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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陰陽家思想的影響并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漢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觀念增加了強調國家和個體在外在活動和行動中與自然及社會相適應、協調和同一的內涵，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滲透到人與社會的關系，其經由“天人感應”而對宇宙圖式有機整體進行反饋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尚未完全褪去的神秘色彩有所恢復，這既是“天人合一”觀念社會化的途徑也符合其加強王權的目的。與漢代“天人合一”觀念旨在建立人的外在行動自由的宇宙模式不同，宋代的思想家將“天人合一”提升至內在倫理自由的哲學高度，“天”也由原來指代自然進而升華為指代精神，并抽象為“理”，其適用范圍也隨著這一概念的抽象被無限擴大。“天人合一”的觀念在宋代逐漸被抽象擴充，“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3]236。張載之謂誠乃“天人合一”精神修養的最高境界，明則為此境界中所有被認知的對象，即為最高的智慧[4]。而天和人都是實在的，“天人”之“用”是統一的，二者又皆以“變易”為本性[5]，在張載看來所謂“天”指無限的客觀世界，“由太虛有天之名”[3]22。可見宋代“天人合一”的觀念以生態文明為基礎卻不以生態文明為界限，此時天、人的概念早已超越了自然與人的范疇。宋代不僅繼受了前朝的思想，還將“天人合一”延伸為一種社會責任和道德規范，使人們以農林資源保護為基礎的生態意識與作為傳統社會核心價值的倫理道德觀念不斷融合，對整個社會形成了更廣泛的影響。在社會實踐中，宋代不少君臣都將農林資源保護和生態文明闡釋為哲學問題，社會生態意識最終與“理”的觀念結合起來成為深具道德性的意識。

一、從“重義輕利”到“義利并舉”

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6]的義利之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觀念影響深遠，我國自古以來就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制度設計上往往對商業加以限制，歧視商人身份，以致社會整體形成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觀念。這一風氣到宋代有所轉變，傳統的“重義輕利”開始趨向“義利并重”。宋太宗就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讓官員們研究理財富民之道，到宋神宗時則更是提出“政事之先，理財為急”[7]323的觀點。總之“，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間，傳統‘重義賤利’思想向‘利義均重、利義相輔’思想的轉變促使千百年的傳統思想觀念進一步發生變化。這些對維持兩宋龐大而虛弱的國家官僚機構和集權統治體制，適應客觀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乃至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8]73。宋代是我國古代社會唯一沒有長期推行“抑商”政策的王朝，甚至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輕民的傳統做法，相當重視義利并舉的經濟立法，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不僅立法活動頻繁，而且法規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在法規的制訂、實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運用法律手段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經濟發展。隨著社會觀念的變革和佃農人身依附關系的弱化，大量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活動，再加上國家政策層面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重視優化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民間經濟迅猛發展，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義利并舉、農商兼重的觀念經由國家經濟政策和立法得以貫徹，豐厚的財政收入使政府避免了通過向農民征收重稅增加收入的惡性渠道，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使國家治理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萌芽于唐，歷經五代、北宋，以一年兩熟為基本形態的復種連作制在南宋趨于成熟并得到推廣，向世人展示了傳統農業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宋代甚至形成了與當今現代化生態農業觀點類似的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農業生態系統循環觀。由于政府對農事的重視，因而在有關農事的環境保護法制思想與實踐方面也有一些前人所不及的建樹，以致“這一時期，傳統的官僚政治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社會經濟也達到小農社會自然經濟的頂峰”[8]前言Ⅳ。但是從公元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來看，農業稅占十分之三，工商稅占十分之七，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南宋永嘉學派最早提出“事功”思想，直接強調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反對當時空談義理的儒家主流學派，極力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9]，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并指出雇傭關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學派的出現成為宋代義利并舉觀念最好的總結和注腳。

二宋代農林資源保護的歷史動因

（一）財政增收的需要

宋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文官制度的完善為農林資源保護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政治基礎，科舉制度為宋代政府招攬了大量人才，客觀上為包括農林資源保護在內的經濟管理活動準備了人事條件。另一方面，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變革，文官隊伍日益龐大，再加上宋代高薪厚祿優待官員，一般如“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絹各十匹，諭德以下春加羅一匹，冬綿三十兩，余客絹七匹”，官至宰相、樞密使則“春冬服各綾二十匹，冬絹三十匹，綿百兩”[7]5130，導致冗官冗費激增，再加上軍隊的供養，每年僅僅是官俸、軍餉支出就給政府財政造成相當大的負擔，加強對稀缺資源的保護利用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緩解財政壓力。傳統社會的農林資源大都為國家所有和管理，據《周禮》記載，西周時已經開始征收山澤稅、礦稅、鹽稅等，并以此來管理各類資源的開采利用。西漢時桑弘羊最初在各郡設置鹽鐵官署主持鹽鐵官營開啟了我國的禁榷專賣制度，這一制度既能快速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很好地實現對農林資源的保護，盡量減少植被因盲目開采而被破壞和水土流失的現象，不至“浴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細，澤梁日涸，土地澤饒，變成往事”[10]。當然，禁榷制度的主要目的還是增加財政收入，對農林資源的保護只是其附屬結果之一。禁榷之“榷”本義為獨木橋，引申為壟斷、專利、專賣之意，宋代是我國傳統社會禁榷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期禁榷制度一方面朝著更為細密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又兼顧民生，并未盲目擴大禁榷的范圍，大體控制在那些不便由私人經營的大宗貨物或者與國計民生及國家財政有著重大關系的物資領域。宋代通過強化禁榷積極參與商業經營，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宋代政府的官商體制。禁榷制度大幅增加了宋代政府的財政收入，禁榷所得居然能與兩稅收入旗鼓相當，同時禁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經濟發展中的混亂現象，通過政府的宏觀控制使經濟發展處于較為穩定健康的狀態，實現了政府加強經濟管理的需要。

（二）優化環境的考量

受歷史局限性的影響，宋代自然資源保護的范圍主要集中于林木、礦產、野生動物、魚類等，與其他資源的保護只能通過限制開采、捕撈不同，林業資源除了消極保護，還能積極種植，所以從封建君主到地方官吏都積極倡導民人植樹造林，重視對林業資源的管理和保護，每年新植林木的數量都要由官方進行統計，以此作為減免百姓稅賦、考核基層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11]。宋太祖曾重申后周的法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太宗甫一登基即規定“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7]5187并多次下詔要求“列樹以表道”。行道樹的種植既能養護道路、蔭庇行人，又能增補官用木材，戰時還可用其隱蔽軍事行動，所以廣植行道樹是我國一項歷史悠久的農林資源保護措施。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僅福州行道樹“共栽植杉松等木三十三萬八千六百株，漸次長茂，已置籍拘管”[12]7502。蔡襄任泉州知州時曾主持“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7]9547。大量史料證明宋代行道樹的種植對優化環境、方便出行有相當的成效。據《四明它山水利便覽》載：它山原本林木高大茂密，即使遭遇暴雨，沙土因被樹根盤固也不至流失太多，后林木被肆意砍伐，水土流失變得嚴重。而保護林木等農林資源不僅可以美化環境、保護生態，還能降低洪澇災害的影響，有利于農業生產。因此，宋代也十分重視堤岸林的種植，幾乎每任君主都頒布詔令命兵民沿堤岸密植榆柳，且往往明令禁止采伐[13]。林木還因伐薪燒炭成為民人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宋祁曾號召屬民種植愷木，因其“厥植易安，數歲輒林，民賴其用，實代其薪……亦得所宜，民家漪之，不三年可倍，斧而薪之。疾種亞取，里人以為利”[7]8411。主要基于優化環境的考量，以林木為主的農林資源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保護，對其的利用也遵循了生態文明的理念。

（三）對外作戰的壓力

隨著馬鞍的普及，游牧部落的戰斗力迅速提升，北部和西北部的幾個少數民族政權始終虎視著富庶的宋王朝，而宋與遼、西夏之間的地形以平原為主，有利于騎兵作戰。面對游牧民族騎兵戰斗力上的優勢，宋政權創造性地發展了森林等農林資源的功用，通過綠色屏障來抵御外敵的侵擾。因此，營造、保護軍事防御林帶成為宋政權鞏固邊防的一項重要措施。不僅邊境地區的原有森林被有意識地保留下來，而且北宋的歷代君主都一以貫之地推行“植榆為塞，以捍奔突之勢”的政策，屢頒詔令“差官領兵遍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14]。曾主政宋遼邊境要塞雄州的李允則就“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15]2145經年累月之后，終于“茂密成林，險固可恃”[12]4517。據時人統計“，定州北境先種榆柳以為塞，榆柳植者以億計”，數量極為可觀。宋仁宗時防御林的功效已現“：往歲撫使賈宗患邊地平坦，不足以待寇，故植榆柳為塞，以絕戎騎之奔突其后。林木既成，虜人患之。”[15]6542宋政權曾繪制《北邊榆柳圖》，認為充當軍事設施的防御林足以長期保障中原地區的安全，直到宋高宗時仍有“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采伐者，正為藉此為阻，以屏捍外夷耳”的言論[7]405。長期的維護和營造使得御敵林的規模蔚為壯觀，“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16]14。宋代上至皇帝下至邊疆官員一致重視將森林作為軍事防御手段的做法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直到明代還在利用森林充當抵御蒙古騎兵侵擾的屏障，這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農林資源的目的。

三宋代農林資源保護的制度保障

（一）明確的法律保護制度

經由五代戰亂造成的資源匱乏使宋政權領悟到了農林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有計劃地合理利用農林資源的必要性，形成了理性面對農林資源的觀念：“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于一是，則‘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16]5108宋政權并沒有將農林資源保護停留于意識層面，而是通過全面的法律制定和管理機構設置對之做出了制度上的保障。鑒于五代戰亂導致民人流離失所，大量土地荒蕪，宋政權積極推行墾荒政策，通過立法確認墾荒者對土地享有永業權，并在每年考核時以屬民墾荒田畝的數量作為衡量地方官吏政績的標準。墾荒政策的推行使宋代私有土地的數量大增，在全國土地總數中占有絕對優勢。農業資源立法的主要任務即為保護土地私有權，鞏固新的土地關系，促進農業發展，官府不僅不干預民間土地買賣，還采取各種措施保護合法的土地權益不受侵犯。宋代曾一度盛行圍湖造田，不少有識之士對此持有異議，龔明之就在《吳中紀事》指出：今所以有水旱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圍湖造田，圍了湖，湖泊便失去了蓄水能力，水漲時無處蓄水，遇天旱時湖自水枯，不能澆地，因而其禍無窮[17]134。由此可見當時的農林資源保護意識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與當今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理念存在相通之處。除了保護土地資源立法之外，宋代還制定了一系列保護和發展林業資源的法律制度，如“戶內永業田課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應課植而不植者，每一事有失，合答四十’，以及“諸毀伐樹木、稼墻者，準盜論”，“心生盅害，剝人桑樹，枯死至三工絞。為三工及不枯死者等第科斷”[18]372。宋代法律還有明確規定焚燒山中野草要在農歷十月之后，次年二月之前，因為“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還規定“，諸荒田有桑棗之處，皆不得放火”。若違反規定要處以重罰，“諸于山林兆域內失火者徒二年，延燒林者，流二千里，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燒者，各減一等”。“諸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答五十”。同時，宋代立法還嚴格控制政府機構因公伐木的活動，要求官司依法行事“，諸系官山木所屬州縣，籍其長闊四至，不得令人承佃，官司興造須采木者報所屬”[18]516。雖然上述規定深受傳統社會農林資源保護立法的影響，并非全部由宋代創制，但法律的嚴于執行有效地抑制了濫砍亂伐和森林火災，以嚴厲的刑事制裁手段達成發展保護農林資源的目的得以實現[19]。宋代法律文化有很多創新之處，重視運用法律手段進行社會調控的特點在農林資源保護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一點不僅影響了后世各朝的生態文明意識，也對當今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完善的管理機構

據《周禮》記載，舜帝時就已經設有虞官負責農林資源管理，通過規定采伐時限、在物產資源豐富的地方設置藩籬等措施來禁止民人任意占有、支配和濫用農林資源的行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同時伴隨著金銀、銅鐵和鹽等重要礦產資源及林木、魚類、野生動物等動植物資源被列入國家自然資源管理和保護的范疇，宋代自然資源管理機構分工越來越細密，職責越來越明確專一。作為中央管理機構的工部下設屯田、虞部、水部等多個分支機構分別管理環境資源事務，均屬環境資源管理機構，其中虞部掌管著全國礦產資源的開采冶煉[17]146。宋代繼承了前代的重農思想，設置了一套以戶部為中心、中央與地方機構共同履職的農業管理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大力督促和組織農業生產，把農業生產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首要任務，在開墾荒田、興修水利、勸課農桑、推廣農業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宋太宗年間初設勸農使，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則規定“:自今少卿監、刺史、圖門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內勸農使”，其余知州、通判等，皆兼勸農事[15]1392。地方主政官員必須兼任轄區勸農使，知州上任后頒布《勸農文》這些制度設計彰顯了農業管理在宋代政府管理機制中的重要地位。宋代還設置了一套完善的森林資源管理機構，《宋史》載工部掌管“天下城郭……山澤、苑囿、河渠之政”，“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辨其地產而為之厲禁”。地方政府則由通判和縣丞兼理森林資源管理，采造務、都木務、采木務等設置于林業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專司管理相關業務。京西北路的“采造務”、河北路的“盤陽務”、陜西路的“陽平務”同屬專司官府所需木材供應與采伐的機構，這些機構同時擔負著經營、管理和保護林業資源的職責，中央與地方分司協作、統籌兼顧的機構設置模式有效地提高了林業資源管理和保護的效率，有利于農林資源的整合與平衡發展[19]。農林資源管理與保護機構自上而下的設置和管理職能的細化很好地反映了宋代生態文明建設意識的增強，其職能明確、權責統一的行政管理風格也值得當代社會借鑒。

結語

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突破性發展，以及義利并舉思想的萌發和廣泛適用為宋代農林資源保護提供了哲學基礎。經濟水平的大幅提高、經濟發展模式與范圍的不斷拓展為農林資源保護意識的提升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只有充分認識到作為本體的人的重要性，充分認識到農林資源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并使之上升到一定的哲學高度才有可能觸及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題，而宋代在這一領域的成就為我們今天的舉措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淵源。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到：“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能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在于我們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20]近代以來，天人相分、天人相爭即強調人對自然的控制、征服、對峙是西方社會和文化的主題之一，一方面標志著人類通過技術手段掙脫自然束縛的趨勢，另一方面又注定了西方社會勢必以精神層面和自然環境的衰敗為代價來換取物質層面的豐富。今天世界范圍內對環境問題的普遍焦慮宣告了西方早期經濟發展模式的終結，作為有著后發優勢的新興國家，中國應該站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制高點上，倚靠本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淵源，開創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

作者：李巍濤李曉峪單位：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