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秋瑾文體革新與實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提要】

關于秋瑾與近代文學革新之關系,是一個尚未引起重視和得到發掘的重要問題。務實、尚俗、切用、崇外、求變、創新,共同體現出秋瑾文學革新的理論取向和寫作態勢,其中有關白話“演說”活動的倡導組織、理論建樹和寫作實踐,尤具創新精神和文體意義。她的白話文創作在晚清白話文運動中具有典范性,并代表著近代散文發展的正確方向。秋瑾關于文體革新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散文的近代化進程中有著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

【關鍵詞】秋瑾;晚清白話文運動;演說;理論與創作;文體意義

“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①,這是近代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梁啟超的一句名言。秋瑾之于這種“流行”,可謂身體力行,功績卓著。秋瑾的時代,晚清白話文運動已經高潮迭起,白話報刊、白話叢書、白話教科書成為白話文運動的三大景觀,白話觀念逐漸流行,白話文學尤其是通俗文藝領域的白話創作已較普遍。但作為文人作家一般還是謹慎從事留有余地的,裘廷梁、陳榮袞等倡導白話的論文本身就是用文言寫的,梁啟超“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②的“新文體”風靡一時,但畢竟還不是白話文,只能“言文參半”。在那個時代,除小說、戲曲、說唱之外,純粹的、成熟的白話詩文還不多見。唯其如此,20世紀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作家的白話作品特別是秋瑾的白話文創作就彌足珍貴。

在海內外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秋瑾是得到充分研究的作家之一,業已取得豐碩成果。目前,除了在有關其生年的確定上尚難定論而各執一說之外,其余方面諸如思想意蘊、藝術風格等皆已形成共識。然而“秋瑾研究中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似乎有‘微觀化’傾向”③,宏觀研究相對稍顯薄弱。本文試從秋瑾文體革新的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入手,探討秋瑾與中國文學近代化之關系,以引起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應有關注。

一、秋瑾文體革新理論發微

現行《秋瑾集》④中,沒有專門討論文學理論的篇章,亦無系統論述文體革新的文字,故前人和今人所撰各類文學批評著述,均未涉及秋瑾之文學觀。如果結合入清以來復古與創新的文學思潮,著眼于秋瑾與改良派文學革新及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聯系,特別從創作實踐反觀理論傾向并將其置之于傳統女性文學的整體背景之上,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她的變舊創新的理論取向和寫作態勢。

務實

“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愿爾換吳鉤”⑤,“我欲期君為女杰,莫拋心力苦吟詩”⑥。這是秋瑾對徐氏姊妹的勸勉,也是詩人自我形象的寫照。秋瑾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人或才女,她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和愛國者。關懷人生,直面現實,倡導女權,投身革命,貫穿于她的短暫生命歷程。她不僅有著革命的愿望,更有著革命的實踐。務實,成為其人其文的一種本色。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⑦,龔自珍的這兩句名言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代社會政治與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成為對那個時代的知識階層精神面貌的生動寫照。縱觀清代文學思潮,無論“神韻”、“性靈”,抑或“格調”、“肌理”,無不缺少一種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致用務實的姿態,盡管這些產生于特定歷史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的不同流派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及至嘉道時期,學風士風文風方才發生深刻變化,“經世致用”的思想日漸深入人心。此后伴隨著“譏切時政,詆排專制”⑧的時代潮流,文學日益貼近社會,貼近現實,貼近政治,于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學革新運動應運而生。變法救亡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文學成為啟蒙新民的法寶。繼改良派作家而后起的秋瑾,正是自覺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心系現實,志在革命,將文學創作與實際斗爭有機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思想解放的武器和民主革命的號角。這種根植于廣闊的現實生活和火熱的革命運動的務實品格,不僅使秋瑾的文學創作迥然不同于前代以風花雪月、離愁別緒為能事的女性文學傳統,也有別于同時期其他作家特別是舊派作家遠離時代、逃避現實、漠視政治的創作傾向。即使在革命派作家中,其昂揚奮進的人生態度和務實尚真的創作精神,也是頗具代表性的。

翻開《秋瑾集》,一股濃烈的時代氣息撲面而至。婦女解放,反清革命,武裝斗爭,平等自由,這些新舊世紀之交的最強音,始終激蕩于她的筆底。充實的內容,奮發的斗志,熾熱的情感,雄健的格調,足令女性文學別開生面。她在《白蓮》詩中寫道:“國色由來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濃妝。”詠花即詠懷,這實際上從側面表露出秋瑾去虛妄、尚樸實的審美情趣和創作原則。真知灼見與真情實感,正是秋瑾文學創作的思想價值與藝術魅力之所系。

尚俗

《秋瑾集》中不乏典雅婉麗之作,但其詩文的主導風格卻是通俗曉暢,平易淺白,具有鮮明的平民色彩和普及效應。這是與她適時尚俗的文學觀念和喚醒民眾的政治抱負相一致的。為了適應開通民智、鼓動革命的需要,秋瑾大膽采用白話著文,俗語入詩,寫出了純熟的白話文和新異的“歌體詩”⑨,直至“譜以彈詞,寫以俗語,欲使人人能解”⑩。凡此種種,構成了秋瑾文學創作最富建設性的部分。即使她的文言詩文,亦少用典,多口語,通俗自然,平易生動,且不大受舊詩韻律的束縛,多采用比較自由舒暢的歌行體和梁啟超式的新文體寫成。

秋瑾是一位有著較高文學修養的作家,她的書信作品不乏駢語甚至通篇駢體,早期詩詞亦多婉麗幽雅之辭。但投身革命以來的后期之作則日趨通俗,這充分說明尚俗是她的一種藝術自覺,雅而能俗,正是秋瑾的過人之處。雖然她沒有給我們留下更多的通俗化主張,但這種尚俗適時的藝術追求仍然十分可貴,在從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到胡適“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的語言解放與文體自由的歷史進程中,秋瑾以自己富有成效的創作實踐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俗化是中國近代文學的總體走向,從鴉片戰爭愛國詩潮到改良派的報章文體,莫不致力于此,尤以黃遵憲、梁啟超的通俗化理論最為鮮明和系統。但是在創作實踐上,革命派作家的成績更為突出,秋瑾、鄒容、陳天華、高旭、馬君武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甚至連“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也順應通俗化的趨勢,寫有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革命歌》、《逐滿歌》。應該說,在文學通俗化的道路上,秋瑾是近代著名作家中成效最為顯著的一位,她在詩歌、散文、俗文學諸領域的通俗化實踐,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而奠定了她在近代文學革新中的歷史地位。

切用

秋瑾是一位時代的歌手,其文學活動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言志緣情,自不必說,但更多的是為了服務于民主革命斗爭和婦女解放運動。這種創作上的實用主義,是對空談性情無病呻吟的文學傳統和文壇現狀的反撥,與梁啟超等改良派作家的功利文學觀是相通的,有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她倡導演說文體,譜寫大眾唱歌,正是注目于詩文的實用價值和社會效應。她的現存散文作品,均系實用性質的政論、演說、題辭、文告、書札之類,是一位女革命家戰斗生涯和心路歷程的生動記錄。長篇彈詞《精衛石》也是出于宣傳革命的需要,“但祈看者須細味,莫作尋常小說看,其中血淚多多少,無非要警醒我同胞出火坎。”真人真事,現身說法,旨在喚醒女界,同建共和。她甚至還翻譯過《看護學教程》。誠然這只是一種普通的譯著,并無多少文學色彩可言,但在翻譯活動方興未艾和文學翻譯尚不發達的1907年,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義,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秋瑾的切用作風。

縱觀秋瑾的文學創作,可謂叛逆女性的心聲,反帝愛國的戰歌,婦女解放的宣言,民主革命的號角,是她投身革命的武器,具有一種特殊的功用和風采。她的作品已不再是茶余飯后的點綴和呈藝侑觴的工具,也并非藏之名山的孤芳自賞,而能直接作用于民眾,服務于革命。其詩文產生于講壇,發表于報刊,傳唱于女界,流播于大眾,真正發揮了實際的作用。“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這一20世紀初年進步作家的共同價值取向,在秋瑾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

崇外

中國近代文學的革新,呈現出自身嬗變與“別求新聲于異邦”的雙向發展趨勢。如果說魏源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還停留于堅船利炮等西方物質文明的層面上,那么,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黃遵憲為代表的改良派則注目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梁啟超就曾贊嘆“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康有為則主張“更搜歐亞造新聲”;黃遵憲更能“吟到中華以外天”。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學,革新和發展中國文學,已成為時代的必然。秋瑾正是在這一歷史潮流中率先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學女性。

秋瑾是近代中國女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最杰出的代表。她敢于沖破重重束縛,“釵環典質”,“骨肉分離”,東渡日本留學,投身革命運動,既是一位反封建的新女性,也是一位西方先進思潮的接受者和傳播者。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直接贊頌西方文明的,如詩歌《我羨歐美人民啊》及詩句“成功最后十五分,拿破侖語殊足取”、“盧梭文筆波蘭血,拚把頭顱換凱歌”等。又如彈詞《精衛石》第五回《美雨歐風頓起沉疴宿疾,發聾振聵造成兒女英雄》,其中就有大段唱詞和說白鋪敘與描繪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充滿了向往之情。她又接受了外國愛國歌詞的影響并借鑒近代學堂樂歌的形式,寫成了《勉女權歌》等一系列新體詩歌。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還表達了“他年共唱擺侖(拜倫)歌”的志向,這與同時代的蘇曼殊所說“丹頓(但丁)裴倫(拜倫)是我師”一樣,均體現出一種崇尚外國文學的思想境界和藝術追求。

求變

晚清文學變革,不同于歷代以復古為革新者,而能否定傳統,面向未來。這固然與傳統文論中的因革觀念有關,但更受益于西方思潮中的進化論思想。秋瑾有著一種“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轉坤力挽回”的堅定信念,變封建專制創民主共和,變舊式女子為新的女性,鑄就了她“惹得旁人笑熱魔”的叛逆性格。一反傳統,變革現狀,其人品與文品皆可作如是觀。

秋瑾的文學創作能夠擺脫唐宋、文筆、雅俗的怪圈,大膽變舊創新,努力寫出自己的個性,在傳統女性文學中面目一新,在整個近代作家中亦能獨樹一幟。

創新

秋瑾是一位選擇了新的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的新女性,她的文學創作同樣呈現出新異的面目,創新意識十分突出。如果我們聯系秋瑾留日前后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創作實際來看,就會真切感受到其文學創新是伴隨著思想解放而逐漸展開的。她雖然還不可能創造出嶄新的文學形式,但新名詞、新語句、新境界、新風格、新形象、新情趣,已在后期創作中隨處可見,形成主流,其內容之新異自不待言。她的白話文創作在五四以前的著名作家中是最富實績的;她的“歌體詩”是一種最接近于白話新詩的過渡形式;她的詞作豪放凌厲,不讓須眉;她的彈詞一洗幽怨,高唱入云,“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沒有一種刻意求新的精神,這些成就的取得將是難以想象的。

僅以文學性最強的詩詞作品而言,秋瑾筆下的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完全不同于舊時代深閉幽閨的思婦或境遇悲慘的棄婦形象,而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和社會責任的新時代的新女性。詩歌意象刀劍、熱血、頭顱、大海等等,也是女性詩詞所罕見的,但在秋瑾筆下恰與其巾幗英雄的人品相得益彰,并無怪異之感。層出不窮的新名詞的入詩,雖不及黃遵憲等人之橫空出世,開啟風潮,但卻比他們運用得更自如,更貼切,更靈活。尤其是出現在一些律詩中的新名詞,絕無“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式的生澀之弊。至于風格情趣的豪健新異,亦非舊時代的女性作家所能比擬。總之,秋瑾作品中這些新的內容、題材、主題、形象、風格、情趣、語言、手法乃至形式,都是其文學創新觀念的一種外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五四新文學的一種先導。

務實、尚俗、切用、崇外、求變、創新,秋瑾的這些文學革新觀念或許理論性尚不夠鮮明和系統,但卻著實貫穿于她的創作實踐當中,并引導著她的文學創作結出革新的碩果,“歌體詩”、白話文、《精衛石》,便是其文學革新的代表性成果。

秋瑾有關白話“演說”活動的倡導組織、理論建樹和寫作實踐,尤具創新精神和文體意義,在中國散文的近代化進程中有著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她還特別著文稱贊演說的五大好處:

第一樣好處是隨便什么地方,都可隨時演說。第二樣好處:不要錢,聽的人必多。第三樣好處:人人都能聽得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第四樣好處:只須三寸不爛的舌頭,又不要興師動眾,捐什么錢。第五樣好處: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曉得。

她又明確指出:“演說一事,在世界上大有關系的”,“西洋各國,演說亦為一種學問”,具有“喚醒國民開化知識”之功用。這些文字頗具理論建設色彩。有鑒于此,這篇《演說的好處》被視為“中國近代最早的‘演講學’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演說風氣與演說文章,固然緣于宣傳革命的實際需要,也與秋瑾“豐貌英美,嫻于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的個性和風采有關,但還受到了西方散文中盛行的“演講”一體的啟發。其實,我們從秋瑾自己的話中已見端倪。

二、秋瑾文體革新的貢獻

秋瑾在近代文體變革與白話文學的建設中,不僅富有創作實績,且有理論倡導之功。她在晚清白話文運動和散文白話化的歷史進程中,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其一,創辦白話報刊。1904年9月,秋瑾創辦的《白話》雜志在東京出版。她有感于“欲圖光復,非普及知識不可”,乃“仿歐美新聞紙之例,以俚俗語為文,……以為婦人孺子之先導”。這是早期白話報刊中較早的一種。歸國后,她又于1907年1月創辦《中國女報》雜志,并感嘆中國第一份婦女刊物《女學報》“只出了

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還批評當時的《女子世界》雜志“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淺的報,尚可同白話的念念;若太深了,簡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辦這個《中國女報》,就是有鑒于此。內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瀏覽,卻也就算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在生命的最后兩三年中,秋瑾連辦兩種白話刊物,慘淡經營,不遺余力,這在當時女界屈指可數,即使在整個學界,也是功績卓著。

其二,倡導演說活動。文言文的最大弊端便是言文分離,“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黃遵憲曾經精辟地指出言與文的關系利害,并倡創一種“明白曉暢,務期達意”、“適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體,提出了“我手寫我口”的理想。然而黃遵憲本人和他同時代的改良派作家們并未完全做到這一點,詩則“舊風格含新意境”如新派詩,文則“言文參半”如新文體。秋瑾于1904年在東京與留日同志組織“演說練習會”,制定《演說練習會簡章》13條,每月開會演說一次。“凡關于各專門學及新理想議論精確于國內有應[影]響者,其稿交書記錄存,以備印刷發行。”秋瑾的三篇演說稿即發表于《白話》

一、

二、

三、四期上。這就將白話的演說詞的“言”與白話的演說稿的“文”完全統一了起來,真正做到了言文合一,實現了“我手寫我口”。

其三,發表白話散文。秋瑾不僅積極倡導白話文,也努力實踐白話文。她曾為多種白話報刊或婦女報刊撰稿,率先垂范,開啟風氣。《白話》雜志第一期刊有《演說的好處》,第二期刊有《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第三期刊有《警告我同胞》(未完)。《中國女報》第一期刊有《發刊辭》、《敬告姊妹們》、《看護學教程》(未完),第二期刊有《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看護學教程》(續)等。此外,她還在《女子世界》二卷一期發表有《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彈詞《精衛石》亦“初意在《中國女報》逐期刊布,以女報出版兩期,費絀停頓,擱置勿用。”這些白話文和報章體文傳播范圍廣,影響大,有力地推動了白話運動和文體革新。

其四,重視民間文藝。民間文藝尤其是俗文學作品,在“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的進化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文人作家進行文學變革的一種重要動力和參照,改良派作家和革命派作家莫不注目于此,實非偶然。秋瑾這方面的實踐主要是彈詞和“唱歌”。秋瑾寫作于1906年前后的《精衛石》和陳天華發表于1903年的《猛回頭》,堪稱近代文學史上反映現實鼓吹革命的彈詞雙璧,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和鮮明的時代色彩。“唱歌”亦即歌詞之作,雖系韻文,但散文化傾向異常鮮明,如《我羨歐美人民啊》:

得自由,享升平,逍遙快樂過年年。國命都是千年永,人民聲氣權通連。商兵工藝日精巧,政治學術益完全。兵強財富土地廣,年盛月異日新鮮。這可不是轟轟烈烈的文明國么?可憐今日我中國的同胞啊!遭壓力,受苦惱,國貧民病真堪憂。

前節描寫歐美人民“文明”景象,格調歡快流暢,三言與七言兼用,有歌謠之風;后節先以十三字句與十一字句上承下啟,繼以三言句和七言句作結,痛陳“國貧民病”的祖國同胞之“苦惱”,語勢憤激沉痛,形成鮮明對照。通篇已經自由化和白話化了。

三、秋瑾白話文創作述評

明乎秋瑾創辦白話報刊、倡導演說活動、發表白話散文、重視民間文藝四項建樹,我們便不難理解何以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十余年前,她就寫出純粹而成熟的白話文了。秋瑾的散文現存41篇,長短不一,大抵為政論、演說、文告、題辭、書信之類,沒有純文學意義上的“美文”。這大約是秋文不受文學研究界重視的原因。這些文章多數仍為文言文,基本用梁啟超式的“新文體”寫成,是一種實用性強的淺近文言文。其中《致徐小淑絕命詞》系駢體,《某宮人傳》用典雅的古文筆法寫成。少數為白話文,代表著秋瑾文體解放的成就。

秋瑾的白話文現存四篇。《演說的好處》、《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均發表于1904年出版的《白話》,上距裘廷梁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僅

六、七年時間,屬于晚清白話文運動中的早期作品。這三篇純用白話寫成的演說詞,說理充分,條理明晰,文風平實,語匯豐富,一般說來俗有余而雅不足。倘僅從藝術水平看,正像高旭評說黃遵憲新派詩的那樣,“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為愈有味也”,如秋集中古文《普告同胞檄稿》、《光復軍起義檄稿》,甚至駢文《致徐小淑絕命詞》均比這三篇白話文藝術精美,文辭優雅。但其中有些段落確乎寫得感情沉痛,描繪真切,形象鮮明,氣韻生動,已有相當藝術水平和美感效應,切不可作一般宣傳應用文字看。如《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開頭一段: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了。從小生下來,遇著好老子,還說得過;遇著脾氣雜冒、不講情理的,滿嘴連說:“晦氣,又是一個沒用的。”恨不得拿起來摔死。總抱著“將來是別人家的人”這句話,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沒到幾歲,也不問好歹,就把一雙雪白粉嫩的天足腳,用白布纏著,連睡覺的時候,也不許放松一點,到了后來肉也爛盡了,骨也折斷了,不過討親戚、朋友、鄰居們一聲“某人家姑娘腳小”罷了。

這段文字語言明白曉暢,語氣親切委婉,現身說法,痛定思痛,感染力與鼓動性兼而有之,語言之生動,描繪之傳神,文氣之流暢,口吻之畢肖,甚至為一般古文所不及。細玩文味,實能俗中見雅,文情并茂,幾能脫盡民間說唱之粗淺格調,在早期白話文中,堪稱珍品。

時隔兩三年之后發表的《敬告姊妹們》,是一篇更趨純熟精美的白話文。《中國女報》將其列入“演壇”欄下,可見性質仍屬時論演說之類,但確已帶有一定的“美文”色彩,情感充沛,文筆細致,語句靈活,辭采斐然。文中將新舊女性的兩種生活對照寫來,娓娓而談,曲盡其妙。

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兒,扎的、鑲的,戴著;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著;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搽抹著。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著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氣虐兒是悶悶的受著,淚珠是常常的滴著,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為人一世,曾受著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唉!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呢?如今女學堂也多了,女工藝也興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嗎?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來呢,可使家業興隆;二來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歸來得家族的歡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攜手同游,姊妹聯袂而語;反目口角的事,都沒有了。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譽,或為偉大的功業,中外稱揚,通國敬慕。這樣美麗文明的世界,你說好不好?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于牛馬奴隸的生涯,不思自拔么?

這兩段文字一則曼聲細語,一則揚眉吐氣。“足兒纏得小小的”與“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兩層,多重鋪排,著力白描,十分傳神;“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歸來得家族的歡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攜手同游,姊妹聯袂而語”、“中外稱揚,通國敬慕”等處,排比對偶而使人不覺,確為俗而能雅。新文學健將郭沫若曾于1942年著文贊嘆秋瑾的這篇白話文“相當巧妙”,并說“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說是很新鮮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還是沒有失掉它的新鮮味。”這充分說明了秋瑾的優秀白話文不獨有著深刻的思想性,還有著長久的藝術生命力。

與這篇優秀白話文同時刊出的《中國女報發刊辭》,則為梁啟超式的“新文體”,深得梁文之神髓,寫來豪情激越,辭采壯麗。同時刊布的譯著《看護學教程》,文體則比“新文體”更趨平易淺俗,已經是一種淺近文言,或徑直為徒有文言文格套的準白話文了。此作雖無文學色彩,但在白話文學和白話翻譯尚未興盛的當時,自有一種文本價值。

秋瑾短暫的生命歷程,只有30余年。但她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業績,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一面不朽旗幟,而且還在文學領域充分展現了杰出的才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留下了豐富多樣的作品,成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女文學家。特別是她留學日本以來的后期創作實踐和文學活動,正處于資產階級改良派文學及其文學革新運動漸次消歇和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及其文學事業尚未鼎盛的重要歷史關頭。秋瑾文學革新的理論與實踐,對于前者是一種繼續和深化;對于后者,則具有啟示和引導作用。秋瑾死后十年,五四文學革命高歌猛進,秋瑾的文學革新,正是一種前奏。

要之,生活于“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知識,并非取文言而代之”的特定歷史階段和文學環境中的秋瑾及其白話文理論與實踐,已經取得了可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并代表著近代散文發展的正確方向。

[注釋]

①引自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②⑧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