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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來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

一、尹灣漢簡：1993年，在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縣尹灣六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簡牘，內容涉及西漢末年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近年來，有關此方面的論文不斷問世。199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連云港市博物館與中國文物研究所合編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一書。其中所收錄的27篇論文，著重于對簡牘內容的綜合研究，包括對簡牘所見上計、行政建制、官吏除遷、鹽鐵生產、兵器管理及漢賦等的論證考述。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該書同時還收錄了對尹灣漢墓出土文物進行研究的文章。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有關于此的文章散見于其它雜志。《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發表了高大倫的《尹灣漢墓木牘〈集簿〉中戶口統計資料研究》一文，對《集簿》中所列戶口資料提出了疑問。作者參照現代人口學理論，從"戶口及戶與口的比例"、"獲流"、"人口性別比"、"老年、少兒人口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的問題"、"老齡化問題"六個方面對《集簿》進行了考察，發現東海郡女性人口偏多、老年人口偏多。作者認為這當是與漢代賦稅義務有關。因為按規定，服各種勞役、兵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因此，在戶籍統計中向上級多報女性人口、老年人口的做法就可以達到隱瞞丁口數目，以逃避服役或貪污稅賦款的目的。《集簿》中虛報戶口的問題反映出西漢中期以后，國家控制力減弱，官場腐敗開始表面化。一般來說，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因屬第一手資料，容易被研究者認為是真實可信的。該文的可貴之處在于，作者既不輕信其中的統計數字，又能從虛假的數字之中發現真實存在的問題。

《許昌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發表了朱紹侯的題為《<尹灣漢墓簡牘>解決了漢代官制中幾個疑難問題》的文章。他認為尹灣漢簡的出土解決了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以下幾個問題：1，確定了鄉里與亭郵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系統的機構。2，可以確定"三老"是榮譽頭銜，而不是在編鄉官，更不是鄉官中的第一把手。3，理清了國與邑的機構建制和吏員編制。還說明了漢代地方鹽鐵官，屬于與縣平級的獨立機構。《史學月刊》1999年第3期還發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尹灣漢墓簡牘>是東海郡非常時期的檔案資料》，作者根據《尹灣漢墓簡牘》所記，發現了一些反常現象，如：東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東海郡有12個小縣也設有兩個縣尉、東海郡的官職提升多與鎮壓山陽鐵官蘇令暴動有關、東海郡武庫儲存有過量兵器等，從而得出《尹灣漢墓簡牘》是東海郡非常時期的檔案文獻的結論。

二、民族史及中外關系史：《歷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載了王素的《沮渠氏北涼建置年號規律新探》，該文所談的的北涼是指河西沮渠氏北涼和高昌沮渠氏北涼兩個政權。前者為所謂的五胡十六國之一，后者為前者的流亡政權。這兩個政權四位統治者所建年號，或者與出土文獻不合，或者為傳世文獻漏略，曾經引起很大爭議，國內外研究成果甚多。有的研究者因為沮渠氏北涼在自建年號之外，還曾奉用過大夏真興、承陽兩年號及北魏緣禾、太緣兩年號，所以認為北涼使用了兩套年號。也的研究者發現了北涼自建年號的規律，如以下依時間順序排列的三組六個年號：玄始-承玄，義和-承和，建平-承平，顯然有規律，"承"均可作繼承解釋。王素發現在這三組年號中都有中斷，如玄始、承玄間中斷了5年，義和承和間中斷了5年，建平、承平間中斷了3年。作者發現前兩次中斷都是因為其間采用了大夏的真興、承陽兩個年號或北魏的緣禾、太緣兩個年號，第三次中斷則是因為河西沮渠氏北涼滅亡。由此作者得出了新的認識：北涼自建年號中所用的"承"字并不僅僅是繼承之意，更主要的是為了抹去自身曾臣屬大夏、北魏的喪權辱國的歷史，抹去其間曾經國破家亡的歷史。該文的新貢獻不僅在于澄清了在北涼年號問題上的混亂認識，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們注意年號設置中所蘊含的政治文化涵義。1998年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黎虎所著《漢唐外交制度史》。全書50萬字，共三編，上編為漢代外交制度，中編為魏晉南北朝外交制度，下編為唐代外交制度，分別從外交決策制度、外交專職機構、外交關涉機構三方面對上述三個時期的外交決策制度進行了研究。作者在具體討論之前，首先對中國古代外交發展史的發展階段做了劃分：第一，先秦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國本土范圍內進行的。第二，漢唐時期，其主要特點是打開了通往世界的道路，進入了與域外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新階段；第三，宋元明清時期，其主要特點是盛極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轉化。在這個大背景下，作者進而又對漢唐外交與此前的外交做了進一步的對比，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外交主要是配合兼并戰爭的一種權宜之計，還沒有成為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漢唐時期，外交的巨大發展，促進了外交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主管外交的機構，已逐步發展為國家政權機構的重要部門之一。作者還指出，在中國古代，最初外交管理是附屬于民族與封建事務的，形成民族、外交與封建事務三者混通、合一的管理體制。漢唐時期，它才逐步從民族、封建事務的附庸地位中擺脫出來。就漢唐間外交史的演變而言，作者著重對決策體制進行了研究，指出，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決策體制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一定程度的無序性。基本上是以皇帝決策與公卿百官決策為主的兩級決策體制，而到了唐代則發展演變為以御前決策、宰相決策與百官決策為主的三級決策體制。其中宰相決策逐漸成為獨立決策層次并日益占居重要地位。從而在皇帝和百官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常設決策班子。此外，作者還就外交決策與執行之分離、外交政令與外交事務之分離、主管機構與關涉機構關系之協調、地方外交管理體制諸方面做了深入探討。關于中國古代外交史，以往的研究極少，該書的工作具有開創性。這方面還有一些工作要做，比如外交思想、外交與中外文化的關系、不同時期外交戰略的異同及得失等等。該書的出版無疑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個扎實的基礎。

三、政治史、政治制度史：陳爽所著《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一書1998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除導言外，共分七章：前兩章為《從"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門閥體制確立的歷史背景》及《"四姓辨疑：北朝門閥體制的確立過程及其歷史意義》。這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以下依次為對北魏世家大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及《關東風俗傳》所見諸豪族的個案性研究。最后一章為綜論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意在總結全書。在世家大族問題的研究上，多年來學界對東晉南朝士族發展脈絡的把握顯得更為清晰和準確，而對北朝士族的理解和認識則相對模糊和籠統。本書細致分析北朝士族發展，新意頗多。在研究北朝士族問題時，通常的做法是就士族論士族，鮮卑貴族及皇權的存在只是一個一般性的背景，而本書則不是這樣，作者對鮮卑貴族、皇權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指出：北魏前期的政治體制具有許多原始部落制和軍事民主制的特點，鮮卑貴族以封君為法律保障，享有政治和經濟上的世襲特權，并在王位繼承、軍事征討等軍國大政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王權處在貴族的包圍之中。以后北魏政局發展的基本趨勢是，皇權逐漸擺脫貴族的控制而確立自身獨立的權威，并轉而限制貴族的特權。這一轉變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中間階段，即首先確立了拓跋宗室高于異姓諸王公的獨尊地位，以宗室力量拱衛皇權。作者進而又指出，由于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皇權，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權中的顯達必須以獲得皇權的承認以及對皇權過分緊密的依賴為代價，因而使自己在復雜的政治紛爭與社會變亂中失去必要的緩沖。此外，關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勢力問題，通常都認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遠遠強于南朝世族。但是作者卻發現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祿制和三長制的實施為標志，北魏世家大族的主要經濟來源以及王朝的社會基層組織都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雙家制"的中心開始由鄉里轉向都邑，宗族失去了穩固的核心，對其成員的約束和控制能力明顯減弱，逐漸演化為一個個松散的同姓聚合體。關于北魏"定四海士族"時涉及到的"四姓"問題，歷來說法不一，已故唐長孺先生對此問題有所推動，但是也沒有最終解決。作者仔細考辨，認定四姓是指崔、盧、鄭、王。這是在具體問題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概括地說，本書的新貢獻最主要地在于以下兩點：第一，探明了北朝士族與南朝士族在政治上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北朝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皇權。第二，梳理清楚了北朝皇權發展的基本線索，即：貴族→宗王→皇權。第二方面的貢獻雖不是該書的重點，但意義尤大，因為以往的研究者沒有注意到這一線索，思維總是被局限在鮮卑族如何由前封建制向封建制過渡這個框架內。

《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刊載了閻步克《論漢代祿秩之從屬于職位》一文。文章指出，漢代以祿秩標志官員等級。如果從品位與職位的視角加以觀照，祿秩等級便顯示出了一個重要特點：它是從屬于職位的，從而有異于先秦的卿大夫爵制與南北朝隋唐的散階制。在爵制和散階制下，官員個人的品位與官職的品級是分離的；但在祿秩制度下，有其職方有其秩，居其職即從其秩。文章從無罪過一度離職時的再仕、從"故公"與"故二千石"的任用，從增秩貶秩問題等方面加以考察，認為漢代祿秩大致上還未構成從屬于個人的品位。文章引入了現代文官制度中的職位分類與品位分類的概念，從而為研究古代文官等級制提供了一個便利的分析工具，文中論證方法也多有巧妙之處。

四、思想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還出版了侯旭東所著《

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一書。全書除緒論及結論之外，分為三篇，上篇：《佛教流行北方社會的歷史背景》，中篇：《造像記所見民眾信仰研究》，下篇：《民眾佛教修持方式的特點與佛教信仰的社會影響》。通過大量的統計排比，作者發現，當時普通民眾中流行著多種崇拜對象。觀念上對民眾觸動最大的是六道輪回說。雖然大乘佛教的"眾生"觀念深入人心，不過信奉這一觀念并沒有改變信徒"家庭"本位的固有觀念。總體上看，一般信徒的佛教信仰不成體系。所接受的佛教諸觀念間也多未形成具有內在邏輯性的整體，他們所膜拜的尊像與認同的佛教觀念間多半不具備教義上的關聯。這些固然反映出他們對佛教認識水準不高，但亦說明他們對佛教的接受是經過了個人主觀的篩選與組合，并不是簡單的全盤收入，體現了一定的主動性。在追求上，由造像記中所展示的種種祈愿看，奉法后信徒的人生取向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重大變化。兩漢時期占據人們頭腦核心的現世的追求，如長壽、富貴、子孫繁茂、仕宦速進等已弱化，傳統對死亡的懼怕、排斥態度也一變為正視死亡，乃至超越死亡去追求來生的幸福。與佛教、特別是與個人死后來生有關的問題上升為人們注意的中心。在本土化與外來文化關系上，作者指出，佛教東漸時，也受到本土文化的牽制。民眾無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往往據已有之觀念去理解佛教的教義，并以己之好惡去選擇、接受教義，編織自己的信仰。這樣，原本系統的教義就被改造成了與之相去甚遠的實際信仰。這些新的發現頗具啟迪意義。該書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下兩點。第一，以往對于宗教史的研究多局限于對上層精英社會的宗教理論、宗教實踐的研究，而本書作者則傾其全力，關注下層社會普通民眾的佛教信仰，這對于理解一個時代的風貌是至關重要的。第二，作者在書中利用了大量的造像記資料。造像記是指當時人們刻在各種類型的佛教造像上的銘文。這批資料的可貴之處首先在于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當事人主觀心愿與認識的直接與真實的吐露，非如文獻記載要經過文人的過濾與轉述，因而真實地向后人展示了這一時期人們信仰與思想的某些側面。此外，參與造像的絕大多數人名不見經傳，屬下層社會。這恰好彌補了現存文獻對下層社會記載的不足。過去研究者對造像記的使用，多是用來印證個別史實，是一種補史模式，而本書作者卻是將造像記置于相對獨立的地位加以考察，所關注的是造像記與傳統史籍在整體上的呼應，這在研究方法上屬突破之舉。《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發表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十六國北朝時期戰亂與佛教發展關系新考》。學界以往大多泛泛認為戰亂與佛教昌盛，乃至造像記發達有密切的聯系。作者從微觀的層面，以十六國北朝為例加以探究，強調當時普通百姓因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較小的區域范圍內，且又缺乏象今日這樣發達的傳播媒體，所以獲取較遠地區的信息并不容易，非身在戰區，知道戰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作者列舉了一個頗為有趣的例證，《北齊書》記載了天平三年（536）9月13日、18日發生的兩次戰亂，但出自戰亂附近地區的27日的造像記中卻全然是一派太平氣象。造像記多數祈愿是關于死者來世的幸福歸宿、國家的興盛、家庭的富足、幸福、家人的長壽。1600余種造像記中提到希望四海寧晏、休兵偃甲的僅58例。這說明安寧并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問題，他們并沒有感受到多少戰亂的威脅。因此對戰亂與佛教昌盛的關系不能估計過高。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否正確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其思考方式卻是頗有新意的。近年來時常可以見到根據今天社會所關注的問題來尋找歷史研究課題的做法，比如關于古代的旅游業、古代的職業教育諸方面的文章就是顯例。這些作者大多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這就是古代社會在許多方面呈現出的特點其實恰好和現代社會完全相反。不注意此點，強行比附，這是造成大量膚淺的應時之作問世的重要原因。

《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發表了閻步克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質文論》。作者指出，"質"與"文"概念，在戰國秦漢間曾被用于論說原始與文明的差別，文明與進化被描述為一個由"質"而"文"的過程。魏晉以來，人們仍在各個方面廣泛地使用這一對概念。但在涉及具體問題時，對概念的理解又時有不同，比如儒學之士與玄學名士雖然都在使用這一概念，但儒學之士以經術名教為"質"，斥清談放誕為"華言繁文"；而玄學名士則以禮法名教為"文"，以合于自然的任情而動為"質"。該文就其本身而言，羅列表面材料過多，深入分析不夠；但是其就研究視角而言，該文又具有積極意義。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對古人所用概念多有關注，而歷史研究者在此方面似有所不足。事實上，不同時代人們所使用的概念常有不同，對同一概念也常常賦予不同的含義。從這個視角來看思想、社會的變化，有助于準確地理解歷史的發展進程，有助于避免以今人之觀念強加于古人的非歷史主義的研究傾向。

本年內出版的《文史》第47輯發表了胡寶國的《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發表了劉大祥的《漢代游學之風》一文。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遺憾的是，文中多為一般性描述，但作者意識到游學的風氣有助于在經學領域內突破家法、師法的限制，有助于突破今古文經學的界限，這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其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刊載了朱玲玲的文章：《從郭璞<山海經圖贊>說<山海經>"圖"的性質》。東晉陶淵明曾有詩句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南宋以來許多人以為"圖"即地圖。該文認為《山海經》圖當出現于東漢到東晉時期，《山海經》雖是地理著作，但其中雜有大量的神仙故事。從郭璞就《山海經》圖所著的贊詩看，此圖只是描繪《山海經》中的神祇、怪獸、奇草異木、山水等，而不是地圖。該文入手角度頗有新意，結論可信。

黃金鑄《六朝嶺南政區城市發展與區域開發》一文發表在《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作者指出六朝時期嶺南政區城市獲得了高速發展，城市由三國吳時的7個增加到陳代的89個，已占據了陳朝全部兩級政區城市數（154）的57.79%。就此而言，南朝陳政權已有半壁以上江山倚重于嶺南了。伴隨著城市的發展，嶺南地區在人口、經濟、交通、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相應的長足發展和進步。正是在此基礎上，陳霸先得以乘勢而起，迅速建立以嶺南為核心的陳朝政權。多年以前陳寅恪曾指出，陳霸先的崛起為南朝政局之一大變動，而后田余慶就此發揮，以為這必定是由于江南腹地的經濟有了大的發展。該文可以理解為對上述觀點的具體論證。

通常以為秦漢以降，賓客地位逐漸下降，甚至與佃客相等，與奴、僮合流，被稱為奴客、僮客，再也沒有如同戰國時代那樣超然如賓友的地位。張敏《東晉南朝賓客述論》（《許昌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則認為，先秦時代業已形成的賓客階層在東晉南朝時期仍然存在。賓客、佃客、奴客都稱"客"，這是造成混亂的原因。

據不完全統計，一年來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的論文有200多篇，但如上所介紹的真正有新意的卻寥寥無幾，陳陳相因之作仍一如既往地充斥于各種期刊雜志。從總的方面看，研究水平比過去沒有明顯的提高。就取得的進展而言，秦漢史的進展主要表現在對尹灣漢簡的研究上；魏晉南北朝史的進展主要表現在對北朝史的研究上，其他方面仍有待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