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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的80年代初以來，國內的美國文學研究界率先與國外接軌，對在美國流行的文學批評的各種新思潮、新理論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進和審視，從新批評、現象學批評到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從讀者反應批評(接受美學)到符號學、闡釋學、敘述學——這里面當然又包含了神話原型的批評、女權/女性主義的批評、精神分析學的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緊接著是鋪天蓋地的后現代主義，然后又是熱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后者不僅把早先的女性主義、少數族裔批評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批評。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戰后美國文學所涉及的所有理論問題，幾乎都被我們審視了一遍。這些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對于解放我們的思想，改變過去那種以意識形態劃線為指歸的簡單化的文學認識，對于更新我們的批評觀念，拓展和深化我們的文學視野，起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從90年代末開始，盡管國外重要理論流派的翻譯出版仍在繼續，然而理論研究的總體勢頭卻明顯大不如前，國內一些研究學刊雖然仍不斷在刊發理論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這些文章的大多數可以說只停留在對于七八十年代所關注的理論問題的轉述上，很少看到對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的開拓和深入的探討。這樣一種幾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復的局面其實已經延續了相當長一個時期，卻沒有引起我們理論界的足夠重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從事國外思潮追蹤研究的學者，往往只是盯著自己所熟悉的幾位理論明星不放，而對那邊的學術狀況缺少一種整體的和遞進的把握。國內為數可觀的理論研究論文的引述只局限于有數的幾位理論家最經常被提及的幾部(篇)論著，而很少有對他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引述即為明證。其實，美國學界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應該說早已經過去，那里反對理論或對理論進行質疑的聲音不僅早就存在，而且越來越響，現在甚至還帶上了一種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對以“解構”為代表的“理論”和以“政治正確”(PC)為代表的政治化傾向的清算，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年理論的膨脹以及這些新潮理論所加深的一種懷疑主義的氛圍，導致了文學的衰落和整個美國人文教育的滑坡。美國理論界的這樣一種聲音，在我們的理論研究界則似乎很少聽到。而對于這樣一派意見的了解，不僅對于正確地把握美國思想理論界的現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對于我們自身理論研究的健康發展，無疑也會提供非常有益的啟迪。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是美國最大的人文學科學會，國內外會員達三萬多人，該學會會刊《現代語文學會集刊》向來是美國學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然而，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開辟了一個題為“為什么主修文學——我們將告訴學生什么?”的筆談專欄，12位大學教授就這一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注：Publicationof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PMLA),Vol.117,No.3,May2002.)。“為什么主修文學?”這一提問本身顯然已認定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在選定自己專業的問題上對主修文學產生了懷疑。而提問的下半部分——“我們將告訴學生什么?”則說明教師們在這個問題上也困惑重重。首篇筆談由杜克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主任貝爾(DavidF.Bell)教授撰寫，他在文中列舉的他所在學校中的教師、學生對待文學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最近，我的一個同事在樓道里碰到我，她對我說她非常高興，因為她即將停止她講授文學課的學術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時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訴我，他實在想象不出除了搞文化研究外，還有別的什么場合可以教文學——換句話說，文學文本就是最大限度地用來說明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的或理論的主題，與其他文化表述沒什么兩樣。難怪現在的本科生對主修文學表現出日益遞減的興趣。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進入大學以后，比起過去一茬一茬的學生來，他們對學文學的興趣要小多了，因為他們入學后所遇到的老師，在不少情況下都是對文學文本沒有興趣或充滿懷疑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當然就越來越沒勁了。(注：DavidF.Bell,“AMoratoriumonSuspicion?”Publicationof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2002,pp.487-90.)

美國大學文學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國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學科領域眾多的有識之士感到憂心忡忡，其實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美國最佳社會批評家的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的德爾班科(AndrewDelbanco)教授于兩年前發表長文，對當下美國人文教育危機及其原因進行分析(注：AndrewDelbanco,“TheDeclineandFallofLiterature”,TheNewYorkReviewofBooks,Nov.4,1999.)。文中列舉了多個重要大學的校長和著名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國現代語文學會主席的賽義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說：“如今文學已經從……課程設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殘缺破碎、充滿行話俚語的科目”；曾任耶魯大學教務長、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時任梅隆基金會人文學科顧問的科南(AlvinKernan)教授在1990年時就出版了以憑吊文學為題的專著《文學之死》；另如斯各爾斯(RobertScholes)、埃里斯(JohnM.Ellis)、伍德林(CarlWoodring)這樣的著名教授，他們也都發表了論述文學和文學專業何以衰落的專著。在他們看來，文學之所以沒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的沖擊，是這些新潮理論將文學指涉“真實”的價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魯大學的斯各爾斯所說，這些年來，“我們聽任自己被人說服，接受了所謂談論‘真實’是不可能的說法”。現在文學成了與其他符號系統(如時尚、肢體語言、運動等)一樣的東西。倘若說當初是解構主義抽去了文學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內涵，那么今天，一個反向的潮流又沖了過來，在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聲浪中，雖說強調了文學要同它這樣那樣的屬性(民族、階級、性屬等)聯系在一起考量，然而我們卻看到，文學研究被進一步“殘片化”(fragmentation)的勢頭卻有增無減。目睹文學日益退場的嚴峻形勢，畢業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學校長陸登庭(NeilL.Rudenstine)在1998年的全校畢業典禮上發出呼吁，號召要從教育的最本質意義的高度去認識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實的措施對人文學科加以保護。

近一二十年來，杜克大學作為美國文化政治一大重鎮，名氣格外地顯赫。大名鼎鼎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家詹姆遜是該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該校的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社會文本》則是當代左翼激進理論的前沿陣地。前幾年，在那個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索卡爾后現論造假案”中，索卡爾(AlanSokal)那篇題為《跨越邊界：試論量子引力轉換闡釋學》的偽論文，就是《社會文本》發表的(注：關于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請參見《外國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動態”欄《索卡爾騙局與后現代相對主義的惡劣影響》一文。紐約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索卡爾于1994年秋向《社會文本》投去一文，聲稱20世紀理論物理學發展完全印證了“后現代”哲學、政治學的理論，編輯部五位編輯審讀后一致同意讓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會文本》特刊上發表，然而索卡爾接著卻在另一學刊《交流》上披露說，他那篇論文只不過是一篇故意背謬常理、充滿錯誤和與前提不符的推論的大雜燴，他的目的是為了耍弄一下編輯們意識形態的偏見。美國《批評探索》(CriticalInquiry,Winter2002)載文，詳細分析了該事件的始末及其對美國學術界的影響(JohnGuillory,“TheSokalAffairandtheHistoryofCriticism”)。)。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政治正確”(PC)之風潮剛開始席卷美國各大學校園時，杜克大學就成了這場“文化戰爭”的一個小舞臺：反PC一方由美國國際大赦前主席、政治學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D.Barber)領銜，而贊成PC的則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費什(StanleyFish)掛帥，雙方曾為了哪些書籍可以擺放在校園書店的書架上而惡語相向，吵得不可開交。巴伯發現，校園書店的書架上每七本政治學書籍中就有一本的書名含有“馬克思”的字樣，于是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認為不必要的書撤下；而費什則稱巴伯所組織的“全國學者同盟”杜克大學分會是一群“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同性戀者”；巴伯一派的人則又反唇相譏說，費什的用語與50年代麥卡錫主義者指控別人為“共黨”如出一轍，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曾發表關于“政治正確”運動的長篇報道，其中多處涉及杜克大學在這一風潮中的地位和影響。)。

在這樣一所深深卷入社會政治旋渦之中的大學里，發生貝爾教授所說的教授和學生從文學系勝利大逃亡的情況，按說是不該讓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員流失和師生對文學興趣銳減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否還有更直接的原因，這倒是需要我們這些從事文化思潮研究的人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貝爾教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大學文學系的主導思想的變革是這樣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各種文學理論據說都是要教會我們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論的武器很快就被掉過頭來，成了反對理論的武器，反而導致了本應讓理論有效地包容文學文本的種種批評范式的衰落。貝爾說，接下來是“理論鼎盛時期的結束”，在過去幾年中雖也出現了對于理論的反思，然而這些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理論年代所造成的對于文學和高雅文化的懷疑。對于文學的懷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貝爾指出，在這理論的鼎盛及衰落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對德里達解構主義來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簡單化，它在美國就被當成了對德里達思想的理解(注：SeeHermanRapaport,TheTheoryMess:DeconstructioninEclipse,New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將會自行解構”——這樣一個被稀釋了的、簡單化的德里達主義造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誤解，那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謊言，都是騙人的。但是，在理論的鼎盛期完結之前，解構主義的另一位理論大師德曼早年親納粹的歷史污點被揭露，而德里達的理論在解決這一時期美國大學校園政治問題上又顯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們漸漸把注意力轉向了福柯。相對來說，福柯更重視控制文學話語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學看成是一個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場，一個與其他話語場一樣的由各種力量構成的話語場。但是，貝爾指出，這樣一種看法卻更加煽起了對于文學的懷疑之火。而且，美國人在對待福柯時與他們對待德里達一樣，也是持一種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簡單化態度。他們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為“訓誡控制”這一標識性的話語框架去理解，而福柯式分析的種種精妙之處，卻都在這樣的簡單化理解中丟失殆盡。當然，要說一點也沒剩下，那也有點偏頗。不過，福柯的視角在理論鼎盛結束后之所以還能夠剩下些許，則主要是因為它可以比較便捷地嫁接到一種更加政治化的批評之上的緣故。

貝爾在對美國學界過去二十來年的大致狀況作如上回顧后，接著又對當下的美國學界狀況作了這樣一番切中肯綮的歸納：

伴隨著理論鼎盛的消退以及隨后留下的懷疑主義，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以各種美國形式的面目出現的分析匯總起來統稱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學典律轟去，而這種文學典律被認為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整個智性積累的一部分。對文學典律的控制及對其邊界的重新劃定，向來是女性主義批評、非洲裔美國人研究以及同性戀及性別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則希望再前進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統統消弭。典律問題向來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對文學文本的價值判斷是傳統批評家與后現代批評家對壘交鋒的一個戰場，這些后現代批評家對傳統批評家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進行質疑，后者即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權決定一部文本的價值，這一決定難道不總是一種對什么可以被允許進入話語進行控制的壓迫性舉措嗎?如果是的話，那么最好的解決辦法也許就是放棄價值判斷，把文學范疇盡可能地放大，這樣就把高雅與低俗以至所謂典律的概念都統統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對貝爾教授在筆談中對現狀的分析的轉述，均請參見《現代語文學會集刊》(PMLA,Vol.117,No.3,May2002),第487—489頁。)

我在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貝爾教授的陳述，乃因為我發現他極其言簡意賅地勾勒出了文學如何在當下美國大學中一步步失落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原因，這與我這些年來對美國當代思潮進行追蹤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對于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國中人文思潮所發生的這樣一種變化，原先被掩蓋的思潮逐漸抬頭甚至又卷土重來的傾向，我們卻視而不見，那我們研究的價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美國的特殊地位，我們對美國問題的研究一直給予極大的重視。在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對美國的文學，對美國的文化思潮、文學理論動向，我們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然而，我覺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太側重于前臺，太關注當下和表面的熱鬧，誰善于吸引眼球，我們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誰，而缺少一種兼聽、兼顧的沉穩和成熟。造成這樣的情況，其實我們的媒體也應該負一定的責任。因為媒體往往希望簡單明了，希望能單刀直入地把一種理論、一種傾向說得個涇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白越好。而在這樣一種心態的驅動下，我們上面所談的問題多年來在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只屬于一股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潛流。

現在，德爾班科、貝爾們指出的問題已經由潛流變成了明流。難道我們還不該就此而對我們自己的研究進行一點反思嗎?而首先或許應該對什么是“文學”反思一下：究竟還有沒有可稱之為“文學”的這樣一種東西?因為問題明擺著，如不為“文學”劃出一個大體的范圍，我們就無法圈定我們對它的期待，無法期望“文學”來為我們做點什么。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試圖重新找回“文學”的想法，在一些已經接受了后結構(解構)主義假設的人眼里，會顯得很過時：“還文學邊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學研究擴大為文化研究、文化批評了。”是的，一點不錯，我知道這些年在整個美國文學界，正如貝爾所說的，女性主義的批評、非裔美國人研究以及同性戀及性別研究等早就在對文學典律重新進行闡釋和占領，甚至早在它們之前，解構主義就已經抹去了文學與其他所有文類之間的界限，而緊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現在又儼然成了大勢所趨的主流。當然，在當下的主流派看來，這一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鋒的結果。記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些小文章中談及布魯姆(HaroldBloom)這樣的文壇巨擘在那場“文化戰爭”中的無畏表現。勇敢的布魯姆當時幾乎是在進行著一場“一個人的戰爭”，他在最短的時間內推出了一部皇皇578頁的《西方的典律》(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與主流派摧毀傳統文學典律的努力進行抗爭。可是美國《時代》周刊在報道此事時，用了一個布魯姆“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的標題(注：“HurrahforDeadWhiteMales!”Time,Oct.10,1994,pp.50-51.)，著實讓人覺得有點當年我們所經歷過的的勁頭。布魯姆后來在接受《新聞周刊》的采訪時以一種疲憊無奈的口吻說道：“我們已經戰敗，……文學研究已經被一種叫做文化批評的令人驚嘆的垃圾所替代了!”但正是在這篇訪談錄中，布魯姆拋出了一個包括他所謂的“一切假馬克思主義者、假女權主義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國理論家的門徒”的集合名詞——“憤懣派”(theschoolofresentment)。他認為，正是這批心地虛偽的“憤懣派”，正在把原本不應有任何功利價值的文學變成了社會改造的工具(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魯姆把文學看成是沒有任何社會功利性的“無為之物”，顯然也有其偏頗之處。但是，他所使用的“憤懣派”一語，則被當代美國最重要哲學家之一羅蒂(RichardRorty)接了過去，后者又特別就“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閱讀”這一話題，在美國現代語文學會的1996年年會上做了一次專題演講。會后，他把這一演講整理成文，正式發表在《高等教育編年史》上(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Higher

Education,Feb.9,1996.)。羅蒂本人雖然是哲學家，卻從來不認為哲學只應是理念與邏輯的組合，他認為哲學中也應該充滿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學探索中素來對文學和文學想象厚愛有加。他認為，文學本該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和功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發現當下的美國大學文學系和文學研究學界已越來越被一種以“知曉”(knowingness)為目的的傾向所控制，他心目中文學的那種令人凜然起敬、令人煥發熱情的功能則不見了。而這樣一種情況正發生在布魯姆稱之為“憤懣派”的這樣一批大學文學教師的身上。羅蒂說，這些教師所走的這條道路，正是幾十年前哲學家們放棄“靈悟”(inspiration)而轉向專業化的道路。這樣做的結果將怎樣呢?羅蒂回憶了在他年輕時哲學領域中發生的由艾耶爾(A.J.Ayer)取代懷特海(A.N.Whitehead)而成為英美哲學家仿效典范的過程：在羅蒂的心目中，懷特海是那種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華茲華斯式的人物，而艾耶爾則屬于邏輯型的、容不得任何一點雜質、追求徹底知曉的那樣一種人，艾耶爾希望哲學成為一種科學團隊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發揮想象去取得突破。他承認懷特海是一個優秀的邏輯學家，但認為是詩歌把他給毀了。為此，艾耶爾把一切令人凜然起敬的情緒統統視為神經性的毛病。而正由于這一緣故，羅蒂指出，是艾耶爾使英美哲學界漸漸形成了一種“干澀”的氛圍，默多克(IrisMurdoch)在她《反對干澀》(“AgainstDryness”)一文中曾對此有過嚴厲的批評。羅蒂認為，現在美國文學領域也在重復著這一轉變，其結果就是如布魯姆所說的那樣，“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學研究，把文學研究變成了又一個“沉悶的社會學科”，使文學系變成了一潭學術死水(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說到這里，我覺得有必要作一點聲明，我這么左右開弓地援引布魯姆、羅蒂這些大牌教授的話，其實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魯姆把“文化研究”一概視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覺得他所指出的問題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文學的徹底政治化，二是一窩蜂地扎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個國家的大學講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揚這個國家優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華得到傳承。而在當年的中，我們所看到聽到的則是對自己文化傳統的一筆勾銷，是所謂“古人、洋人統治著我們的學校，封、資、修統治著我們的課堂”，而基于這樣一個估計，我們的任務當然就被確定為“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對于曾經有過切身經歷的我們來說，看到今天美國大學校園中正在發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學傳統基本上定性為所謂由白人、男人主宰的“毒黃蜂”(WASP)(注：“毒黃蜂”(WASP)四個字母取自“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為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構成的英美主流文化，“政治正確”(PC)運動就是要對這樣一種壓迫婦女、壓迫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壓迫同性戀者的主流文化進行清算和批判。)，把文學文本認定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喉舌，把文學批評作為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說，賽義德的對東方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說，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對莎士比亞的研究，從中窺見伊麗莎白時代階級力量的此起彼伏等。然而，學術大腕們播下的龍種，收獲的卻很可能是數量可觀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窩蜂地扎堆，照葫蘆畫瓢。說來也有好幾年了，翻開美國的主要學刊，幾乎滿眼看到的都是這種“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清算批判性文章。這股風當然也刮進了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界。人家搞女權主義/女性主義，我們也搞女權主義/女性主義，人家搞非裔美國文學，我們也搞非裔美國文學，像托妮·莫里森或艾麗絲·沃克這樣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右逢源，一下子紅遍了天；人家那里據說是華裔文學走紅了，我們這邊也一陣風似的追趕，《戈勇士》、《喜福會》、《唐老亞》……對于重要的經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沒有，然而研究的視角卻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訴了我們什么——要么是明言的，要么是隱含的——總之，即羅蒂所謂的“知曉”：讀康拉德，從他書中去摳對待殖民主義的態度；讀福克納，讀的是美國南方在對待農奴、黑人、婦女等問題上的態度；讀亨利·詹姆斯，讀他對待古老的歐洲與美洲新大陸兩種不同文化的態度，讀他對于筆下女性的態度，甚至他的一些極為次要的短篇小說中的兒童形象，也硬要把他們闡釋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兩性性別沖突的犧牲品……

現在有一種思維方式則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這種思維方式在我們的許多理論性研究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我們在評說不同思想的交鋒和爭論時，往往會把雙方爭論的論點懸置，或抽取出來，放入一個仿佛真空的狀態中來進行抽象的比較，并試圖評判雙方論點的對錯，而這樣一種比較和評判，其是非對錯往往是早已由評判者自己的認識預先設定好的。在這種思維方式主宰下，說得好像是頭頭是道，殊不知思想的爭論和交鋒，一旦離開了爭論的當下性，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即離開了爭論特定的歷史性，其實是無法判定其是非對錯的，即使判定了，也是毫無實際意義的。換句話說，如果說爭論中一方的命題有某種正確性，那么它的正確性只能是在當時那個具體的情況下、針對其對方命題的偏頗而言，甚至可以說，一方命題的正確性是包含在另一方命題的偏頗性之中的。就布魯姆與時下主流派之間的爭論來說，正是由于時下主流派把文學當作自己所信奉的意識形態的再現，所以布魯姆對文學典律的呼喚才格外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也正因為時下人們都認為文學就是要告訴你這樣那樣的事情和道理，所以布魯姆所謂的“文學不是要教會我們如何向別人說話，而是要教會我們如何向自己說話”(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才格外能引起我們的深思。其實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會很清楚：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訴我們的種種道理，難道我們不是都可以從政治課本、社會調查報告和新聞報道中獲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獲得么?既然如此，我們何以要舍近求遠地訴諸文學?而沿著這一質詢的思路再追問下去，那么文學與別的文類究竟應該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許就是，它不僅包含著“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諾德語)，而且這種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須由我們獨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們的心脾。這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它不僅會使人的認知更加豐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會在人們心里融會、凝聚成某種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種歷練和升華，從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在一個人的修養教化、從粗鄙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將發揮其他文類無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現在這種日益政治化的文學研究中，我們已經很難再看到文學的這一至關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說，把文學再一次從濃重的社會政治化的陰影中解放出來是我們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另一項當務之急就是要對業已過去的這場“理論熱”進行反思。我這里指的反思，還不是僅僅停留在“理論熱”這一現象本身，而是要在尋回被放逐的“文學”的同時，對過往的各種文學理論切實作深入一步的質詢。現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現成的結論性的評價作為自己認識的出發點了，這些老生常談的口頭禪早已成為思維的印轍，只會把我們引向那些活力全無的認識偏見。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認識的提升，當年理論鼎盛時期所聽到的一些評價，現在往往已經過時而不再適用，其實理論家們自己也在發展和變化。例如，現在的德里達與1967年他的《論書寫》等三部論著同時問世時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變化，仍一味停留在他們針對當年那特定的需要而說過的一些故意立異鳴高以與前人劃清界線的言論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時代誤置”(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達來中國訪問，他在離開中國前為上海的一份文學報刊的題詞中，意味深長地自稱是“過路人”。對他的訪問，我曾寫過一點沒有署名的文字，現在看來，正好可以嵌入此文，作為我對于美國文論熱思考的一部分。德里達訪華期間，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三聯書店《讀書》編輯部以及上海復旦大學作了幾場學術講演。讓人們頗感意外的是，他講演的基調與多年來我們心目中所持有的那個“解構”印象，好像有不小的錯位和落差：我們期待的“解構”多是鋒芒畢露的批判，而德里達的運思卻集中在“寬恕”的可能；我們期待的“解構”是一種所向披靡的激進姿態，而德里達卻毫不掩飾自己的“保守”……這也就難怪了，一些聽眾反映，在聆聽了解構大師的講演之后，愈加感到被潑了一頭霧水。原因何在?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自己沒有認真去讀大師自己的論著，沒有追尋著他長期以來一貫的思想軌跡，將他前后各個階段的著作聯系起來閱讀，而只聽信了我們媒體上刊發的本來就已經是二手介紹的轉述。

不可否認，20世紀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爾都塞和德里達這五位法國思想家，把整個西方思想理論界攪得個疑霧迷漫，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巨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們所遭遇的批評和反駁，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這種思想的交鋒和砥礪(并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陳說)，使當代西方思想文學理論、政治話語和文化研究著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與此同時，他們激進的理論也在悄悄地修正著自己，在時隔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來，原先激進的理論鋒芒早已所存無多。德里達本人就是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正像德里達自己反復咀嚼的那句“文外一無所有”所隱含的意思一樣，“解構”也是斷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之外進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達的“解構”也許已經明確地定格為一種堅持思想自由、探索意義之可能性的方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在1993年發表的《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ofMarx)中，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也屬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這些年，德里達已沒有什么足以引起學術界轟動的力作發表，但他一如既往地在人們視而不見的各個思想接口處自由地思考著、求索著。要說“解構”，這也許就是真正的“解構”。1994年10月，他來到美國費城附近的維拉諾瓦大學，這是一所基督教圣奧古斯丁教派創立的相當老派的大學。德里達像使徒傳道一樣，向那里的幾位被他稱之為“非常重要的哲學家”的教授傳授“解構的精義”(deconstructioninanutshell)。在這次講話中，德里達即已明確無誤地擺出了回歸傳統的姿態。他說“解構”從來就是把學術體制、學術良心放在第一位，從來沒有對學術傳統和體制發起攻擊；他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是一個“保守的人，熱愛傳統體制的人”；他說是一些報刊的壞記者對他進行了歪曲，說他不尊重閱讀文本，然而他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偉大典籍”從來都是充滿敬意，根本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是到這些典籍中去搜尋差異和矛盾，故意找茬。總之，他再三地強調：“解構”不是一種從外部引入的機械的辦法，而是文本中本來就存在的，說到底是文本自行解構(注：SeeBrianVickers,“DerridaandTLS”,TimesLiterarySupplement,Feb.12,1999.)。

對于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也一樣，如果直到現在仍停留在吉爾茲(CliffordGeertz)的“深描”說到福柯的“歷史斷層”說，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討”(negotiation)、懷特(HaydenWhite)的“歷史為話語的建構”說以及芒特羅斯(L.A.Montrose)的“文本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沒有意思了。這種新歷史主義批評，從20世紀80年代經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羅斯、伽勒赫(CatherineGallagher)等英國文藝復興研究學者之手，形成了一種博學、高雅而且充滿機智的批評寫作，在此后幾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內，模仿者蜂起，卻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對這樣一種批評，現在看來，它其實主要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如格林布拉特從一開始就始終堅持的那樣，它主要是一種批評實踐。為弄懂這批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家何以以這樣一種方法來看待和重構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本，我們或許是需要化一點時間來探討一下他們的認識假設，他們所采取的批評方法的理由和具體的做法，但要說這里面有多少理論深度，則實在說不上。相反，如果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把它當作個理論問題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末倒置了。而實際的情況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在實踐的層面上，對于這一批評的批評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倫比亞大學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凱斯坦(DavidScottKastan)教授發表《理論之后的莎士比亞》一書，對所謂“過了景”的新歷史主義提出了相當激烈的批評。他聲稱新歷史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說這一批評是屬于上一代的、業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義的插曲，而現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歷史，因此不再有用”；他還說這一批評所慣用的“軼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他希望看到一種“事實更加充分的歷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經被廢止的傳統歷史主義的老路上。

然而幾乎就在同時，格林布拉特與他的合作伙伴，新歷史主義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實踐新歷史主義批評》(PracticingNewHistoricism，2000)回應，與他們當年的立場一樣，格、伽二人仍堅持新歷史主義批評不是理論，而只是一種批評“實踐”。新老兩派的爭論，一時間又給人以新歷史主義依然寶刀不老的印象。去年，我撰寫過一篇題為《新歷史主義還有沖勁嗎?》的短文，報道了英國資深批評家克爾莫德(FrankKermode)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對兩本新歷史主義新著的長篇評論(注：此文發表在《外國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的“動態”欄中。克爾莫德的文章題為《廢墟上的藝術》，見《紐約書評》(NewYorkReviewofBooks)2001年7月5日。)。克爾莫德本人也是專治文藝復興文化史的大家，因而這場“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大戰，為我們了解美國新歷史主義批評的現狀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對于凱斯坦對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克爾莫德似乎并不領情。因為在他看來，這位凱斯坦所使用的話語仍然充滿了新歷史主義和其他時新理論的術語，而一旦離開這些術語，他的一套批評就寸步難行。與某些新歷史主義者一樣，他也把他們之前的歷史稱作“實證主義”、“無理論依托”一類，認為“傳統的歷史主義都簡單地以為它們的建構是對過去清晰明了、客觀公正的表述，沒有受到考察者興趣傾向的過濾”。但這一句“露怯”之語使克爾莫德發現，凱斯坦的參考書目中居然連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里(W.B.Gallie)這樣的歷史學大家也不曾提及(筆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歷史是一門人們在自己的心靈里重新體驗往事的學科；歷史學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動，在自己的經驗范圍內重新思索過去，才能發現各種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動態)。克爾莫德于是不無諷刺地說，他倆的論著《歷史的觀念》和《哲學與歷史理解》分別發表于1946年和1964年，對于當下的現代思想家們來說，這些著作或許已過于陳舊而使他們興趣杳然，而這樣一疏忽，他們也就能把歷史撰寫要受考察者的興趣和先定假設的影響說成是他們自己的發現了。

克爾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為新歷史主義批評的理論依據又做了一點墊補，他們在自己新著前兩章對該批評本身所作的論述中，又增加了德國18世紀哲學家赫爾德作為他們的先師，是赫爾德最早明確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相互依存”的關系，啟發了他們開始關注“把所有有關某特定文化的書寫的和視像上的記錄看成是一個同一的符號系統”的可能性，因而過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來支撐對所關注的某特定文化現象(例如莎士比亞的一部劇作)的闡釋。例如蒙田的一則兩女成婚的記錄，即被格林布拉特作為闡釋莎劇《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裝現象的佐證；而19世紀美國浸禮會雜志的一則關于父親嚴懲任性子女的記錄，則被追溯到莎士比亞時期英國的孝悌準則，并作為分析《李爾王》一劇中李爾與女兒之間關系的旁證。格、伽二位在他們的新著中仍按這一既定的套路，例如把15世紀荷蘭畫家約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領圣餐禮》的油畫與另一位大畫家烏切洛的作品在圣餅處理方式上進行比較，認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餅被故意處理成空白，并進而認為，這種特殊的再現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會內的不同教義之爭。克爾莫德對格、伽二位的這一得意之筆進行了再審視。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歷史主義批評這種任意從文化背景中尋求論證的做法，向來就為人所詬病。他們從成千上萬的可能性中任意挑選出能為己所用的“閃光細節”，并不是這些細節本身會發光，而是因為它們能與早已存在于他們頭腦中的一個想法“發生共鳴”。那個想法太誘人了，它能使作者跑到當時社會和神學思想的網絡中任意穿行。然而，克爾莫德強調指出，令人激動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討論范·金特的畫，卻只字不提那油畫由于年久而畫面破損、圣餅處的油彩剝落而造成了空白這一簡單的事實，這恰好反映了新歷史主義者寧愿拒絕實在的歷史事實而愿意遷就幻想的心理傾向。一直到文章的結尾，克爾莫德仍對新歷史主義批評窮追猛打，他語氣尖刻卻充滿睿智地指出，新歷史主義追尋事實的興趣固然值得贊許，然而“理論”卻給了它胡說八道的權利，因為現在的“事實”早已是“文本”與“語境”的交織，人們于是就可以把任何東西都與他們談論的話題相聯系，這樣做的結果使大量的聰明才智和學術努力都白白地浪費了，而文學作品本身，卻像1642年清教主義的英國議會勒令在所有劇院門口掛上“不得入內”的牌子一樣，被剝奪了審美關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無法對所有的理論派別一一涉及，但情況可以說是大同小異，“理論熱”的消退已斷然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個事實。然而還有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這就是我們經過這一番“理論的洗禮”之后，則再也無法回到前理論的純真時代了。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對于理論的反思是絕對必要的，惟如此，文學研究才能像鳳凰涅pán@①一樣，從理論的煙灰中再一次地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