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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的清朝中國和德川日本雖有貿易關系，卻沒有直接的官方交涉，這一時期的中日雙邊貿易是以中國商人單方面赴日進行交易的形式展開的。這種“有往無來”的貿易，其制度形態既與中國王朝構建的朝貢貿易不同，亦不是依據一般商務慣例進行的民間自由貿易，兩國政府對貿易政策的基本方針、具體規則以及輸入輸出的交易額等均有規定，是一種具有很深政治背景的管制貿易體制。在此交涉模式當中，赴日中國商人必須接受德川幕府制定的規則管制才會被允許在日本進行交易活動，而清朝政府則沒有給予商人保護和支持的可能。這種狀況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自17世紀初，隨著明朝中國在東亞區域的中心性主導地位的動搖以及多極化的海域貿易網絡的成熟，作為貴金屬輸出國的日本開始了構建德川政權主導的區域政治經濟秩序的進程。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對日本在其區域秩序中的特殊位置采取了默認的態度，除海禁時期，清政府一直派遣商人赴日購買銅料，鑄造銅錢。這也使中日交涉在主導權上此消彼長的現象逐步明顯。1715年，德川幕府開始以發放信牌的方式限制中國商船的數量和交易額，沒有信牌的船只則不得進行貿易。圍繞中國商人是否可以接受日本這一規則的管制，清朝官員之間產生了分歧和爭論，信牌問題亦被作為政治事件上報至朝廷，并引起了康熙皇帝與大臣們數番激烈的議論。最終，在康熙帝的干預下，日本信牌的政治意義被淡化，并作為商業習慣被清朝官方默許。而由于這種貿易方式被一直沿用至幕府末年，信牌事件也可以被視作是中日關系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本文主要通過考察雍正時期奏折中對日本貿易的相關記錄，從一個側面分析上述中日交涉模式得以長期平穩存續的原因，同時嘗試解讀雍正皇帝實際選擇的對日本交涉政策。

一、奏折中的密探莫爾森及其文本解讀

康熙帝在同大臣們的議論中提到他“曾遣織造人過海觀彼貿易”，但是除了當時的只言片語，他并未再提及此事。而有關向日本派遣人員的事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蘇州織造李煦在奏折中寫道：“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內奉旨，三處織造會議一人往東洋去。欽此欽遵。”同文又說：“今年正月傳江寧織造臣曹寅、杭州織造臣熬福合公同會議得，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可以去得。”再從李煦于同年六月及十月上呈的兩份奏折內容可知，莫爾森于該年六月初四日由上海乘船出發前往日本，十月初六日回到寧波，并于十六日起行前往北京。松浦章認為，因為康熙曾經向日本派出過密探，得到的信息比官員們更為準確，故在對日貿易上做出了態度寬容的處置，而由密探情報形成的康熙帝的對日觀被雍正帝繼承，并影響到此后清朝歷代皇帝的對日觀。他說：“在康熙帝頭腦里形成的對日觀，也被下一代的雍正帝所繼承了。當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李衛提起中國商人的日本貿易問題時，雍正帝在李衛奏折上寫下朱批：‘當年，圣祖亦曾風聞此事，特遣織造烏林大麥而森，假弁商人，往往日本，探聽回摠，言些仮捏虛奉之詞，極言其恭順儒弱。此后隨不介意，而開洋之舉，亦由此起。’如是，可知雍正帝也完全相信了康熙帝所遣密探獲得的情報。康熙帝以密探莫爾森所獲情報為重要依據，對應并解決了十五年后出現的信牌問題。可以認為，此后，一直到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康熙帝的秘使所獲得的日本情報，是構成清朝歷代皇帝對日觀的基礎。

然而令人不得不提出疑問的是，單獨一個密探的情報是否會對康熙皇帝乃至此后的清朝統治者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同時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還應該說明，雍正帝在李衛奏折上的朱批現存多種版本。松浦章所引，據其注釋，依據的文本是臺北故宮博物院刊行的《宮中檔雍正朝奏折》。另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所載相關史料，該事件在雍正帝審閱奏折的批示文字中亦有被提及。其具體的前后文語境是，浙江總督（兼巡撫）李衛在雍正六年（1728）八月八日的奏折中向皇帝報告，日本方面有招聘中國人教習弓馬戰陣等技藝的行動，并提出應當對日本加以戒備，防患于未然。在此文本中，雍正的朱批寫道：“當年圣祖亦曾風聞此事，特遣織造烏林大麥而森假辦商人，往彼日本探聽，回報言此乃假捏虛奉之詞，極言其恭順儒弱。此后遂不介意而開洋之舉亦由此起。”此外，清末王之春著《國朝柔遠記》“浙江總督李衛請嚴日本防”一節，《文津閣四庫全書》（朱批諭旨•清世宗），以及1887年上海點石齋刻印的《雍正朱批諭旨》中均記有該批示，三者文字相同，但與上引兩個版本又略有出入：“當年圣祖曾因風聞動靜，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往彼探視。回日復命，大抵假捏虛詞，極言其懦弱恭順，嗣后遂不以介意。而開洋之舉，繼此而起。”以上各版本所記康熙所遣秘使的名字：“烏林大麥而森”或“烏林達麥爾森”，所指實為一人，即李煦奏折中的“烏林達莫爾森”，這并沒有疑義，先行研究在解讀雍正朱批上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這位秘使“回報言此乃假捏虛奉之詞，極言其恭順儒弱”兩句文字，特別是“假捏虛奉之詞”所指為何。對此，宮崎市定解釋說：“（密探）歸來復命，斷言（圣祖的）風聞多為捏造的虛詞，彼文弱而不失恭順之心。”即他認為，所謂“假捏虛奉之詞”，是密探對受圣祖之命所調查的“風聞”做出的判斷，松浦章的解讀大概也與宮崎相近，所以會得出雍正“完全相信了康熙帝所遣密探獲得的情報”的結論，但宮崎還注意到雍正在同一朱批上所表示的對李衛防范日本之建議的贊同，謂“此奏深合朕心”，由此，他談及雍正朱批描述康熙對日本“遂不介意”之行為時，并沒有做出這是對康熙“完全相信”的判斷。而易惠莉對雍正朱批則另有解讀，她認為：“雍正批諭述及長崎貿易模式形成緣由是對李衛所言的回應，其中明顯含有對清廷現行長崎政策的不滿，并將之歸咎于康熙聽信了江南織造關于日本的不實考察報告”。易文應當是將朱批中“假捏虛奉之詞”理解為“織造烏林大麥而森”的匯報內容，從朱批的前后文脈看，這也不失為一種解讀方法。

對上述兩種有關雍正朱批的讀法，我們即便不做二者擇一，也不會影響對莫爾森情報作用的判斷，因為有史料可以佐證，即使是康熙帝本人，也是通過多種渠道了解日本，最終做出對日交涉策略的決斷的，他的信息來源并不限于莫爾森。松浦章認為密探的情報構成了康熙及其后“清朝歷代皇帝對日觀的基礎”，可以說是言過其實。那么，雍正帝的朱批為何表達出了“圣祖”輕信莫爾森的意思呢？如果考慮雍正繼位前后的政治權力紛爭，我們至少可以從他和李煦、曹寅等人的關系加以分析。如所周知，這兩家在康熙時期坐享壟斷利益的織造人寵臣，在雍正登基以后均被視為障礙，并先后受到罷免和查處。這樣，如果雍正有意對康熙采用的政策表達不認同的觀點，而又不能歸咎于“圣祖”，那么，將責任歸罪于織造人派出的密探，將其帶回的情報視為“仮捏虛奉之詞”，便是最為合適的說法。

二、從朱批奏折看雍正帝的對日交涉政策

再反觀上述李衛奏折的正文內容，在匯報過日本招攬中國人教習文武技藝的情況之后寫道：“日本雖蕞爾島夷，恃其銅鑄礮火攻擊甚遠，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屢為海患，于東洋稱一強寇。”他雖然認為對方受“本朝威靈懾伏”，故此“屏跡多年，從無干犯中華”，但是因為“今彼不惜重貲，招集無賴，習學內地弓矢技藝，無故打造戰船”，所以日本對中國是“姦懷叵測，不無窺伺”，且對方“乘有空隙”便要“欲為沿海搶掠之謀”。此處李衛明顯已將日本確定為對中國的威脅，同時，雍正帝對他提出的應對日本“示以羈縻，防范未然”的觀點批示說：“此為最要，可嘉之至。”對奏文中要改善海防制度，增強對日本威懾的建議亦表示“是極，當極”，且稱“卿此奏深合朕心”，這些都表明了雍正對李衛觀點的認同。然而對該奏折中“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一句，雍正卻在行間加上了“若無”以及“不”兩點批注，將其變成了“天朝之待外夷，若無罪惡昭著者，不必申征討之誅”這樣的緩和對策。且在關于應當對日本采取何種應對策略的后續指示中，雍正僅強調要“固本防患，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就是采取了以防御為主的較為消極的對應方式，并同時叮囑李衛行事要注意保密。

此后，江南松江提督柏之蕃在同年九月十七日的奏折中報告說，他于八月十一日接到李衛的密信，內稱：“風聞，東洋日本，近來不甚安靜，行跡不無可疑。江浙洋面相連，應即一體留心備御”，故此他已經親赴沿海前線巡查檢視。另外，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亦提到，他接到“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等字寄”，文中奉旨要其“加意查訊防范日本外洋事宜”。尹繼善奏折中稱，除了整頓海防，他還同李衛及署兩江總督范時繹會同商議，設立了“商總”八人，對出洋商人進行監督管理，且又加強了船只的出入審查。這兩份奏折中的內容表明由李衛提議，雍正帝主持的針對日本的防范工作已經展開。另一方面，李衛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匯報稱，赴日貿易的中國商人“貪夷人倭照，爭相貿易，唯恐失其歡心，掯照不發，故凡有指名求索之處，無不依從”。同文中還分析東部海域的國際形勢說：“東洋獨日本為強，鄰國無不懼之。”在同年十一月初三日的奏折中，李衛又針對朝鮮與日本的關系指出，兩國“暗中往還親密，無非畏其勢大力勝之故”。而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他再次就當時中日貿易的情況寫道，日方“于商船回棹時，各指名，令其攜帶違禁人物，不遂其請，即有掯照退貨之舉”。而中國商人因為“貪其倭照貿易”，所以只能“惟命是從”。此后，在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李衛還曾提到，派往日本的密探探得“倭夷久有欲令薩摩島頭目窺伺臺灣之意”，但是“目下尚無行跡”。李衛自雍正六年八月八日開始的一系列奏折無疑向雍正帝傳遞了以下一些信息：1，當時的日本并不在清朝秩序的范圍之內，且在東部海域力量最強，對周邊國家亦具有一定影響力；2，在中日貿易中，主動權被掌握在日本一方，且日本可以藉此從中國進行有選擇性的吸收，而這一過程無疑會加速雙方在力量上的消長，并形成對中國不利的局面；3，日本并非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然而盡管雍正帝在位期間著意調查日本信息，對其保有戒備之心，但是同時他也一直避免事態升級以致對日問題表面化。關于這樣的應對方式，易惠莉指出，雍正控制事態的目的是要在不影響中日貿易的同時防止貿易中出現的問題被政治化，從而可以避免對清朝的政治意識形態造成威脅。這一分析著重強調的是政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而佐伯富則從經濟方面的視點出發并指出，因為雍正帝對開發國內銅礦的態度十分消極，在這一原則基礎上，為了保證鑄造銅錢的原料的供應，即便日本是隱患他也會選擇繼續維持中日貿易。此外，劉序楓亦曾指出，中國國內銅礦最豐富的云南地區，其開采量到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才開始真正突增。

由此側面，我們可以了解雍正時期清朝政府在經貿上對日本的依存度，同時也可以解釋雍正帝不愿將貿易中的問題過度升級的原因。實際上，雍正帝在對李衛于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四日上呈之奏折的批示中，已經比較明確地表述了這種“依存關系”。此時的李衛已由浙江調任至直隸，擔任直隸總督，但因為他自浙江離任時尚有未完成的采辦“洋銅”，即日本銅料的任務，所以這次上奏首先是為了報告采辦的后續情況。但在這份奏折中，李衛實際著重強調的則是當時的銅政問題。這當中，他針對當時各省采辦銅觔的方式，建議應當因地制宜，重新規劃各省之采購途徑，同時認為，當時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為繳足額度，前往云南購買滇銅的情況多有“勞費貽誤”之處，不如將滇銅皆“歸于云南直解”，而江浙地方則應悉數采購日本洋銅。這樣政府就可以滇銅、洋銅“其間調劑，隨時制宜”。此外，李衛又提出，由于日本緊縮銅料出口，洋銅采辦日益困難，所以他對日本“有欲絕其通商貿易之意”，且準備將這一消息“傳露彼處”。他認為，因為日本不單“資籍中土貨物藥材以為需用，買銅銀兩以為轉運”，而且“自伊之東京至長崎一帶，水旱山經地方，專靠搬運貨物銅斤，往來交易以資口食者豈止十余萬人”。所以若“商販一絕”，這些人便會“無以為活”，日本亦將“舉國恐懼”，并由此心甘情愿地照舊例增加銅的輸出額。李衛所言，不失為一種頗有道理的對策，那么，雍正帝對這些建議的反應又是如何呢？針對李衛改變采辦銅觔方式的建議，雍正批示說：“三省之派亦具令采辦洋銅，并未俾其往滇購求也。往滇之行，乃伊等自圖穩便起見，殊非部議原意。總之，解銅之難，不止一端。除令日本不致留難，不抬價值之外，實別無良策。”而對滇銅、洋銅“其間調劑，隨時制宜”的說法，他則在旁邊畫圈標記，又寫下了“言之易，行之難”幾個字的評價。至于李衛“欲絕其通商貿易”，并要以此迫使日本增加出口銅料額度的計劃，雍正更是直白地寫道：“此數語縱使傳播彼處，亦只可令其暫信一時耳，豈能久愚伊之聽聞？”總之，雍正帝的上述批示直白地反映了在國內銅產欠缺的情況下清朝經濟對日本銅料的依賴，以及中國在貿易中處于被動地位的境況。同時皇帝本人亦無奈地表示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清朝政府并沒有能力對日本施加實際有效的影響，亦無法迫使對方在貿易上做出讓步。故此，不但用洋銅、滇銅互相調劑制宜的設想無法落實，銅料的順利采辦也只能寄希望于日方“不致留難，不抬價值”。而在雍正看來，李衛欲在貿易上向日本施加壓力的想法和計劃亦是不合實際，甚至可以說是幼稚的。

三、結論

綜上所述，雍正時期清朝官方雖然對中日關系進行了檢討并提出過修正方案，但為了保證銅料供給，雍正帝本人還是選擇了維持自康熙時期以來的對日政策，且對中國在貿易中處于被動地位的狀況，他也采取了繼續默認的態度。同時，因為雍正對奏折的批示被保留至今，我們也可以知道，他的“選擇”和“默認”是建立在對時局的準確分析和務實的態度之上，并未局限于傳統意識形態。而這種對應方式也說明，在清朝統治者的認識中，中國的經濟需要依賴傳統朝貢體系之外的貿易體系和貿易網絡，且在這一規模更大，結構更復雜的網絡當中，中國已經不再是唯一擁有主導權的“單獨一極”。清朝的皇帝需要面對的是一個秩序多極化的海域，在與其他勢力的交涉中，迫于現實原因，他們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讓步和妥協。而到了乾隆時期，隨著滇銅產量的增加，清朝內部曾一度又出現過“停止采購洋銅”、“停止對日貿易”的提議。但因為清朝鑄幣對洋銅尚有一定量的需求，且洋銅質地較純，運送至中國沿海地區也較為便利，所以中日貿易在清朝的國家經濟中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實際上，經過統治者的默許以及多年的實際執行，日本信牌在中國已經不再構成政治問題，如此，中日貿易的這種模式也就被一直平穩地延續了下去。另一方面，通過本文的考察還應當注意到，對于如雍正朱批奏折這樣的歷史文獻中記錄的事件，我們往往不能僅將其視為一個單獨的孤例，而是需要結合前后發生的事情進行有連續性的分析，這樣才能相對清晰地勾勒出清朝對外政策的整體輪廓。宮崎市定在上世紀初比較早地將雍正朱批奏折的內容引入歷史學界研究的視野，然而因為缺乏對各相關事件的連續性考察，先行研究難以跳出對單篇奏折文本內容進行分析的框架，進而才會忽視雍正帝對李衛奏折所作批示中的重要內容，隨之又做出了并不恰當的斷句和解讀。故此，若結合本文開始部分提及的康熙時期清朝朝廷對應日本信牌事件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出，康熙帝在對日交涉方面，即已經脫出了“華夷”、“宗藩”等傳統對外交涉模式的制度規則框架，但并未使其表面化，而是將政治事件作為經濟問題處理，同時又否定其策略的真實原因，并對其行為給出一個與傳統意識形態沒有沖突的解說。沿著同樣的思路和類似的策略，雍正帝亦不欲公開當時中日交涉模式形成的真實原因，而是順勢將康熙帝的決策歸咎于前朝織造人官商派遣的密探所帶回的不實信息。然而相對于康熙在平息信牌事件過程中的謹慎，雍正在批示李衛奏折中要以“絕其通商貿易”的策略迫使日本在貿易中讓步的提案時卻在不意間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并反映出了中日關系的實際狀況，但正因如此，才為我們研究清代的對外政策和中日關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線索。

作者：王來特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