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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博覽雜志》2014年第十一期

一、民意對司法裁判的接受度有增進作用

司法應當獨立，但是法不是冷酷與生硬的，法有其應有的社會價值，法的價值的實現依賴于社會主體的認同。如果法律得不到認可，司法裁判難以服眾，那么司法的權威就會受到挑戰。如果法院的判決與公眾樸素的社會價值觀、正義觀相分離，與公眾的行為習慣、道德觀念不符，那么法院的判決難以被社會接受，法律就失去了相應的信服力。就民眾樸素的正義觀而言，他們關注的焦點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司法機關、司法人員能否依據法律進行審判。因此，考量民意可以增強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進而維護司法權威。

二、民意對司法的反向作用

在司法過程中體察民意關注民意，體現法律的人本情懷十分必要。在個案中，民意的吸納發揮的積極作用不容忽視。但是，民意與司法兩者在價值判斷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民意體現的是民眾的常態心理，是感性的，而司法裁判則是一項理性的技術。民意的形成源于民眾樸素的善惡觀、正義感，而司法裁判則是基于職業法律者的法律思維、法律信仰。因此民意介入司法不可避免的會形成消極影響，民意也會成為威脅司法正義的隱性甚至顯性的因素。第一，民意因其自身的特點，與司法裁判有著天然的排斥性。如中國古代的司法裁判，裁判者常常運用簡約的大眾化方式和非職業化的語言斷案。道德或者說良心，是審判者依據的最高準則。有時甚至為了滿足民意的愿望，審判者對親屬、朋友的定罪量刑遠遠超過了法定的刑罰，留得清名在身，卻有違司法的公正。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民意自身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主觀道德性。這與司法公正、司法獨立、自由心證等法治理念和司法規律背道而馳，是對司法專業性、客觀性的挑戰。如果將民意視為司法裁判的標準，那么將是法治進程的倒退。第二，民意的信息來源不具有可靠性，有違司法“尊重事實與證據”原則。首先，民意所了解的事實是零散的，甚至是別有用心者為制造噱頭、贏得利益而刻意加工、改造的，這些信息鮮有人質疑，也沒有得到論證。建立在片面甚至虛假信息上的民意就不是真正的民意。其次，民意易被誤導和煽動。媒體人為地在聚焦鏡下放大案件事實，則將大眾的視線從案件本身轉移至當事人或司法人員自身一些特殊情況的關注。民意從本質上講是民眾對于利益的訴求，而這一訴求如果在一些情況下無法表達或者難以得到滿足，那么，在相似案例中以及特定情況下，民眾會將個人的情緒轉移至特定的事件，來反映或者宣泄內心的訴求。這種帶有非理性成分的民意影響到司法活動時，很難避免悖離客觀、有違公正的司法結果出現。第三，民意難以形成一種可以合理調控、管制的有效機制，與司法公正所要求的“程序正當”原則背道而馳，民意僅是松散的、難以調控的、非機制化的力量。中國古代司法審判所遵循的“法本原情”中的“情”，就與本文中“民意”有相通之處。而日本著名法學家滋賀秀三即認為“情”是指“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深藏于個人內心之中而不具有實定性，卻引導者聽訴者的審判，民意多關注當事人處境、遭遇，民意的譴責則集中于當事人的思想、目的、動機而非行為本身。司法本身就是懲治錯誤，伸張正義，如果在司法裁量中既考慮法律，又考慮民意，即有可能對被告的過失、錯誤、危害進行重復考量，從而使他們應有的權利不得保障，甚至其人權也遭受侵犯。

三、民意與司法的衡平

司法過程中體察民意有其積極一面，但是它的潛在威脅和現實危害也不容小覷。如果強調司法完全獨立于民意，置民意于不顧，不僅不符合社會現實與中國國情，更是對公民知情權、監督權的侵犯。反之，如果在司法裁量的過程中，將民意凌駕于法律之上，則是對法律權威和司法尊嚴的侵犯，與“法治”之意相違背。因此，在處理民意與司法關系的問題上，我們應當重視以下幾點:

(一)正確認識民意并規范民意表達方式民意是善良的，是民眾在道德基礎上自覺形成的評判標準、善惡是非觀念。只是當今言論更為開放，監管機制卻沒有隨之健全完善，自由與控制沒有達到合理的平衡。民意因表達者立場、地位、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不同，存在片面與失實的可能。如果思維缺乏獨立，民意就極有可能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此時的民意就不再是民意，而是披著“民意”外衣的“民憤”。民意并不可怕，在一個現代法治國度里，多元聲音的發出必不可少。善良的民意僅是民眾內心衡量價值的尺度，是樸素的集合性質的是非觀，是對司法裁量的監督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也就是說，我們首先應當規制的是利用媒體尤其是網絡誤導民意、散播“偽民意”以從中獲利的各種行為。媒體報道案件實事應當真實、客觀，報道庭審應當慎重、嚴謹，不應惡意炒作夸大。媒體僅負責提供背景性信息，或者為民意的表達提供相應的平臺，或者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做出一般性解釋。不能先于法院做出有罪、無罪，孰是孰非的評價，進行有偏見的宣傳，將新聞報道凌駕于司法之上，不當干預和影響司法。

(二)正確認識并遵循司法的應然規律司法是保障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裁判權是國家權力的最終表現形態，司法的權威不容挑戰和侵犯。從本質上講，民意自產生以來，就包含了干預司法的愿望，但是民意本身沒有強制力去干預司法，只有通過權力實現對司法的干預。所以，實現司法的獨立、公開、維護司法的權威，最根本的在于通過法律制度去監督那些可以或妄圖非法干預司法的權力。

首先，應當正確對待司法公開。法律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活動依法公開進行，這是與賦予公民知情權相適應的，在司法過程中主要體現在審判公開上。健全新聞媒體旁聽及報道庭審制度，健全執行信息查詢制度，這些在各級人民法院進行的改革是我國司法公開進程中邁出的一大步。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司法，才能樹立真正的權威。

其次，應該正確對待司法獨立。公正是司法追求的最高價值，沒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就無從談起，最多實現個案公正。當前，實現司法獨立尤其要注意兩點:第一要免受“高度重視，限期解決”這種有違司法規律和人類認知規律的指令干涉，即司法外權力的不正當干涉;第二要免受“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這種有違客觀公正原則的“法外道德”干涉，即民意的不理性干涉。同時，司法獨立對司法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人員應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專業知識技能，司法人員應具有慎獨、自律的品質，司法人員應嚴守案件相關隱私、維護當事人權利、不與合議庭以外人員討論案情。

最后，應當正確對待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與司法職業化并不相悖，司法民主是制度的民主，是過程的民主，是摒棄司法人員在司法裁量過程中自導自演以致徇情裁判、枉法裁判，是在司法過程中聽取民眾多元的聲音，并以積極的態度在法律思維內對其進行考察、評估、吸收或過濾，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決裁定。

民意與司法并不矛盾。“兼聽則明”是法律人應有的思維。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規制民意，使其不走向民憤，如何在司法的過程中吸納民意。將民眾的意見引入理想的程序之中，進而實現普遍的正義而非個別的正義，這是法的價值追求，也是人民的利益訴請。民意與司法的較量，不是通過法的強制力壓制民意，樹立權威，也不是將權力以民意的形式施加于司法。簡單的說，民意與司法的碰撞，不應是雙方的妥協退讓，而是建立在合法合理基礎上的司法公正與民主。這是對人民權利的維護，是對司法尊嚴的捍衛，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民意與司法走向真正的衡平。

作者：吳宜遠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