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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農，是指在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內，由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實行了或減租減息，農村封建勢力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滅或受到很大削弱，原來的中農和貧雇農，在人民政府的扶助下，通過辛勤勞作、努力經營，經濟上上升為富農。新富農經濟是在中共貫徹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和積極進行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環境中產生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其產生和發展，有利于廣大農民打消顧慮，勞動發家，對遭受戰亂破壞的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抗戰時期，中共對新富農經濟采取鼓勵其發展的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在的過程中，特別是在1947年冬開始的高潮中，出現了嚴重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左傾錯誤，新富農經濟遭受嚴重打擊，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幾近消亡。在此后糾正平均主義、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再教育的過程中，中共總結了經驗教訓，重申了新富農經濟政策，充實、豐富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新富農經濟政策的基礎。

一、抗戰時期新富農經濟的產生與中共鼓勵新富農的政策

（一）新富農經濟產生的社會經濟環境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根據地在進行土地革命和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還沒有形成對富農的比較正確的政策，對富農和地主同樣實行了從經濟上消滅的政策，另一方而，革命根據地斗爭殘酷，環境不穩定，農民雖得到上地，但發展生產困難很大。因此，至今尚未發現后由中農和貧雇農上升為新富農的文獻。

在抗戰時期，雖然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僅是對封建土地制度進行漸進式的改革，但在堅決貫徹減租減息方針的地區，一方面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舊式富農受到削弱，一方面貧苦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減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一些農民在抗日民主政權的幫助下，通過辛勤勞作、積極經營，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使得農村土地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地主經濟被削弱。據對晉綏邊區5個村的調查，深入減租后的1945年與未深入減租前的1940年相比，地主戶數占農村各階層總戶數的比例從3.8%下降到2.4%，地主階級占有農村總耕地數的比重從30.3%下降到9%，戶均耕地從595畝下降到350畝。另據晉察冀根據地的北岳區、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區、華中根據地的鹽阜區、山東根據地的濱海區以及晉綏根據地等5個地區的調查，抗戰前這些地區地主戶數占農村總戶數3.6%，耕地占農村總面積29.5%，經過減租減息，抗戰后，地主戶數的比例下降到2.6%，耕地占農村耕地比重下降到13.5%(詳見表1)。

資料來源：李侯森：《農民在解放》，1945年5月22日《解放日報》，第4版。

其次，富農經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由于中國的富農帶有很多封建成分，他們和地主一樣出租一部分土地或兼放高利貸，因此在減租減息運動中，對其封建剝削部分也實行了減租減息，削弱其封建剝削。加以戰爭環境，敵人的掠奪和破壞，舊式富農經濟有所下降。但也有一部分地主改變經營方式，收地自耕或雇工耕種，.使地主經濟轉變為富農經濟，加之抗日民主政府鼓勵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經濟的發展，所以，總的看來，富農經濟下降不大。據上述5個地區的調查，抗戰前這些地區的富農戶數占農村總戶數7.2%，耕地占總數21%，經過減租減息，富農戶數比例下降到6.7%，耕地數比重下降到17.5%。與地主經濟相比，富農經濟下降幅度相對較小，有些地區富農經濟還有所發展。如山東根據地的墾利縣一區，1943年確定地權前，地主為102戶，富農為185戶，到1944年12月，地主下降為39戶，富農增加為244戶，大部分地主在抗日民主政府土地政策的引導下，買牲口，雇長工，轉向富農經濟。

第三，廣大貧雇農和中農經濟得到上升和發展。通過減租減息，減輕了貧苦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在民主政權的幫助下，通過辛勤勞作、積極經營，在經濟上發展起來。貧農戶數下降，占有土地數增長，一部分貧農已上升為中農。尚未上升的貧農，戶數比原來減少而占有的土地卻增加了，已接近中農的生活水平。如前述5個地區的調查，中農戶數占總戶數的比重從抗戰前的28.4%上升到38%，而占有土地的比重則從29.5%上升到42.5%；貧雇農的比重從59%下降到49.5%，占有土地的比重從19.8%上升到23.1%。抗戰前，占農戶總數87.4%的中農和貧雇農，只占有農村土地的49.3%，經過減租減息，其土地占有額已達65.6%，土地數量增加了33.1%。抗戰前已經過又未受敵人經濟破壞的陜甘寧邊區的延安柳林區四鄉，雇農和貧農分別從1936年的13%和44.4%下降為1942年的0.8%和12%，多數上升為中農了。而且這0.8%和12%的雇農、貧農絕大多數是外來的難民、移民。而1936年占40.7%的中農到1942年已上升為75.2%(詳見表2)。

（二）新富農的產生與對新富農的政策

1.新富農的產生及其性質、作用

在封建經濟被削弱，地主和舊式富農經濟受到打擊，新式富農得到鼓勵，廣大貧苦農民受到的封建剝削減輕，并在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扶助下經濟狀況得到改善的總體環境中，一部分中農甚至貧雇農，經濟發展較快，上升為新富農。這種情況在各抗日根據地都有反映。

在陜甘寧邊區，由于一些地區的成果保留下來，抗日民主政府提倡和扶持廣大農民生產發家、勞動致富，新富農經濟發展較快。如延川縣禹居區第三鄉在1935年進行了土地革命，到1939年，有10戶前的中農和8戶貧農上升為新富農，占全鄉總戶數的5.6%。表2統計的延安柳林區四鄉，1942年時由原來的中農和貧雇農上升為新富農的占了農戶總數的10%以上。在清澗縣辛家溝村，1943年時，全村26家農戶中，有2戶原貧農和2戶原中農上升為新富農，共計占總戶數的15.4%。

在其他抗日根據地，新富農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據1943年對晉冀魯豫解放區中心區的太行區9個村的調查，1942年的89戶富農戶中，到1945年只剩下54戶，減少了40戶，而有11戶中農上升為新富農，占1945年富農戶的15.3%(另由地主下降轉化成富農的占9.7%)。1945年，山東根據地營南11個村的170戶中農中有12戶上升為新富農。

在全國各抗日根據地中，陜甘寧邊區歷史最長，社會環境較為穩定，目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之前，部分地區已完成了，新富農經濟的發展有最有利的條件。下面，結合幾個典型材料，具體分析新富農經濟的特點及其對根據地經濟恢復發展的作用。

吳滿有，本是在陜甘寧根據地建立前流落到延安地區的難民，在封建地主階級和反動政權的壓迫下，終年勞作，卻一貧如洗，吃糠咽菜，死了老婆，賣過女兒。1935年，延安地區進行了，他分到了土地。在抗日民主政權的幫助下，通過辛勤勞動，吳不僅豐衣足食，而且想方設法進行積累，擴大生產，逐漸上升為新富農。1942年，他通過開墾荒地，擴大了生產規模，增產了糧食，被評為勞動模范，受到邊區政府的獎勵。自家勞動力3人(本人，二弟，大兒)務農，二兒子上學，在農忙時請假參加農業勞動，弟媳、兒媳在家做飯，推磨滾碾，喂豬，喂狗，照顧羊羔。雇長工兩名，雇放羊和牛馬的娃子3名。當年開墾了96畝荒地，增產40石糧食。

田二鴻，1932年移民到延安。革命前是佃農。1936年分得了土地、3個窯、6頭羊及其他東西。但是沒有耕牛，能耕種的地有限。1937年，增加了1頭牛，雇了1個人，耕種土地75畝，收獲糧食5石，副業收入60元，折合糧食10石，有吃有穿，變成一個中農。此后，在政府的幫助之下，通過辛勤勞動和努力經營，生產逐年發展。到1940年，已成為一個有牛7頭，驢2頭，羊50只，雇工4人，耕種171畝地，年農副業收入合糧50石的新富農。1943年，他耕種土地249畝，雇工4人，經營一個果園和一個木匠鋪，喂養牛4頭，驢2匹，羊65只，豬1頭，組織了1個札工隊，收獲糧食68.6石，副收入30600兀，折糧5.1石，實現了邊區政府號召的“耕二余一”。

志丹縣五區一鄉趙石洼抗屬王榮懷，因其兄1934年參加了紅軍(1937年犧牲)，反動派殺害了父親，搶光了所有的財產，男人竄山躲避，女人回娘家度日，家破人亡。一直到1936年邊區鞏固后，全家才團聚，并分得了土地、牲畜。王榮懷趕著兩頭驢攬工趕腳，其弟王榮發在家務農。由于抗日民主政權的扶持，加之王榮懷經營得法，除原分得土地270畝外，幾年中又買回240畝，有好耕牛兩俱，雇長工4人，種川地120畝、山地270畝以上。1942年產細糧29石。他發展多種經營：運輸方而，1943年由他兄弟和雇工趕7頭牲口運鹽6次，獲利10.8萬元；牧業方而，有羊120只、牛6頭、馬2匹、馱驢7頭、草驢2頭，約值155萬元；他還開設毛作坊1處，雇工3名，1942年做氈子100條，1943年做口袋包子160對，獲利10萬余元；商業方面，先后販羊300只獲利22.5萬元，販驢3頭獲利11萬元，販騾馬2匹獲利15萬元。以上各項經營共計獲利69.3萬元，全家過著富裕的生活。王榮懷感言道：“在新社會里，只要人務正勤勞，誠心誠意的擁護革命，沒有不發的。”

根據以上典型事例，并綜合其他方而的材料，可以總結出根據地新富農經濟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新富農是在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或減租減息運動中，在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扶助下，辛勤勞動，努力經營，積極進行生產積累，發展起來的。

吳滿有、田二鴻革命前都是田無一分地無一垅的佃農，王榮懷更是家破人亡。中他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財產，發展才有了基礎。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他們還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扶助。如1936年到1937年，田二鴻被免除各項捐稅，使他有積蓄購買第一頭耕牛，播種面積增加到45畝(過去雖分到了土地，但因無耕牛而無力耕種)，從貧農上升為中農。1938年到1939年，總計負擔公糧1石僅，占其總收入的2%強，使他得以進一步擴大再生產。

辛勤勞動，是他們致富的重要原因。吳滿有在總結自己發家致富的經驗時說:“我沒有什么秘訣，就是肯勞動。”他本人在全村起得最旱，睡覺最晚。天沒亮，他就上山喂牛，天黑了，才從地里回來；冬天別人在家閑著，他卻到處去拾糞；莊稼出了苗，別人怕上山，不鋤草，或者只鋤一次，他卻至少鋤兩次；一般農戶耕地時掘土5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糧食畝產比一般農戶多出1/6。他還不斷開墾荒地，擴大耕種規模，1942年開荒36畝，1943年開荒96畝。

不斷進行積累、擴大生產經營是他們致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1941年，田一鴻的農業大豐收，農副業收入也較上年大幅度增加。他將收入的很大部分作為資本投入到生產中去，擴大再生產。用20萬元買下了一個果園，用30萬元開了一個木匠鋪，雇了一個木工，自己也學木匠活。《解放日報》對他的總結是：他沒有農民的保守心理，他總謀算怎樣發展，“從他的身上，正可表現出新民主主義制度下，農民經濟發展的典型”。

第二，新富農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以農業為基礎，同時開展多種經營，兼營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

吳滿有的特點是以農業為主，墾荒致富，他擁有的百十只羊也可以帶來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而田二鴻，非糧食作物收入始終占總收入的較大比重。1937年收獲糧食5石，而賣木料和羊毛收入折糧10石，占總收入的2/3。此時副業還只是對種植業不足以維持生計的補充。此后，由于糧食收入的增加，副業占總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到1942年，收獲糧食已達51石，維持溫飽己綽綽有余。當年木匠鋪、果園、羊毛收入總計折糧28石，雖只占總收入的35.4%，但這些經營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即從種植業的補充，拓展為向多種經營的發展。在他的雇工中，有1人專門放羊，還有1個木匠，非種植業雇工占雇工總數的50%。王榮懷之所以成為全縣首富，是因為經營運輸業、手工業、牧業和商業成為他的主要收入來源。

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負責人的謝覺哉曾對邊區新富農發展的過程做過描述：“三年來的國內和平，使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有相當的發展，好些從前是中農的(甚或是貧農以至雇農的)發展成為富農了。這個發展的過程，一般的是這樣：使每個農戶都得到了足夠的土地，他們不再遭受苛重的剝削。同時，歷年收成很好，結果，除了一家食用外還剩余了不少糧食。由是，富裕的農民把余糧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但他們并不把這筆錢消費掉，而是拿這筆錢拿去買幾匹牲口，到各地去販運食鹽、棉花、石炭等等.這種買賣使他們獲得很厚的利錢，于是，他們便雇用一兩個長工來耕種土地，而自己則兼做生意。不到幾年，他們的錢多了，他們的牛、羊、驢、豬也繁殖起來了，他們可以開墾荒地，多雇工人了。”謝覺哉的描述大體反映了原來的中農甚至貧雇農通過辛勤勞動、努力積累、積極經營上升為新富農的一般過程和特點。

第三，不再具有半封建性。對于這個特點，人們一般認為：根據地的新富農經濟是建筑在自己勞動和雇傭勞動基礎上的，他們不出租土地，不從事封建地租剝削；舊富農經濟是與高利貸剝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新富農經濟則不放高利貸，而與商業有緊密聯系。實行租佃還是雇傭經營，與高利貸還是與商業聯系緊密，確是判斷新富農是否具有封建性的重要標準，但決不是惟一的標準。關于如何認識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性，近來學術界已有討論。筆者認為，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剝削，是判斷封建關系的根本標準。而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剝削，不僅取決于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還取決于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的條件、環境。自明清以來，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的減輕及其程度，筆者沒有研究不敢妄加評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特別是在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內)，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權己被摧毀，宗族勢力大大削弱，廣大農民群眾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和民主權利，并掌握了農村基層政權。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抗日根據地封建勢力的削弱，不僅表現在地主、富農土地占有量的減少，更表現為不能依靠他們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通過租佃、雇傭、借貸關系對佃農、雇農進行人身奴役和超經濟剝削。民主政府還通過貫徹減租減息政策，強制降低地租率，禁止地主奪佃，并保護雇工利益，在未改變土地占有關系的條件下，進一步削弱地主富農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這樣，租佃關系、雇傭關系開始向自由契約關系轉變。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新富農，他們的雇傭關系，更具自由契約關系特點。他們也有人進行租佃經營，但性質有了變化。如吳滿有，把90畝地安莊稼。安莊稼本是陜北地區的一種封建剝削極為苛重的租佃形式。但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由于實行了減租減息的政策，租率降低，不再負擔無償勞役，這樣，不但地租剝削減輕，而且不再具有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剝削，即不再具有封建性。在陜甘寧邊區，不少安莊稼的佃戶，不但不像過去那樣負債累累，而且可以在暫時立足之后，通過自己開荒地，一二年后獨立門戶，變成自耕農。陜甘寧邊區政府因此把安莊稼作為安置難民的重要形式。

第四，對根據地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積極作用。新富農通過辛勤勞動，努力積累，積極經營，發展了生產，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促進了商品流通，增加了民主政府的則政收入。如陜甘寧邊區的一個勞動模范、新富農申長林，在1940年到1943年的4年中，每年負擔的公糧都占全村負擔總數的50%以上，有的年份還超過60%。這對于克服戰爭的破壞和敵偽的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恢復和發展根據地經濟，無疑有積極意義。同時，通過他們的生產發家，在封建地主經濟和舊式富農受到打擊的環境下，對于打消中農和貧農的發展生產的顧慮，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吳滿有的勞動發家，帶動了其他農民。他家“雞叫起身的習慣，已變做全村人的習慣了，莊子上的二流子己經沒有了。”

第五，在政治上，新富農是在抗日民主政權的扶助下發展起來的，因而擁護人民民主政權。如王榮懷經常說：“舊社會弄得我家破人亡，新社會幫我搞得熱火朝天。”田二鴻是勞動英雄，還是模范村長，積極組織變工隊，組織全村的農民發展生產。他們是新富農中的代表人物。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符合他們的利益，一般的新富農都擁護民主政權。

2.中共對新富農的認識與鼓勵新富農生產的政策

中共對新富農經濟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和新富農這個新的階層的性質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確定對其采取在政治上團結、在經濟上鼓勵的政策。關于對新富農的政治態度，晉察冀邊區指出：“要以不同的態度對待不同的富農：一部分從中農上升的富農，由于他們在我黨領導下得到經濟上政治上的利益，他們對我黨我軍是擁護的，就必須去繼續團結他們和加緊教育他們。”在經濟政策上，提出吳滿有方向，“由于深入的減租減息及合理的負擔政策(統累稅)，貧農中農經濟發展了，上升為新富農，這種新富農的發展不再踏舊資木主義的復[覆]轍(即富農經濟的發展完全建筑在剝奪廣大農民的土地，使他們陷于饑餓貧困與破產的境地，從而殘酷地逼迫他們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并進而剝削其全部的剩余勞動力)，他們將要成為一種新型的富農，即吳滿有式的富農，這種富農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將獲有其一定的地位與作用。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開展吳滿有運動》的社論，提出“吳滿有的榜樣，證明不僅己有生產基礎的農民，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實現繁榮的生活，而且今天還比較貧苦的農民和移民難民，在政府幫助之卜，經過自己的積極勞動，也可以達到豐衣足食的目的。這不僅改善農民自己的生活，而且對于邊區經濟，對于抗戰，都有很大的貢獻。”“他的方向，就是今年邊區全體農民的方向。”“我們號召全邊區的農民們，努力學習吳滿有，展開偉大的吳滿有運動。”

在《解放日報》發表《開展吳滿有運動》社論后，有讀者來信提出疑問：開展吳滿有運動的內容，究竟是鼓勵農民努力勞動，還是提倡富農方向。《解放日報》就此做了詳細解答，明確了中共對新富農的政策及其理論依據：吳滿有在經濟上是努力勞動和發展生產的模范，這是開展吳滿有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吳滿有式的經濟發展是資木主義性的發展。然而這又有什么奇怪和可怕呢?誰不曉得，現時我們是處在民主革命階段，民主革命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和封建的壓迫剝削，就是為了掃清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所以才有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的發展。這種發展，正是邊區革命后必然的產物……這種富農經濟雖然是剝削雇傭勞動的，但比之未經土地分配區域的地主經濟，卻是進了一步，比起未經過減租減息區域的地主經濟，更是一個進步。沒有這一步，就不能準備革命更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中國革命能否越過這一步呢?顯然是不能的：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民粹主義的幻想就是葉青之流的反動欺騙，是違背馬列主義基本觀點的。因此，吳滿有式的這類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同時，“這種新民主主義下的資本主義與舊資本主義是不同的”。因為在政治上，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與其他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它照顧各階級的利益，它不允許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一階級一集團的壟斷。在經濟上，新民主主義同時還有為舊資本主義不曾有過的新式國家經濟。這種國家經濟，有足夠的力量來抵制資本主義的過分剝削，來支配將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在社會政策上，新民主主義實行勞動保護政策，經過此種政策，就可以限制富農對雇農的剝削，使雇農利益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在新民主主義下發展資本主義就可以避免舊資本主義不合理的過度剝削，而使各階級的利益得到適當的調劑與保證。”

因此，鼓勵廣大擺脫或初步擺脫封建束縛的貧苦農民，努力發展生產，提倡吳滿有方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農村中，將會出現一種與舊式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道路，即“全邊區農民都能努力勞動發展生產，使雇農升為貧農，貧農升為中農，中農升為富農，雖然不會有多數農民升為富農，但會比現在有更多的農民上升卻是無問題的，是必然的，必要的，對邊區經濟發展與革命發展有利無害的。自然，努力勞動而因某些客觀原因未能上升的，也還是合于吳滿有的方向。但是那些自甘落后的懶漢，就決不合吳滿有的方向，決不合邊區農民的方向，也決不合于政府與黨的方向。在舊的資本主義下，農民的分化是小部分上升為中農富農，而大部分卻下降為貧農雇農和城市無產者。但在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條件下，情形卻是兩樣。邊區農民只有一天一天上升為中農或富農，一天一天向豐衣足食的路上走……因此，邊區發展經濟的道路，是可以看為未來全國經濟健全發展的樣本。”

“開展吳滿有運動”的口號在各抗日根據地廣為傳播，使中共的新富農政策得到廣泛的宣傳，鼓勵著廣大擺脫或初步擺脫封建束縛的農民通過辛勤勞動.生產發家。這對于各根據地經濟的恢復發展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