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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科技文明的迅速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先后步入后工業時代。西方文化也在經歷了一次次裂變之后，向后現代時期推進。雖然說在如何界定后現代社會的特征與后現代文化的內涵、后現代社會究竟以何時為起點，甚至后現代本身是一個歷史概念還是體現為思維方式的轉換等問題上意見均不統一，但此時出現的諸多哲學與社會思潮在反叛權威、顛覆傳統、批判資本主義科技文明與理性等方面無疑具有一致性。女性主義文論作為當代西方與后現代思潮幾乎同步崛起的一種重要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模式，自然或多或少地汲取了其中的滋養，借鑒了其顛覆與反叛的時代精神。在這當中，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對后現代社會狀態的基本描述，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的懷疑主義哲學和權力——話語學說，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的新精神分析理論，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的解構主義哲學，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與佳·C.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等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等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表現出解構現存的思維習慣、道德習俗以及價值定勢的趨向。這一趨向，和反叛父權統治、與生俱來便具有顛覆特征的女性主義文論的精神價值完全吻合。事實上，美、英、法等國的女性主義文論家，都各自從上述理論話語中獲得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與批判分析的立足點，發展出文化身份批評、精神分析學派的女性主義、具有后殖民色彩的女性主義，以及探索女性話語建構的女性美學等等。

1985年，美國文學批評家埃萊娜·肖瓦爾特(ElaineShowalter)在為文集《女性主義新批評：關于婦女、文學與理論》(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義批評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認：“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女性主義批評家、黑人批評家和后結構主義批評家之間正在相互靠攏。也許這僅僅是因為在80年代的氣氛中，他／她們代表著先鋒派的方向以及擁有共同的敵人，即那些力陳返回‘基本要素’和‘經典作品’的人們，那些信守傳統的經典書目、指責新興的理論學說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數民族帶來了所謂的‘危機’的人們。”[1](P141)可以這樣說，女性主義文論是與當代諸多哲學社會思潮相互糾纏著共同步入后現代語境的。無論在時空還是邏輯指向上，它們之間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學者將女性主義文論視為以顛覆與解構為特征的后現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筆者認為，鑒于有關后現代社會特征與文化內涵的認識尚未形成公論，機械地將女性主義圈定于后現代范疇之內或剔除于外，本身并無太大的意義。關鍵在于通過分析甄別，界定其各自的主導特征。根據對后現代文化一般意義上的理解，筆者認為，在與后現代哲學社會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義確實充分借鑒了其理論觀點與方法論為自己的性別政治與詩學立場服務，然而，這一契合并不能掩蓋兩者之間難以彌合的本質差異。如果全盤接受后現代主義，或者用后現代主義來改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文論甚至婦女解放運動都將面臨被解構的危險。

中國學者包亞明在《20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之《后現代景觀》卷的序言中，較為深刻地探討了女性主義與后現代諸多流派之間產生契合的內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思潮等在思想與實踐方面的本質相似在于，它們都希望消滅現存的統治——服從秩序，反叛以心靈與肉體、精神與物質、宗主與臣屬、男性與女性等為基本表現形式的二元對立結構，“而現代性理論及其本質主義、基礎主義以及普遍主義哲學無疑一直傾向于支持對臣屬、女性的壓迫，尤其是人本主義話語中的大寫的‘人’字直接掩蓋了宗主與臣屬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別，暗中支持宗主對臣屬、男性對女性的統治。”[2](P4)故而，“以攻擊普遍主義、本質主義、基礎主義以及二分法思維模式為目標的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理論，會對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產生如此巨大的親和力，它們因為共同懷疑現代性、現代政治、現代哲學的傲慢與可疑的主張而一下子成為了同路人。”[2](P4)后現代思潮不僅因顛覆二元對立等級結構而與女性主義志同道合，它對多元性、邊緣性與異質性的強調，同樣在被邊緣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觀性聲音之外的女性群體中引起了強烈共鳴。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之與后現代文化并非是單向度的先“拿來”、后接受的被動關系。女性主義由于從性別與社會性別的角度對菲勒斯中心和邏各斯中心的文化進行了激進反叛，同樣有助于解構對于男性、女性范疇，甚至對于人的概念的本質主義認識，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級對立關系，揭露歷史文化價值的人為性質。它不僅通過對經典文本的抗拒性閱讀、對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評價、對建構女性美學甚至女性話語的探索，為后現代文化提供了大量變化、斷裂、矛盾的個例，而且以自己豐富的理論成果，充實與印證了后現代文化理論。因此，女性主義文論亦有力地促進了后現代文化的縱深發展。J.F.麥卡乃爾在《思考拉康：批評和文化無意識》中認為：20世紀西方文論“對所有被視為自然的東西進行批判，從而表明被視為或稱為自然的東西實際上是歷史和文化的營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解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和……‘種族和少數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觀點。”[3](P511-512)女性主義和其他文論流派一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說、語言本體分析、意識形態分析、解構分析等理論學說來理解和解釋男性與女性文學創作，參與營構了20世紀西方文論的批判特征。

這一特點，在擅長抽象思辨的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身上表現得尤為顯著。美、英等國的批評家曾經注重文本批評實踐而輕視理論話語建構。在她們的心目中，理論本來就是父權意識形態的產物和主要表現形式。因此，將女性主義理論化，無疑有被父權文化同化與收編的危險。然而，隨著女性主義文論的深入發展，學者們逐漸意識到總結批評方法、建構理論體系，使女性主義詩學話語足以與男性話語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學院化。在這過程中，法國學者的理論在美英各國的傳播與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理論成果的多元吸納使女性主義文論如虎添翼。解構主義拆解文化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顛覆二元等級對立思維邏輯的思想，從哲學的高度給女性主義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義的理論依據；羅蘭－巴特社會語言觀和福柯權力——話語學說的吸收，使女性主義學者將語言研究與社會歷史研究這兩種微觀與宏觀的批評形式綜合為一體，從語言的層面揭示權力在歷史文化的深層運作的機制，并著力探索表達女性的歷史經驗、情感與欲望特征的文學語言，以及適用于解釋婦女的文化困境，評價婦女寫作中獨特的意象、隱喻、象征、暗示、風格、文體等的文學批評理論框架。在對各種批評流派研究方法的運用上，英國的朱麗葉·米歇爾(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瑪麗·伊格爾頓(MaryEagleton)，美國的蓋爾·盧賓(GayleRubin)、埃萊娜·肖瓦爾特、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Gilbert)、蘇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麗·莫依(TorilMoi)，法國的埃萊娜·西蘇(HeleneCixous)、露絲·伊麗加萊(LuceIrigaray)、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她（他）們“卷入……文本間的聯系、政治歷史與社會文化分析、馬克思主義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結構主義的語言理論”[4](P211)之中，探討性別問題的歷史現狀及其在文學經驗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這種自覺的卷入，引導著女性主義批評與當今處于中心的理論話語接軌，并進而預示著文學批評的未來發展趨勢。”[5](P20)

然而，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并不能如美國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Fraser)和琳達·尼科爾森(LindaNicholson)所認為的那樣，是“各自獨立地”“在一個共同的領域之內”“工作”著[6](P6)。美國文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論解構》(OnDeconstruction)一書中，曾將許多女性主義論著放在后結構主義的范疇之下進行了討論，但在該書《導論》的結尾部分，他又說：“如果將當代批評描述為新批評、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間的一場爭斗，那么對女性主義批評就未必恰當。女性主義批評比其他任何批評理論對文學標準的影響都大，它也許是現代批評理論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勢力。雖然很多女性主義者是后結構主義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義批評不是后結構主義，特別是如果將后結構主義定義為結構主義的反面的話。充分地討論女性主義批評，需要一個不同的框架，在這個框架里，后結構主義只是結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討論女性主義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筆者認為，要回答該問題，必須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義文論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源頭進行考察。正如埃萊娜·肖瓦爾特所說：“女性主義批評是婦女運動的‘女兒’之一”[8](P137)，作為婦女解放運動在學術領域的延伸，女性主義文論最根本的特色，應該是其改造充滿性別壓迫的文化乃至最終改造社會的實踐宗旨。而這一鮮明的政治實踐性與后現代主義的非政治化之間的差異，造成了它們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義文論因源于轟轟烈烈的西方婦女解放運動而始終保有鮮明的政治實踐性與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終目標是消除建立在性別壓迫基礎上的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秩序，建構一個更加美好、和諧，符合健康的人性的兩性關系與社會價值。而要建構這樣一個美好的未來世界，兩性之間的尊重、溝通與互補是必須的，這一切都有賴于相對穩定的男性與女性的范疇與身份。而后現代主義尤其是解構主義者站在反本質主義、反對宏大歷史敘事的哲學立場，反對將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認為其既非固定不變，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產生很大的差異。于是，他們著力解構概括人類歷史發展共同規律的宏大理論，否定關于男女性別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壓迫女性這一抽象前提，認為這實則也落入了宏大敘事的圈套。總之，后現代主義以對穩定本質的消解，體現出反人本主義的傾向。尤其在解構主義內部，事實上存在著一個悖論：因為它聲稱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構主義摧毀性的注視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這一將自身視為總策略、可以超越于歷史具體性之上的邏輯，卻與它解構權威的觀點相矛盾。照這個邏輯推理下去，解構主義最終會解構自身，遺下一個不存在任何價值與意義的世界。可是，對女性主義來說，一旦女性的范疇與身份失去了明確的意義與限定，客觀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剛剛成為謀求自身權利的主體時，就被剝奪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權利。所以有人尖銳地質問后現代主義：“為什么正當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開始為自己命名的時刻（過去我們一直沉默），正當我們起來作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的時刻，主體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質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別壓迫的歷史前提，無疑等于否定了現實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義存在的現實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以盧梭等人的啟蒙思想為基石的女性主義不是停留于專業哲學圈子內部的論爭，而是一種崇尚意義與價值的堅定的人本主義。

盡管女性主義內部對是否存在確定的女性本質以及女性心理與生理是否存在內在關聯等問題仍然意見不一，但大多數學者還是傾向于承認相對穩定的女性范疇的存在。這樣，女性主義與哲學化的、相對主義的后現論的內在對立就是必然的。后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和純理論色彩無疑會消解女性主義存在的合理依據。舉個簡單的例子，以后現代的立場來看，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傳統的兩性劃分及兩性觀念為基礎而具有本質主義的嫌疑，但否定了當代女權運動之母波伏瓦，無疑等于否定了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這就無怪理論界因后現代主義對女性主義政治實踐性的解構，而產生了這樣一種說法：一個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義者，同時又是后現代主義者，即“后現代女性主義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現代主義游離于現實生活之上的純學理傾向，也受到女性主義學者的激烈批評。她們認為，后現論將話語視為一切權力的基礎，從話語的角度揭露了意識形態建構的奧秘與運作機制，無疑對父權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顛覆意義。然而，過度停留于對語言的玩味與虛構，卻會忽視真實的身體和現實的性，以及它們造成和體現的經濟、政治與觀念的壓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實存在于兩性關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現形式，不是理論，亦不是話語。如果一味堅持話語才是權力，易于走向烏托邦式地窮究學理，而回避現實生活中性政治的嚴峻性，喪失與真實的暴力作斗爭的思想動力。就文論而言，女性主義必須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純學理式、貴族化的理論游戲當中，而要堅持將文本與歷史文化語境相聯，將文本視作菲勒斯中心意識形態的話語場域，以抗拒性的姿態與形式，甄別、剔除文本中隱含的霸權意識，尋求反思歷史、改造文化、矯正價值理想、改善社會生活，建立更為健康和諧的性別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義的名言所指出的：“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義學者往往對自身的性別生活高度敏感，注重個人生活與社會文化的聯系，努力讓細碎生活成為學術理論的源頭活水，使學術與日常生活處于往復互動之中。

對后現代主義拘泥于狹隘的理論探討，輕視女性主義意識形態性的傾向，美國哲學家蘇珊·博爾多(SusanBordo)如是說：如果性別角色完全決定于話語，這一話語又時刻處在變化和解構之中，兩性的意義缺乏穩定性，那么女性主義批評家和理論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點。如果放棄了對社會性別的界定，要求女性正當權益的斗爭就失去了理論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義不能忽視女性受歧視的社會現實，不應該消解主體，反倒更應加強對現實的斗爭策略的研究。[11]中國性社會學家李銀河也認為：“后現代主義解構（消解）了主體，否定或摧毀了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任何積極的行動機構的可能性。而離開了具有實踐意義的歷史和性別的主體，就不會有什么女性主義意識，也不會有什么女性主義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奧塔將“后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然而，被后現代主義徹底否定、認為不合法的一些屬于宏大敘事的社會理論，比如說啟蒙主義話語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等等，對于女性主義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義決不可盲目拒絕，因噎廢食。即便是對后現代主義抱樂觀態度的南希·弗雷澤與琳達·尼科爾森也承認：“對于像男性統治這樣無所不在又呈現出多種形態的現象，僅僅使用他們將我們囿于其中的那點貧乏的批判資源是難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義——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種有關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變遷的大型話語：有關宏觀結構和體制的實證與社會理論分析；有關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學的互動分析；有關文化生產的批判的和系統的分析；具有歷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別政治學……這個名單還很長很長。”[13](P136)

事實上，女性主義因“默認了一些有關人類特性和社會生活狀況的被公認但未加證明的本質主義的假設”[13](P138)）而成為一種準“元敘事”。盡管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在一元化的主體觀念分崩離析的趨勢下，在碎片化的后現代語境下，為了使理論具有更大的適應性與兼容性，女性主義文論不斷在進行著自身的調整與修正，更加關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異性，因而出現了以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女同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等為代表的少數族裔與群體的文學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義學者又深知，過于強調身份的不確定性，將使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與立足點，變成一個大而無當、無所不包、失去焦點，因而也就失去了意義的東西。女性主義文論本來源于改造社會與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權制結構還是一個客觀存在，只要扭曲婦女形象、對女作家作為文化生產者的作用視而不見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史依然存在，無論是對傳統婦女形象的批評還是對婦女作家進行研究的話語實踐就是必不可少的。過于強調社會身份的復雜變動性，有可能導致社會性別身份淹沒在這種復雜變動之中，而使女性主義文論失去賴以存在的基點。所以，美國學者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說，從現實的政治策略出發，現在要求女性主義同各種各樣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結合得天衣無縫還為時尚早。面面俱到將難免會沖淡女性主義的分析效果，還有可能會將婦女生活的特點束之高閣而忘得一干二凈。她提出：“一方面是對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的注重，那是婦女批評和女性文學批評所依靠的基礎；另一方面是仔細研究社會身份的多重基體(multiplematrics)，性別只是它的很多個坐標軸當中的一個。女性主義批評的任務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組有力的、響亮的而又與眾不同的聲音，另一方面是繼續擔負起創立社會身份和主體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復雜的疆界說的領導作用，這種新的疆界說一定會在即將來臨的下一世紀的靈活多變的研究領域中誕生。”[8](P437)另一位批評家南希·哈特薩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論權力，為女人服務的理論？》中強調，只有將女性視為一個社會群體，女性主義才有其存在的意義。過分強調女性內部的差異將導致女性主義自身的毀滅。解構“女性”觀，無異于顛覆女性主義政治。[14]

鑒于上述種種分歧，部分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甚至指斥后現代主義理論本身存在明顯的男性化傾向，將之視為父權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文化資本。

筆者認為，后現代主義對總體性的否定、對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強調，對于深受本質主義困擾的女性主義文論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女性主義又要摒棄其虛無主義的反政治化傾向，而堅持自己學術的立足點，以免自身也為其解構。女性主義可以吸收后現代文化的精華以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盤接受后現代主義。相反，要將其納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來。

21世紀已經邁入了第2個年頭。世紀之交的女性主義文論究竟向何處去？總體上來看，作為崛起于20世紀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紀獲得繼續發展的兩大重要的文化與文學研究流派，后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勢必還是要在相互對話、取長補短中生存與發展下去。后現代主義作為后工業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勢必而且已然在觀念與視角上給予女性主義以重大啟示。同時，從女性追求自由、獨立的解放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女性主義文論，又必然在新世紀兩性關系格局呈現出新特征的背景下進一步激發自身的活力，強化自身的社會與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現代語境下女性主義學者需要探索的首要問題將是，如何使后現代主義對宏大歷史敘事的懷疑與對本質主義的解構獲得與女性主義社會批判力量的完美結合，形成一套非哲學化的理論，它將既能從性別立場對歷史文化與現實中的性別歧視達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強大到足以對性別內部的差異性與變動性加以分析和覆蓋。在這一過程當中，對社會宏觀結構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須成為女性主義學者論述大型政治問題、研究文學現象必備的理論工具，同時，女性主義的理論概念與研究對象又應當包容不同社會、時代、地域、種族與性傾向的群體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澤、琳達·尼科爾森指出的，“當它涉及跨文化的問題時，它的模式應當是比較主義的，而不是普遍主義的；應當是適用于變化和差異的，而不是適用于‘總體規律’的。”[13](P148-149)它還應當是一種歷史的理論，并應當把性別當作其他許多概念中的一種，同時關注階級、種族、民族、年齡和性傾向等問題。

而對于我們中國學者來說，由于國情的差異，啟蒙時代以來的人道主義、科學與理性精神并沒有真正到位，因此也不能面對西方五光十色的后現代文化思潮一味盲從，根據一些淺表的現象就以為中國也已經進入了后現代社會，大呼解構與顛覆，不分青紅皂白地向一切大敘事揮手作別。中國性別意識的啟蒙還處于一個非常低下的層次，在這樣的處境下，尤其需要踏踏實實地從事包括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在內的文化啟蒙與批判工作，而不是如陶麗·莫依所批評的那樣，在潑洗澡水的同時，將其中的嬰兒也潑掉了。當然，在后現代背景下，我們對于任何大敘事之缺陷亦應有充分的認識，如中國學者周建漳所云：“拋棄對各種宏大敘事的浪漫情懷，如憑借某種宏觀總體方案一舉建成人間天堂之類的幻想，在‘主義’與‘問題’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15](P336)，在無數切實的微觀研究的積累基礎上，實現完美和諧的性別關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