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中畸形博弈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畸形博弈導致的最后結果，無疑是社會風險的增長。孫教授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機制已刻不容緩。首先是政府職能要轉換，政府要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轉變為帶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關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過于剛性，而應有相當的柔性和彈性，使當事各方多一些選擇而不是華山一條路，使矛盾的發生發展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狂飆突進。再就是承認利益組織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達和提煉，以利于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夠有序展開而無失控之虞。

利益博弈的時代已經到來，但現實中缺少一種能夠盛裝這種博弈的容器，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臺和規則。正常的博弈規則很難建立起來，整個博弈過程就不能不是一個畸形的過程。

據中國國家信訪局透露，2004年該局受理的群眾來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眾來訪批次、人次，分別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急劇上升的數字背后，是社會問題和矛盾的日趨突出。2003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國際經驗，這一階段正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利益分化和利益沖突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在博弈時代到來之時，而我們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準備，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臺和規則，這是最可擔憂的。

日前，江平、孫立平、鐘偉、何帆、楊鵬等大陸知名學者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激辯。

江平：公權與私權沖突成博弈主題

著名法學家江平把利益沖突分解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私權跟私權的沖突；第二個層面是公權跟公權的沖突；第三個層面是公權跟私權的沖突。他認為，私權跟私權的沖突不可怕，只要有一個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決。公權跟公權的沖突后果很嚴重，在一些國家甚至鬧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國這種沖突也不可怕，因為有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只有最后一種沖突，即公權跟私權的沖突，才是最值得關注的。

江平認為，公權和私權的沖突是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現在跨進了市場經濟時代，但距完全的市場經濟為時尚早，這就注定了一方面國家干預仍較廣泛，另一方面公民的權利意識又在不斷增強。這種情況下，一旦公權越界，必然遭遇私權抵制。這就注定了公權與私權的沖突，構成當下中國利益博弈的主題。

江平認為，要解決公權跟私權的沖突，必須清除觀念障礙，必須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對于公民的私有財產，除非法律有明確規定，任何人無權剝奪或者限制。

江平說，問題就在這里，相關法律規定往往十分粗疏，比如什么是社會公共利益？頗為含混，不免給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間。這種情況下，準確界定社會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就顯得非常緊迫。必須把部門利益、小集團利益跟社會公共利益區別開。

江平尤其對剛剛公布的《物權法》草案深表憂慮。他認為，《物權法》本應是私權的保護神，但《物權法》草案在某些方面卻大大退步了。關于征用私產，原來寫的是給予合理補償，現在的《物權法》草案卻是這樣規定：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時可以征用私人財產，按國家規定給予補償，“合理補償”也沒有了。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國家規定并非任何情況下都合法合理，國家規定萬一不合法不合理怎么辦？第二，什么叫國家規定？我們的法律體系只有法律法規規章這樣的概念，從來沒有“國家規定”之類的籠統概念。“國家規定”含義籠統，以至于誰都可以說自己的規定是國家規定，誰都可以借國家規定打私人財產的主意，這么一來，公民的合法私產還能安寧嗎？江平為此疾呼：“國家規定”必須受制約。一方面，“國家規定”要有嚴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對國家規定不服，應該有救濟渠道，可以告上法庭，這就需要修改現行的《行政訴訟法》。只要是國家規定就必須服從，這種立意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會給私權保障機制留下很大隱患。

孫立平：畸形博弈導致社會風險增長

江平的觀點為多數學者贊許，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則表示不能完全認同。

孫立平斷言，情況實際上比江平先生的劃分更為復雜。當下中國社會，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公私分明的社會。他舉了一個例：比如房屋拆遷，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其背后很可能是某個開發商的利益。這就不是簡單的公權私權沖突，而是公權和私權結合到一起，欺壓另一部分私權。孫認為，近年的所謂房地產熱，實質上就是房地產商與地方利益部門聯手打造的。這種情況不只存在于房地產領域，教育產業化也好，醫療產業化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權和公權結合到一起。孫立平說，我們一直有個期望，就是在國家之外能長出一個社會來，只要能長出一個社會來，就不難制約國家。現在，社會是逐漸長出來了，但社會也在分化，越來越復雜。

孫認為，豈止社會在分化，公權也在分化，典型的特征就是部門打架。不同部門之間打架，打的當然都是部門利益。所以人們講，現在是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有一個明確的公和私，再加上官員腐敗的因素，就使公和私這兩種不同的利益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聯結起來，處于強勢的私權往往借著公權的名義大行其道，侵犯處于弱勢的私權。這樣一種復雜的格局，使得識別公權私權變得空前困難，更不用說規范公權私權了。這構成當今利益博弈的一個顯著特點。

利益博弈的時代已經到來，但我們缺少一種能夠盛裝這種博弈的容器，這是孫立平所說的利益博弈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孫認為，面對博弈，我們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準備，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臺和規則，這是最可擔憂的。在博弈時代到來之時，公權依舊很少改變，正常的博弈規則很難建立起來，整個的博弈過程就不能不是一個畸形的過程。

他列舉了畸形博弈的幾個表征：

其一是政府成為利益主體。當政府成為利益主體的時候，或者說與市場中的其他利益主體結合到一起的時候，政府就成為當事一方，這時候公正往往免談。

其二是利益主體不均衡。中國的兩極分化為什么能走到今天？孫的解答是：不是因為某種政策的偶然失誤，也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體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樣。而能力的不一樣，在于權力的不一樣。正是公權的介入，這樣一個非自然非市場的因素，才使兩極分化走到今天，以致利益主體的失衡發展到精英寡頭化的程度。

其三是在利益主體高度失衡的情況下，利益博弈往往蛻變為利益掠奪。孫立平認為，中國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機制在起作用。1980年代的利益分化只是收入分配的分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瓜分經濟的苗頭出現，個人或團體開始瓜分公共資源，利益落差擴大。近幾年走到第三階段，掠奪經濟開始抬頭，公共資源所剩無幾，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互相掏腰包，利益落差因此急劇擴大。

畸形博弈導致的最后結果，無疑是社會風險的增長。孫教授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機制已刻不容緩。首先是政府職能要轉換，政府要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轉變為帶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關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過于剛性，而應有相當的柔性和彈性，使當事各方多一些選擇而不是華山一條路，使矛盾的發生發展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狂飆突進。再就是承認利益組織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達和提煉，以利于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夠有序展開而無失控之虞。

鐘偉：社會成本比資源成本更昂貴

致力于研究公共政策的經濟學家鐘偉教授告訴記者，從這些博弈個案中，他發現一個規律：所有事端都發源于單純的經濟利益的沖突，而不是挑戰意識形態，也不是反對各級政府。只是當利益沖突不能得到妥善處置的時候，當私產安全、生命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時候，沖突才會升級，矛頭開始轉向基層政府，并向上蔓延。鐘偉據此斷言，利益沖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絕不存在所謂政治危機的問題。但如果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利益沖突，而是想像過度，似乎只要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構成威脅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因素，這才可能導致矛盾的激化。

鐘偉認為，導致利益沖突的另一個原因，是整體利益、個體利益不均衡。比如土地開發權的集中，電廠的建設，如果算大賬，往往意味著利益總量的增進，原因很簡單，土地的非農業使用肯定會比農業使用能帶來更多的利益。所以問題不在于利益總量的大小，在于公權介入之后，就把私權擠走了；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沖突時，往往是整體利益獨大，個體利益被忽略，這才是要命的事情。作為政府官員，往往只考慮地方財政增收，只考慮公權的需要，而很少換位思考，兼顧民眾的個人利益。而且他們過于霸氣，沒有請求人民同意這樣的習慣。盡管從整體上看，他們的決策可能是對的，確實有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但因為他們不能正確處理整體利益跟個人利益的關系，忽略個人利益，結果就導致了抵制，導致了沖突。鐘偉特別提醒：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警惕這樣的傾向，即公權過于強勢的傾向。有一種觀點曾頗為流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有巨大成就，奧妙就在于權力的高度集中，資源的高度集中。因為土地是國家的，征地沒什么成本，所以高速公路迅速修起來了；因為礦產是國家的，資源沒什么成本，所以大型國有企業迅速發展了。一些學者據此推論，如果不是高度集中，而是把財富量化到公民個人頭上，那么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效，所謂制度的節約成本就不存在了。因此集權不是弊端，恰恰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鐘偉毫不掩飾他對這種觀點的反感。他說，集權是有效率的，集權可以帶來繁榮，但人民需要的不只是效率，人民更需要公平；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榮，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榮。如果只要效率，只要繁榮，而根本不考慮人民的這些感受，那么，我們不需要做任何社會變革。歷史證明，只強調集權的效率和集權所帶來的制度節約，資源成本可能是節約下來了，但比資源成本代價更昂貴的社會成本卻會累積起來，最終導致嚴重后果。

何帆：公權與公權亦需均衡

青年經濟學家何帆以體制內部關系的調整，作為建構博弈機制的切入點進行闡述。他認為，很多問題未必都是地方政府的問題。民眾所享受到的公共產品，事實上大部分是地方性的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地方政府要提供這些公共產品，并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除了征地之類，它往往沒有別的資源，這就迫使它不得不采用這樣的方式。所以問題的實質，是公共財政體系的缺位，導致地方政府行為缺失。

何帆認為，建構博弈機制的必要前提，是調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關系。這種調整應該從建立公共財政體系入手。他強調，很多東西應該由公共財政來埋單，和諧社會的建設不能只靠精神投入，也是要拿錢來投入的，比如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公共教育體系的建設，環保機制的強化，只有加大投資健全了這些體系，和諧社會才是可以期待的。否則，該投資的公共產品不投資，全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地方政府既不能發債，又不能有合理的財政收入來源，當然只能“鋌而走險”。

何帆說，公共財政體系的建構，實際上是中央跟地方在利益上的調整，包括權力層面的調整。中央政府應該加大權力下放的幅度。因為所有的權力為你所有，所有的問題也都會歸到你的頭上。與其如此，不如通過適當分權，讓地方政府為中央政府分擔一些責任，從而為中央政府贏得更大的靈活性。否則，到頭來地方政府的所有失誤，最后都要讓中央政府來埋單，壓力就會統統集中到中央政府，這對穩定大局顯然是不利的。

楊鵬：公權分割是最危險的事情

政治學者楊鵬認為，利益分化也包括了體制內部的利益分化，其結局不只是社會多元，也包括了體制內部的利益多元；不僅導致體制內部的利益多元，更導致體制內部各利益群體的獨立化。體制內部的獨立性團體，都借助普遍的公權力來謀取自己的利益，都借助合法傷害權來謀取自己的利益。許多所謂的公私沖突，說到底，還是私人利益之間的沖突，只不過有一部分私人可以利用公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部分私人成為犧牲品。楊鵬稱，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如果不能及早解決這個問題，矛盾只會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

那么，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楊鵬認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政府重建，即建設一個統一的政府。多元社會、多元政府是非常危險的局面，越是多元社會，越是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公共的政府。只有統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不至為各種不同的乃至是對立的私權所利用；只有統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有能力平衡、協調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

結語：構建博弈機制的社會條件已成熟孫立平稱，現在是構建博弈機制的好時候，因為社會矛盾雖然突出，但政治基本穩定，經濟持續增長，這說明我們具備了構建博弈機制的實力和能力，構建博弈機制的社會條件已成熟。因此，在依靠政策平衡利益關系的同時，更應該致力于構建博弈機制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