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美生態文學興起及意義

(一)生態文學批評的產生及影響由于生態文學旨在探尋和揭示造成生態災難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因此，具有顯著的文明批判的特點。1972年，美國文學評論家約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一書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相繼出版了大量生態文學批評的專著。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的最終形成促進了生態文學的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倫納德•西格杰、帕特里克•穆菲以及勞倫斯•布伊爾等美國評論家從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和文論家那里汲取思想精華，運用巴赫金、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和羅蘭•巴特等人的批評理論構建當代生態詩學，把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推向了更高階段。

(二)美國生態文學誤區對于生態文學的認識，我們正在進入兩個誤區，一個是盲目擴大涵蓋面，將許多并不是生態文化的作品，硬納入其中。另外一個是西方作家強行地用生態文學批評理論指導文學創造，在“微觀政治學”的后現代語境中，“主題先行”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作品的生態批評合法性帶來困惑:生態文學批評試圖將一切文本都納入生態文學批評中來，從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態化的外衣，使其理論陷入由觀念主導的偽感性文學批評漩渦中去。生態文學在藝術形式上，與其他種類文學并無特別之處，只是日趨嚴峻的生態危機，使其具有越來越重大的價值。隨之產生的生態電影這一新生文學藝術業態在促進生態文學的發展的同時也帶給人們視聽沖擊。

二、歐美生態電影的興起

在生態文學和生態文學理論不斷成熟和發展的同時，西方生態電影異軍突起，成為一種迅速擴大的電影類型。

(一)生態電影興起原因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對生態電影發生、發展和繁榮產生了巨大動力。具體而言:第一，生態文學的發展和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的成熟，使創造者能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創造生態電影，賦予影片深刻的生態思想內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態人文主義精神，以此激發人們的生態良知。生態文學培養人們正確的生態觀，使人們認識到當前生態的脆弱性，為電影培養了大批的受眾群體。所以，美國生態電影的興起，離不開生態文學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礎、理論基礎及文本基礎。第二，人們對生存環境和災害的反思。10年間全世界各地都發生了各種嚴重的生態災難:海嘯、地震、火山爆發、核電站泄漏、墨西哥灣漏油，中國泥石流、阿富汗的山體滑坡，等等。敏銳的西方文藝界在這一時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態危機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從20世紀90年代的《紐約大地震》《后天》到紀錄片《海豚灣》等，人類不斷發揮著各種想象和推理能力來描繪未來所面臨的自然災難。第三，電影制作技術的成熟。現代科技特效的場景，驚心動魄的真切時空感受。

(二)生態電影與生態文學的比較同樣作為文藝形式，兩者所批評的主題和反映的內容相同，然而集聲光電等多種表現形式為一體的生態電影，對生態文學作品沖擊巨大。1．生態電影強化了感觀沖擊，生態文學無法做到“當攝影機被當作是對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觀看視角時，它就成為我們眼睛的人。”從電影理論上看，攝影機是導演給觀眾的眼睛，攝影機對準什么，就是觀眾看到什么。“我們希望理解影片，能夠掌握它，就必須認同電影的觀點”，受眾以攝影機替代自己的眼睛視角，建構自身對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觸到生態意識。觀眾在觀看生態電影的過程中，電影文本文化內涵投射到受眾內心深處，從而對其潛意識產生影響。電影里的災難場景在現實真實上演，使得人們逐漸認識到這類電影的重要價值，接受了電影所宣揚的思想主張。這種視角的替代和沖擊，是生態文學這種文本無法實現的。最典型的影片，當屬拍攝于2009年的紀錄片———《海豚灣》，記述在日本和歌山縣的一個叫“太地町”的小村鎮，當地的漁民每年驅獵捕殺海豚的經過。人們親眼看到獵殺的血腥場面，藍綠的海水瞬間變成觸目的紅色，海豚的哀叫從有到無，海豚的尸體在水中浮上浮下，與漁民的笑談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場面深深觸動觀眾的心靈。然而，作為單純的文本作品《寂靜的春天》，卻要花十年時間才被人們認識到其價值，兩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別，主要是電影通過生動形象的畫面帶給人們心理巨大的沖擊，這是文學作品無法取代的。2．生態文學作品多種敘事方式強于生態電影生態電影通過對現實災難的反思，表現其真實性，從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現自然災害上，還是反思造成生態危機的人類自身因素時，美國的生態電影多采用形式主義的敘事風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災害;《洪水》中海水淹沒城市的鏡頭。但是生態文學作品的表現風格，遠比電影多樣，包括形式主義、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意識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現中心主題，刻畫人物心理都可以。這是生態電影無法比擬的，也正是生態電影的短板。生態電影終究是以現實主義為核心，否則得不到觀眾的心理認同，而有疏離感，最終會沖擊票房和影片影響力。

三、歐美生態文學作品對生態電影的影響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日本、韓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歐美國家的唐代文學研究，對港澳地區唐代文學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自臺灣、香港、澳門地區及新加坡諸大學成立以來，唐代文學就一直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都有不少學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傳統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臺港澳唐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年譜和作家評傳、研究類的著作較多、縱觀臺港澳地區的研究成果，專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關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國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謝海平《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6）等少數幾種，后者對大歷十才子集團之成因及詩人錢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詩集作了較為細致的考察、在唐代文學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之外，日本無疑處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無論在文本翻譯、注釋、考訂還是在作家、文學史研究上都占有領先地位、因為日本的學術傳統一向以詩文為主要研究對象，詞曲研究不太受重視，除有關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論外，近年出版的論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見兩位通論唐宋詞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詞人，戶倉英美的論著涉及唐詞的時空觀問題，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容提要】

在20世紀海外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唐代文學是最受關注的領域之一，集中了許多優秀學者，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選題廣泛、新穎和研究方法多樣化，但研究的熱點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韓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注重實證，深入細節，工具書的編纂和作品的翻譯、整理卓有成果，關注宗教、思想與文學的關系，對中唐文學的特別關注尤為引人注目。歐美的唐代文學研究多研究綜合性的問題，視角新穎，較為關注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關系，也比較注意敘事文學。

【關鍵詞】20世紀/唐代文學研究/臺港澳地區/日本、韓國/歐美國家

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

自臺灣、香港、澳門地區及新加坡諸大學成立以來，唐代文學就一直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都有不少學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

臺港澳地區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是由鄭騫、潘重規、饒宗頤、王夢鷗等一批民國年間的前輩學者奠定的，他們培養了許多學生，如今都已成為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中堅力量。在大陸學術中輟的

六、七十年代，港臺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卻有長足的進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異彩紛呈，既有夏敬觀《說唐詩》（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這樣傳統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賀詩的象征結構試探》（《中外文學》1975年第12期）、姚一葦《李商隱詩中的視覺意象》（《文學論集》，書評書目出版社，1974）這樣很現代的研究。張叔香《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1974）一書融匯現代文學研究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對李商隱詩的藝術表現提出不少富有啟發性的結論。在杜詩研究中，有些學者從語言學角度對杜詩加以探討，如王三慶《杜甫詩韻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詩句法舉隅》（臺灣中華書局，1973）、黃啟原《杜甫詩虛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詩體學研究方面，席涵靜《唐人七言近體詩格律的研究》（昌言圖書公司，1976）、黃盛雄《唐人絕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當時大陸學者較少涉及的題目。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俄國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俄國

俄國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整個西夏學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國之先，這主要是得益于科茲洛夫從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獻。

工業和郵政是不同的，人們的素質要求也不同。就期刊出版業而言，在大媒體環境下，編輯應具備以下素質：

（一）基本工匠素質。工匠精神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品質，新時期的科技期刊編輯需要擁有良好的職業精神，也就是基本的工匠素質。基本工匠素質強調的就是注重質量，一切以質量為本。例如德國制造質量的蛻變是基于“法律－標準－質量認證”三位一體的質量管理體系；日本制造打開歐美和全球市場是基于“質量救國”戰略等。大社會背景下的編輯被給予厚望，似乎編輯與出版社總能引導輿論的導向。因此現代的編輯就需要以事實說話，加工出優質的論文來引導社會輿論，這就要求科技期刊編輯不僅要具備工匠精神，還要具備基本的職業能力，具體的職業能力下文會詳細闡述。培養新時期的編輯最基本的工匠素質是社會對于編輯能力的需求，要求編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才能增益其所不能。如若新編輯養成了良好的工匠素質，在經過自己的一番努力，就一定會有所作為，成為一名優秀的編輯。

（二）編輯思想。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了，更不用說工作能力及工作閱歷。在工作上，新老編輯的思想不同，處理工作的態度也就不同，但是又往往能夠互補。老編輯思想守舊但是工作經驗豐富，經常是馬馬虎虎，見怪不怪的工作態度。但是新編輯對一切都充滿了新鮮與好奇，具有先進的思想卻沒有耐心和毅力。所以需要定期地對科技期刊編輯進行編輯觀念更新的相關培訓。編輯人員也可以定期去和科研人員交流經驗。總之，無論采取哪種方法，都應該養成正確的編輯觀念，編輯出讀者喜歡的，正確引導讀者世界觀的論文。雖然現在智能系統發達，校正效率遠比人工的準確又快捷。但是畢竟是通過系統來運行，遠沒有人腦靈活。近幾年社會風氣浮躁，在這種大背景下，更需要編輯發揚編輯觀念，強化工匠精神，對論文精益求精，創造出最完美的論文，為讀者服務。

（三）奉獻精神。如今社會，加班現象屢見不鮮。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為了工作無私奉獻自己的精力與時間。況且科研人員與編輯人員的工資本就不高，所以就需要新時期的編輯發揚工匠精神，奉獻精神。當然，出版社也可以通過開展一系列的活動來調動編輯的積極性，讓編輯的生活不僅僅是與文字做伴，而是充滿歡樂與色彩。除了設置獎懲制度外，還可開展部門特色活動，比如開展與科研人員的學術交流會等等。充分調動了編輯的積極性，編輯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為期刊奉獻自己，發揚工匠精神。編輯自身也應該具有一定的奉獻精神，具有責任感，做出讀者最喜歡的期刊。

應試教育對我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1］，其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剝奪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使學生不習慣進行自我學習和知識的自我更新［2］。這種習慣對醫學教育是災難性的［3］，因為醫學知識的更新速度快，也要求醫學生對最新知識和技術的跟隨速度也必須很快，否則會直接影響將來成為醫生后的診療水平。因此，培養醫學生閱讀科學文獻的能力與習慣、善于在臨床中與同行溝通和相互學習、善于發現新的問題的能力，是醫學教育中至關重要的環節。針對這樣的現狀首都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頜面外科提出了三開教學法，既以讓醫學生睜開眼睛閱讀、張開嘴巴表達、開動腦筋思考為主軸設計的課堂教學方法。

1．教學設計

以三開為主軸，設計課堂教學。睜開眼睛:主動的閱讀與觀察。設計的教學活動有:課堂即刻閱讀;課后圍繞課堂關鍵問題的課后閱讀;對下一講內容有引導的課前閱讀;為準備課堂論文圍繞課程某個關鍵問題的深入閱讀和結合課程見習的臨床觀察。張開嘴巴:主動的提問、表達和討論。設計的教學活動有:課堂提問與回答;課堂小組討論;對預留的問題進行課前提問;要求學生對課堂講課中不明白的問題進行主動提問;全部課程結束時的集體辯論。開動腦筋:主動的解決問題和思考問題。設計的教學活動有:用個人學習加小組學習的方法，練習如何將書看“薄”，即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章節概述;啟發學生認識目前具有爭議的臨床問題，主動了解“非標準答案”的重要性;圍繞重點問題進行課程論文的準備，用這些方法讓學生接觸解決臨床問題的真實途徑。以上教學活動在教學中相互穿插，如在課堂教學中將教師的講課中斷，要求學生用短暫時間對指定的未講授內容閱讀、討論，然后由小組代表進行發言。將教學延伸到課前課后，結合講課中的基本概念、關鍵問題和有爭議的問題列出閱讀問題，引導學生進行三個層次的閱讀，基本知識點重點閱讀教科書;對學科中的關鍵問題要學會閱讀參考教科書;難點和新知識點要學會閱讀學術雜志的參考文獻。鼓勵學生帶著問題來上課。運用課堂論文和課堂辯論的方法，是將上述環節靈活貫通的有效手段。自2002年到2010年，在首都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外科教研室顳頜關節教學中，對五年制和七年制的口腔醫學生實行了課堂論文和辯論的安排。在進入顳頜關節專題教學的第一講，首先提出一個學科內重要的論題，論題分為正方反方兩個方面，如“顳頜關節彈響是否需要早期治療?”“顳頜關節彈響是否需要手術治療?”并要求學生在本專題講課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分析選擇正方或反方的觀點，結合在課外閱讀的文獻，要求閱讀十篇以上的中外文文獻。在課程結束后，寫出一篇課堂論文。在教師審閱論文后，進行一次課外辯論，最后由教師點評論文和辯論情況。論文質量按照能否有明確論點、能否圍繞論點收集文獻資料、能否正確的引用文獻及其觀點進行討論、能否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幾方面進行評閱，在幾方面都能夠有突出表現的選為優秀論文，存在嚴重問題的選為問題論文，只講存在的問題，不進行學生的點名。每次評出優秀辯手2～3名公開表彰，問題論文由教師通過網絡或在課下進行個別交流。最后在進入臨床實習前的臨床見習中，回顧和強調課堂教學中的難點和發現學生易發生錯誤的知識點。

2．教學評估

對本教學方法的教學評估的方法有:學生直接對教學效果的評估、教研室聯席聽課、首都醫科大學聯席聽課，聽課人員打分和學生打分成績均為優秀。三開教學法在首都醫科大學進行教改交流并獲得校長基金。

3．教學考核

2003～2005年期間，首都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頜面外科教研室將三開教學法所涉及的教學活動列為學生平時成績，占學科考試的30%。

4．教學效果

一、研究方法

文獻計量內容分析法是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法進行綜合研究的一種分析研究方法。該方法通過對所收集的文獻信息進行客觀、系統和量化的描述與分析展現某領域的研究發展狀況。文獻計量內容分析法綜合運用了文獻的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外部特征與內容特征分析、空間分析與時間分析，因此更能客觀全面地反映研究對象在一段時間內的整體態勢，有助于厘清研究思路，掌握研究對象的發展趨勢，找到研究的創新點。（王曰芬，2009：901-908）本研究的文獻信息為國內有關科馬克•麥卡錫作品的碩士和博士畢業論文。研究中所涉及的信息數據均源于國內權威的期刊數據庫CNKI和讀秀學術搜索。通過檢索與核實，CNKI收錄28篇碩士畢業論文，2篇博士畢業論文。讀秀學術搜索收錄39篇碩士畢業論文，沒有收錄博士畢業論文。兩個數據庫共有28篇論文重疊，最終統計的碩博畢業論文總數為41篇。本研究以上述數據為基礎，通過多維度梳理，客觀地展現科馬克•麥卡錫研究的發展現狀，以期把握研究趨向，發掘新的研究點。

二、結果分析

（一）年代分布

從文獻計量學理論出發，對論文的年代分布進行整理可以“直觀反映出該領域的研究狀況”，有助于掌握該領域研究在某個時間段內的整體趨勢與變化（邱均平2008：16)。從檢索的41篇論文的年代分布來看，南京理工大學的彭飲冰2007年撰寫的碩士畢業論文《從社會化角度對科馬克•麥卡錫小說〈駿馬〉中主人公成長與命運的分析》標志國內碩士和博士對科馬克•麥卡錫研究的開始，此時距麥卡錫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看果園的人》（1965）已經30余年，距論文研究對象《駿馬》的發表（1992）也已經15年。2008年有兩篇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沒有。2010年至2012年掀起麥卡錫研究的熱潮，論文數量從2010年的3篇驟增到2012年的15篇，達到頂峰。從折線圖上看，2012年到2013年雖然論文的篇數降幅明顯，但是2013年仍然有10篇碩博畢業論文。總體而言，碩博論文的年代分布可以分為兩個時期，2007年到2010年為萌芽期，特點是論文數量少，且有斷層。2011年到2013年為快速發展期，三年時間發文35篇，是前4年發文數的約6倍。發文量激增體現國內碩博群體對麥卡錫關注度的迅速提升，預示未來一段時期國內麥卡錫研究將保持熱度甚至呈現上升的發展趨勢。

（二）作品分布

對碩博論文所研究的作品進行文獻計量內容分析，有助于揭示國內碩博群體的研究重點和傾向性，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經過統計，所有碩博論文的研究對象均為現已有漢譯本的6部作品。在進行統計時，將“邊境三部曲”三部作品的相關論文全部歸為“邊境三部曲”，其余涉及多部作品的論文單列一項“綜合研究”。作品研究非常不均衡。碩博論文的重點研究作品是《路》和“邊境三部曲”，兩者相加占作品研究的81%。麥卡錫因《路》榮膺美國文學的重要獎項———普利策獎，也因《路》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對該作品的青睞不難理解。“邊境三部曲”使麥卡錫成為美國西部文學的代表人物。三部曲中的暴力、成長、生態敘事契合了研究生青年群體的心理特征和社會關切，因而成為重點研究作品。《血色子午線》被美國評論界認為是麥卡錫最成功的一部小說，但是僅有4篇論文研究該作品。《血色子午線》仍屬西部小說，但敘述語言卻是典型的南方文學代表人物福克納式語言。文本中融入宗教、神話、哲學、歷史、科學、文學等多重元素，加之惜用標點符號，長句俯拾皆是，難以卒讀，更難翻譯，導致研究該著作的論文相對較少。令人意外的是，只有1篇關于《老無所依》的論文。2008年，根據《老無所依》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國內上映，引起轟動。僅2008年發表在各類期刊上關于電影《老無所依》的論文就達30多篇，至今相關論文已達70余篇。莫非電影的光芒掩蓋了原著的受關注度？個中情形有待深究。從上可以發現，對麥卡錫單一作品（包括“邊境三部曲”）的研究占據麥卡錫作品研究的絕大部分，僅有3篇綜合研究的論文，這其中包括統計中僅有的2篇博士畢業論文。一方面，表明綜合研究的難度更大，對研究者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也凸顯目前碩博論文對麥卡錫作品的整體觀照不夠。在基礎研究已近飽和的情況下，今后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作品的總體關照和深度研究。此外，所有的統計論文研究的都是麥卡錫的中后期作品，前期作品無一涉獵。這固然是一大缺憾，卻為后來者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巨大的闡釋空間。

（三）主題分布

1近代西文科技期刊存在的態式

1．1中、西文合刊

中國近代主要的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如表1所示。除了表1所列期刊，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還有:《國立武漢大學理科季刊》《東吳學報》《圖書季刊》《電機工程》等。中國近代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大都采用前半部分中文、后半部分西文的編排方式，也有少數是中、西文混排(這種期刊的西文論文比例往往比較小)。期刊中所用西文也主要為英、法、德文，且大多數為英文。在表1所列刊物中，有兩個刊物值得注意:《麻瘋季刊》(TheLeperQuarterly)和《同濟醫學月刊》(Tung-ChiMedizinischeMonatsschrift)。其他中、西文合刊的刊物，其中文論文與西文論文的內容是不相同的，而這兩個刊物，其中文內容與西文內容相同。《麻瘋季刊》前半部分為中文，后半部分為英文，內容基本相同。而《同濟醫學月刊》，德文與中文內容不但相同，而且完全同步:左半欄是德文，右半欄是德文的中文翻譯。

1.2中、西文分刊

《清華學報》(TheTsingHuaJournal)，1915年由清華學校清華學報社創辦，分為中文和英文兩個版本間隔出版。1915年至1919年出版的前4卷中，1，3，5，7期為英文版，第5卷的2，4，6，8期為英文版。其余各期為中文版。該期刊1920至1923年停刊，1924年復刊時，因為有老師和學生認為“清華學制，名為中西并重，而實則偏重西文，故學生中文每況愈下”［7］而停止了英文版。1927年，該刊又改變為中、英文在同一期前后合排。

1.3西文專刊

中國近代主要的西文專刊如表2所示。除了表2中所列刊物，中國近代西文專刊還有《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英文)、《中國物理學報》(西文)、Yunnania(英文)、《科學記錄》(英文)、《中國科學通訊》(英文)等。《中國生理學雜志》(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原則上可用中、英、法、德文字書寫，但實際上，除已故會員的中文傳記，該刊所發論文全部是西文，且絕大多數論文都是用英文寫成，因此將該刊列入西文專刊。《中國數學學會學報》(Jour-nalofChineseMathematicalSociety)也是如此。中國近代西文專刊，基本都隸屬于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兩大研究院以及當時具有國際水平的幾個學會組織，比如中國地質學會、靜生生物調查所等。其所刊發的論文，代表了中國近代各科學領域里的最高水平，為中國科學界及中國科技期刊贏得了一定的國際地位。

1．4合刊到專刊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