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摘要：

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是目前我國存在的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中小學必需解決的主要問題。文章運用文獻資料、問卷調查、訪談等方法進行對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進行調查，查找留守兒童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問題，進而提出運用校園體育文化改善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對策，旨在為解決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問題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

農村中小學；校園體育文化；留守兒童；心理健康                

一、前言

校園體育文化能夠給學生營造一種人文氣息和文化氛圍，是最能推進校園文化發展的催化劑，對促進學生的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能力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據網上調查顯示，截止2014年，目前，全市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共有119425人，占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25．1％，其中小學87066人，占全市小學生總數的25．7％，初中32359人，占全市小學生總數的23．4％。① 可想而知，兩年前就已經有這么多的留守兒童，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現在的留守兒童還會少嗎？面對這一數據我們是不是更應該關注和幫助這個弱勢群體呢？論文主要對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現狀進行調查分析，找出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以期運用校園體育文化的優勢促進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論文關鍵詞：留守兒童心理健康人格類型

論文摘要：以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為被試，考察人格類型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以及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采用艾森克人格測驗和scL一9O對蕪湖一所中學160名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對較低，不同人格類型的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無顯著差異。

一、引言

留守兒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雙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鄉，并需要其他親人照顧，年齡在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加人到經濟建設的隊伍中，這必然導致留守兒童數量的增加。因此，有關這一群體的教育與心理健康問題也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顯示留守兒童產生心理問題的幾率高于非留守兒童，并且，在學習成績、社會交往等方面與非留守兒童有顯著差異。桑標、范方的研究顯示，留守兒童由于其家庭環境的改變形成了以下一些人格特點:一是樂群性低，比較冷淡;二是情緒不穩定，易心煩意亂，自控能力不強;三是自卑拘謹，冷漠寡言;四是比較圓滑世故，少年老成;五是抑郁壓抑，憂慮不安;六是沖動任性，自制力差;七是緊張焦慮，心神不安[Ci]。黃艷蘋和李玲的研究表明留守兒童總的心理健康狀況比曾留守和非留守兒童均差，主要表現在學習焦慮、對人焦慮、過敏傾向、身體癥狀、恐怖傾向和沖動傾向方面[z]。盧利亞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很高，具有輕度及其以上心理問題的3100，他們的SCL-90的得分率顯著高于全國常模，表現突出的是軀體化、抑郁、焦慮、敵對和恐懼[3]。目前，大多數有關留守兒童的研究都表明，這一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令人堪優，但對于人格對其心理健康究竟有何影響，不同人格類型的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如何，等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因此，本研究以艾森克的人格理論為基礎，探討不同人格類型的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希望能通過人格教育來改變留守兒童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群取樣法，在蕪湖市某初中進行取樣，其中留守兒童80名，男生48名、女生32名。選取非留守兒童80名作為對照組，其中男生36名、女生44名。被試年齡在13一15歲。

(二)程序與工具

近年來，雖然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還是被邊緣化，但是隨著中國圖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被譯介的勢頭越來越旺，人們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與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相比，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并不多見。據萬方數據檢索結果，2000年至2010年，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學位論文約98篇，學術論文近100篇，論著就更是屈指可數了。本文作者對這些論文和論著的翻譯研究視角做出了總結或綜述，隨后提出了一些新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現有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視角的綜述

上述論文和論著運用的研究視角主要可以分為八大類:第一類是對翻譯家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二類是對特定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三類是對兒童文學翻譯原則、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類是結合文學、哲學、美學的理論而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五類是兒童文學譯本的個案研究或比較研究;第六類是從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對中國的兒童文學的影響角度進行的研究;第七類是從譯者、讀者的角度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八類是從文化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的研究。詳細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新視角

近年來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多數屬于結合文學或哲學的理論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審視或詮釋，其實，我們不妨從以下六大視角為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翻開新篇章。第一，按兒童年齡分段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蔣風認為:一般情況下，兒童心理發展是分階段的。各個階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齡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心理發展表現為感知運算、前運算、具體運算和形式運算四個階段，其中處于感知運算階段的兒童的語言還未形成，而從前運算階段開始，兒童的語言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能用表象、語言以及符號來表征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由此看來，不同階段的兒童對兒童文學語言有著不同的要求。西方工業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兒童年齡分段為:嬰幼兒期(0－3歲)，兒童初期(3－6歲)，兒童中期(6－11歲)，青春期(11－20歲)。［2］我們把兒童文學翻譯作品進行分類歸納，例如，把適合嬰幼兒聽或讀的歸為一類，然后根據這些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或對兒童文學語言的總體特點進行宏觀的研究，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技巧與策略等方面進行微觀的研究;把適合3－6歲兒童的譯作歸為一類，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青蛙王子》等歸為這一類，并對它們的語言結構等微觀層面以及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等進行系統研究，以此類推。第二，按兒童文學體裁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兒童文學被定義為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體裁包括童話、兒童故事、兒歌、兒童詩、寓言、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兒童戲劇和兒童影視等形式。我們可對某種體裁的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系統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譯，以《農夫和蛇》，《狐貍請客》等作品為對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譯;如研究童話翻譯，以《小紅帽》、《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糖果屋》等為對象研究格林童話的翻譯，以《皇帝的新裝》、《丑小鴨》、《賣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兒》等為對象研究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如研究兒童影視翻譯，就是研究跨媒體的兒童文學翻譯。兒童影視的流行，打破了傳統的兒童文學翻譯從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國兒童故事被拍成電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編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譯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幾年比較火的動畫片《美食總動員》、《加菲貓1》、《哈利•波特》、《功夫熊貓1》、《功夫熊貓2》均可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功夫熊貓2》的內容體現了中國的歷史文化，譯者更是受到了譯語文化的深刻影響，所以字幕翻譯中出現了很多體現中國文化語境的詞匯，如China翻譯為“中原”，soothsayer翻譯為“羊仙姑”，Nice翻譯為“給力”這個時尚流行語。另外，翻譯配音和外語發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國別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文軍較早有這方面意識的萌芽，但他只對抗戰時期我國對蘇聯等主要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數量作了不完全統計。［3］至于每個國家被譯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體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譯者、對抗戰時期的我國產生了何種影響等并未能論及。李麗按洲別(亞、非洲，歐洲，西歐，中、東西歐，中、北歐，美洲)和國別把我國1911－1949年期間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的數量進行了不完全統計。［4］26－33但筆者認為，她和文軍一樣，只做了初步的數量統計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其他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怎樣，我們也可按國別進行系統性的研究。第四，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我國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遠遠超過對他們的兒童文學理論的翻譯，而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則幾乎空白。其實，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反過來會很好地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翻譯服務，也幫助我們了解兒童文學翻譯的一些現象。如，我們不妨對李麗翻譯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喚醒睡美人:兒童小說中的女性聲音》進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們理解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性別意識。第五，對兒童文學轉譯的研究。有些兒童文學作品不是直接從源語文本翻譯而來的，而是從英語、日語等轉譯過來的。例如，1898－1919年期間，梁啟超譯的法國作家凡爾納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軒的日譯本《十五少年》轉譯的;包天笑所譯的《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等也都是由日文轉譯的。［4］246－314那么轉譯過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語境等的缺失如何彌補等問題值得研究。第六，國內外對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翻譯及影響研究。域外兒童文學的大量引進，對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作家們針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進行了交流，多數認為堪憂。

筆者認為，好的東西我們應該“拿來”，但我們不能老“拿來”，老研究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其實中國的原創兒童文學實力挺強的，挺受兒童喜愛的，如鄭淵潔的作品就是典型。我們為什么不能研究中國人自己或外國人對優秀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呢?比如，也從詩學、贊助者、語言、譯者主體性等角度著手研究，說不定會為中國原創兒童文學更大的“出口”之門找到秘笈，到時作家們不再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堪憂。

總之，現有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吸納了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兒童文學研究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還比較欠缺，而翻譯研究作為新的學科頗具爭論性，不太成熟，所以，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必須有新的方法或視角的運用。但是，上面提出的新視角并不是相互獨立、互不相干的，在運用他們研究兒童文學翻譯時，只能說主要從哪種視角切入，而不能完全排斥其他視角，他們有時會相互交叉、相互滲透。比如，在研究某個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時，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按體裁分類進行研究，也可按兒童年齡段進行分類研究。同樣的，新老視角之間有時也能相互結合的。比如，研究轉譯作品時，我們可以先把它們分成幾個特定時期的轉譯再進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涉及到的每個翻譯家的轉譯作品，也可以將幾個轉譯本進行對照研究等，幾乎可以和各個已有視角進行結合。也必須結合，才能更全面地研究。筆者就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視角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希望對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期待著更多新視角，帶我們走進更加繁榮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時代。

引言

近年來，雖然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還是被邊緣化，但是隨著中國圖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被譯介的勢頭越來越旺，人們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與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相比，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并不多見。據萬方數據檢索結果，2000年至2010年，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學位論文約98篇，學術論文近100篇，論著就更是屈指可數了。本文作者對這些論文和論著的翻譯研究視角做出了總結或綜述，隨后提出了一些新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現有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視角的綜述

上述論文和論著運用的研究視角主要可以分為八大類:第一類是對翻譯家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二類是對特定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三類是對兒童文學翻譯原則、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類是結合文學、哲學、美學的理論而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五類是兒童文學譯本的個案研究或比較研究;第六類是從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對中國的兒童文學的影響角度進行的研究;第七類是從譯者、讀者的角度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八類是從文化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的研究。詳細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新視角

近年來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多數屬于結合文學或哲學的理論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審視或詮釋，其實，我們不妨從以下六大視角為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翻開新篇章。

第一，按兒童年齡分段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蔣風認為:一般情況下，兒童心理發展是分階段的。各個階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齡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心理發展表現為感知運算、前運算、具體運算和形式運算四個階段，其中處于感知運算階段的兒童的語言還未形成，而從前運算階段開始，兒童的語言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能用表象、語言以及符號來表征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由此看來，不同階段的兒童對兒童文學語言有著不同的要求。西方工業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兒童年齡分段為:嬰幼兒期(0－3歲)，兒童初期(3－6歲)，兒童中期(6－11歲)，青春期(11－20歲)。［2］

我們把兒童文學翻譯作品進行分類歸納，例如，把適合嬰幼兒聽或讀的歸為一類，然后根據這些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或對兒童文學語言的總體特點進行宏觀的研究，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技巧與策略等方面進行微觀的研究;把適合3－6歲兒童的譯作歸為一類，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青蛙王子》等歸為這一類，并對它們的語言結構等微觀層面以及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等進行系統研究，以此類推。

摘要：為兒童營造健康、愉悅、舒適的就醫環境。以情感維度為視角，分析我國兒童醫院室內環境設計中存在的問題，并從環境色彩、材質選擇以及造型尺度等方面提出改進建議。獲得兒童醫院室內環境設計情感化設計方法。體現人文關懷的醫院環境設計有利于兒童患者的康復，有利于塑造醫院品牌形象。

關鍵詞：情感；兒童醫院；室內；環境設計

引言

目前我國14歲以下的兒童人口約兩億五千萬左右，大致占全國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伴隨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對兒童醫療保健的重視，人們對兒童醫院服務模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的兒童醫院室內環境設計是以滿足基本醫療功能為前提的，自上世紀30年代起，眾多國外兒童醫療機構開始依據兒童的年齡階段和心理特征進行醫療環境的規劃設計，我國兒童醫院室內環境設計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借鑒國外成功案例的基礎上，也逐步提出了相關的設計理論和改良實踐[1]。本文以情感維度為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兒童醫院環境設計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建議，希望這些探索能為營造愉悅、舒適的兒童就醫環境提供一些幫助。

一、兒童醫院環境設計存在的問題

（一）環境色彩設計缺乏生氣。目前國內兒童醫院的空間色彩，大多數仍以傳統的白色為主調，雖然白色能夠體現醫院的潔凈感，但同時心理學研究也表明，當人長期處于無色彩的環境中，會產生脆弱、消極的心理聯想，在一定程度上會疏遠醫患之間的關系[2]。也有一些兒童醫院通過在白色墻面上添涂鮮艷色彩活躍就醫環境，但往往色彩搭配盲目無序，缺乏有針對性、科學的整體色彩設計。

（二）材料選擇與造型設計單一。裝飾材料是美化室內環境的重要因素，目前大部分兒童醫院使用的空間裝飾材料與綜合醫院是相同的，無法通過材料的質地、肌理去營造符合兒童心理的感官效果。同時空間造型設計多以簡潔的直線為主，在兒童的視覺感受中也是冰冷而無趣的。

（三）功能分區及視覺導向不明確。醫院空間是一個集合多種功能的公共空間，科室眾多組織機構龐雜。目前，大部分兒童醫院功能分區不夠清晰，缺乏統一醒目的標識系統進行引導，在人流量較大的情況下，家長攜帶患兒難以辨別下一站的準確位置，從而降低醫治效率。

一、富有特色的人才培養

首先，在入學的資格上。東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簡章中，對招生人數及教育教學經驗的要求十分嚴格。如在學額上，規定“現招教育、體育、農業、商業專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學資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師范或中學及同等程度之學校畢業、身體堅強、品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專修科生除上列資格外，須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經驗，應由服務之機關繕具說明書。”從招生簡章可以看到，東大教育科招生人數少，利于小班教學。教育經驗作為能否被錄取的重要參考依據，符合教育學科自身發展特征。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們也是這樣遵守的，如1918年入學的羅炳之在自傳中記載到：“我二十歲吉安中學畢業后，曾任城、鄉小學教師各一年。當小學教師，原為解決個人生活問題；通過教學實踐，我逐步感到當教師的興趣，也覺得很有意義，這對我后來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8月往南京入該校教育專修科肄業。”1919年入學的陳啟天這樣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學專攻的學科，雖是政治經濟，但是畢業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經濟界，而是在學校教書。自民國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學、中學以及大學連續教了四年半的書。因此我深深覺得不懂教育而當教師，未免自誤誤人。民國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運動正盛的時候，有心人多半討厭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于是決意重新專攻教育，于民國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專修科。”1920年入學的吳俊升回憶道：“升學高師，本是先父的設計，也是我的素志”，“我因為立志從事教育，所以不僅進入高師，還選擇了高師的教育科。”東大教育科在入學資格上重視學科背景與教育經歷，其目的是為學生學習教育學科提供一定的支撐，切實有效地將理論與實踐有效結合起來，縮短教育科學人才的培養周期，入學前的志向使學生的學習更有目的性與針對性。

其次，在課程安排上。東大教育科的教師大多有留美經歷，他們耳濡目染美國新教育運動，十分重視教育科學的科學化與專業化運動。在這種背景下，東大教育科規定凡教育科學生共同學習的課程有：英文、國文、社會學、生物學、世界大勢、哲學入門、科學發達史、體育和擇業指導，共計39學分。共同必修的專修學程為：教育通論、教育心理學大綱和教育統計，共計12學分。而教育科的具體課程，據陳啟天回憶：“我在南高及東大先后選習的功課，有英文、生物學、遺傳學、西洋哲學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學史、論理學、社會學、教育哲學、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學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實驗心理學、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心理學史、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驗、心理測驗、體育、音樂、教育實驗及參觀等科目。”1919年入學的教育專修科學生章柳泉則有更詳細的記載：“我入學的第一學期，就有一門介紹科學常識的課，陶老師（陶行知）在這門課中給我們講遺傳學，從達爾文到德弗里斯，特別是孟得爾的雜交試驗。第二年我們就學《科學的發展史》（張子高老師教的）。生物學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課程（秉志老師教的）。心理學是教育學的重要科學基礎，我們學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實驗心理學’是重點，共學兩年，做過很多實驗，還開設有‘心理學史’課程（都是陸志韋老師教的）。此外還有教育統計學（陶行知老師教的），‘測驗之編制與應用’（是以麥柯爾等人為主教的）。”從課程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出，東大教育科不僅重視本專業課程的學習，而且也積極拓展學生的綜合能力，陶冶學生的性情。對此，吳俊升后來回憶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學和心理學之外，我在高師選修的課程，多在哲學和文學方面。劉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學史》和《論理學》，使我獲益不少，后來我在教育方面專治教育哲學，與這兩科有關。”東大教育科這種培養模式，在教育科學發展程度不高的時代，對于提升教育科學的學科品質，系統培養教育科學人才，使學生掌握教育、心理專業知識與以后開展教育實驗活動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養模式上。東大教育科十分重視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以此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東大附中、附小以及后來陳鶴琴創辦的南京鼓樓幼稚園，都是東大重要的教育教學實習單位，而“教育專修科與附屬小學校、中學校之關系尤為親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規定初等教育學程與附屬小學主任職務、中等學校學程與附屬中學主任職務，各由一人擔任，庶使學理與經驗有所聯絡。”對于東大附小的性質，1918年入學的胡叔異有這樣的介紹：“東大附小是國立的小學校，這個學校的性質有三種：一方面是公益學校，以教育兒童為目的；一方面是實驗學校，以試驗新教育原理原則為宗旨；一方面是實習學校，供東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實習之用。”

東大教育科教師廖世承、俞子夷和陳鶴琴三人分別擔任附中、附小與幼稚園負責人，這為教育科的教學與實習提供了便利。對于具體情況，畢業于東大教育科的李清悚這樣回憶他的學習生活：“鶴琴老師在教學上極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在他所教的兒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課程中往往以其子女個案調查事實為例證。講幼兒教育就帶我們到他所創辦的鼓樓幼兒園中，一面觀摩，一面教學。許多問題，往往和我們探討，不堅持己見，擇善者而從之。”不僅東大附屬學校作為東大教育科的重要實踐與實習基地，全國各地的學校也是他們實踐的舞臺，章柳泉對此回憶道：“中華教育改進社大力提倡，編了四十多種測驗，有團體智力測驗和各種教育測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麥柯爾的體系編制，主編的人如廖世承、陳鶴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協助麥柯爾教我們測驗課的老師，我們學這門課時，在導師指導下，到江蘇各縣小學初試，提取數據，編成各種測驗的常規，也還出過力。”332－333正是東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養模式，加上學生們個人的努力，東大教育科的畢業生大都成為社會的佼佼者，在教育與其他領域大放光彩。東大教育科部分畢業生的統計，如表2所示。從表2我們可以看出，東大畢業生一開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線，從事著中小學教育工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一些人從教學轉移到領導崗位，成為近代中小學校長，并在學校辦學特色與發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一些人留學國外，繼續深造，回國后在大學教育科中任教，積極從事各種教育改革與實驗活動，在中國近代教育舞臺上施展著他們的才華；一些人改學其他學科，為中國的學術與社會發展奉獻畢生。這些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驕人的成績，個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東大教育科的培養模式同樣不可忽視。

二、形式多樣的教育服務

第一，創辦期刊，向社會傳播最新的教育訊息。《新教育》創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時間里共出版11卷53期。該雜志起初由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南學校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等5家單位聯合發起。東南大學，尤其是東大教育科，自該雜志創刊之時，一直在《新教育》的編輯與出版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從編輯部的設立上，第1卷1期到第4卷1期，編輯部設在上海市江蘇省教育會，而第4卷2期到第11卷1期，編輯部設在東大教育科，第11卷2期至11卷3期，編輯部設在北京中華教育改進社。可見，在編輯時間上，東大教育科共編輯了7卷，占總數的63．6％。其次，在主編上，蔣夢麟、陶行知、徐則陵和王希曾先后擔任《新教育》主編，其中，蔣夢麟共主編15期，陶行知主編14期，徐則陵主編22期，王希曾主編2期。陶行知與徐則陵先后擔任東大教育科主任一職，王希曾為東大教育科的畢業生。最后，在刊文數量上，《新教育》共刊文1456篇，署名文章378篇，其中發表文章6篇以上的作者有：陶行知（21篇）、俞子夷（19篇）、蔣夢麟（14篇）、鄭曉滄（13篇）、胡適（12篇）、陳鶴琴（12篇）、郭秉文（11篇）、麥克樂（10篇）、推士（10篇）、程湘帆（9篇）、朱家治（9篇）、廖世承（8篇）、姜琦（8篇）、蔡元培（8篇）、劉英士（8篇）、鄒秉文（7篇）、黃炎培（7篇）、凌冰（6篇）、徐則陵（6篇）、王文培（6篇）、唐鉞（6篇）、汪懋祖（6篇）等［15］。其中陶行知、俞子夷、鄭曉滄、陳鶴琴、程湘帆、廖世承、姜琦、凌冰、徐則陵和汪懋祖等人都為東大教育科教授。由此可見，東大教育科在大多數時間里實際主持著《新教育》的各項工作，將其作為傳播新式教育思想、研討教育問題、介紹新的教育實驗與測量方法的重要思想陣地。《新教育》自創辦以來，一直設有“世界教育”專欄，在“專論”、“參考資料”、“介紹書報”、“教育家傳”等欄目中積極推介歐美等國教育發展實況，開闊國人的視野。對此，讀者金洪均說道：“我定買《新教育》雜志，就想在此書中了解世界教育潮流新觀念。讀了以后覺得很得益不少。……我很希望，貴雜志將來永遠有‘世界新教育的圖畫’及‘世界體育界新體育’，以教國人。”［16］此外，《新教育》上還發行了“杜威號”（第1卷第3期）與“孟祿號”（第4卷第4期）兩個專號，著力介紹與宣傳了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與學說，還有對國內教育問題的探討，如學制問題的探討。《新教育》不僅刊發了大量的專論文章，而且就學制草案專門刊發了“學制研究號”（第4卷第2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不僅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學制草案的大診斷，也是一次聲勢浩大的學制革新的大宣傳，正是因為這次學制的大探討，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中國教育的實際國情之重要，也為1922年新學制的頒布奠定了基礎。另外，《新教育》上刊發的“鄉村教育專號”（第9卷第4期）、“國文教學特號”（第10卷第3期）、“全國教育展覽會報告號”（第9卷第5期）等專號，宣傳了鄉村教育、平民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時期的國文統一、白話文改革等運動。最后，在教育實驗與測量方法的推廣上，《新教育》以廖世承、俞子夷為主撰，刊發了兩期中等教育號（第10卷第2期和第11卷第1期）、兩期小學教育專號（第8卷第5期和第11卷第3期），積極介紹國外中小學教學方法與測量，并根據他們在中小學的實驗情況進行推廣。

第二，興辦暑期學校，積極進行教育服務活動。暑期學校產生于20世紀初期的美國，主要是通過暑期辦學的形式，傳播先進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以提高各類教師與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教研水平。暑期學校加強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提高了教師的教學水平、學生管理人員的管理能力［17］。暑期學校這種教育培訓模式自1920年引入中國，由南京高師率先仿照開辦，從1920年至1926年，一共開辦6期，其中，東大教育科師生成為其有力的籌劃者與參入者。現以第一屆暑期學校為例，系統探討一下暑期學校的一些細節［18］。如在招生方面，暑期學校主要面向學校教職員、地方辦學人員、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從第一屆培訓人員統計上看，總人數1040人，而小學教職員有804人，中等以上教職員123人，中等學校畢業生90人。在培訓的內容方面，主要包括：專門藝術的肄習，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對于職業和修養方面知識的擴充，中小學英文、算術、國文和其他科目的補習，名流言論的宣傳。在開設課程方面，共有19門：有小學組織法、小學教學法、白話文法、注音國語、兒童心理學、英語語音學、天演學說、中國古代哲學史、文學概論、社會問題、教育社會學、實驗教育心理學、英語教授法、近代西洋哲學史、團體游戲及競技運動、青年心理學、近世歐美文學趨勢、高等數學、個人及公眾衛生等課程。在這一期暑期學校中，東大教育科的陶行知、俞子夷、凌冰、陳鶴琴、廖世承、陸志韋和鄭宗海都是其中的教員，其中廖世承作了“本能的研究”、“尋常人和上智下愚的分別”和“測驗的種類”三次演講，陸志韋作了“超人之心理評論”、“近代心理學史大概”、“最近心理學上兩大學派”和“關于習慣的大問題”四次演講，鄭宗海作了“杜威學說”的演講。為了更好地辦好暑期學校，東大教育科的學生也積極參與其中，王克仁、繆鳳林、施之勉、楊效椿、唐瑴、吳定良、成榮章、章松齡、張念祖、張繩祖、金海觀、羅廷光、倪文宙、吳肅和邰爽秋等人從事教學管理與服務工作。鑒于第一期暑期學校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東大連續舉辦了6期暑期學校，培訓了一大批的中小學教師，同時也傳遞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與方法，進而提高了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第三，開展各種教育實驗活動，推介各種先進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

20世紀20年代，作為中國教育發展的黃金十年，一大批教育界人士從事著各項教育改革與實驗活動，而東大作為中國新教育運動的重要發源地，眾多東大教授也參與其中。如俞子夷在擔任東大附小主任一職時，積極從事各種教育改革實驗，使得此時期的東大附小，“從教學方法，到課程、教材改革，到教學組織形式，以至于學生的訓育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活動，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轟動。“一時，參觀南高附小的，絡繹不絕，……在中國小學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學概況。”在俞子夷的示范指導下，1921年，第7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推行小學設計教學法案》，提議全國研究、推行設計教學法，在全國范圍內掀起設計教學法的推廣高潮。廖世承在擔任東大附中主任期間，開展各種教育改革實驗，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道爾頓實驗，“廖氏鑒于道爾頓制之試行，在英美各中學，頗有成效，而在中國是否亦可采用，實有實驗研究之必要，因與麥柯爾氏磋商，用‘等組法’實驗，藉以比較道爾頓制與普通學法之效率孰優，并于民國十一年開始實驗，這便是中國教育采用科學方法實驗之肇始。”通過在東大附中的道爾頓實驗，肯定了道爾頓制的優點，但也提出：“我們從事教育的人，當注意實地研究，不應該作趨時的論調，以后采用任何新方法，應該先做一科學的實驗。實驗有效，然后再謀推行。”陳鶴琴作為中國的幼兒教育之父，開啟了幼稚園教育的中國化大門，1923年他在南京鼓樓自家客廳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實驗幼稚園，獲得了當時東大教育科主任徐養秋的支持，擴建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積極進行著中國化、科學化的幼稚園實驗，成為中國最早的幼稚教育實驗中心，開展了幼稚園中心制課程實驗，他在教具、教材和教法等方面的實驗成果成為后來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1932年《幼稚園課程標準》的基礎。東南大學教育科是中國較早設立的教育學科之一，它在一批學有所長的教師隊伍的帶領下，廣泛吸收國外辦學經驗，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上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加速了中國教育學科科學化與本土化的進程。另外，他們積極參加社會服務活動，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教育學知識的傳播與人才的培養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對于當下教育學科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1.引言

當下，家長更為重視兒童教育，為滿足家長和兒童的需求，翻譯出版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相比之下，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卻長期得不到重視，兒童文學翻譯實踐得不到有效理論指導，譯作良莠不齊。為促進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給孩子提供更高質量的譯作，必須進行系統深入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兒童文學翻譯博碩論文是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知網的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博碩論文進行整理分析，總結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理論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有促進作用。

2.研究方法

筆者收集了中國知網2005年至2014年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理論視角相關的碩士論文338篇。將這些論文分為傳統理論視角和特定理論視角兩大類。傳統研究視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語言視角，8篇文化視角。特定理論研究視角299篇，其中功能主義/目的論視角94篇，描寫學派視角52篇，美學/接受美學視角62篇，語言學視角25篇，功能對等理論視角23篇，哲學視角12篇，生態學視角5篇，計算機技術輔助視角5篇，心理學視角4篇，倫理學視角3篇，“信達雅”視角2篇，社會學視角1篇，信息學視角1篇，另外10篇歸入其他視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譯家的翻譯理論。

3.分析

3.1總體分析筆者發現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針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博士論文，其他皆為碩士論文，這說明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從論文數量來看，2005~2014年分別為4、11、12、13、23、22、30、66、79、78篇。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說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從各類論文的數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論視角研究多于傳統理論視角研究，特別是功能主義/目的論視角和美學/接受美學視角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嶄新的視角，但數量較少。

3.2分類分析

3.2.1傳統視角分析

摘要：

留守兒童是需要我們關注的特殊群體。我國兒童產品市場巨大，但以留守兒童為設計的出發點，可以彌補他們缺失的親情的產品卻少之又少。文章以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設計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設計的需求趨勢，提出可遠距離互動、可陪伴兒童成長、可寄托父母關愛的產品設計方法，以期讓留守兒童不再感到孤獨。

關鍵詞：

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設計；關愛；陪伴

一、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設計理念的概述

留守兒童，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工作，而自己留在農村生活的兒童，由于缺乏親情的滋養，這些兒童少有依靠，內心的寂寞與憂傷使這些幼小的心靈有的走向消極、孤僻，有的變得任性、暴躁。親情化產品設計，即設計具有親情特征的產品，是一種新的設計理念，尤其適用于長期缺少親情和關愛的留守兒童產品設計。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設計是指產品設計在造型、功能上，運用以親情作為紐帶的各種元素，如父母的關心、問候等。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是父母和留守兒童相互溝通交流的媒介，能使留守兒童在使用產品時感受父母的關愛，體會親情的溫暖。親情是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存在的感情，是所有愛的起點，是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狄更斯說：“沒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的母愛的幫助，孩子的心靈將是一片荒漠。”父母的愛，不僅需要物質的供應，更需要心靈的陪伴。一件好的產品會影響孩子的一生，為留守兒童設計親情化產品，增加父母和留守兒童之間的互動和情感交流，補充殘缺的親情，幫助他們度過艱難的留守時期，是解決留守兒童健康成長、心理發展問題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二、留守兒童親情化產品設計的需求趨勢

2013年全國婦聯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有6102.55萬。其中不乏有心理健康問題者，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長，兒童的心理問題往往越嚴重，這不僅對留守兒童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還給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帶來不利的影響，這無疑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另外，兒童產品市場是一個富有生機、極具商機的巨大市場。特別在我國國情下，留守兒童是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他們的父母未來的希望。父母外出工作，希望給孩子最好的生活，他們往往自己省吃儉用，卻在兒童用品的花費上毫不吝嗇。優秀的設計不該只是為了獲取商業利潤，更要關注被忽視的弱勢群體，如偏遠山區的失學兒童、殘疾人、缺失親情的留守兒童等。然而，國內市場上少有針對留守兒童心理特點設計的人性化的、關注人文情懷的、重視親情交流的產品，我國兒童產品市場的未來發展尚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