗族人同自然作斗爭的勇氣和自信心。筆者認為，苗族人求索進取的精神確實蘊涵在其豐富的信仰崇拜之中，比如苗族人對一些巨型或畸形的自然物，往往認為是一種靈性的體現，因而對之頂禮膜拜，獻酒獻肉，以達到驅魔驅邪、人畜興旺的目的。苗族人崇拜神靈祖先，其取舍都是建立在求取生存、消災祛病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對鬼的敬畏，十分普遍。苗族“勵志勤學、求索進取”的精神也表現在苗族人具有服軟不服硬的性格上，在險惡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苗族人敢于硬碰硬，如苗族人祭祀中有表演鋼叉刺喉、頭頂巨石、腳上刀梯等等，均顯示了苗族人強悍的天性。乾嘉苗民起義時，臘爾山苗族曾道:“官有萬兵，我有萬山”。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精神就是苗族倔強性格的體現。

(三)節儉務實，仁愛孝悌苗族絕大部分生活在偏遠的高寒山區，生產方式主要以農耕生產、畜禽飼養和采集與漁獵為主，是一個典型的山地民族。苗族人歷來以勤勞為榮，節儉務實。人們平時進行生產勞動，多是早出晚歸。干一天的勞動，除了中午吃飯，一般都不休息。苗族民間流傳著許多有關“節儉務實、仁愛孝悌”歌曲、故事和諺語，以此教育下一代。這些內容在“巴岱”儀式音樂中也可以聽到，比如歌曲《遷徙歌》《勞動歌》《豐收歌》等講的都是人們崇尚勞動與節儉務實的故事。苗族人認為，人是自然之子，出于自然應歸于自然。應保持節儉務實、淳樸自然的本性。長期的封閉與半封閉自然狀態，使苗族人過著原始古樸的生活，吃的是玉米、大米和蕎子，穿的是自織的印染土布，日常飲食都在火坑邊進行，這種古樸、節儉的生活方式，是苗族道德規范中做人標準的具體體現。苗族人講究孝悌，平時生活中非常注意禮儀。比如平時行走方面，苗族人就有獨特的規則:如老人和年輕人一起走，年輕人要讓老人在前;大人小孩一起走，大人要讓小孩在前;若在路上遇到客人，無論生熟，都要相互謙讓，等對方走了，自己再走。再如飲食方面，在宴席上，待大家坐定，先要看是否每人都有碗筷，主人倒好酒招呼大家后，才開始喝酒。對客人，主人要勸酒勸飯，讓客人喝足吃飽。在言談方面，苗族非常注意稱呼，需嚴格按輩分進行稱呼。苗族人與人交談時，從不說臟話，也從不揭人之短。苗族人對長輩十分尊重，對父母十分孝順，平時年輕人白天出去勞動，晚上回來同老人拉拉家常，聊聊天，相互交流，讓老人能享受生活的快樂。在苗族地區，誰要不孝順父母，會受到眾人的鄙視。

(四)博大友愛，樂觀向上苗族的歷史悠久，族屬與五千年前的“九黎”有關。春秋戰國時，苗族人融入楚國之中，經過專家們考證，楚、苗應該同源，他們同樣信巫崇鬼，巫文化突出。上千年來，由于受到楚文化中道家博大精神的影響，所以苗族人具有“博大友愛，樂觀向上”的優良品質。苗族“巴岱”儀式音樂中，有許多是宣揚這種道家博大情懷的，在巫祭中通常蘊藏著剛強和博大的精神品質，諸如苗族的合鼓制度就是一例。苗族合鼓是苗族人的鼓社團體，是從“九黎”國留下的社會制度，“九黎”國由八十一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再由部落首長推選一名酋長為國君?！睹缱骞鸥琛分谐?“姜央興鼓社，全疆得共和。得福大家享，大家喜洋洋。我們同維護，繁榮各社鼓。繁榮千萬代，繁榮千萬年”。可見，“合鼓”是團結人們共同創造美好生活，體現博大友愛的一種有效方式。苗族“社鼓”是通過“椎?！眮斫⒌?，通過“椎牛祭祖”來商議治理部落聯盟的一切事物，苗族人在“椎?！边€愿節慶中得到快樂。苗族人的信仰文化中，祈求神靈保佑與回避災禍其實已經結成一體，他們觀念單純，性格淳樸，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激情。

(五)嫉惡如仇，自強不息苗族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團結和睦，崇尚“以和為貴”，人與人之間都是心平氣和，講道理，服從調解。當本民族受到侮辱或本民族利益受到損害時，苗族人會堅決抵制，甚至不惜一切地維護本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在交友中，苗族人強調交真朋友，“寧交火爆性，不交陰陽人”“寧交雙腳跳，不交瞇瞇笑”;他們反對交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苗族對自己民族有著特殊的感情，比如平時相遇，素不相識，如果知道對方是苗族，親切感便油然而生。苗族人若不會講本民族語言，就會被認為是“忘本”。凡遇到紅白喜事，一般全村寨的人都會來幫忙。苗族人自小就受到“助人為樂”思想的影響，從小就養成了互助精神。苗族人認為，做人要講理，“有理不橫，橫蠻輸理”。苗族人自強不息、雄強蠻悍的性格，可從“巴岱”儀式舞蹈中窺見。比如表現戰斗性的舞蹈《盾牌舞》，就是典型的進攻防守、對壘破陣的舞蹈，動作剛勁有力，舞蹈中有指舞手、開壯手、盾牌手、砍殺手、牽牛過河、黃頭鎖膽的姿態，充分展現了古代苗族人雄強蠻悍的英姿。清代雍乾、乾嘉、咸同年間，在湘鄂渝黔邊鄰的苗族聚居區爆發了三次苗民大起義，參加起義的民眾達百萬以上，嚴重地消弱了清王朝的統治。雖然苗民起義失敗后遭受殺戮，但苗族人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卻永垂青史。從苗族“巴岱”儀式音樂的人文意蘊來看，可以說“巴岱”儀式音樂為苗族傳統音樂藝術的發展、豐富和成熟奠定了基礎。一是因為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更為久遠古老;二是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是苗族傳統音樂形成的基因;三是苗族音樂的大多數形式還未形成時，苗族“巴岱”儀式音樂就已經流行于苗族地區;四是苗族“巴岱”儀式音樂曾廣泛地應用于苗族人的生活，如民俗、祭祀、產生勞作等。

作者：熊曉輝 單位：湖南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