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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憲法性法律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關于檢察權的形式、范圍及其運作目的的規定，也可以引申得出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執行活動有權進行法律監督的論斷。雖然現行行政訴訟基本法并未有人民檢察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執行進行法律監督的明確規定，但近年來，行政訴訟執行檢察監督的實踐卻在不少地方切實開展著，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開展行政訴訟執行檢察監督實踐的地方，其依據主要憑借兩種形式：其一是有地方的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的形式規定了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進行監督，比如2010年3月寧夏銀川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對民行執行案件法律監督的決議》，著力推動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規范化發展；其二是有的地方檢察院與法院會簽規范性文件規定檢察院有權對法院的執行活動進行監督，比如2011年2月甘肅省檢察院與該省高級人民法院會簽了《甘肅省人民檢察院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行政執行工作檢察監督的意見》，為檢察院監督法院的民事行政執行工作提供法律依據。緣于行政訴訟執行檢察監督具有十分迫切的現實必要性，筆者認為未來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執行活動的檢察監督也將常態化進行，并且一定會向著規范化、制度化方向邁進。無容置疑，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及其實踐運作不僅牽涉到對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其實際上是對兩大公權力即人民檢察院的檢察權這一司法權和人民法院執行權這一司法權關系的重新定位和權力格局的調整。因此，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配置不當，抑或其行使拿捏不當，不僅無助于執行難、執行亂局面的改善，無效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相反還可能造成檢察權和審判權這兩大司法權的不和諧乃至引發二者的直接對抗，這無疑將有損于司法的尊嚴，將侵蝕乃至摧毀社會主義法治大廈的根基。所以，為確保司法權內部和諧，實現檢察權與執行權兩大公權力的良性互動，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設置及其具體實施應該掌控分寸，拿捏適度。有鑒于此，筆者不揣鄙陋撰文分析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維度，權作引玉之磚，以期引起學術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這一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課題的研究旨趣。

監督機制運行的目的

監督機制運行的目的，意指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設置及其實踐實施的宗旨。筆者認為，在此問題的把握上，必須將保障執行、實現執行作為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運行的直接目的或根本目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實踐發自于執行難、執行亂的執行工作實際，其最初是作為解決執行難、克服執行亂的一種舉措應運而生的，是為了彌補法院自身內部執行監督機制在促進依法執行、高效執行、公正執行上的不足、不力而出現的措施、方式、方法或開出的一劑良方。據筆者考證，在我國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進行檢察監督的實踐案例最早出現于2003年。2003年6月，鄭州市法院為了克服民行執行難、執行亂現象，加強執行工作的力度，邀請人民檢察院派員現場監督一些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民事案件的執行，而鄭州市檢察機關隨即開始了對法院民行執行活動檢察監督的探索。由于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發自于執行的需要，所以其應該以保障執行、實現執行為最直接或最根本的目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以保障執行、實現執行為直接目的或根本目的”。[1]（P21）如此定位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就要求人民檢察院決不可為了監督而監督，對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工作吹毛求疵，求全責備，緊緊抓住人民法院民行執行中的不當或輕微的程序瑕疵不放；如此一來，顯然是將手段、方式、方法視作了監督活動的目的和實質。筆者認為，發現人民法院民行執行中的不當或違法行為，恰恰是為了確保并實現依法公正及高效的執行，民行執行檢察監督不可偏離了保障執行、實現執行這一最直接目的或最根本目的，否則就悖離了該制度產生的初衷，致使該制度和其他檢察監督制度別無二致而喪失了自己的特質。

監督機制啟用的程序

監督機制啟用的程序，意指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機制是只能依申請被動啟用，還是只能依職權主動啟用，抑或是既可以依申請也可以依職權而啟用，其實質是人民檢察院能否主動啟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針對此方面，筆者的觀點是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機制一般情況下需應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而啟用，特殊情況下，人民檢察院才可以依職權主動行使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積極立案，啟用監督機制。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一般不能主動行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是檢察權項下的子權利，是檢察權的一種具體表現形態，而人民檢察院的檢察權隸屬于司法權，是司法權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司法權項下的一項子權利和表現形態，所以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亦即是一種司法權。“司法權以不告不理為原則，非因訴方、控方請求不作主動干預。在沒有人要求你作出判斷的時候，顯然是沒有判斷權的。否則其判斷結論在法律屬于無效行為。”[2]（P249）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司法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被動性，他說：“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3]（P110）司法權的被動性體現在程序方面，就是只能由適格的當事人或法定的利害關系人申請才可以啟用，未經請求司法機關不能主動展開司法程序。作為一種司法權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不得悖離司法權的品性，所以，一般情況下，只能依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而啟用。

（二）民事執行的過程是普通權利主體民事權益的實現過程，而民事權益是一種私權；當事人對私權享有絕對的處分權，公家公權力不得干涉。因此，對那些僅僅涉及私人利益案件的民事執行，人民檢察院不宜主動啟用民事執行檢察監督程序，而應該以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為原則。行政訴訟雖然是一種民告官的訴訟，雖不可謂是私益訴訟，理論上行政訴訟是客觀訴訟模式，較少考量個人主觀利益和私人訴求，但具體到行政訴訟執行環節，其執行的標的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敗訴了的原告方即普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權益，此種情況下的執行影響的是私權；二是敗訴了的被告方即國家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即行政主體的權益，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主體的公物、公產不可以成為法院執行的標的物，法院有權執行的也僅僅局限于行政主體作為普通法人的財產，亦即私人財產，所以此種情況下的執行影響也是私權而不是公共利益。總之，不論是哪種情形，行政訴訟執行的也是私益，對于私權益，相應的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也享有完全處分權，也必須得到國家公權力機關的尊重而不得輕易干涉，所以行政訴訟執行檢察監督機制的啟用也應當以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為原則。當然也有些民行執行案件涉及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定唯一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對牽涉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案件執行的監督，沒有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人民檢察院也有權主動啟用檢察監督機制。

監督力度的掌控

民行執行檢查監督實質上就是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訴訟執行活動過程及其活動的結果進行司法審查并進而作出相應判定的活動。司法審查無疑存在著審查力度或審查程度、審查深度的問題。審查程度體現著檢察院的司法監督權與人民法院受檢察機關監督制約的界域，從而客觀地、恰當地反映國家通過檢察監督途徑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保護程度，反映人民檢察院的司法監督權對人民法院執行權的監督和制約地步。人民檢察院對民行執行的檢察監督與審查是為了保障民行執行活動依法進行，所以筆者認為人民檢察院在對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活動及其結果進行審查時，應主要限于對民行執行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從形式上審查民行執行活動是否依據現行法律文件的規定公正、客觀地展開。換句話說，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活動只要依據現行法律文件的規定進行，即便其沒有達致實質性正義，沒能很好地根據個案情況及個案當事人的實際，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情理或案件的實際情況；此情形下，人民檢察院也應當對人民法院的執行權給予高度尊重，也應該肯定執行行為的合法性，而不可做出否定性判定。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應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其根據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民行執行案件數量龐大，而檢察院的司法資源具有有限性，更何況檢察院中專司檢察監督的人力資源和相應的物質配置更是有限，所以對民行執行案件進行深度的監督是不可能；（二）合法而不合理的民行執行行為大多數情況下是由于民行執行權的自由裁量性引致的，或者說是由民行執行自由裁量權造成的。自由裁量意指法律給人民法院預備了一定的空間，人民法院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在該空間范圍內自主選擇作出司法行為。因此，自由裁量的幅度亦即是人民法院司法權運行的疆界，作為外機關的人民檢察院不可僭越，否則就違背了職權分工與權力法定的法治原理。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活動及其結果的檢察監督主要限于合法性監督，其主要內容包括對人民法院民行執行活動是否悖離現行法律規定的程序、要件和方式、方法進行審查，具體包括：監督執行主體是否為法定的人民法院；有法定執行權的人民法院是否在現行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行使民行執行權作出民行執行行為；監督民行執行的客體是否合法；監督執行活動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依規展開，有無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監督執行過程中所作出的裁定或決定是否在適用法律上或認定事實上存在錯誤；監督民行執行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執行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等等。只有在上述方面完全合乎現行法律規定的情形下，人民檢察院才可以對被監督的民行執行行為作出肯定性判定。客觀說，民行執行實踐中也存在著大量的執行不當行為，亦即民行執行行為從表面上看雖然符合法律規定的各要件，但都有違實質正義。比如：明顯消極的執行行為，原則上說此類不當執行行為實際上違反了司法公正，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原則上也應該納入人民檢察院民行執行監督的范疇，但不當執行的當與不當其標準很難清晰界定，隱蔽性很強，外部監督機制的運用存在難度。同時，對當與不當的拿捏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間的認識極容易發生分歧，也就極容易引發檢察權與法院執行權的對立或對抗，不利于兩權的和諧與良性互動。因此，筆者建議宜將該不當執行行為的監督交由法院經由人民法院的內部監督機制施以監督審查，人民檢察院不受理對此類不當執行行為在指控的申訴。當然，若果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行為明顯不公正，十分不妥當，且該十分不當的執行行為，損害了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重要性合法權益，此情形下，人民檢察院也可以應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對之進行合理性審查。

監督幅度的拿捏

民行檢察監督制度的構建及其實踐運行中，監督幅度或監督范圍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幅度實際上就是民行檢察監督制度的受案范圍，也是人民檢察院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主管范圍。所以其關系到整個民行檢察監督制度是否能夠科學、理性、有效地實施。民行檢察監督制度的受案范圍不能太窄，太窄了就無法起到監督目的，達致不到監督效果。另一個方面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受案范圍也不可以太過于寬泛，否則就可能妨害人民法院民行執行權的正常行使，消蝕民行執行權行使的積極性、創造性，最終導致檢察權對法院執行權的過度干涉或不當壓縮，引起法院執行權與檢察院檢察權這兩大公權力的對立乃至對抗。總之民行檢察監督幅度的具體拿捏或合理界定是尤為重要的基礎性、客觀性問題。關于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具體范圍，當下學界已有學者進行了分析，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有學者認為：“執行檢查監督的范圍具體包括執行依據違法、執行裁決違法、執行行為違法、人民法院邀請監督和檢察院起訴的公益訴訟案件。”[4]還有學者認為：“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范圍包括對執行階段的裁判文書違法的監督、對執行人員執行行為的監督、對執行過程中的具體執行措施的監督。”[5]

上述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范圍的界定均存在著劃分依據不統一的問題，以致造成了分類間相交叉的邏輯錯誤，比如人民法院邀請監督這一類顯然是從監督機制的啟動這一標準所作的區分，而執行依據違法、執行裁決違法是從監督對象這一角度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所作的劃分。再比如，執行階段裁判文書的違法意指在民行執行過程中執行人員所作出的不予受理、中止執行和終止執行等法律文書，這些法律文書也是由執行人員作出的，也是執行人員的行為，其完全可以涵蓋在執行人員執行行為違法這一類別之下，也可以說，其實執行過程中的法律文書或執行人員具體采取的執行措施違法等均是執行活動的具體表現與外化，單獨分列出來難免會引起歧義，違背邏輯規律。總之，上述對民行檢察監督幅度的探析不僅不科學，有違邏輯規律之嫌，同時以之為操作規程也不具有指引性。關于民行執行檢察監督范圍或幅度的拿捏，理論界有認識分歧，基本上有“全面監督”和“有限監督”說兩種學術觀點。“全面監督說”認為人民檢察院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應貫穿于人民法院民行執行工作的整個過程，并且還必須對人民法院民行執行活動過程的結果進行監督。前述兩種對民行執行監督范圍的具體界分均可看作是“全面監督說”觀點的反映。“有限監督說”認為：“人民檢察院只需要監督人民法院執行、執行組織和執行人員的執行行為是否有重大違法行為。”[6]

筆者持“有限監督說”，但與有限監督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一方面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民行執行的檢察監督應主要限定在重大的對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權益產生較大程度影響的執行活動違法上，更恰當地說，民行檢察監督的重點是違法執行行為中那些重大的對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權益產生較大程度影響的執行行為。另一方面，考慮到人民法院民行執行的實踐中也的確存在著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及其結果完全合乎現行法律的規定，甚至是執行活動及其結果不僅合法同時也契合社會流行的公平正義價值理念，但案件的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不服而導致執行難現象的出現，此種情形下，筆者認為檢察權不應該袖手旁觀，無所作為，而應該與法院的執行人員一道做好對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工作，檢察權與執行權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執行工作，真正實現民行案件之執行的和諧順暢，因此筆者認為在法定情形下，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對當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行為施以廣義的檢察監督。基于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幅度的基礎性和重要性，筆者建議，應明確通過立法肯定性列舉出可以納入民行檢察監督的違法執行行為的具體種類，不可采取抽象的規定，也不可以采明確否定式列舉加抽象性肯定規定之立法模式。這里有必要說明以下幾點：其一，立法應該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幅度作出規定，對這一點斷言想必不會存在異議；其二，立法應該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幅度作出肯定性規定。這是因為肯定性的規定具有行為上明確、正向的指引作用，它明確告訴法律關系主體應該如何行為，因此利于人民檢察院具體實施檢察監督，大膽開展檢察監督工作；其三，立法應該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的幅度作出例舉性規定。將實踐中業已展開的比較成熟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范圍作出具體的例舉式規定，而不是采取概括性抽象規定的形式，可以很好地說明了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執行權的審查或對執行行為的介入是慎重的，是持之有度的，有利于兩大公權力的和諧和司法權的統一與有效行使。

監督策略的采取

《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對“策略”一詞的注解是：“為實現一定的戰略任務，根據形勢發展而制定的行動方式和斗爭方式。”所以，在立法明確賦權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行執行進行法律監督并且對該權力運行的幅度進行肯定性例舉規定的前提下，人民檢察院為了完成民行執行檢察監督這一戰略任務，實現民行執行目的，還應該掌握一定的監督藝術，還必要采取一定的監督策略，正確策略的采取不僅有助任務的完成，利于目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人民檢察院檢察監督權與法院執行權的矛盾，防止人民檢察院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同時妥帖監督策略的采取也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檢察院內部違法違紀情形出現的幾率。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2012年6月14日在青島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由于執行與財產直接打交道，執行的強度與當事人利益直接相關，所以目前看來執行環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7]筆者完全可以據此引申推論，源于民行執行檢察監督也直接與財產、與當事人接觸，所以在民行執行檢察監督過程中，稍有不慎，不自律或沒有嚴格規范、科學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及其一系列配套機制的跟進，民行檢察人員在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工作中違法亂紀的案件也定會大量涌現。所以，一方面要求檢察院牢固樹立監督者更要接受監督的理念，加強探索檢察官的職業道德、職業操守教育，毫不懈怠地長期抓好反腐倡廉建設，同時還必須剛性的、疏密有度的規范化建設、制度化建設。在目前上述一系列制度和配套機制建設沒有跟進卻又必須對民行執行活動展開檢察監督的實際情況下，人民檢察院檢察監督的具體展開掌握并采取一定的策略技巧就顯得尤為必要。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工作開展應采取的策略其外延十分豐富，且具有開放性，在此無法一一列舉，筆者認為最重要的策略是應注重借助法院系統內部監督機制的作用。根據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我國法院系統內部上下級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是全面性的法律監督，上級法院既可以對下級法院的立案、庭審環節進行司法監督也可以對下級法院的民行執行環節進行司法監督，既可以對下級法院執行權行使的合法性進行監督，也可以對下級法院執行權不當行使的各種情形進行監督。為了克服民行執行難、執行亂的現象，樹立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形象，極大杜絕民行執行領域所可能發生的執行貪腐情況，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形式，不斷出臺關于民行執行工作的改革舉措，進一步確立了人民法院內部的執行監督模式和運行機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和用專章對執行監督問題進行了規定；再比如，2000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專門下發了《關于高級人民法院統一管理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第129條明確規定：“上級人民法院依法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該條十分明確具體地規定了人民法院系統內部的民行執行監督機制。雖然這些規定及其確立起來的執行監督內部制度或機制無法擺脫自己監督自己的邏輯悖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執行亂的窘局，但不可否認，這一內部監督機制對于規范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程序，保障執行工作的依法、公開展開，及時糾正執行活動中可能出現的錯誤或不當很有意義。

實踐證明，這一針對民行執行監督的內部監督機制確確實實起到了一定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彰顯了人民法院自我糾錯，依法開展民行執行活動的決心和毅力，應該肯定內部監督機制存在的價值并更好地激發這一內部機制的潛在功效。筆者認為，法院內部業已存有對民行執行的監督機制，并且業已實實在在地進行了客觀上的民行執行內部監督工作，在目前人民檢察院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尚未能真正構筑起來的前提下，人民檢察院可以考慮注重借助法院系統內部監督機制的作用，當人民檢察院在檢察監督工作實踐中發現了違法執行的民行案件，或當事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指控違法的民行執行案件，人民檢察院最好及時反饋給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監督部門，讓他們內部先進行監督糾錯，在內部監督不奏效或監督不力時，再啟用檢察監督機制。這一策略采取的根據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目前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制度尚未正式全面確立，民行執行檢察監督工作尚處在摸索階段，民行檢察部門在人民檢察院內部所占的編制較少，有的基層檢察院其民行檢察工作人員僅有一、兩個人，甚至還有可能是兼職從事民行檢察工作的，一般情況下，他們往往年齡偏大。而在民行執行實踐中，一個具體的民行執行案件往往有多個、十多個乃至數十個執行法律文書，往往需要采取多種執行措施，實施各種具體的執行行為，要進行明顯執行檢察監督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很大，現實情況下，檢察機關的人員配備難以承受。因此，攬太多的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案件，可能一件都無法確保作扎實，無法保證作到監督到位監督恰到好處。如果首先注重發揮法院內部機制的監督作用，無疑可以確保人民檢察院集中人力重點突破那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民行執行違法案件；可以保證檢察機關監督一件扎實一件，使得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受到人民法院司法權的尊重，贏得社會民眾的支持。

（二）外部控制的被動性是優先啟用內部機制的現實根據。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是對法院權力進行控制的一種機制，相對于法院內部的監督控制機制而言，其是外部控權機制，是他制。他制畢竟是通過他人來實現的，而他人的控制———不論是權力機關的立法控制，還是人民檢察院的檢察監督控制，還是由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抑或是新聞輿論所進行的社會監督控制，也不管其實現的控制機制設計得多么完善，都不意味著人民法院是自愿接受這種控制或者自愿作出良好行為的。日本學者千葉正士認為：“他制的制度再健全，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強迫的意味”，[8]（P212）它是以嚴格限制人民法院的不良行為或者對人民法院的不良行為予以嚴厲制裁為約束手段的，這種手段十分類似于刑法對個人的約束———刑法雖然可以促使人民不去做壞事，但卻無法保證人們不想做壞事，刑法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中的不安定因素。同理，在外部控制之下，雖然人民法院做出了良好的民行執行行為，但如果都是被強迫做出的，那就無法肯定這是一個善良的法院，也顯然談不上司法與公民之間真正的和諧，和諧社會的理想并不是法院在外部力量的約束之下不得不做出良好的行為，不是法院和民眾表面上、行為上的和諧，而應該是一種自發的，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包容和融洽。而內部控制亦即自律卻是發自內心的，是從心底自發地接受監督。總之，外部控制所固生弱點是毋庸置疑的，外部控制的弊端是內部控制機制存在和首選運用的正當性根據。

（三）外部控制在制約效力和損害后果的控制上存在不足。從制約效力上來看，外部控制的約束是有可能被突破的；從損害后果上來看，突破外部機制往往會帶來無法挽回的后果。美國司法精神病學家羅伯特•西蒙從個人角度論述了外部控制是可以被突破的，他說：“看似嚴密的外部控制是可以被突破的，盡管外部控制的措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越來越嚴格，但仍然有人能夠完成犯罪行為，外部控制其實無法控制不畏懼制裁的犯罪人，也無法控制過于狡猾的犯罪人，同時突破外部控制的犯罪有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損害后果，這些后果則是事后的外部控制所無法挽回的。”[9]（P25）對于法院來說也是如此，法院及其司法工作人員在重重外部控制的情況下如果其自身確實懷有惡意，那么，他們仍然完全有可能突破外部控制的束縛，以實現不法利益、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美國是世界上外部控制或他制程度最完善的國家之一，但其政治的黑暗程度、公權力引發的貪腐案件并不因此而消失不見。就連德沃金也承認：“沒有哪個國家已經或能夠做到公民對官員的完美控制”，“美國不存在充分的人民主權，因為我們的政府仍然握有向我們隱瞞他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事情的權力。”[10]（P421）實際上，司法權在法治社會下的能動性擴張使得立法和監督機關在很多事項上對法院行為不好監控，再加上人民法院民行執行公正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更致使對民行執行活動的外部控制時時無從施展。目前，從人民檢察院民行工作人員法律知識結構方面論，受重刑輕民行傳統習慣的影響，我國多數檢察人員對刑事檢察方面的法律規范較為熟悉，對民事和行政方面的實體法和程序法知之不多，只有對民商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程序和行政訴訟的程序性法律十分熟悉的專門人才才可以勝任對民行執行進行檢察監督的重任。在此實際現狀下，再加上外部控制的先天不足，所以優先啟用內部控制就顯得尤為必要。

（四）注重借助法院的內部監督機制可以激發法院糾錯行為的自發性，體現了檢察監督權對法院執行權的尊重。人民檢察院在有確鑿根據表明人民法院的民行執行行為違法的情況下，卻仍將相關的案件線索和證據材料移交給有權進行內部監督的人民法院相應工作部門，這無疑為人民法院糾正本系統內部的違法行為提供了機會，創造了條件，從人民檢察院移交的案件材料及證據材料中，人民法院將會得到極好的啟示，為未來力避違法的民行執行行為提供了生動案例，開創了經驗教訓。另外，發現了人民法院民行執行行為違法后，人民檢察院應率先向法院反映，與法院溝通，讓人民法院自主糾錯，只有在內部糾錯機制不奏效的情況下才采取對民行執行的檢察監督；此舉措顯然體現了人民檢察院檢察權對人民法院執行權的高度尊重，這樣的策略有助于司法權內部和諧關系的塑造。

（五）符合訴訟經濟原理。我國著名的訴訟法學者清華大學的張衛平教授認為：“最大程度地降低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經濟耗費，不僅是人民法院司法權運行應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評價人民檢察院檢察監督權運行理性與否的重要標準。”[11]（P65）在我國現行訴訟法律制度框架下，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權的運行當然受法定訴訟程序的規制。民行執行檢察監督權的真正啟動首先應該經同級檢察院的初審，提出建議后，再由上一級檢察院審查；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同意之后，再向與自己同級的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訴請，從而正式啟用檢察監督程序。這一繁瑣程序的設置體現了檢察監督權運行的慎重與嚴肅，但這繁瑣的程序也使辦案效率無法提高，無疑也必將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人民法院內部的監督機制可以便宜采用，糾錯也較直接快捷，從而可以節約有限的司法成本，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本文作者：張顯偉、吳學升、周雪操單位：廣西民族大學、陸川縣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