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學經典是傳統文化的凝練，是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媒體時代，高校作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陣地，應因勢利導，利用好新媒體這把雙刃劍，在文學經典的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評價體系等方面不斷創新，吸引高校學生，從而達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目的。

關鍵詞：新媒體時代；高校文學經典；教學；問題；對策

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以文化為核心的國家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青年一代大學生能否理解、認同、接受并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系著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文學經典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凝練，對于文學經典的學習是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高校則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陣地。新媒體時代，影像文化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征，以穿越、魔幻、尋寶等為題材的網絡文化和以娛樂、消遣為主的大眾文化的泛濫，使得深刻而充滿理性的文學經典作品被邊緣化。大學生作為閱讀文學經典的主要群體，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更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新媒體時代關注高校學生對文學經典的閱讀和探索文學經典課堂教學的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高校文學經典教學的必要性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各種思想精華，有益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當今世界，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加強對高校學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于培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推動文化傳承創新，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文學經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過歷代讀者長期閱讀鑒賞而篩選出來的精華，代表了中華民族文學的最高成就。它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較為穩定的思想情感、審美理想、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文學經典形象的間接性、內容的廣闊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高校學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使學生在充分認識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體驗人類情感的豐富性與細致性、領悟思想認識的獨特性與深刻性的同時，全面提升學生的道德境界，完善學生的個性品質，滋養學生的思想情感，提高學生的品位修養。因此，引導大學生進行文學經典閱讀和鑒賞勢在必行。

二、高校文學經典課堂教學的現狀

1.教學管理者和教育者不夠重視。講到文學的專業教育，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及其相近專業等。漢語言文學專業毋庸置疑必須開設經典誦讀課程，但一些與文學關聯性較小的專業如一些理工科專業，這類專業的學生是否也需要學習文學經典，一些學者則提出質疑和反對。這種觀念在部分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當中普遍存在，管理者以及教育者的不重視直接導致文學經典課程無法開設，或者課時一再被壓縮。

2.文學經典的課堂教學內容千篇一律。文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因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時間和跨越地域的永恒價值。但由于文學經典尤其是古代文學經典中的語言晦澀難懂，長篇贅述，再加上抽象高深的哲學思想和年代久遠的時代背景，客觀上給大學生造成了閱讀障礙。長期以來，經典文學的教學內容基本上離不開固有的教學模式：作者簡介、寫作背景、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等，課堂講授信息量大而與當下聯系又不足，因此，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

《涼山文學》2017年第4期

日前，由《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編輯部、上海師范大學當代上海文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化高峰論壇”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來自《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編輯部和全國各高校的專家學者40余人出席了論壇。

論壇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詹丹教授主持。《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副總編輯楊海英致辭，她認為“經典”就是所強調的高峰，是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寫照；學術研究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闡釋新時代新發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她還介紹了《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的基本情況與“綜合性”“有特色”“專題化”的辦刊理念。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陳恒教授在致辭中從文史相關的角度談論文學經典的問題，指出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必要性，他提出文學創作如果脫離歷史意識就難以產生具有偉大意義的經典作品。吉林大學資深教授張福貴代表與會學者致辭，他強調論壇主題的重要性，認為文學經典化是文學史中的重要問題，該問題研討的意義不僅在于今天，更在于未來。在學術研討中，學者們圍繞文學史觀、經典化標準、經典化方式、文學批評途徑、文學史家及文學研究者責任、文學語言等問題展開研討。文學史寫作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通過文學史家的遴選與評論，對于文學史發展歷程中的文學作品進行經典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張福貴教授指出文學史是由一系列經典構成，他在梳理了經典概念與經典的產生后，提出經典必須具有人類性和審美性，在蘊含豐富的審美性的同時，應該具有人類意識和人性意識。楊劍龍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文學經典化角度回眸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認為雖然此概念企望將復雜的文學現象、文學發展置于統一的主題、審美視閾中，用進化式的方式看待文學的發展與嬗變，但是其貢獻和價值仍然毋庸置疑。劉忠教授（上海師范大學）由“重寫文學史”口號談論文學經典化，他指出文學史寫作并不是簡單地捍衛一個永恒不變的觀念和秩序，而應將文學置于歷史語境中進行闡釋，凸現它的在場性和鮮活性。

如何對20世紀中國文學進行經典化，究竟以怎樣的標準開展經典化，學者們對于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李繼凱教授（陜西師范大學）從文化建設角度理解文學的經典化，提出應該在文化磨合歷程中建構經典，從文化策略角度理解經典，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傳揚經典。湯哲聲教授（蘇州大學）談論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經典的認定與批評標準的建構，指出對于文學作品經典性的論定首先應該有通俗文學性質的確認，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通俗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價值。郝雨教授（上海大學）分析文學經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聯，提出需要深入研究文學經典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文學創作應該積極表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其實文學的經典化是對于文學史上作品的遴選與闡釋，這就必須以回到歷史原點的方式仔細閱讀，細心篩選。張中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從抗戰文學史重寫與經典文本的確認及闡釋的角度，提出應該回到歷史現場，認真考察抗戰時期的文學經典。欒梅健教授（復旦大學）提出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經典化期待，認為應該大量閱讀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文本，辨認出優秀的經典化作品，通俗文學才能順理成章地進入文學史行列中。錢文亮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談論文學經典，包括經典形成的過程和生產機制、社會歷史語境、演變的歷史脈絡和美學傳統。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是文學經典化的工具與方式，只有掌握了切合文學對象的理論，只有進行正確的文學批評，才能真正掌握經典化的真諦。殷國明教授（華東師范大學）認為文學理論與文學研究應該為經典的產生營造氛圍、為創造經典開路，經典不是能用金錢堆出來的，我們應該面對歷史、面對人民、面對未來努力創造經典。喻大翔教授（同濟大學）由香港“沙田派”看文學經典的分層，他將經典評判定為語言、文體、主題、題材經典等文學的橫向標準，和個人、時代、國家、世界經典等時空的縱向標準，提出不同層次的經典應該放在特定語境里衡量。李洪華教授（南昌大學）從世界華文文學的角度談論經典建構，指出當下眾多華文文學史敘述中，多以地域為單元建構華文文學史版塊，缺乏文學史的經典意識和整體觀念。

文學經典化說到底是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的一項重要工作，雖然社會讀者與文學市場也參與了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但是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具有極為重要的話語權與闡釋作用。張全之教授（重慶師范大學）考察文學研究者在文學經典化中的作用，認為文學研究者是文學經典化的承擔者，研究者應該反思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汪娟副教授（嘉興學院）談論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及限度，提出經典化不僅要將研究對象歷史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歷史化，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離不開研究者的推介、宣傳及傳播，應避免總是以現有的研究為參照。蔣進國副教授（中國計量學院）探究中國現代文化中心的轉移與文人京滬遷徙，指出1927年前后大批文人從北京南遷上海，中國現代都市文學得到較大的發展。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經典化與語言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文貴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從文學語言的角度談論經典，指出狂人話語與書面文言、日常白話處在相互包孕和相互搏殺中，作為經典的魯迅的《狂人日記》才得以誕生。陳海英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從陌生化語言風格探求角度談論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小說創作，指出穆時英小說對語言陌生化的刻意追求，主要體現在對變異性語言的創造和運用上，語言風格成為其作品走向經典化的重要因素。陳蘅瑾副教授（越秀外國語學院）探究劉震云小說的反諷特征，小說呈現出言說的困境與欲望的升騰、矛盾對照中的孤獨凄清、敘述者與讀者雙重視角中的戲劇反諷，作家試圖以反諷者的姿態去發現并解開人類本性與被社會和權力制約了的語言之間的關系。

對于文學經典性的研討還涉及網絡文學、海派文學、軍旅文學等。董麗敏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以網絡小說《慶余年》談論網絡文學的經典化，認為以玄幻文學為代表的網絡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出了網絡文學未來經典化的空間與可能，必須有效地介入并引領當代青年文學健康良性發展。劉暢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分析當代網絡小說中的“志怪”傳統和意義，認為從小說類型、敘事觀念、敘事模式等均可見到網絡文學的“志怪”傳統，但與傳統志怪文學相比，又暴露出思想底色不足等問題。吳智斌副教授（浙江財經大學）從“夜”的視角審視《海上花列傳》的頹廢敘事，從“夜”化走向于頹廢語境生成、舊面孔與新生活、現代海派小說頹廢審美的中國經驗展開分析。滿建副教授（安徽省宿州學院）談論上海現代消閑刊物與海派散文的新變，指出海派散文更傾向于消閑的審美功能，形成具有新的文體特點的新型都市散文。溫江斌（上海師范大學）研究了1920年代中期上海的“小報型”畫報，認為隨著印刷技術的革新和攝影技術的普及，1920年代中期上海興起了一股畫報潮，開啟了中國近現代畫報銅版全盛時期，融新聞時事與文藝小品于一爐，并以一種對話與傾訴的方式，相當寫實地呈現了一般民眾的文化需求和集體心態。陳彥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從小說《鳳子》探究沈從文早期寫作思想特征，指出這篇充滿對話性的作品，將湘西地方苗人生活鑲嵌到復雜的對話中，并以巧妙的思辨線索將其勾連，呈現其早期寫作中的思想演進。王童（上海師范大學）談論當代軍旅長篇小說創作影視化傾向，認為追求畫面感、臺詞化、場景式，導致小說文體特征消解。

20世紀中國文學承擔著中國文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從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重任，跨越了近代、現代與當代文學三個階段，其具有與中國古典文學截然不同的特色，呈現出多元而駁雜的圖景。改革開放以后，經過近四十年的文學史梳理與研究，在文學史料、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的研究中，更多的作品被發現，更多的作家被載入了文學史，形成了文學史越寫越厚的傾向。今天面對20世紀文學經典化以及21世紀正在發生與進行的文學的經典化，我們應該以文學史家的宏闊眼光，理論家的高屋建瓴，批評家的敏銳視野，不僅關注文學的經典化歷程，而且關注如何使文學史發展真正達到經典化。這仍然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切實面對的問題。

作者：楊劍龍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當代上海文學研究中心

關于文學經典因文類而被建構的認識，一些理論批評家也曾有過一些概括性的模糊意識。例如在上世紀數次重版、影響較大的《簡明外國文學詞典》一書中，美國著名學者阿伯拉姆在為“史詩”、“悲劇”兩文類詞條釋義時寫道:(文學史詩)通常具有下列基本上來自荷馬的傳統史詩的特征:……對悲劇形式進行詳盡的探討……是從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典型分析開始的。亞氏援引古希臘作家埃塞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為例證，從中歸納出結論，并以它為他的理論基礎。②釋義告訴我們:凡談史詩，不能不提及荷馬史詩;論及亞氏悲劇理論，不能不根據三大悲劇詩人的劇作。這正是文學經典最基本的氣質。法國啟蒙主義作家、批評家博馬舍也指出:“難道范例的作品從最早不就是規則的基礎嗎?”③盡管其本意是反對拘守于已有文學規則，而又恰恰道出了文學作品因為作為其所屬文類的規則而成為“范例的作品”、成為文學經典的事實。法國浪漫主義代表的雨果也說過:“典范有兩類，一類是根據規則產生的，但在這類典范之前還有一類典范，即人們據以總結出規則的典范。”④后者即我們這里正在探討的情形。

當代美國學者希爾斯認為:“‘杰作’這一范疇本身就意味著對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做過的篩選和評價;它設定了某種類似于教規(Canon)的準則。”當一部或某些文學作品因文類而被建構為文學經典后，這些文學經典遂與其所屬文類共同具有了某種無形的規范性和秩序力，從而對其后的文學創作及后續文學經典的形成構成無法避免和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是因為，文學傳統“總是給偉大作品留有位置，無論這些作品的數量多大。”①

一旦文學作品的經典身份得以確立，由于其接受廣度和力度的優越性必然使其享有了其他一般性文本所無法企及的社會資本，亦即:任何創作活動的發生都無法回避既有文學經典的存在，都必須學會從業已存在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既有文學經典中汲取創作的技巧、方法等養分。所以繼亞里士多德對荷馬史詩、悲劇作品的高度肯定，賀拉斯也說:“你們應當日日夜夜把玩希臘的范例。”②法國新古典主義代表布瓦洛談及牧歌的寫作時，也把視線投向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你唯有緊緊追隨陶克利特，維吉爾:/他們的篇什纏綿，是‘三媚’心傳之作，/你應該愛不釋手，日夜地加以揣摩”。③歌德也認為，對前人文學經典的學習與參悟是提高創作方法的不二法門:“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觀賞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讓我們學習莫里哀，讓我們學習莎士比亞，但是首先要學習古希臘人，永遠學習希臘人。”④高爾基也結合自身體會開出了初學者必須認真研讀的眾多經典作品:“‘優秀的’法國文學———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的作品對我這個作家的影響，具有真正的、深刻的教育意義;我特別要勸‘初學寫作者’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這是些真正有才能的藝術家，最偉大的藝術形式的大師，俄國文學還沒有這樣的藝術家。”⑤如果說上述觀點部分地具有強烈的流派色彩，那么意大利文藝復興批評家明屠爾諾的經典觀可能更具說服力:“如果我們以下品的詩人為模范，我們將一落千丈，不值得贊美。如果我們以上品的詩人為模范，即使我們落于其下，我們還可以留在備受贊美的詩人之列。”

⑥由此可見，既有文學經典作為一定社會或群體認可的公共資源，是后來一切文學創作活動無法逾越的起點，甚而可以說這種行為規律早已經內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不過，事情總是辯證的:對既有文學經典的學習在產生積極意義的同時，也不免孳生對既有文學經典的某種依賴，一味蜷伏于文學經典的陰影之中，必將對文學創作帶來不由自主的束縛和限制，導致創作主體個性的迷失，墮入平庸之淵藪，影響創作水準的提高以及文學經典的再生產。所以，接受美學創始人之一的耀斯曾指出:“就典范而言，審美經驗的根本矛盾總是表現在它本身包含兩種‘模仿’的可能性:一是通過典范來自由地學習理解;一是機械地、不自由地去遵循某條規則。”

⑦所以，就文學創作與文學經典關系而言，必須經歷一個“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漫長而艱辛的妊娠過程。20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力的詩人、批評家之一的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的著名論文中曾經指出: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作出來時，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都同時受到了某種影響。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之后，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么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盡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①這種對既存的“完美的體系”的修改，注定了憑借“出乎其外”來實現文學經典再生產必然充滿斗爭與苦痛。縱觀西方文學史和文論史，我們不難發現:既有文學經典顯露出的文類規范對后世文學經典的產生著實構成了巨大壓力。不過，與原生文學經典因文類而被建構不同的是，此時就次生文學經典而言，文類恰又因文學經典而被建構。后世文學經典再生產、再確認與對新生文學作品別立新型文類名稱緊密相依。例如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第一次“古今之爭”中，以明屠爾諾為代表的“古”派以古希臘羅馬諸多文類規范詩學為圭臬，奉為萬世楷模，不可稍加變更。他指出說:亞里士多德和賀拉斯這兩位古人“用荷馬的詩作例證，拿出一種真正的詩藝來教導人，我就看不出另一種詩藝怎樣能建立起來，因為真理只有一個，曾經有一次是真的東西在任何時代也會永遠是真的。”

②故而對當時意大利作家阿里奧斯陀寫作的敘事詩《羅蘭的瘋狂》予以了批判，認為它違反了亞氏關于情節整一性的要求。但問題是，永遠以古人文學經典中涵括的文類規范和法則為準繩，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后人的寫作永遠缺乏足夠的新穎性，永遠匍匐在古人的陰影里。正所謂古語“同則不繼”的道理，文學史將變得不再可能，文學鮮活的軀體亦將枯竭衰敗。所以明屠爾諾的觀點遭到了以欽提奧、瓜里尼為代表的“今”派的強烈反對。欽提奧一方面否定了亞里士多德的文類詩學的普適性:“亞理斯多德心目中的詩是用單一情節為綱的，他對于寫這類詩的詩人所規定的一些界限并不適用于寫許多英雄的許多事跡的作品。”一方面提出，從發展的眼光看，有創作才能的作家不應該一味受制于古人，束縛了自身創作自由，而且充分肯定了當時意大利文學創作取得的足以比肩古人的巨大成績。他說:“我們不應該指望拿約束過希臘拉丁詩人的框子來約束我們塔斯康尼詩人。”“我們塔斯康尼詩人們的作品在我們的語言里的價值，比起希臘拉丁詩人們的作品在他們的語言里的價值也并不減色，盡管塔斯康尼詩人們并沒有遵照前人的老路走。”那么，現時代的作家如何開展創作呢?欽提奧進一步指出，亞氏和賀氏“兩位古人既不懂我們的語言，也不懂我們的寫作方式。”“正如希臘拉丁人是從他們的詩人那里學到了他們的詩藝，我們也應從我們的詩那里學到我們的詩藝，謹守我們的最好的傳奇體詩人替傳奇體詩所定下來的形式。”“傳奇體敘事詩不應受古典規律和義法的約束，只應遵守在傳奇體敘事詩里享有權威和盛名的那些詩人所定的范圍。”所以對阿里奧斯陀寫作的這類新型敘事詩，即傳奇體敘事詩給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贊揚，認為傳奇體敘事詩不同于傳統敘事詩的優越之處在于:“情節的頭緒多，會帶來多樣化，會增加讀者的快感”③。可見，新生作品《羅蘭的瘋狂》對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中的古典文類法則的悖反，確認了自中世紀伊始的“傳奇體敘事詩”這一新型文類的存在合法性和必要性。這一時期的瓜里尼、維加等人則通過各自創作實踐如《牧羊人裴多》、《羊泉村》等，再次宣告古希臘羅馬文類詩學的失效，在他們的作品中把悲劇和喜劇這兩大曾經壁壘森嚴的文類混合為一體，高高在上的國王、貴族與一貧如洗的下層人等同處一個舞臺，于是隨著《牧羊人裴多》和《羊泉村》等作家經典作品身份的被認可，“悲喜混雜劇”的新文類名亦應運而生。維加就指出:“誰要是按照藝術的法則來編寫喜劇，就沒沒無聞，窮餓而死。”他的成百上千的作品盡管嚴重違反了古典文類法則，但卻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假如我的喜劇另是一個樣兒也許更好些，可是不會那么風行。有時候不合規格的東西正因為不合規格而得人喜愛。”

①與之類似的還有，18世紀法國狄德羅和博馬舍等人由各自創作的《私生子》、《一家之主》、《歐仁尼》等作品創立“嚴肅喜劇”、“嚴肅戲劇”兩大新型文類。博馬舍就認為:“規則在哪個部門的藝術里曾經產生過杰作?”②言下之意即文學經典都會對既定文類法則提出某種程度的挑戰，而新型文類恰是“杰作”在違反古典文類規范詩學之后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衍生物。這一點在現代西方文論中顯現得尤其典型，試以“荒誕派戲劇”為例說明之。上世紀中葉，貝克特《等待戈多》、尤奈斯庫《椅子》、品特《生日宴會》等一系列新生劇本的面世，讓許多戲劇理論批評家莫名其妙，常常冠以“胡言亂語”、故弄玄虛的罪名而棄之不顧。實質是它們對傳統戲劇觀念做出了重大變革:假如說，一部好戲應該具備構思巧妙的情節，這類戲則根本談不上情節或結構;假如說，衡量一部好戲憑的是精確的人物刻畫和動機，這類戲則常常缺乏能夠使人辨別的角色，奉獻給觀眾的幾乎是動作機械的木偶;假如說，一部好戲要具備清晰完整的主題，在劇中巧妙地展開并完善地結束，這類戲劇既沒有頭也沒有尾;假如說，一部好戲要作為一面鏡子照出人的本性，要通過精確的素描去刻劃時代的習俗或怪癖，這類戲則往往使人感到是幻想與夢魘的反射;假如說，一部好戲靠的是機智的應答和犀利的對話，這類戲則往往只有語無倫次的夢囈。不難相信，如果這時還繼續以傳統文類規范來作衡量標準，無疑“要被視為令人難以容忍的無禮欺騙。”于是，英國批評家馬丁•埃斯林把如許之類具有驚人演出效果、受到廣泛贊揚的新型戲劇命名為“荒誕派戲劇”。③所以，德國學者巴爾納提出:“在遇到應當把某種標準體系長期固定下來，并使之成為一種新的傳統時，要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命名一批典范的作品。”④法國著名比較文學研究家布呂奈爾也曾指出說:“公認的體裁的束縛和作家的獨創之間的沖突，就使得在杰作和平庸的模仿作品之間，以及在所有中間等級之間加以區別成為可能。”⑤

這里也正揭示出文類因文學經典而被建構的觀念:就文學發展史而觀，文學經典通過反抗傳統文類規范詩學施加的壓力，演繹出某種新型的標準體系，而新型文類的命名不僅是對標準體系的維護和首肯，亦是對文學經典身份進行再確認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雖然文學經典與文類之間關系比較復雜，文學經典有時盡管對既有傳統文類規范有所變化，卻并不一定意味著非得提出新文類以命名之，但是仍不妨礙我們得出這樣的認識:新型文類的誕生和文學經典之間可謂如影隨形，自然天成，相得益彰。新型文類名稱讓新生文學經典在文學史上文學經典長河中別具一格，卓然獨立，與此同時，新型文類名稱也為新生文學經典的接受拓寬了期待視野，強化了新生文學經典的可接受性，功莫大焉!

關鍵字：文學經典大眾文化

一

在傳統社會中,人類精神總是呈現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重變奏。意識形態是為社會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據的觀念體系,它以各種方式來證明當下現存的社會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也是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克服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們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境遇,承認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使現存社會系統盡可能地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之相反,烏托邦則是以否定或者懷疑現存社會為前提的,它總是指向某個超越于現實存在的境界或領域,并且對當下的社會存在具有某種批判性。烏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會系統發生變化,盡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給出的方向來變化的。

一般說來,那些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烏托邦精神的顯現。正是因為不滿足于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們才會通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為文學作品呈現出某種超越的境界或意義,可以滿足人們超越現實的心理需求,人們才會將其奉為經典。席勒認為文學藝術具有彌合被不合理的現實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馬爾庫塞堅持文學的審美價值在于在異化的社會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從而為生活藝術化的社會之到來做預演……這些觀點都是基于同樣的理論預設,即文學藝術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精神。因此,所謂文學經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夠充分展示特定時期人類烏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說烏托邦乃是人類精神之夢,那么,文學經典也就是人類之夢的話語顯現。

但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烏托邦、人類精神之夢等等無一例外地都是歷史性范疇,因此,對它們的理解及其內涵的界定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樣一來,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之間就常常呈現出相互轉換的關系。例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曾經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核心話語,曾經激勵資產階級聯合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推翻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但是當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這些概念便轉化為為資產階級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了。同樣,作為人類精神之夢的話語表征,文學經典自然也具有歷史性,絕對不是超越歷史的永恒之物。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昔日的文學經典遲早會受到冷落直至被棄置不顧。

二

如前所述,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遷,文學經典的地位遲早會受到挑戰,而且,社會文化變化程度越大,這種挑戰也就越嚴重。就中國而言,“五四”時期,唐詩、宋詞這些經過千百年考驗的文學經典被視為“貴族文學”、“隱逸文學”、“山林文學”而受到貶斥。相反,倒是雜劇元曲、《西廂記》、《紅樓夢》之類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壓制排擠的文學作品漸漸被奉為圭臬,成為新的文學經典。隨著社會文化劇烈變革時期的結束,舊經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昔日的魅力,新經典也繼續受到人們推崇——這種現象說明,盡管在文學經典的譜系中會常常出現新成員,但原有經典卻很難被完全遺忘。

但是,今日文學經典所面臨的挑戰卻較之“五四”時期更為嚴峻。“五四”時期文學經典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來自西方現代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沖突,隨著這兩種價值觀被重新整合為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經典面臨的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減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學經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于文學經典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鍵字：文學經典大眾文化

一、在傳統社會中，人類精神總是呈現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重變奏

意識形態是為社會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據的觀念體系，它以各種方式來證明當下現存的社會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也是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克服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們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境遇，承認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使現存社會系統盡可能地不發生根本性變化。與之相反，烏托邦則是以否定或者懷疑現存社會為前提的，它總是指向某個超越于現實存在的境界或領域，并且對當下的社會存在具有某種批判性。烏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會系統發生變化，盡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給出的方向來變化的。

一般說來，那些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人類烏托邦精神的顯現。正是因為不滿足于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們才會通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為文學作品呈現出某種超越的境界或意義，可以滿足人們超越現實的心理需求，人們才會將其奉為經典。席勒認為文學藝術具有彌合被不合理的現實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馬爾庫塞堅持文學的審美價值在于在異化的社會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從而為生活藝術化的社會之到來做預演……這些觀點都是基于同樣的理論預設，即文學藝術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精神。因此，所謂文學經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夠充分展示特定時期人類烏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說烏托邦乃是人類精神之夢，那么，文學經典也就是人類之夢的話語顯現。

但是，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烏托邦、人類精神之夢等等無一例外地都是歷史性范疇，因此，對它們的理解及其內涵的界定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這樣一來，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之間就常常呈現出相互轉換的關系。例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曾經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核心話語，曾經激勵資產階級聯合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推翻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但是當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這些概念便轉化為為資產階級統治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意識形態了。同樣，作為人類精神之夢的話語表征，文學經典自然也具有歷史性，絕對不是超越歷史的永恒之物。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化，昔日的文學經典遲早會受到冷落直至被棄置不顧。

二、如前所述，隨著文化歷史語境的變遷，文學經典的地位遲早會受到挑戰，而且，社會文化變化程度越大，這種挑戰也就越嚴重

就中國而言，“五四”時期，唐詩、宋詞這些經過千百年考驗的文學經典被視為“貴族文學”、“隱逸文學”、“山林文學”而受到貶斥。相反，倒是雜劇元曲、《西廂記》、《紅樓夢》之類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壓制排擠的文學作品漸漸被奉為圭臬，成為新的文學經典。隨著社會文化劇烈變革時期的結束，舊經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昔日的魅力，新經典也繼續受到人們推崇——這種現象說明，盡管在文學經典的譜系中會常常出現新成員，但原有經典卻很難被完全遺忘。

但是，今日文學經典所面臨的挑戰卻較之“五四”時期更為嚴峻。“五四”時期文學經典所面對的挑戰主要是來自西方現代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沖突，隨著這兩種價值觀被重新整合為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經典面臨的挑戰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減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學經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于文學經典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摘要：教育事業的全面改革和落實促使社會越來越重視對經典閱讀與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的培養，對健全和完善我國的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有很大的幫助。人才培養過程中會遇到重重的阻礙和問題，中國語言文學類是一門兒具有代表性的學科，在培養此類人才時要以經典閱讀為出發點，充分理解和認識語言文學的特色，完善我國的教育體系。本文圍繞經典閱讀與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的培養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提出具體的方法和途徑。

關鍵詞：經典閱讀;中國語言文學類;人才培養

我國的經典閱讀體系還不是非常完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以專業體系結構為基礎，培養專業人才的同時要對整個人才培養結構體系進行改良。我們在理解和運用經典文學時要注重傳承和發展語言文學，通常情況下，這個過程還需要對我國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層的理解和思考。對于學生而言要真正達到閱讀的目的就要以經典閱讀為主，這樣不但能夠提升自身的知識層面，還能提升整體的品質素養。在課堂上，培養專業性人才要進行適當的人力資源控制，在教學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和創新，才能使人才培養模式更加完善。

一.“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的提出我國造2014年10月份召開了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會上提出了傳統文化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和弘揚中國優良傳統文化的必要性。由此，我們可以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精神價值和文化意義影響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堅持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把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這樣有利于我國在世界文化界立足。傳統文化對文藝界發展非常重要，對文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的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的、深度的闡釋和傳播，有責任和義務繼承和發揚我國的優良傳統文化。我們要在此基礎上為社會培養更多具有高素質、高水平、全面發展的文化人才。文學院提出“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不僅僅是文化傳承的需要,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中國的語言文學類專業有自己獨特的一面，由于行業發展的要求，另外經典閱讀對于人才培養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根據這些實際情況，文學院校提出了“已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方案并展開一系列的實踐活動。根據時展的需求，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要有豐富的文化知識，還要有一定的科學知識，同時還對自身的品質、素養有較高的要求，并且在語文教師和企事業單位的文秘等一些崗位上也能出色的工作。當前社會各種文化魚龍混雜，而高素質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要能夠在良莠不齊的文化中分清好壞，能夠對我國的優良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這是其應該擔任的歷史責任，所以要求學生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實質上就是加深對經典文化的閱讀和理解。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培養專業人才，要求各高校對學生進行綜合素質的培養，其中包括基礎性素質、專業性素質和創新型素質三個方面。對學生進行基礎性素質和專業性素質的培養有助于學生的學習和精神成長。閱讀經典能夠讓學生進一步認識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還能夠積累自己的文化知識，同時能提升大學生的身心素養，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周圍的事物，清晰明了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并對事情的發展做出一定的思考和評價。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主流文化的地位被削弱，也造成人們的時代感、社會感、歷史感和文化感更加淡化，出現學術發展不穩定，精英文化消退的現象。受到這種社會現象的影響，很多大學生對經典文學失去了閱讀興趣，僅僅通過社會上的影視作品、時尚閱讀和淺表閱讀等來了解中國古代、當代以及國外一些經典名著、優秀作品。把大把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了前者，這種現象很是令人堪憂。所以在教學過程中，要重視學生對經典文學的閱讀，加強學生對經典文學的研究。觀察和研究我國文學院的教育模式，我們發現不論是學習中國古代的文學還是當代的文學，亦或是外國的古典文學，還是選修課和必修課，多數老師只注重學生知識的學習，而忽視學生對文學經典的感悟和體會，這樣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學生漸漸失去對經典文學的鑒賞能力，文學寫作能力也有所削弱。缺乏對經典文學的鑒賞能力和感受能力，不利于學生專業素養和精神文明的培養。因此，面對這種人才培養狀況，文學院應該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重視學生對經典文學的閱讀，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積極性，提升學生對經典文學的鑒賞能力，不斷積累文化底蘊，從而培養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

二.“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的主要內容為了更好的培養專業性人才，文學院進行組織、用人單位進行設計、全體師生共同實踐，進而提出了“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是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通過“三個課堂”的形式，利用課程資源、活動資源、實踐資源和網絡資源,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專業素養。下面的圖表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教學模式。

三.“以經典閱讀為切入點，構建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摘要:新媒體的發展，消費文化的盛行，給文學經典教育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信息傳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邊緣化;消費娛樂化的文化價值觀致使文學經典被戲說、大話改編;新媒體時代的讀圖習慣致使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表層化。但新媒體是把雙刃劍，我們要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發展的優勢，對大學生開展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利用新媒體多元化形態延伸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的空間形態，拓展文學教育的場域;利用文學經典的影視、游戲改編和戲說等“次文學”進行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提高探索、閱讀和接受經典的興趣;利用“圖視”反向引導進行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傳播文學經典的價值觀念和精髓，使文學經典在新時代煥發出應有的光芒。

關鍵詞:新媒體;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

文學經典作為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凝結了不同民族的智慧。正如所指出的:“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1］隨著新媒體時代大眾傳媒的發展，消費文化的盛行，人們尤其是大學生對文學經典的閱讀更是呈現出了碎片化、淺閱讀甚至是不閱讀等特性，而文學經典教育也被各高校置于可有可無的境地，致使文學經典在大學校園處于邊緣化的尷尬狀態。但網絡新媒體是把雙刃劍，它的出現和發展也為大學生之間的交流、學習帶來了諸多便利，如何利用新媒體時代大眾傳媒的便捷性探索新的文學經典教育路徑，最大程度上減少、甚至避免新媒體對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帶來的弊端，積極發揮新媒體的積極性，從而破解新媒體時代文學經典教育面臨的困境。本文以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狀況為研究出發點進行問卷調查，共隨機發放問卷930份，收回有效問卷907份。以期通過此次問卷調查能夠總結出在新媒體大眾傳媒時代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問題探索出新媒體時代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之路。

一、新媒體對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的影響

新媒體是個發展著的概念。我國學者彭蘭認為，新媒體“主要指基于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及其他現代信息技術或通信技術的，具有互動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態和平臺。在現階段，新媒體主要包括網絡媒體、手機媒體及其兩者融合形成的移動互聯網，以及其他具有互動性的數字媒體形式”［2］。目前而言，智能手機是新媒體中最為便捷、使用率最高的媒介形態，在問卷“您擁有什么樣的移動終端設備”的調查中，有84．56%的同學選擇了智能手機。可見，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在學生日常生活學習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媒介形態及傳播方式的變化，尤其是基于移動手機終端的微信公眾號、APP、朋友圈等媒介形態已經極大的影響甚至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學習習慣，大學生的教育和閱讀學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一)信息傳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學生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邊緣化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方式、主體和內容都不同于以往。傳統媒體，如報紙采用的是點對面的單項式傳播方式，受眾只能“被動”接受信息，很少有機會主動去選擇信息。但新媒體的交互性使得傳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每個人既可以是信息的傳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而且每人都有選擇信息的主動權，主動去發現信息，選擇、利用信息，傳播信息。故而，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方式、主體、內容都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這是一個多種傳播主體、多種信息源、多種傳播媒介共同作用的一個時代。以往文學經典價值的存在和傳承主要靠口耳相傳、書籍刊印等，這確保了文學經典的權威性和傳承的穩定性。新媒體時代，大眾傳媒的發展，使以往依靠文學經典傳承的民族精神、價值觀念等，在當代大學生這里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而且更為便利和快捷。再加上當代娛樂消費文化觀念、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至上的影響，整個社會呈現出浮躁的風氣，文學經典的外在生存空間和環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和擠壓。久而久之，文學經典在高校中就被邊緣化，不再受大學生的歡迎和重視或被束之高閣。故而我們在問卷調查“你每周課外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是多少”中看到，有59．65%的學生閱讀時間少于兩個小時，也就是說平均每天不到二十分鐘;而另外28．45%的學生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在五個小時之內，即便如此平均每天也不到一個小時。文學經典無用論彌漫在眾人之中，大學生不再涉足文學經典原著，高校課程之中也很難尋覓文學經典教育課程，文學經典逐漸被邊緣化。

(二)消費娛樂化的文化價值觀致使文學經典被戲說、大話改編傳統時代，教育和價值觀念的闡釋是以社會上的文化精英為主。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是社會信息的傳播者和參與者，社會時代的主導力量開始由精英轉向大眾，由貴族精英所消費的文學經典開始進入普通大眾的視野。“隨著經典主導力量的變化，文學經典也就在以消費文化為主體的時代，被納入普通大眾日常的消費活動中去，成為滿足大眾欲望的手段之一。”［3］為了反叛和解構傳統并凸顯自己的話語權，大眾開始一改貴族精英對文學經典的教育和闡釋觀念，對文學經典進行大肆地戲說、改編、大話等以彰顯大眾文化的消費價值觀念。這些文化價值觀念很快開始在大眾中傳播，而站在時代前沿的大學生對此更是拍手稱快。所以，在問卷“您接觸新媒體的主要動機是什么”的調查中，有73.98%的同學選擇了“休閑娛樂”;在問卷“如今您最常用來接觸文學經典的途徑是什么”的調查中，有16.76%的學生選擇了“看改編自文學的電影、電視劇、網絡視頻等”;在多選問卷“現在很多學生不熱衷于閱讀經典文學，您認為原因可能是什么”的調查中，有54.58%的學生選擇了“看過相關介紹或影視作品、游戲等，對內容不感興趣”的選項。可見文學經典的大話、戲說、改編等在當代大學生中的流行程度。大學生受到大眾傳媒時代這種娛樂消費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對傳統文學經典開始疏遠或解構并再結構，不再關注傳統文學經典書籍，而轉向網絡言情小說、武俠通俗文學、顛覆式的戲說、游戲等，即便如此，也是以瀏覽快餐式文化的方式閱讀電子書籍，更遑論閱讀文學經典紙質書籍。以至于在問卷“您閱讀過以下哪幾部文學經典作品”的調查中，僅有5.95%的學生閱讀過《牡丹亭》，14.88%的學生閱讀過《高老頭》，10.8%的學生閱讀過《荷馬史詩》，19.18%的學生閱讀過《邊城》，即使被稱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閱讀率也僅有60.42%。但大學生對當代不同文學經典的“大話”“戲說”卻是信口拈來。由此可見，文學經典作品對當今大學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

(三)新媒體時代的讀圖習慣致使文學經典教育和閱讀表層化閱讀書籍能夠促使學生進行深度閱讀和思考，“讀者在閱讀散發著油墨味的紙質文本時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參與作者創作時創設的想象空間，在與作品中的人、事產生共鳴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想象”［4］127。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大學生的閱讀習慣和方式發生了重要轉變。“科技發展帶來的變化，最直觀的感受是速度的提高，在一切都是快節奏的形勢之下，圖像觀看比文字閱讀占據更大的優勢。”［5］69在大眾傳媒時代的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文字與圖片共生的知識傳播空間，讀圖儼然成為我們尤其是大學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無怪乎海德格爾早在20世紀初就喊出了“世界被把握為圖像”的豪言。所謂讀圖:“從廣義上說，一切視覺影像均屬于這種‘閱讀’的對象……從狹義上說，所謂‘讀圖’，就是說印刷物本身的圖像化趨向正在改變我們的閱讀習慣，把我們從單純、枯燥和抽象的文字閱讀中‘解救’出來，把目光轉向種種替代或詮釋文字的圖像。”［6］以圖像來解釋文字和傳遞信息，適應了目前快捷的生活節奏，減少了閱讀時間，被人們尤其是年輕的大學生們所歡迎。所以，在問卷“您認為影響您閱讀文學經典的因素有哪些”中，有60.2%的學生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時間”，文學經典原著紙質書籍的閱讀不如新媒體讀圖獲取信息直接、快捷和便利。但通過移動互聯網瀏覽圖像的方式獲取知識和信息卻并不深入探究和思考，成為大學生們的主要日常行為習性。因為“讀圖時代的‘讀’以視覺優位為特征，因此其閱讀行為與文字為主的時代相比，更加趨于表層化，帶有更多的形象思維的特點”［7］10。故而，厚重的經典文學書籍被拋棄，即使學校開設有文學經典名著教育課程，學生也不會借助于書籍進行閱讀和思考，而是代之以影視改編、動漫游戲等圖像式的接觸和解讀，迫切地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而無視文字對人們思維的啟發和創造性的延展及改編是否是戲說或忠實于經典原著等，籠統地冠之以閱讀文字太浪費時間，淺閱讀、碎片化閱讀甚至不閱讀成為當代大學生對文學經典名著的主流態度。

《綠葉》2017年第11期

何謂經典？劉勰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論。”文學經典就是承載文學之“至道”和“鴻論”的各種文學作品。童慶炳先生認為其有著獨特的審美特質：“寫出了人類共通的‘人性心理結構’和‘共同美’”，誠然，“人性心理結構”在其有時空的超越性和文化的傳承性，“共同美”在其有審美的體悟性。

一、時空的超越性

文學經典一經形成，超越時空，其間蘊含著一種無法名狀的價值理性，有著權威地位和恒久魅力。

（一）權威的地位。這是文學經典的外部選擇。文學經典的形成要有一個接受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一種認同和推動。第一，認同，時間洗禮。文學經典即權威作品，意味著榜樣的力量，其意義持久、價值深遠、政治正確、品味純正等，必然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經典，流行是一個先決條件，如王之渙詩、柳永詞等。文學經典的形成也有一個“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的進程，經典需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文學經典大多“入教材”，成為影響讀書人的必讀書目，蒙學、經學、文選、詩選教材，皆歷擇而定。經典成為一種示范和效用，“引經據典”也被用來證明經典的權威性。第二，推動，空間垂范。文學經典既要維系傳統的意向，又要保持鼎新的沖動。經典即“過去活在當下”，文學經典起著表達、闡明和弘揚的作用。《詩經》地位確立，孔子主張“小子不學詩無以言”，證明其在廣泛的空間意義上有著深遠的影響。王之渙詩，“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傳唱甚廣；柳永詞，“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流行極火。文學經典體現的一種規范意識和基本價值，并不在于某一時某一地的盛行，而在于最廣大的空間籠罩，彌漫著“一種經典意義的所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古詩文選編入中小學教材一直紛擾，但經典詩文必須存垂范空間。文學經典要地位確立，權威樹立。

（二）恒久的魅力。這是文學經典的內部積淀。文學經典有著文本內在的對話性和審美的豐富性，在不斷的激活中生成。第一，不朽的特質。詩詞憑借其美妙的文辭和含蘊的意境而感人。詩詞是最精粹的語言。絕句，語約義贍，含蓄蘊藉；小令，型制短小，言簡義豐。詩詞可使心靈不死。葉嘉瑩先生說：“古典詩詞中所蘊含的一種感發生命對我的感動和召喚。”小說因人物和情節而取勝。有清一代，才子佳人小說眾多，僅一部《紅樓夢》成為經典。第二，無盡的蘊涵。經典，因其闡釋不可窮盡而名。薩特說：“閱讀是一種被引導的創造。”人們在接受、閱讀經典中，并不是消極地接受、索取意義，而是積極主動地去發現、建構意義，甚至創造意義。一方面，“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文學經典是一種經驗形式，存在于讀者的閱讀活動當中。另一方面，“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于經典文本的解讀，從當代視界出發，并應用于實踐，有著自己的見解和體驗。重讀經典，回味傳統。

二、文化的傳承性

文學經典，在某種意義上理性地承繼著和闡釋著中華文化道統。學習文學經典，發現其理性光芒，需要傳承文化和弘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