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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性的天賦道德：作為審美愉悅之源的存在

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不乏自然主義的生命觀照，但總是與生態環境保護緊密相連，在這方面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意識流露則如實地顯示了在“少數民族與自然真實交往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可信的自然”，丹麥文學史家格奧爾格•勃蘭兌斯將其區分為“自然教化思想”與“自然母親的隱喻”兩類本質差異，即中國現當代主流文學創作歸屬于大眾文化的自然主義崇拜，人們渴望從自然生態中去尋找認同，其自然抒寫蘊含著對現代社會失意人的安慰，“通過喚醒人們對自然親和印象的感知，達到社會教化功能”，匯入了“生態批評”、“生態責任”的現代概念，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生態自然內涵卻截然相反。首先，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從古至今都蘊含著自然主義的神秘特質，并通過歌頌自然傳遞非同一般的隱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題材文學常常將未開墾的草地比喻為“處女”，隱喻女性與自然的關系，那些蘊藏著珍貴礦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學中以哺育生命的母親象征出現，認為它們“集溫柔與堅定、激情與秩序、幼稚與成熟為一身”，神秘莫測、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護。此類身體化的體認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學《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寫以母親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續物種的母體責任，描寫了回民黃土地膨脹、受孕、分娩、隱退、死亡的全過程，表達自然支配人類的“第二性征”，歌頌自然被動的、服從的、被使用的天賦道德，成為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文學的代表，其母性隱喻范式的益處在于通過自然的無私服務，化解男權社會的極端控制，號召人類承擔起對母性自然的責任義務。古語有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過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類比來完成人類自身行為的抑制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慣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數民族文學“對生態自然的理解與其說是一種態度與精神，不如說是一種審美風格”。

我國現當代主流文學創作將自然生態內涵視為反對工業主義的存在，當自然成為現代人心靈的庇所時，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天然具備自然主義的啟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看不到絲毫對自然主義的消費，而是作為一種審美的愉悅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學講究返璞歸真的情性自然，視“無執著”為自然的本質狀態，代表名著《梯瑪神歌》展現了土家族人面對死亡的豁達；納西族民間歌謠的審美對象覆蓋了宇宙星空與山川風物，專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現人與物的自然性靈，傳遞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滿了對客觀自然的模擬，將真實之美視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楓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實；中期的《鑄日造月》、《栽楓香樹》是自然境遇的真實；后期的《遷徙歌》、《神子神孫》則是自然情感的真實。雖然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對自然的審美體驗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盡意。正如榮格所說，自然不能成為人們面對世界工業化的安慰劑，更不能化身文學炫耀的產物，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精神，即“它是一種不以自然為自然的創作精神”，對于少數民族作家而言，并沒有將自然創作對象與其自身鮮明區分，少數民族文學的自然主義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對自然的虛擬想象與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對生命自然的確證。

二、詩意言說方式：作家最高體的性靈之光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最擅長的是對自然的詩意言說，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僅存在于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勞作中，還存在于少數民族的民族命運之中，是民族命運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給予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特殊驅動，使之相較大眾文學的自然言說多了一分猶如小兒蒙昧未開又天真無邪的詩意。首先，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天然具備自由野性的特質，云南佤族的《西崗里》意為從山洞走出來的人，描寫了“獵頭祭谷”、“生食動物”的部落生活，但對自然的傾心塑形卻達到了中國文學的極致，佤族的河流、山崗、陽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頭祭祀”也因為“山神的節日”隱去了血腥與荒誕，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峽谷的驚天濤聲，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轉彎處看見的一座座哀傷的石頭。漢族作家遲子建形容他為“最生動的身姿、最沉著的氣度、最遼遠的包容”。此類自然的抒寫在少數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厲害關系的表達，又是對人類自然存在的訴說與感情依附”，因此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源自作家的原始沖動，他們沒有對自然強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與自然命運的深刻聯系來反映人與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思緒是無目的性的自發抒情，傾向于表達人的內在和諧性以及對土地、生命的真實感知。無目的性是自然主義文學的精髓，即意識到自然外物對身體的作用都是為了讓心靈獲得生而為人的各種影像，布依族文學《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餓死的時候莊嚴地致謝天地讓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維吾爾族的《中國土地上的圣戰》雖然是描寫伊犁少數民族反抗封建壓迫的作品，但卻對戰爭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釋，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導我們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覺、快樂以及思想來活著才不會被混亂不堪的心神困擾，對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經典的詮釋，絲毫看不到人處于殘酷戰爭中的心理失衡以及與自然的緊張對立關系，自然早已進入了創作者的意識，成為文學思維的高級形式促使作家內化自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心靈的造景者，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使命仿佛就是對自然無止境的觀想涌現，始終保持著最適當的姿態，其恬然閑適的距離化、人文情懷以及審美空間彌漫著浪漫與古典的詩意，“那并不是對生活的短暫溢出或調味，是面對自然真正的謙卑與敬畏”。

從二十世紀開始，我國文學創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學說，體現為對哲學的二元論檢閱，在主張物質與思維的同時，大量地參入了對文學功能性的貫徹，對此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游離于外，閃耀著最高本體的性靈之光。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現當代自然主義作品都是“科學化的自然主義”，以探索自然資料與感官證據來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是體悟性的自然主義，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別》對作家童年田園生活細致入微的描繪，抒發“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黃金”的吶喊，表現作家經由自然凈化后對生命價值的沉思，質問讀者人死后會再生嗎？除了穿衣吃飯你還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寫游子在千里之外懷想故鄉寧靜古樸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諧的生存樣態，是作家立足于鄉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歸。可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處處蘊含著作家主體在場的心靈表白與叩問，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對自然詩意的表達，是詩意的自然對少數民族作家心靈塑造的結果。根據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靈魂學說對文學創作進行的補充，文學既是服從現實物質實體的形態表征，又是“對作家心身探索中無廣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構”，少數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體與無形體的知覺影響，從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觀念、思維以及欲望。

三、結束語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最初源自少數民族對自然恐懼的體驗，這是大多數文學研究承認的基本事實，但卻忽略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衍生發展同樣也是對自然恐懼的承繼。本文引入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概念對少數民族與自然對話的文本語境做出了全新的闡述，旨在揭示隱藏在現代心靈之中的古代特征，說明了這種自然恐懼的精神復現蘊含著非同一般的隱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學所提倡的生態環境保護，而是通過更為深沉有利的天賦道德，吸引人們享受自然抒寫的古典詩意，并對作家創作的心靈影像有所發現，認識到人類無廣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社會關系的協調和統一。

作者：王曉翌單位：西安文理學院幼兒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