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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春秋戰國以后中國哲學思想另一個繁榮的時代。理學是宋代哲學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晉以來，傳統儒學不斷受到來自玄學、佛教的挑戰；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為當時主導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學家便在吸收佛、道兩家的思想的基礎上，對古典儒學作了新的詮釋、發展和重建，創立了理學。理學在宋代也稱“道學”，近代以來則稱為“新儒學”。理學的基本特點是把儒家的價值理念本體化，并貫穿至心性理論和為學功夫。理學作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對民眾生活有其引導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禮》對宋代社會觀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當的影響。南宋晚期，理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自此支配中國文化數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代，宋太祖立國后，為了避免北宋成為五代之后第六個短命王朝，積極推行“重文輕武”政策，防止軍人奪權或割據。而讀書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過科舉考試，也就進身士大夫階層，獲得較高的社會及政治地位，于是棄武習文成為社會風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興辦各級官學，帶動了重視教育的社會風氣。但人口的增長和官府財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會需求遠不能滿足，于是私人興辦的講學書院應運而發展起來。同時，書院作為與官學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與理學發展結下了不解之緣。理學家批評科舉與官學教育只引導學子追求功名利祿，他們大興書院講學之風，以書院為宣傳理學的基地，從而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導致了南宋書院的鼎盛。南宋的書院幾乎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的主要教育機構。

書院，最早見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辦的書院只是藏書與修書的場所。宋初有六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潭州的岳麓書院、河南應天府的睢陽書院、河南登豐的嵩陽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以及江寧茅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創建于宋開寶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興學講授；紹熙五年（1194），朱熹又復興岳麓書院，積極講學，對當時書院的發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為白鹿洞書院擬定的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規范，為書院的制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朱熹知南康軍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時，在岳麓書院講學授徒，雖為時僅兩月，但影響極大。由此可見理學家對書院建設的重要推動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縣官學興起，書院的發展一度消沉，據不完全統計，北宋時期建立的書院，約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學大師書院講學的影響下，僅江西的書院便達160余所。有人根據各省方志統計，兩宋書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華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來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也見證了中國歷史和文化變遷的新階段。北宋文學的古文運動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發展是理學，它特別重視古典儒家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釋和發展，并最后由朱熹把這四種著作合編為《四書》的新經典體系。理學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彌補和發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環節，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應對佛道的挑戰，故理學的興起標志著唐代以來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結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也是理學的創立者。南宋時期，朱熹繼承了程顥、程頤“洛學”，又吸收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等理學學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學之大成，形成了“理學”的主流；陸九淵則建立了“心學”的體系，也有很大影響。宋代所開創的理學，后來成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導地位的學術體系，構成了11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發展。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太極圖》的解說，這是一個寫意圖，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無極而為太極”的最原始的本體狀態；第二個圈是坎離二卦的交合圖式，表示陽動陰靜，也就是陰陽二氣的分化；第三個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個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類的產生；第五個圈表示萬物化生。此圖從總體上顯示了“太極”產生世界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