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思維是法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法學教育中學生學習的重點。所以在法學教育中，應重視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提升學生法律思維素質，為學生走向社會奠定堅實基礎。本文主要探討了法學教育中法律思維的培養困境與優化路徑，希望能夠為相關工作者提供借鑒。

【關鍵詞】法學教育;法律思維;培養困境;優化路徑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中國法制現代化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培養優秀的法學專業人才，對推進我國社會法制現代化進程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國各高校不斷擴招，法學專業的學生不斷增多，為法治現代化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學人才，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然后從現代階段我國法學教育現狀來看，對法學思維培養不夠，學生缺少敏銳的法律思維能力，不利于學生個人成長，對中國法治現代化進程也產生了一定阻礙。對此應提出相應的措施，不斷提高法學教育水平，培養更多具有法律思維能力合格的法學人才。

一、法學教育中法律思維的培養困境

思維決定行為，法治有與之相應的思維方式，才會在思考問題時，主動的遵循法治理念，并產生相應的法治行為方式。所以法律思維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在法學教育過程中，必須重視學生法學思維的培養，提高學生思維運用能力，提升學生法學素養。但是實際法學教育過程中，卻忽略了法學思維的培養，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學教育目的偏離。法學教育目的直接影響法學教育效果。法學教育不僅要豐富學生法律知識，同時學生還應具備法律思維，能夠運用法律思維思考問題、推理問題。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實質上是促進學生法律知識的內化，只有學生具備“法律頭腦”，才能產生相關法治的實踐行為。所以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方式，比豐富學生法律知識更加重要。因此缺少法律思維，就不會將人頭腦中的法學知識輸出，不能轉化為推動法治發展的力量。所以應將培養學生法律思維方式作為法學教育的終極目標，將其作為法學教育的核心任務。但是目前我國法學教育過于注重對學生法學知識的傳授，不重視對學生法律思維以及法律實踐能力的培養，這對學生走向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2.法學教育方法單一。法學教育方法影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進而影響法學教育的效果。隨著我國教育教學的發展，法學教育方法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部分教師采用傳統填鴨式教學方式，課堂教學主要以教師講解為主，學生學習較為被動，而法學知識中的概念、原理以及法律條文都是枯燥的文字，所以造成課堂教學氛圍過于沉悶，學生缺少學習興趣，學習效果不理想。這種傳統教學模式注重法律理論的傳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豐富學生的理論知識，加強法學理論知識的系統性以及完整性。其主要弊端忽視了學生法律思維的培養，不重視法學知識運用能力。目前在法學教育中，案例教學法應用的較為廣泛，案例教學法實際上就是培養學生運用法律知識以及法律思維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然而，一些教師將案例作為解釋和印證學習的理論或法律條件，沒有充分發揮案例教學法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

3.教育實習的形式化。法學具有較強的實踐性，所以在法學教育過程中，也比較重視法學實踐，學校經常組織學生進行教育實習，其主要方式是學校與當地的律師事務所、法院、檢察院合作，學生完成課程學習后，學生會到這些地方進行實習，但是這種教育實習方式沒有獲得實效。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部分學生選擇考研，會將主要精力放在考研的相關事務上，一部分學生選擇參加工作，會將主要精力放在找工作上。所以學生對待學校安排的教育實習往往是應付了事，使得教育實習形式化。而對于接收實習生的法院、檢察院或者律師事務所，更不會將重要的法律事務交給實習生，所以一般學生去實習，主要是見習或者打雜。而法律思維的培養是在不斷的實踐中訓練形成的，如果脫離于法律實踐，學生就無法形成法律思維。所以如此形式化的教育實習無法實現培養學生法律思維的這一目標。

《清華法治論衡》2016年第0期

摘要：法學教育旨在通過向學生教授法律知識、樹立法律信仰、培養法律思維，而這其中，學生法律思維的培養顯得尤為重要。現階段的法學教育水平盡管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在教學方法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因此在實踐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將是法學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就對法學教育中學生法律思維的培養策略展開探討，以期對法學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關鍵詞：法學教育；法律思維；內涵；培養策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不斷發展，法治建設也不斷推進。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在法治社會建設的推進過程中，傳統的法律思維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時展的需要，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法治建設。法學教育培養的是具備專業法律知識、法律思維以及能夠應用法律知識的人才，其中專業知識和對知識的應用能力是任何專業的學生都所必須具備的，而法律思維是對法律知識掌握應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具備的法律思維能力。

一、法律思維概述

（一）法律思維的涵義

現代社會的復雜，使得與法律相關的職業也很復雜，職業種類具有多樣性，如常見的律師、法官、檢察官，還有在事業單位從事法律事務的法務專員、法務主管等，盡管工作內容有所差別，但他們在工作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運用了法律思維。法律思維的涵義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但是現在被人們所普遍接受的法律思維是指法律職業者的特定從業思維方式，是法律人在決策過程中按照法律的邏輯，來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或叫思維方式。法律思維的內涵十分廣泛，在法學教育中，法律思維主要體現在對學生邏輯思維、批判能力等方面的培養，比如在生活中，對于同一件事，法學生較普通人將用更理性的思維進行思考問題，解決難題。

（二）培養法律思維的重要性

摘要:傳統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方法重理論輕實踐，沒有處理好知識教學與實踐教學的關系，不利于法治人才的培養。情境教學法與法學人才培養目標相契合，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素養，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和效果，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方法。

關鍵詞:情境教學法;法學專業;實踐教學;作用

法學教育之要在于實踐，實踐教學是法學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2017年5月3日，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強調，“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傳統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方法重理論輕實踐，大多法學院校的實踐教學方法仍然單一，教師滿堂灌，學生怨聲載道，實踐課程大多流于形式，教學效果欠佳。如何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定位和處理好知識教學與實踐教學的關系，已然成為當下法學教育和法治人才培養的重要課題。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在眾多教學方法中，情境教學法對解決知識教學與實踐教學脫節問題，提高法學教學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本篇首先介紹法學專業情境教學法的基本模式，接著通過對比傳統教學方法，重點闡述情境教學法的優勢與作用，希望對法學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有所幫助。法學專業中的情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中，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一個生動具體的法律場景，學生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態度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并能運用專業知識解決實際法律問題的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與法學人才培養目標相契合，與傳統教學方法相比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優勢和作用:

一、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師滿堂灌，學生被動聽，課堂沉悶，學生郁悶，全程枯燥無味，教學效果可想而知。情境教學旨在促進教學過程變成一種能激發學生極大興趣，從而向知識領域不斷自主探索的活動。法學本科生已具備良好的閱讀理解法律文本與教材的能力，他們渴望在短期內了解生動真實的法律實踐情況，并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情境教學法，將最新生動真實的案例引入課堂，在師生積極配合下模擬出各種法律場景，必將激發學生興趣，讓學生通過不同的角色體驗進行多維思考，獲得多重收獲，在極富吸引力和較有挑戰性的問題和責任感的驅使下，學生可以全方位地認知法律，包括書中之法，法官之法、當事人之法、社會之法等等。這樣既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也使教學方式更具活力，學生可參與其中進行實際操作，解決具體的法律問題。這樣通過親身的實踐和處理，激發了學生學習法律的熱情，增加了課堂教學的吸引力，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1］

二、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素養

法學院校是培養現代法律職業者的搖籃，法學教育實質上是一種職業教育。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是一種專業化程度高且實踐性、獨立性很強的職業。［2］法科學生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僅僅是獲得一張進入法律行業的通行證，而要成為一名稱職的法律職業者，還須具有包括法律語言、法律知識、法律技術、法律思維、法律信仰和法律倫理等方面在內的較高的法律素養。［3］傳統教學方法忽略了學生法律素養的培養，而情境教學法，通過創設豐富的法律場景，提出具體的目標任務，除了能激發學習興趣、訓練法律認知能力之處，還能有效培養和訓練學生的法律技能和法律素養。在這種教學模式下，教師要求學生像法律人一樣思維，像法律人一樣運用所學法律知識，法律技術，去分析解決一個個鮮活具體的法律案件，每個學生都享有參與技能訓練的機會，在模擬法庭、法律診所、法律辯論、法律服務等教學中，學生通過扮演當事人、律師、法官、仲裁員等不同的角色，從事證據搜集、文書撰寫、開庭審理、法庭辯論、法律咨詢等活動，更能培養法律技術、法律思維、法律語言、法律信仰、法律倫理等素質。

三、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和效果

一、什么是法律思維

在當下中國，對于何為法律思維，仁者見智。根據亞里士多德對思維的界定，思維可以分為理論思維和實踐思維。理論思維可以使人們獲得對事物的認識，體現了人類的理論理性；而實踐思維可以使人們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體現了人類的實踐理性［1］。人類思維的路徑是依循這種二元模式展開的，且二元思維是交互存在的。根據思維的二元路徑，從法律思維的不同層面來講，法律思維可分為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思維方式包括思維習慣、思維定勢、思維形態和思維模式等內容；思維方法是指邏輯推演或形象把握細致的技術和策略［2］。在一定程度上，“思維方式是一個復雜的結構，語言乃其淺表，這是通常所說的意識層面；處于語言層下的還有情感、意志等暗流；暗流之下，則是以潛意識狀態存在的關務態度，它是人類心智的深層結構”［3］。思維方法則是“依循法律邏輯，以價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論證，解釋適用法律”［4］。從整體上看，法律的思維路徑是一個科學發展的過程。其中，思維方式與思維方法相互支撐，互為基礎和條件，兩者緊密結合在一起，共同構筑法律思維的整體景觀：“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式，它的一端便是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上層面，聯系著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內涵、品格和精神需求；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法時，它的一端便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下層面，它在對解釋、推理、論證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更為理性的安排”［5］。正是法律的思維方法與思維方式的互動性影響，使法律思維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梁，使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結合在一起，實現法律思維的交往理性。因而，法律思維是法律人抑或法律共同體成員對法律的認知態度，從法律的角度思考、審視社會和生活，并以法律的方式方法去解決問題。

二、法律思維的自然屬性

作為法律人的職業化的專屬性思維，法律思維是一種法治思維。從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角度分析，法律思維區別于其他思維，有自己的自然屬性。

（一）法律思維是以法律為基點的規范性思維事實上，“所有思維都是有規范的思維，沒有規范的思維是不存在的”［6］。法律思維也是一種規范性思維，法律共同體對于法律問題的思考必須以該社會存在的制定法為依據，不能離開制定法的基本框架而試圖以一種超越制定法的姿態去尋找現實法律問題的解決路徑。換言之，制定法是法律人思考的起點和落腳點，解決現實糾紛必須在法律的疆域內進行，超越法律范圍的解決之道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因而，制定法既是法律思維的起點，也是法律思維的終點。法律人應當始終將自己的視域限定在法律的范圍內去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人不能擁有自己的想象空間，在很多時候，法律人可以在彰顯法律精神和法律價值的基礎上，張開法律思維的翅膀，盡情翱翔。正如德國法學家拉倫茨指出：“假如法學不想轉變成一種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歷史哲學，或者以社會哲學為根據的社會理論，而想維持其法學的角色，它就必須假定現行法秩序大體看來是合理的。……它所關心的不僅是明確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時也是致力于：在具體的細節上，以逐步進行的工作來實現‘更多的正義’。誰如果認為可以忽略這部分的工作，事實上他就不應該與法學打交道。”［7］作為理論理性的法學是這樣，作為具有實踐理性的法律人更應如此。因為，法律人的思維應當且必須是一種規范性的法律思維。

（二）法律思維是一種理性思維法律思維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互相結合。法律案例的解決需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理論理性以純粹知識的說理為導向，實踐理性以經驗問題為導向。理論理性解決法律知識的合法性基礎問題，是問題展開的依據；實踐理性解決法律知識的程序性問題，是問題展開的經驗性前提。法律思維的整個過程，是原因解釋和理由論證的統一。法律思維的任務不單是獲得一個能夠解決法律問題的結論，更重要的是，能夠獲得一個支持結論所成立的正當理由。所以，在法律思維中，有理由就有結論，無理由便無結論。換言之，法律思維的步驟必須遵循“理由在前，結論在后”的原則。為此，任何理性的思維都必須運用科學正當的理由來支撐所獲得的結論，法律思維的運作過程是“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解決法律思維的科學性和正當性問題的關鍵在于法律思維必須是一種理性思維，這種理性思維的展開必須有充分的理由和科學的論證。首先，法律問題上的理由必須是公開的，不能是秘密的。其次，理由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在法律上是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能夠成立的理由，而不是一個道德情感或社會倫理上的理由。最后，法律問題上的理由必須具有說服力和社會可接受性。社會公眾認可這個理由，是因為得出的結論是來自法律的邏輯推演，契合法律自身的自洽性［8］。正因為如此，法律思維與其說是尋求解決法律問題的結論，毋寧說是探究據以得出結論的理由———包括法律人在內的社會公眾都能夠接受的理由。因此，只有結論而沒有理由的思維方式不能成為法律的思維方式。據此而論，只有實踐理性而沒有理論理性的思維只能說是一種“斷片性”思維，不是一種整體性思維，因為它不能成為法律的理性思維。

（三）法律思維是以利益衡量為價值尺度的評價性思維所有的法律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利益沖突。法律人要解決問題，必須進行以價值尺度為標準的利益衡量，追求和揭示反映人類價值觀、價值傾向和價值意義的社會性事實。社會性事實是一種評價性事實，因而，法律思維的展開離不開評價。法律人總會根據人們的行為做出評價，評價其行為是否合乎法律的規定。在法律的規定中，要尋求一種較為科學、正當、合理的解釋至關重要，而科學正當的解釋不僅要考慮社會效果，還要考慮法律效果或政治效果。因而，法律思維的運作機理在于，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共同作用下，發揮價值導向的積極作用，正確衡量各方利益。這種正確的利益衡量要求法律人的思維能夠充分反映法律的公平、正義、秩序等價值，利益衡量的根本在于尋求一種能夠使當事人獲得雙贏的價值，使雙方獲得最大的利益。在利益衡量中，不僅要遵循法律之善，還要考慮道德之美、倫理之德等。但不管出于何種考慮，法律思維的起點和終點以及中間的運作過程都離不開利益衡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講，法律思維就是一種評價性思維，法律思維的主觀色彩注定其必須限定在以利益衡量為圭臬的價值尺度上。馬克思的至理名言早已道出了人們行為的真諦：“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關。”［9］法律思維的外化就是行為，法律行為必定關涉利益衡量，利益衡量必定涉及價值評判，從法律行為與法律思維的相互性來講，法律思維也必定是以利益衡量為價值尺度的評價性思維。

三、法學專業實踐教學中法律思維的型塑

1基層法律服務市場的法律依據

根據《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該法于2000年3月31日司法部令第59號，第51條規定：本辦法自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的《關于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該法于2000年3月31日司法部令第60號。）的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一般是提供有償服務的，如果是針對特別困難的群眾，可以為其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并且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2款將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并列為專業訴訟人，其專業性特征意味著他們以法律知識和訴訟技能為主要謀生手段，相較而言，法律援助數量占其業務數量的比例不大。目前，我國開展基層法律服務的主要機構是基層法律服務所，該機構主要是在各個鄉鎮和城市社區的街道設立。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是通過一些法律活動來提供法律服務，主要的活動是解決基層群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民商事糾紛，以及基層群眾和基層政府之間發生的行政糾紛。在提供法律服務之余，基層法律服務人才還需對基層群眾進行普法宣傳，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2法學職業教育革新與基層法律服務人才培養的需求

2.1法學教育職業化分析從法學的規范性屬性和實踐性角度來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緊密相關，法學教育是一種職業知識體系與職業能力教程，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學的內涵表明這是一種職業知識所構成的體系，而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3]因此，法學這門學科的職業導向屬性決定了法學教育不可能只關注純粹的理論教學、學術研究。卡耐基基金會報告也曾指出，法學教育目標是要“培養新從業者像職業人員一樣思考、行為及執業（其職業行為要符合職業道德）”。[4]一般而言，法學教育模式需要與各國的辦學理念相符合，與各國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學生的培養目標相適應，通過結合一定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培養適應社會的法律人才的法學教育形態。

2.2法學職業教育的革新方向對于我國目前法學職業教育進行革新以適應我國法治建設的需要，關鍵是要針對我國的國情培養一批面向基層的法律服務人才，在這一過程中也需要借鑒發達國家法學教育的特點，進行中國特色的教育，培養具備法律思維、訴訟糾紛解決能力等在內的實踐應用型人才，以適應司法機關尤其是基層法律服務機構的迫切需要，推動法治社會的全面進步。法學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注意三點理念，即：其一，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養成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其二，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培育法制理念和法律理念為核心的職業教育；其三，法學職業教育應是以塑造具有公正良知和剛正廉潔品格的法律職業人才為核心的倫理教育。

2.3法學職業教育的革新內容當前在我國法治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培養一批有法律素養的基層法律服務人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適用法律，這樣才有助于增強法的獨立性，有利于法的信仰和法的權威的形成，那么當前就需要根據法治建設的客觀需要和法律職業化要求對現行的法學職業教育體制進行革新。

2.3.1結合市場需求明確法學職業教育目標在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上要緊密結合市場需求來進行設定，在當前法學職業教育的總目標是需要培養適應社會的各類法律服務人才，基于中國現狀，當務之急是需要培養面向基層提供法律服務的人才，其著眼點在于我國當前的問題主要是農村問題和城鎮現代化問題，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我國穩定的根基所在，基層人民司法是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3.2合理設置法學職業教育內容法學職業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法學專業知識、職業素質和職業能力這幾個方面。法學專業知識教育側重于法學專業知識的普及和講授，兼顧其他相關專業的基礎知識；法律職業素質教育側重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包括職業語言、職業思維、職業道德；法律職業能力教育側重于法律職業技能的訓練，應重視法律思維、法律推理、法律證據、法律文書寫作等的學習，同時注重實踐教學的大量應用和充分的見習、實習機會。法學職業教育內容應具有統一性、系統性。目前我國每年舉行的國家司法考試主要是針對法學的基本知識來命題的，對此，學生在學習階段就要系統學習法學專業的十四門核心課程的學習。[6]2.3.3加強職業化教師隊伍的建設一流的教師才能培養出一流的學生，教師的授課能力和知識的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教學至關重要的因素。當前各大法學院（法律系）需要加大對教授的培養，鼓勵雙師型教師在課堂中進行律師實務教學，模擬案件的審判，舉辦法庭辯論等教學活動。

一、當前法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重理論，輕實踐。高等法學教育模式從培養學生的法律理論知識素質與實踐職業能力的角度劃分，可分為理論科學型模式、職業實踐型模式及兩者兼顧型模式。其中，以兩者兼顧型模式最為科學，為世界各國廣泛采用。由于我國深受大陸法系傳統影響，長期以來都以理論科學型模式作為法學教育的主導，認為法律作為一門科學有必要系統地進行講授，從法學理論、法律歷史、法律基本概念、原理到具體部門法的條文解釋，從對法學理論的全面闡述到對專題問題的抽象討論，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上都缺乏對學生實際操作技能的培養。此種模式培養的法科學生抽象思維能力較強，但所學知識與法律實踐很難順利銜接。

2.學生學習缺乏能動性。應當承認，我國的法學理論尚未成熟，同時法學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學生在面對法學理論和法學實踐中的疑惑或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更需要持一種探索的態度，從而不斷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就要求在法學教學中不斷地對學生植入“問題意識”，使其在思維活動和認知活動中主動發現問題并積極解決問題。但是，我們現在的授課方式是“授———受”式程序，老師在整個課堂上對學生采取“填鴨式”的知識灌輸，在教師自說自話的講課中，學生思索問題的時間被剝奪，也就談不上學習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了。

3.針對學生職業技能的訓練不足。與我國當前實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需要相比，法律課程中涉及市場經濟、國際法、司法和律師實務方面的內容所占比重還遠遠不夠，課程的內容也急需更新或充實。通行的法學教材普遍存在觀點陳舊、知識老化、內容空洞的毛病，市場需要、社會需要的課程因受教務處課程、課時限制而無法及時進行調整和更新。由于教師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不足，授課也往往是坐而論道，講授內容過于注重法學原理和條文論述，嚴重忽視了法律實踐實際操作技能的訓練。講金融法的不了解金融的操作和運行，講證券法的不知道各種票據的實際制作和使用，講公司法的也不知道公司的具體結構和創立程序。對學生職業技能培養的訓練不足，將嚴重制約學生對社會的貢獻，使教學對社會的應有作用大大降低。

二、法學多媒體課件的制作與運用

1.課件制作要有明確的目標。教師在制作多媒體課件時，首先要明確授課目標是什么，要解決教學中的什么問題。在設計多媒體課件時要有針對性地突出重點，繁簡相宜，盡量避免設計過于花哨的課件，造成學生上課不必要地分心。更有甚者，一些課件往往使學生產生“視覺疲勞”，注意力難以集中到學習重點和難點上，造成授課的本末倒置。此外，在設計課件時還必須正確地估計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并使多媒體課件機為學生提供解決問題或困難的線索。

2.課件設計要注重法律思維訓練。法學教育一定要注重法律思維能力的培養。在多媒體課件制作設計中，要自始至終把握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不宜過分強調形象性和直觀性而忽視思維能力的訓練。課件畫面要清晰、簡潔，內容的條理性要強，應由淺入深地安排各單元的順序并注意各單元的相對獨立性。

3.課件制作與案例教學相結合。法學更是一門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科。學生畢業后畢竟要走向工作崗位，因此社會更看重法律人對具體案件的現實操作能力，這無疑對案例教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合這一特點，法律教學課件的制作不應僅僅是讓書本搬家，把屏幕當成電子黑板，將“人灌”變成“機灌”，而應綜合運用多媒體等媒質將教學中所需的具體案例通過視頻播放等形式展現給學生。通過多媒體課件或錄像、圖片、幻燈等視聽材料的運用，充分調動學生的情緒，增加案例教學的生動性、形象性，有效擴大課堂信息含量，極大地豐富教學內容。

摘要:高校依法治校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其中要注重憲法和相關法律的實施，以章程為核心完善治理結構，不斷提高教師和學生的法治素養，大力培育高素質法治人才。

關鍵詞:高校;依法治校;法律實施;治理結構;法治素養;人才培養

一、實施憲法和相關法律———要求

我國現已形成了教育法法律部門，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體系。包括作為基本法和母法的《憲法》中，規定了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舉辦各種學校，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等，包括作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中，規定了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高校的設立、組織和活動，以及政府、學校、教師、受教育者等主體的法律關系等。包括作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規定了學生的權利義務、學籍管理、學位管理、獎處申訴等。高等學校依法治校，就必須實施好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保證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高校和教師、學生等，實現作為法律關系內容的各項權力和責任，權利和義務。

二、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目標

高等學校依法治校的目標是實現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就要根據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立章程，將辦學宗旨、辦學原則、組織架構、治理制度、學校的權力責任，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權利義務等基本內容固化下來、堅持下去，并以章程為核心完善治理結構。高校的治理結構分為內部治理結構和外部治理結構兩個部分。內部治理結構又包括橫向治理和縱向治理兩個方面。橫向治理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大學制度，形成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的制度體系，明確領導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民主權利的內涵和邊界，并通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會議、校長辦公會議、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等方面的制度完善和組織架構，使各項權力權利、各種治理主體能夠有效運行并發揮作用。縱向治理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完善分級治理體系，形成集中領導和分層治理相結合，權責統一，校級宏觀治理，院級微觀管理的運行機制，充分調動高校各類主體教、研、管、學、治的積極性，從而實現高校內部的良性運行。外部治理結構的核心是調整好政府作為舉辦者、高校作為辦學者、社會作為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政府履行教育投入和條件保證職責，高校行使招生錄取、學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選擇、選人用人、對外開放、科學研究和財產管理等方面的辦學自主權依法自主辦學，社會力量參與和支持高校改革建設發展。

三、提高師生法治素養———核心

高校教師和學生要自覺培養和養成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思維和法治文化，尊崇法律的社會性、普遍性、強制性、程序性、公開、公正、公平等特征、屬性，尊崇法治的法律至上、公意民主、階級意志、權力制約、權利保障、正當程序等意識、觀念，尊崇法律和法治的秩序維護、行為糾偏、教育指引、預測評價等功能、價值，在教、研、管、學、治等行為和活動中，堅持客觀性思維、規則性思維、遵從性思維和人本性思維。為了達到這些要求，高校必須把普法和守法作為長期性、經常性、基礎性工作，將法治宣傳教育納入工作計劃，堅持領導干部帶頭，堅持教師和學生全覆蓋，堅持針對不同對象的特點分類指導，發揮黨委中心組龍頭作用，發揮黨組織和部門主體作用，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和法律類課程主渠道作用，發揮第二課堂重要補充作用，發揮網絡新媒體主戰場作用，不斷加強教師和學生的法治宣傳教育。尤其要利用國家憲法日，加大憲法和高等教育相關法律的學習貫徹，努力形成尊崇憲法法律、學習憲法法律、遵守憲法法律、維護憲法法律、運用憲法法律的良好氛圍。

一、我國法學本科教育中類比思維的缺失及成因

第一，人才培養目標模糊抑制法律思維生長。改革開放三十余載，我國法學教育歷經恢復、壯大和高峰階段，速度驚人，規模龐大。但是，法學本科教育質量每況愈下，畢業生就業前景不容樂觀。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目標究竟為職業教育、精英教育抑或通才教育，學者莫衷一是。人才培養目標關系到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教學手段等諸多方面。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目標究竟為職業教育、精英教育抑或通才教育，學者莫衷一是。中國5個層次的50所高校法學院系的網頁資料表明，80%為專業人才培養模式，18%為復合人才培養模式，2%是通識人才培養模式。人才培養目標混亂引起教育理念發生偏離。我國法學本科教育一直注重于法律知識傳授，輕視職業技能提高和法律思維訓練。這造成學生實踐能力偏弱，法律思維匱乏。

第二，教學方法單一擠壓類比的空間。長期以來，我國法學本科教育采用“填鴨式”教學方法，教學場所限于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學過程中，教師照本宣科，主要講授各項法律制度的含義、特征、歷史沿革、性質、構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等，即便引入個別案例，也是加以點綴，以此驗證理論的正確性。學生則死記硬背，不求甚解，缺乏批判精神和創新能力。該教學方法重教師講授，輕學生思考，師生互動性差，學生厭學情緒濃厚。該模式的產生與我國繼受大陸法系歷史傳統息息相關。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審判原則指導下，法官運用司法三段論裁判案件，即以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以具體的案件事實為小前提，進而推導出結論，形成法律裁決。從思維進程看，司法三段論其實由“一般”推出“個別”，屬于演繹推理。可見，該教學方法重演繹推理，輕類比推理，無視待決案件的復雜性，簡化大前提涵攝小前提的論證過程，引致理論和司法實踐嚴重脫節。

第三，課程設置不當阻礙類比的深化。教育部確定了法學學科16門主干課，并無獨立的法律思維訓練課程。一些法學院系為培養學生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專門開設了《法律邏輯學》。在教學內容上，該課程主流教材都套用形式邏輯的基本框架，主要講授邏輯基礎知識，輔之以邏輯知識在法律領域的運用。在師資配備上，任課老師多為邏輯學出身，授課內容偏重于邏輯知識，法律色彩淡，枯燥無味的符號公式讓學生望而卻步，無法達到訓練學生法律思維的預期目的。類比思維既可運用于部門法內部，也可運用于部門法之間。類比推理不僅發生在具體的法律部分之中，更別說只是在具體的法律內部，還發生在從一個法典到另一法典，從法律的這部分到法律的那部分之中。法律部門的細分雖然有助于推進學術研究的精細化，但過于細分的學科結構同時束縛教師的研究視野，限縮了教師知識面。有些任課老師雖具有部門法背景，因囿于學科壁壘或迫于課時壓力，無法游刃有余地實現跨學科的類比。

二、我國法學本科教育中類比思維的培養途徑

(一)重新審視法律思維的地位法典千條，法書萬卷，浩如煙海，錯綜復雜，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事無巨細地傳授所有的法律知識是當下法學本科教育無法企及的奢望。古人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法律知識固然重要，法律思維亦不容小覷。法律思維是法律人根據法律規范進行觀察、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一種思維定勢。法學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使法律人能夠認識法律，具有法律思維、解決爭議的能力。［6］法律知識、法律思維和法律技能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勾勒出法學教育的三重面向。其中，法律知識是法律適用的根基，法律技能是法律知識的具體運用。法律思維作為運用法律知識的工具和方法，是連接抽象法律知識和具體法律技能的紐帶。重理論輕實踐歷來是我國法學教育一大弊病。近年來，法學院紛紛致力于提高法科學生的實踐能力，卻對學生法律思維的養成缺乏足夠關注。隨著我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對法學人才需求呈現多元化，法律人才分類培養乃大勢所趨，提升法律思維能力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多元化必經之路和共通選擇。良好的法律思維品質有助于鞏固法律知識，強化法律技能。法律思維的養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積累和專業訓練。法學院不僅應當傳道、授業、解惑，更要成為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場。

(二)改進教學方法在大陸法系演繹審判模式下，只要前提為真，結論則成立。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至關重要，理所當然成為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的重中之重。故我國法律教育屬于知識導向型，教學任務不在于提供解決案件的技術，而在于知識傳授，教學方法也以系統講授為主，案例研討為輔，強調演繹推理。而英美法系實行判例法，與大陸法系迥然有別。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一項重要司法制度。作為判例的先例對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約束力，其后法院面對相同的問題時必須作出同樣判決。實際上，遵循先例是從個案到個案的推理過程，核心技術是類推。在判例學說下，推理主要是通過類比進行的，其基本要求是同樣案件同樣判決。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取案例教學，即以法院判例為教材，由學生課前先行分析，課上教師提問，學生討論。其屬于案例導向型，師生圍繞案例展開互動，突出學生主導地位，注重類比推理。總之，兩大法系法律傳統差異導致法學教育模式的分化。大陸法系的專業教育，如果不爬到體系的頂端，根本無法完成三段論的演繹思考訓練;英美法系的專業教育，訓練的卻是從議題本身，通過類推的思考去找答案，僅僅此一差別，就使得大陸法系專業教育不能不維持從抽象到具體的傳習方式。法律規范是抽象、應然的規范性陳述，案件事實是具體、實然的命題。應然的法律規范和實然的案件事實并非完全匹配。法律適用并非單純的邏輯演繹，亦融入了價值判斷。另外，司法三段論只能應付簡單案件，而不能解決疑難案件。在法之中，當為與存在既非同一亦非相異，而是類似地(對應地)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法的現實性本身是根基于一種類推，因此法律的認識一直是類推性的認識。法原本即帶有類推的性質。［9］據此，類推是連接規范與事實的思維中介和過程機制，所有法律適用都是在進行類推。法律的生命在于適用，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應引進英美法系案例教學法和診所式教學法。案例的選取和解讀折射出教師的素養和水準，選擇適當案例極其重要，不宜隨意杜撰或大幅刪減案件信息。最高人民法院自2011年起積極推進案例指導制，指導性案例具有引導性、示范性、典型性，為案例教學提供了絕佳的素材。

(三)優化課程設置目前，國內關于類比思維的課程主要有《法律邏輯學》和《法學方法論》。各高校對法學本科生課程設置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單獨開設《法律邏輯學》，如中國政法大學;二是單獨開設《法學方法論》，如湖北經濟學院;三是同時開設《法律邏輯學》和《法學方法論》，供學生選擇，且《法律邏輯學》在《法學方法論》之前開課，如山西大學。我國將來可以在法學本科階段單獨開設《法學方法論》，取代《法律邏輯學》。《法律邏輯學》囿于傳統邏輯的窠臼，主要包括概念、命題、推理和論證等章節。其中，推理分為演繹推理、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在演繹推理中，結論必然蘊涵于其前提之中，能捍衛制定法的權威性，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實現司法形式理性，備受重視。類比推理是從個別到個別，具有或然性，并非重點章節。隨著理論研究深入，學者普遍認為，法律適用不僅是從大、小前提導出結論的簡單推演，法官須對案件事實與法律上前提進行正當化論證。法律邏輯學只能保證邏輯有效性，卻無法檢驗論證過程的實質正當性。類推適用雖以類比推理為基礎的法律適用，不能完全等同于類比推理，必須借助法律論證、法律解釋等法律方法。法學作為一門人文社會科學，有其獨特的方法。法學方法論是為司法裁判者提供反映裁判活動中法律適用規律的方法，主要涵蓋法條的理論、案件事實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斷、法律解釋、法的續造、法學概念及其體系的形成。較之《法律邏輯學》，《法學方法論》更加貼近司法適用過程，更能提升學生法律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