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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文學研究”的性質及與“跨學科研究”的區別

我們所說的“超文學”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學研究中，超越文學自身的范疇，以文學與相關知識領域的交叉處為切入點，來研究某種文學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它與比較文學的其它方法的區別，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較文學是在文學范疇內進行，而“超文學研究”是文學與“外來文化”的關系的研究

這里所說的“超文學研究”與已有的大量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著作中所說的“跨學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學科研究”呢？我國現有各種比較文學學科著作對“跨學科研究”的解說，大都全盤接受了美國學派所倡導的“跨學科研究”的主張，認為“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組成部分。通常的解釋是：“跨學科研究包括文學與其它藝術門類之間的關系研究，文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不過，我們在認可“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須解答這樣的問題：第一，“跨學科研究”是所有科學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學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學科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還是文學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較文學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對于第一個問題，眾所周知，“跨學科研究”是當今各門學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學研究的專屬?？茖W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學”，分科就是一種分析，然而光分析還不行，還要“綜合”，而“跨學科”就是一種綜合。自然科學中的數、理、化、生物、醫學等學科的研究，往往必須“跨學科”，以至產生了“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新的跨學科的交叉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歷史哲學”、“宗教心理學”這樣的跨學科的交叉學科。在許多情況下，需要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自然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才能解決一個問題。如我國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斷代研究”的課題，就是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數學、物理學、化學、文藝學等跨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攻關的結果。

對于第二個問題，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學科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較文學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拔膶W是人學”，一切由人所創造的學問，都與文學有密切的關聯，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學勢必要“跨進”這些學科。例如，我國讀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創作的評價。恩格斯從經濟學、統計學看問題，這就使文學與經濟發生了關系；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談到了巴爾扎克與傳統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的態度，這就使文學與社會學發生了關系；又談到巴爾扎克對法國風俗史的描繪，這就使文學與歷史學發生了關系。可見，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勢必會不斷地涉及到純文學之外的各種學科——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然而，雖然恩格斯評論巴爾扎克的時候跨了學科，我們也決不能把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論視為“比較文學”。再如，我國研究《紅樓夢》的“紅學”，王國維的研究角度是叔本華的悲劇哲學，俞平伯等“索隱派”用的是歷史考據學的角度與方法，等人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現在更有很多人從宗教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與佛教、道教的關系，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之“夢”及人物的變態心理，從性學角度研究男女兩性關系，從醫學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藥方，從政治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與宮廷政治，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中的經濟問題，從語言學角度使用計算機統計《紅樓夢》中的用字用詞規律?！都t樓夢》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是“跨學科”的。然而，我們可以因為紅學研究都跨了學科，就把“紅學”劃歸到比較文學學科中來嗎？當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學研究經驗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一旦提筆寫文章，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跨學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學科”。對文學研究來說，最容易“跨”的，是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歷史學等。有很多文學研究的文章，仔細分析起來，就跨了許多的學科。前些年文學研究和評論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觀照作品，其實質就是提倡用“跨學科”的廣闊視野來研究文學現象，而不能一味膠著于某一學科的視角?？梢?，如果我們單從“跨學科”來看問題，則大部分文學評論、文學研究的論著和文章，特別是有一定深度的論著和文章，都是“跨學科”的，然而，我們能把這些文章都視為“比較文學”的成果嗎？都視為比較文學研究嗎？當然不能！文學研究，除了純形式的文本研究（像當代英美有些“新批評”理論家所做的那樣，盡管純粹的形式的、純文本的研究極難做到“純粹”）之外，即使純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學科的——從文學“跨”到了語言學，更不必說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梢?，“跨學科”是文學評論的文學研究中的共同途徑和方法。文學與其它學科的這種“跨學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學科，如“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文藝美學”、“文學史料學”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贊成把“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或“文藝美學”等看成是“比較文學”，盡管它們是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因此，我們在學科理論上必須明確：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必須是同時又是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較文學，才是我們所說的“超文學”的研究；單單“跨學科”不是比較文學。例如，在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中，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學、基督教與中國文學、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因為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對于中國來說，是外來的宗教，這樣的跨學科研究同時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屬于比較文學研究；而關于中國本土宗教道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的研究，還有某一國家的政治與該國家的文學的關系研究，某一國家的內部戰爭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等，都不是我們所說的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這種研究沒有跨文化、跨國界、跨民族，這只是一般的跨學科研究，而不屬于真正的比較文學研究。在這里，“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國界”應該是比較文學學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換言之，有些“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屬于比較文學——當這種研究是“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時候；而另一些“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則不一定是比較文學——當這種研究沒有“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時候。總之，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是將某些國際性、世界性的社會事件、歷史現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經濟、軍事（戰爭）、宗教哲學思想等，作為研究文學的角度、切入點或參照系，來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國家的文學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里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與文學相關的有關社會文化現象或學科領域的“國際性”。

可見，我們不使用“跨學科”或“科際整合”這樣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學”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茍同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盡管這種看法已經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學”這一概念，有助于對漫無邊際的“跨學科”而導致的比較文學學科無所不包的膨脹和邊界失控加以約束。它可以提醒人們：“跨學科研究”是所有科學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跨學科”研究等同于“比較文學”。

二、“超文學研究”的方法及適用范圍

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教材和專著，絕大部分都在“跨學科研究”的專章中，列專節分別論述文學與其它藝術、文學與哲學、與歷史學、與心理學、與宗教、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誠然，搞清這些學科之間的關系對于跨學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這些只是文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學科研究的原理層面上的東西，還不是我們所指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方法，不是總體地描述文學與其它學科的一般關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圍內，從具體的問題出發，研究有關國際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經濟形勢、軍事與戰爭、哲學與宗教思想等，與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文學、甚或全球文學的關系?！俺膶W”的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確定自己的適用范圍的。

同“跨學科”的研究相比，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方法的范圍是有限定的，有條件的。與文學相對的被比較的另一方，必須是“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這是比較文學“超文學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礎。什么是“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呢？“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謂“學科”。“學科”本身是抽象的、人為劃分的東西，“學科”是科學研究的范圍與對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課題本身。而“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可以被劃到某一學科內，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中，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東西。例如，對文學影響甚大的弗洛伊德主義，可以劃歸“心理學”或“哲學”學科，但弗洛伊德主義作為“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學學科”或“哲學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們所說的與文學關系密切的“國際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劃到“軍事”學科，但它顯然不等于“軍事”學科。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這種具體的“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它們不是被圈定的學科，而是在一定的時空內有傳播力、有影響力的國際性的思潮與事件。這些思潮和事件大體包括政治思潮、經濟形勢、跨國戰爭、宗教信仰、哲學美學思潮等。在這樣的界定中，自然科學作為一個學科與文學學科的關系，不在“超文學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之內。而與自然科學有關的、具有傳播力的國際性思潮，如唯科學主義思潮與文學的關系等，則屬于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范圍。

例如，在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研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所謂“紅色三十年代”的共產主義政治思想對歐美文學、對亞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那時，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極大地改變了那個時代世紀文學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從歐洲、俄蘇發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鮮、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并影響到文學，形成了文學史上所說的頗具聲勢的“無產階級文學”。同樣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的“”運動，不僅對國際政治本身產生了影響，而且對于不少國家的文學也產生了影響。在美國、在英法等歐洲國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國家，都出現了呼應中國的“”的“文學作品”，出現了規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學”，出現了歌頌的詩歌；相反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反對中國“”的文學作品。另外，雖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沒有國際性的影響，但對比較文學而言也有價值。如，二十世紀后半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了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歌功頌德的文學，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進行超文學的比較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謂“冷戰”時期，在某些敵對國家出現了具有強烈冷戰色彩的文學，如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國家的“反美”文學，中國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現的“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學，作為政治與文學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都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但是，上述提到的這些課題，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國，艾曉明博士的博士論文《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與國際共產主義政治及國際左翼文學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則基本是空白。

在國際經濟形勢與文學的“超文學”比較文學研究中，也存在著許多誘人的研究課題。例如，歷史上的經濟活動、商業活動對文學的影響，商人在文學的國際傳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絲綢之路”是聞名的連接東西方重要的國際商業、經濟通道，“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動對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對中東地區乃至古羅馬帝國文學有何影響？是人們感興趣的問題。而描述“絲綢之路”的各國文學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統研究。在古代文學中，反映經濟活動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為主角，以商業活動為題材，我國阿拉伯文學專家郅溥浩先生在其專著《神話與現實——〈一千零一夜〉論》[2]中，有一專節，從國際商貿的角度，對《辛伯達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獨到的分析，并把它與中國的“三言二拍”中的有關作品做了比較，是經濟與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紀的作家井原西鶴的作品中，有一類小說稱為“町人物”，即經濟小說，筆者曾在《井原西鶴市井文學初論》[3]中，以當時的東西方經濟狀況為大背景，對他的經濟小說作了分析。到了現代社會，經濟與文學的“聯姻”現象越來越突出，例如法國十九世紀大作家巴爾扎克，被英國作家毛姆稱為“認識日常生活中經濟重要性的第一個作家”（毛姆《巴爾扎克及其〈高老頭〉》）；馬克思也認為巴爾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經濟材料，比那些職業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還要多。在現代世界中，經濟的全球化對各國文學的影響，越來越成為全球化的文化現象。如1929年的那場世界經濟危機就在中國文學中留下了印記，茅盾、葉圣陶、葉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寫作的反映農村凋敝商人破產的作品，都以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作為大背景。九十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對我國的港臺地區的文學，產生了一定影響。七十年代以來，在日本文學中產生了“經濟小說”、企業商戰文學這種類型，并影響到了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的文學?？磥恚唐方洕c文學活動、文學作品的商品化等問題，已經成為比較文學“超學科”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文學與戰爭、與軍事的關系，歷來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學的史詩，是以描寫部族之間、民族之間的血腥戰爭為基本特征的?？梢哉f，沒有戰爭，就沒有史詩，而這些戰爭往往是“跨民族”的、沒有國界的戰爭。到了現代，除了一個國家的內戰之外，所有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或國際集團與國際集團之間的戰爭，因此，戰爭本身往往就是“跨國界”的人類行為，戰爭對文學的影響也往往是跨越國界的影響。從戰爭、軍事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現象，很多情況下就是揭示戰爭與文學關系的“超文學研究”。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兩次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對作家的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刺激是空前的?？梢哉f，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二十世紀“戰爭文學”的繁榮。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戰為背景、為題材、為主題的“戰爭文學”，就必須立足于戰爭與文學的關系，在“戰爭”與“文學”之間，在不同的交戰國之間，找到獨特的契合點、交叉點和問題點。一方面，研究戰爭及戰爭史的學者，應該重視并充分利用“戰爭文學”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視戰爭文學所特有的對戰爭的形象、細致的描寫，以補充戰爭史文獻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學的學者，面對戰爭文學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審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與技巧的分析等純文學層面，而必須研究戰爭與作家的立場與觀點，例如作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人道主義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義思想，作家的好戰態度與反戰態度；必須研究戰爭與作品的人物形象，戰爭與作品中的人性、戰爭與審美、戰爭與文學的價值判斷等問題。但是，在目前的文學研究中乃至比較文學研究中，關于戰爭文學的“超文學”的研究，還很少見，還沒有被展開。筆者的《“筆部隊”與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4]一書，是戰爭與文學的“超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嘗試；倪樂雄的專題論文集《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5]中的有關論文，如《武亦載道——兼談儒文化與戰爭文學》？〈詩經〉與〈伊利亞特〉戰爭審美背景與特征之比較》等，從中外文化比較的開闊視野，成功地展開了中外戰爭文學的比較研究。但是，迄今為止的大多數研究戰爭文學的論文和著作，還都局限于“戰爭題材”本身，局限在國別文學內部。這種研究也有戰爭與文學的“跨學科”意識，但是，卻往往沒有把視野進一步擴大為跨國界的、跨文化的廣度，因而它還只是一般的“跨學科”的研究，還不是真正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另一方面，將反法西斯主義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進行總體的比較的研究，就很切合戰爭與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途徑；同樣，對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法西斯主義文學的研究，也必須具有跨國界的世界文學的總體眼光。對中國的抗日文學的研究，僅僅站在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內部還不夠，還必須有自覺的中日文化的比較意識，必須將中國的抗日文學與日本侵華文學置于一個特定的范圍，進行必要的對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國際傳播性的一種文化現象。文學與國際性的宗教的“超文學”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與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共生的關系。這種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立足點。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學，所謂“在宗教中看文學”，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尋找和發現宗教如何借助文學，如何通過文學來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學作品，亦簡稱“宗教文學”。如起源于印度、流傳于亞洲廣大地區的佛教文學，包括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等；起源于猶太民族，而流傳于全世界的圣經故事、圣經詩歌等。其二，是在文學中看宗教。所謂“在文學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學，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響，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來構思作品、描寫人物、表達情感和思想。這兩種不同立足點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來的宗教文化如何影響和作用于文學。在以往的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與外來宗教的比較研究受到了重視，涌現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國，關于印度傳來的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的研究，已經相當廣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就陸續有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許地山、季羨林、趙國華、孫昌武、譚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學對于激發中國作家的想象力，對于志怪小說、神魔小說的形成，對于漢語聲韻的發現及詩歌韻律的完善與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經的翻譯，對于大量印度民間故事傳入中國，對于引進和豐富中國語言中的詞匯、語法，對于文言文體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關于基督教與中國文學‘特別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光這個課題的博士論文，就出版了五六種。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特別是與我國的回族和維吾爾族等西北部少數民族文學，也有深刻的聯系。近來面世的馬麗蓉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6]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具有開拓性。

哲學與文學的關系也特別的緊密。外來哲學思想對某一本土文學的影響和滲透，可以改變本土作家的世界觀，可以影響作家對世界、對人生及文藝的認識角度與方法，從而使作家的創作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在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的研究中，外來哲學思想與某一本土文學的關系，有大量的課題需要研究。如，在東亞文化區域中，中國的哲學思想曾影響到了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中國的老莊哲學的自然、無為的觀念和儒家哲學中的忠孝觀念等，對日本歷代文學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晚明時期的“實學派”的哲學思想影響到了朝鮮，使朝鮮產生了“實學派”文學。對阿拉伯文學造成很大影響的“蘇菲主義”神秘哲學，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學和歐洲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影響。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思潮對東方文學的影響特別明顯。如尼采的“權力意志”及“超人哲學”，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哲學等，在東方文學中，或引發了相關的文學思潮，或出現了相關的文學流派，或出現了表現相關哲學思想的作品，或促進了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的變革。應該說，二十世紀東方各國的先鋒派的文學，無一不同西方的哲學思潮有關，換言之，外來哲學思潮是東方現代文學發展嬗變的重要的外部推動力之一。

看來，作為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學研究”在謹慎規定自身的同時，也可以在許多豐富的、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參考文獻】

[1]艾曉明《中國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

[2]郅薄浩《神話與現實——〈一千零一夜〉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3]王向遠《井原西鶴市井文學初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增刊

[4]王向遠《“筆部隊”與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5]倪樂雄《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6]馬麗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