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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刑事訴訟經歷了由1996年以前的超職權主義模式向兼采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因素的具有獨特中國特色的混合式模式的轉變，審判方式形成了“中國傳統和固有的制度因素、現代職權主義以及當事人主義三大要素糅合的中國特色的混合式庭審方式”①。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立足我國司法實踐，對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程序作了較大的修改，在訴訟模式上延續了原有的混合式模式，既有加大當事人權利保障的內容，又賦予了司法機關更多的職權。在原有的超職權主義模式下，法官是整個刑事審判的主導者，擁有絕對的指揮權。而在混合式的模式下，控辯審三方的權力（利）進行了重新的配置，法官由庭審的主導者轉變為主持者，更多地表現為消極和中立，控辯雙方成為庭審的主要推動者，因此法官的刑事訴訟指揮權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②。與此同時，近期司法改革中對庭審中心主義的強調，對訴訟指揮權的行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是庭審中心主義中的事實證據調查、定罪量刑的辯論、裁判結果的形成、直接言詞原則的落實還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執行，都需要法官訴訟指揮權合理、適當的行使作為保障。司法改革是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作為審判權重要組成部分的訴訟指揮權，是保障庭審中心主義有效落實的一項基礎內容，而對訴訟指揮權的研究一直以來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有必要對訴訟指揮權的理論和應用進行系統和深入的分析。

一、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基本理論

（一）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含義關于訴訟指揮權的概念，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其含義③。但筆者認為上述概念尚不能完全揭示訴訟指揮權的內涵。全面闡述訴訟指揮權的含義，應當解決以下三個問題：1.刑事訴訟指揮權的目的完整的審判權包括實體裁決權、事實查證權、訴訟指揮權三項權能。實體裁決權是審判權的核心，具體包括法律適用權和事實認定權。事實查證權是對實體裁決權的輔助，法官為查明案件事實，做出正確的實體裁決，除依靠控辯雙方的舉證外，也可以自行查證事實。上述兩項權力均直接關系到案件的實體認定，屬于實體性權力。訴訟指揮權是對訴訟進程的管理和控制，并不直接針對案件事實，其兼具程序性和實體性特征。但實體裁決權和事實查證權行使的基礎是程序的有序進行，而無論是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還是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自行調查，以及訴訟程序各階段的推進都需要法官對訴訟程序的指揮，因此法律除賦予法官實體性權力外，還配置了訴訟指揮權。訴訟指揮權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法官審判權的實現，具體而言就是保證審判權有序、公正、高效的運行。2.刑事訴訟指揮權的行使范圍訴訟指揮權是審判權的組成部分，是為保障審判權的行使而賦予法官的權力，因此其權力行使范圍僅限于審判程序，不包括判決后的執行程序。審判程序包括庭前準備程序和庭審程序，庭審程序是法官行使訴訟指揮權的一般情況。庭前準備程序主要包括對案件有關問題進行預備性審查和送達起訴書副本等技術性準備程序，目的是決定是否進入審判和為審判順利進行做好準備④。在準備性程序中，由法官確定審判日期、證人人數、作證順序、要求控辯雙方提出證據等，庭前會議集中解決案件審理中可能遇到的程序性問題，需要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因此訴訟指揮權的行使范圍為整個審判程序。另外，還需說明的是，訴訟指揮權的行使范圍不包括偵查階段法院的司法審查程序。由于偵查行為是柄雙刃劍，運用得當，則會為社會安定提供重要保障；操作失范，則易侵犯公民權利⑤。因此對強制性偵查行為建立司法審查機制，是兩大法系較為普遍的做法，偵查活動往往要受到法院或者其他中立司法機構的審查，如技術性偵查措施，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刑事訴訟中確定了由法官審查批準的制度⑥。偵查階段的司法審查，是法官對偵查行為的介入審查和授權，與審判程序中法官對訴訟程序的指揮具有不同的性質。3.刑事訴訟指揮權的行使方式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可以采取多種不同的方式，但總結起來不外乎兩方面：一是直接針對訴訟程序進行的安排和處理，如有權決定由法庭調查階段進入法庭辯論階段，有權決定辯論之合并分離、恢復法庭調查，有權決定延期審理、中止審理和終止審理，有權確定證據調查的順序和范圍等⑦。二是對控辯雙方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訴訟行為的引導和規制，如法官引導控辯雙方的舉證方向，對控辯雙方申請事項的許可和禁止，對違反訴訟程序行為的制裁，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和未經法庭允許不得退庭等。綜上，訴訟指揮權是指為保證刑事審判權有序、公正和高效的運行，法官所享有的在庭前準備程序和庭審程序中，對訴訟程序進行安排和處理，對控辯雙方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訴訟行為進行引導和規制的職權。

（二）刑事訴訟指揮權的特征1.專屬性訴訟指揮權作為審判權的一部分，其專屬于審理案件的法官，只有法官可以行使訴訟指揮權。獨任制時由獨任法官行使；合議庭進行審判時，審判長是審判活動的組織者和主持者，是訴訟指揮權的主要行使者；合議庭其他組成人員也享有一定的訴訟指揮權，如承辦法官指揮庭前調解、證據交換，協助審判長組織法庭審理活動。2.職權性訴訟指揮權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因此訴訟指揮權的行使不是任意的，在法律規定或者控辯雙方提出申請的情況下，法官必須行使相應的權力。3.兼具程序性和實體性以權力的運行是否決定或者影響案件實體認定為標準，可以分為實體性權力和程序性權力。審判權中的實體裁決權直接決定案件實體的認定，事實查證權直接獲取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都屬于實體性權力。而訴訟指揮權既包含有技術性的程序操作規范的內容，同時還包括能夠影響案件實體認定的實質性規范內容，如法官的釋明權、批準控辯雙方向法庭出示證據的權力等，雖然其不直接針對案件的實體內容，但能夠影響到案件實體的最終認定。因此訴訟指揮權兼具程序性和實體性。4.兼具主動性和被動性在刑事訴訟構造中，為保證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處于消極、中立的地位。但法官并非處于絕對消極的地位，為保證訴訟的進行，法官也會通過訴訟指揮權的行使，主動地介入訴訟程序，引導和規制控辯雙方的訴訟行為。其主動性主要體現在對程序的推進、秩序的維持以及對辯方權利的保障方面。而在訴訟指揮權限制控辯雙方訴訟行為時，則應當堅持被動、謙抑的原則。

（三）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價值1.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品質的第一要義就是司法公正。法律的目的也在于實現正義，而平等則是正義理想的前提⑧。現代司法正是通過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來實現司法的公正。刑事訴訟法通過程序的設置，盡可能實現控辯雙方權利的對等。但權利的對等并不必然導致權利行使的對等和實質的平等。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控方在訴訟資源、訴訟能力、訴訟經驗等方面要遠遠優于被告人，被告人雖然會得到律師的幫助，但由于經濟條件的不同，所能享有的法律服務也不盡相同。這就導致僅僅依靠控辯雙方的自主對抗難以實現實質上的平等。而程序正義的核心內容就是對被告人權利的充分保護⑨。因此需要法官根據案件的情況對訴訟程序進行調整，當被告人由于法律知識、訴訟經驗的匱乏而不能充分行使其權利時，需要法官通過對特定問題的闡明，彌補被告人訴訟失誤所帶來的損害；當控方不當行使職權侵犯到辯方權利時，法官通過職權對該行為予以糾正，以保障辯方的權利。因此訴訟指揮權具有維護司法公正的價值。2.提高訴訟效率效率是現代訴訟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追求⑩，庭審中實現效率的有效方式便是賦予法官指揮訴訟的權力。控辯雙方為了實現自己的訴訟主張，必然積極主動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就案件中的所有細節展開充分而激烈的辯論，盡可能多地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據，這容易使訴訟陷入重復、煩瑣的泥淖，雙方的辯論和舉證糾纏于與案件無關的細枝末節，使真正需要解決的爭點問題沒有被投入足夠的論證。為避免這一情況，法官可以通過對雙方爭點的整理、辯論方向的明確、重復發言的制止、拖延訴訟行為的規制等方式來提高審判的效率。3.維護程序安定程序安定是指訴訟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做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安定是實現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的前提和保證。法官作為庭審的主持者，無疑承擔著維護程序安定的責任，整個庭審程序的推進與法官的訴訟指揮權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庭審過程中出現的阻礙訴訟進行的行為，法官有權予以制止并作出相應的懲罰，對于庭審中各階段的銜接和有序進行也由法官負責推進。

二、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內容

關于訴訟指揮權內容的界定，學界的觀點不盡一致。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蔡墩銘教授認為訴訟指揮權包括闡明權、禁止權、許可權、介入權。而龍宗智教授認為訴訟指揮權不應包括事實查證權（介入權），而應包括法庭警察權，將訴訟指揮權內容界定為庭審引導權、規則維護權、訴訟許可權、秩序維持權。筆者認為龍教授對于訴訟指揮權分類的思路更為可取，因為事實查證權的目的在于查明事實真相，其為實體裁決權提供實體方面的幫助，而訴訟指揮權的目的在于保證刑事審判的順利進行，其為裁判權主要提供程序推進方面的幫助，二者的目的和性質不盡相同，因此不宜將事實查證權列入訴訟指揮權的范圍之內。但該觀點關于訴訟指揮權的分類仍不夠全面，訴訟指揮權的內容應包括訴訟許可權、訴訟裁決權、訴訟引導權、程序控制權和秩序維持權。

（一）訴訟許可權訴訟許可權是法官決定控辯雙方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能否實施某一訴訟行為的權力。該權力分為兩種，一種是消極許可權，即對控辯雙方提出的申請事項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權力，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了法庭對于控辯雙方提出的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有做出是否同意的權力；《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了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另一種是積極許可權，法官發現控辯雙方有違反訴訟規則或證據規則的行為時主動予以禁止或糾正的權力，如法官認為控辯雙方發問的內容與案件無關或者發現違反交叉詢問規則時予以制止的權力。

（二）訴訟裁決權訴訟裁決權是法官對控辯雙方有異議的程序事項作出裁決的權力，包括對特定事項、爭議事項和法官職權行為異議的裁決。特定事項主要為管轄、回避等程序事項。爭議事項是控辯雙方對對方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違反訴訟規則或者證據規則的訴訟行為提出的異議，如美國證據法異議制度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打算在庭審中提交證據的可采性及對不法或不當的交叉詢問等行為有提出反對意見以獲得有利于已方裁決的權利”，法官對此應當即時作出異議是否成立的裁決。需要注意的是訴訟裁決權與積極許可權的區別在于權力行使方式不同，而不是針對的對象。如對證據的異議，在英美法系中，只有當事人提出并呈交法庭解決的問題，法官才予以裁決。對于證據的異議在英美法系屬于訴訟裁決權的內容。而在大陸法系中，即使控辯雙方沒有提出關于證據能力的異議，法官也得依職權主動做出裁決，在法官主動審查某項證據的資格時，該問題就屬于訴訟許可權的內容。對法官職權行為異議的裁決是指控辯雙方對法官的某項職權行為，有權向受訴法院提出異議，法官應當就此作出裁決。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09條，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對審判長作出的處分聲明異議，法院應當對聲明作出裁定。

（三）訴訟引導權廣義的訴訟引導權包括訴訟引導權（狹義）和告知、釋明權。訴訟引導權（狹義）是法官為準確、全面地查明案件事實，通過對爭點和證據的整理，引導和督促控辯雙方舉證、質證和進行法庭辯論。事實的查明除依靠控辯雙方的推動外，法官為形成心證或者保證陪審團形成心證，需要始終保持控辯雙方的訴訟活動圍繞爭點進行。當控辯雙方的訴訟活動出現糾纏于細枝末節、偏離爭點、重復舉證、拖延訴訟等情況時，法官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引導控辯雙方的訴訟活動圍繞案件爭點和證據進行。丹寧法官就曾指出，在需要澄清任何被忽略的或不清楚的問題時，在需要促使律師行使得以符合法律規范時，在需要排除與案情無關的事情和制止重復時，在需要巧妙的插話以確保法官明白律師闡述的問題以便作出估價時，在需要斷定真情所在時，法官應當及時進行引導，包括直接詢問。告知、釋明權是法官通過對特定問題的說明以保證控辯雙方充分、有效地行使訴訟權利，告知和釋明是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指引，因此應將其列入廣義的訴訟引導權。告知權是法官就訴訟權利和義務、法律含義等問題向訴訟參與人的告知和解釋。釋明權是民事訴訟中的概念，是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為消除法院不協助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古典當事人主義弊端而提出的訴訟指揮權制度。釋明權是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聲明和意思陳述不清楚、不充分時，或提出了不當的聲明或陳述時，或所取證據不夠充分卻以為證據已足夠時，法官以發問和曉諭的方式提醒和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補充，或把不當的予以排除，或者讓其提出新的訴訟資料，以證明案件事實的權能。為保證審判的公正性，刑事訴訟中同樣具有釋明權適用的必要。

（四）程序控制權程序控制權是法官為保證程序的推進而對訴訟進程予以安排的權力。法官有權決定開始庭前會議等審前程序，決定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審判階段的順接和回復，根據庭審中出現的情況決定訴訟的中止、終止和延長，確定訴訟的期日和期間等。

（五）秩序維持權秩序維持權也稱法庭警察權，是法官為維持法庭秩序而對違反法庭秩序的行為予以懲處的權力。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法官具有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力，證人拒不出庭作證或者出庭后拒不作證的可以予以訓誡或者拘留；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旁聽人員違反法庭秩序，法官可以強行將其帶出法庭，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罰款或者拘留。

三、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基本模式及選擇

（一）刑事訴訟指揮權的基本模式隨著兩大法系的不斷融合，幾乎不再有純粹的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兩大法系表現出了更多的相似之處。但類型化的模式研究，對于深入理解某一制度的本質內涵及其發展方向仍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以訴訟指揮權的主要作用為視角，可以將訴訟指揮權分為程序推進模式和權利保障模式。程序推進模式存在于傳統的職權主義中，在職權主義中，“法官不只是限于扮演一個公正仲裁者的角色，而是訴訟活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可以決定訴訟的范圍和性質”。法官行使訴訟指揮權的主要目的是推進程序和查明事實，訴訟的推進由法官主導，法官積極介入證據調查，對干擾訴訟進行的行為主動干預，可以說當事人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訴訟指揮權的抑制。與此相對，權利保障模式存在于當事人主義中，控辯雙方主導程序的進行，通過交叉詢問的質證方式進行證據調查，法官處于消極、中立的位置，并不主動干預控辯雙方的行為，法官的訴訟指揮權主要表現為通過居中的異議裁決來維護控辯雙方的權利。現階段程序推進模式和權利保障模式的區分已不明顯，程序推進模式中，奉行職權主義的國家大量引進與借鑒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內容，控辯雙方平等性增強，對抗的權利更加充分，法官比以前更持平靜旁觀的態度；權利保障模式中，為提高訴訟效率，法官也較以往更加積極的介入訴訟，“法官有很大的責任確保司法沒有因管理不良而導致延誤”。

（二）我國刑事訴訟指揮權模式的選擇我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訴訟指揮權作了較多的規定，即我國刑事訴訟中客觀存在著訴訟指揮權制度，法官具有訴訟指揮權的五種權能。我國刑事訴訟經歷了從原有超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模式的轉變，最終形成了特有的混合制模式，因此在訴訟指揮權方面也保有了較多的職權主義色彩，可以說我國的訴訟指揮權兼具程序推進模式和權利保障模式的特征，但總體上傾向于程序推進模式。總體而言，法官通過訴訟指揮權的行使在保證審判權有序、高效運行以及案件事實查明方面起到了較大作用，但在對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方面仍有所欠缺，法官訴訟指揮權的行使側重推進程序，權利保障不是其重點，存在著釋明制度的缺失、權利告知的程式化、訴訟裁決制度的規定較粗疏等問題。那么我國刑事訴訟應當如何選擇訴訟指揮權的模式？筆者認為我國訴訟指揮權應當以權利保障模式為主導，兼具程序推進模式的合理內核。理由為：一是程序主體性的要求。程序主體性理論是現代訴訟的基本理念，該理念強調在司法制度的構建與運作中，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權利和自由，讓其發揮決定、支配和主導作用，避免淪為司法客體，作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認和尊重當事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就會給予他們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使他們充分有效地參與到裁判制作過程，成為自身實體利益乃至自身命運的決定者和控制者。程序性主體理論意味著“在刑事訴訟中應保障被指控人在程序上的基本人權，以便使其能夠積極參與訴訟活動、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被告人是其訴訟權利的最終享有者和決定者，法官不得無故干涉。法官應當通過訴訟指揮權的行使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實現其主體作用。二是保障被告人權利要求。我國刑事訴訟雖然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特征，但被告人在審判中合法權利的有效保障仍存在問題，而司法權的合理配置，不僅要考慮權力之間的配置，更要特別重視對被告人權利，尤其是辯護權的保障問題。而程序推進模式的訴訟指揮權并不能為被告人訴訟權利提供充分的保障。三是庭審中心主義的要求。庭審中心主義的核心是庭審的實質化，避免庭審的過場化和形式化，這需要控辯雙方在審判中能夠充分行使權力（利），能夠進行充分的舉證和質證，充分地發表公訴或者辯護意見。由于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所處的弱勢地位，其訴訟權利容易受到侵犯，可能導致庭審流于形式。這就需要訴訟指揮權對被告人權利進行保障，維護庭審的實質化。

四、我國刑事訴訟指揮權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以訴訟指揮權的模式向權利保障型適當轉變為基本思路，通過對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實踐狀況的考察，我國訴訟指揮權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存在問題，需要做出相應的完善。

（一）釋明制度的問題及完善釋明權制度的規定較為粗疏，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該制度的規定還較少，主要規定了法官在改變指控罪名時的釋明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文簡稱《解釋》）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當法官按照審理認定的罪名改變指控罪名時，應當在判決前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保障被告人、辯護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從法官需要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可知法官具有告知改變罪名情況的責任，但該條文不足之處在于沒有規定法官需要對改變罪名的情況作出適當的解釋、說明，因為單純的告知并不能保證辯方充分理解改變罪名的含義以及對其程序、實體權利的影響。從保障辯護權的角度，可對該條文做如下實質解讀：為能有效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保障辯護權的充分行使，法官應當對改變罪名的情況做出適當解釋與說明。因此該條文基本確立了訴訟制度中的釋明權。但對于釋明權的其他內容，刑訴法則幾乎沒有規定，而釋明權制度的運行對于彌補控辯雙方的訴訟失誤、維護控辯雙方訴訟權利、保證法官心證的正確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法律有必要對該項制度做出較為詳盡的規定。完善釋明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對于控辯雙方應當提出的訴訟主張、證據或者法律意見，而由于疏忽或者訴訟知識、經驗的欠缺而沒有提出或者不當提出時，法官負有向其告知和提示的職責。具體方法為：當控辯雙方提出的訴訟主張不充分、不清楚時，法官應當提示其進一步補充、完善所提出的訴訟主張；對于重要的指控事實，控方遺漏舉證或者舉證不充分時，法官應當提示其舉證或者補充舉證；辯方提出的辯解，雖然其不承擔證明責任，但法官可以提示辯方可就自己提出的主張予以舉證；對于控方已經舉證證明的事實，并且法官能夠形成初步的心證，辯方對該事實沒有提出辯解或者舉證時，法官應當提示其提出主張或者證據進行辯解；控辯雙方對于對方提出的證據，遺漏質證時，法官應當予以提示；控辯雙方對于重要的事實和證據在法庭辯論階段遺漏發表意見的，法官應當予以提示；對于推定的適用及法律效果，法官應當對被告人作出告知和適當的解釋。

（二）說明制度的問題及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法官就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以及有關法律規定的告知職責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能夠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履行相應的告知職責。但是該制度在設置和實踐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即告知的程式化，法律僅規定了對特定事項的告知，但缺少對該事項的進一步闡明、解釋的規定，這就可能導致法官對特定事項，僅予以形式上的告知，而沒能使訴訟參與人真正理解法律的含義并充分行使權利。以申請回避為例，并未規定法官在告知時需解釋回避的法律含義和對申請對象作較為詳細的介紹，這可能導致由于當事人因不理解回避的含義或者不了解回避對象的情況，而不能準確行使回避權利。因此對于說明制度，還應當補充規定法官負有對特定事項作進一步解釋、說明的職責。

（三）訴訟裁決權制度的問題及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確立了訴訟裁決權制度，但相關規定還不完善。《解釋》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一十四條、第二百二十一條對訴訟裁決權做了規定，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了控辯雙方對對方提出的證據認為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復時，可以提出異議；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了控辯雙方認為對方詢問和發問方式或者內容不當，可以提出異議；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了控辯雙方對對方申請出示開庭前未移送的證據，可以提出異議。法官對上述三種異議，應當做出準許或者不準許的決定。除上述情形外，幾乎不再有關于訴訟裁決權的規定。但是司法實踐中，控辯雙方為維護自身權利而需要法官裁斷的爭議事項絕不僅于此。我國的訴訟指揮權模式向權利保障型轉變，對于爭議事項的解決必然要以控辯雙方申請為主導，需要賦予控辯雙方更為廣泛的申請法官裁決的權利。因此應當擴大訴訟裁決權的范圍，訴訟裁決權應當適用于所有違反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的行為，可以申請的對象既包括控辯雙方的行為也包括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行為，如控辯雙方違反交叉詢問規則，證人作證違反意見規則等。另外，控辯雙方如認為法官的訴訟行為不當，也可以向法官提出異議，法官應當做出裁決。當然完善訴訟裁決權制度，同樣需要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的進一步完善。

（四）救濟制度的問題及完善對法官訴訟指揮權的不當行使，控方主要通過法律監督權和抗訴權的行使予以糾正，因此本部分探討的救濟制度主要針對辯方而言。訴訟指揮權的不當行使，很可能對辯方訴訟權利造成損害，此時就需要賦予辯方就此向受理法院或者上訴法院提出異議或者上訴，并要求法院予以重新審查的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對訴訟指揮權的救濟制度有所體現，但并未對其做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了二審法院對一審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發回重審程序，其中一審違反法定程序可能為訴訟指揮權的不當行使。另外，《解釋》第三十條規定了當事人及其法定人對駁回的回避申請可以提出復議，該條為對訴訟許可權的異議。除以上兩個條文，很難再找出其他關于訴訟指揮權的救濟規定。而由于《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的范圍較廣，并不是專門針對訴訟指揮權設置的救濟程序，這就使得參照此條文運行救濟程序較為困難，而且也較難得到全面的救濟。因此有必要對訴訟指揮權的救濟制度進行明確的規定。

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完善救濟制度：第一，確立明確的救濟方式。一是向受理法院提出異議，要求法官糾正其作出的訴訟指揮行為；二是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要求上訴法院予以糾正。消極許可權和訴訟裁決權是辯方申請后由法官做出裁決，法官是在了解訴求和意見基礎上做出的決定，如果再通過原審法官重新審查，難以起到救濟的作用，同時也拖延了訴訟，因此對于上述兩種情形的救濟，應當通過上訴的方式解決。而其他的訴訟指揮權是法官依職權主動行使，通過辯方雙方提出異議，闡明理由的方式，能夠起到提醒法官對訴訟指揮權的正當性進行重新審查的作用，因此針對這些訴訟指揮權可以采取向受理法院提出異議的救濟方式。第二，明確提出異議和上訴的條件。并不是對所有的訴訟指揮權辯方均可以提出異議和上訴，大多數程序性指揮權如訴訟日期的變更、延期審理、中止審理、辯論的分離與合并、重開法庭調查等，在性質上屬于法院享有的司法行政行為，一般不能提出異議。只有那些影響辯方重大實體和程序權利的訴訟指揮權，才能提出異議和上訴。第三，規定提出異議的時限。一般應在發現訴訟指揮權行使不當時即時提出異議，因為如果一方沒有即時提出異議，對方已經對程序產生了信賴并基于此實施了后續的訴訟行為，如允許再次提出異議，勢必將對程序的安定性價值和對方的訴訟利益造成損害。但是如果關涉重大訴訟利益，且不能證明是故意不行使異議權時，應當作為例外，允許提出異議。

作者：姚磊 甄貞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